检验社会治安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近些年来，我们常可以在各类媒体上看到打造什么什么平安城市，或平安景区、村镇、街道这类的报道，“保一方平安”这样的活动也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件头等大事。那么，检验社会治安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

　　题为《北京律师映秀出差未避官员视察 遭便衣围殴》的报道见诸媒体后，题为《视公民为假想敌无和谐可言》的评论无疑切中了时下“维稳怪圈”之弊端所在；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这类事情，此是不是也佐证了社会治安很是成问题的严峻现实呢？因为，我们不妨将清场、戒严----便衣警察----“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手用手铐铐住----汶川公安局副局长胡勇告诉周泽，“处突大队的人员随身带着毛巾之类的东西，就是专门用来捂嘴的，不能让人大喊大叫。”链接起来看时，你是否会得出当地治安非常之混乱的结论呢？否则，有必要如此的“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草木皆兵吗？

　　据报道，“２００５年‘两会’期间，吴仪副总理在与江西代表团座谈时透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去年，她到湖南考察血吸虫病的情况。当她看望一名血吸虫病患者时，一群农民围上来反映情况，被当地干部拦住并拽开。她当时非常生气，没有给这些干部面子，说：‘请干部出去，农民进来。’从而有了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 此举被舆论称之为是冲出干部“包围圈”，了解民情、社情、政策是否落到实处等的最简单办法。温家宝总理的临时停车，不也将欠薪的严峻现实大白于天下吗？

　　然而，令人有些沮丧的是，如今干部“包围圈”变换成了提前清场和便衣警察，维稳也好，和谐也罢，又怎不“怪圈”丛生呢？社会治安的好转、稳定又怎么可能真正的得到呢？

　　题为《广州市领导集体大接访市民带水和干粮连夜排队》的报道说：“‘捱一个晚上没关系，最紧要能见到大领导、解决问题。’...广州此次接访，市委书记、市长的‘摊位’前热热闹闹，而部门领导摊前‘门庭冷落’，市城管委则快10点半才‘开张’”。进而有评论道：“民众的选择性，缘于对更高领导的信任和对部门机关的不信任。这种信任和不信任，实质上就是对权力的迷信、对人治的依赖，一旦任其蔓延开来，则很难真正形成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很难真正使得各级机构发挥作用，其距离法治的路径也会渐行渐远。”

　　题为《社会治安首次成为领导干部眼中最严重社会问题》一文道：“社会治安”首次被领导干部认为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收入分配、机构人事改革是领导干部关注度最高的两项改革＼今后应注意防范的两大社会风险：“贫富悬殊”和“社会信任度下降”＼“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是排在首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突出矛盾。由此报道不难看出，领导干部们并不是不清楚社会治安的根结、根源所在，或产生众多问题的源头所在。因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呢？为什么诸多地方政府不惜花费巨大的人、财、物力去截访、“跨省”、“被精神病”等诸如此类的南辕北辙之事呢？为什么某些地方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讨薪者当成假想敌、或反恐演习的对象呢？

　　或也因为如此吧，“屁民”、“推坐”还未远离，“打错门”就来了；《媒体曝重庆风水门录音:书记称和政府作对就是恶》、“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道德言论似也层出不穷了；如题为《媒体曝重庆风水门录音:书记称和政府作对就是恶》、《陕西榆林稽查队罚30万提成30% 打人拿钱私了》、《如画渔村被臭气笼罩10多年 孩子戴口罩上课》这类的事情好像也见怪不怪了乎？所以，也就有了如题为《工商总局：明星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可被追究刑责》这样的只“惩处”代言者，而“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三大主体以及广告审核监管部门无责的法律了，就如同诸多地方立法禁止“恶意讨薪”一样，其结果是“恶意讨薪者”没怎么减少，“跳楼门”又涌现了。进而《风水大师自揭官场“风水情结” 官员对其言听计从》、《河北高邑官员被指迷信风水 报废战机堵路》、《浙江：落马官员出狱 有人送“坐牢补偿费”》了，苍生也就只有《30余农民工黄河边杀鸡叩头求河神显灵帮讨薪》、《卢书敏案是对“法庭门可罗雀”说的最好回答》和《河北大学车祸目击者集体沉默 学生称怕学校处分》去了，以及《网友预测郑州强拆者是“临时工” 官方回应应验》之“额滴神”了吧。

　　而如此这般，社会治安又怎么能从根源上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反过来说，是不是不应有的清场、便衣“包围圈”越来越少，“跨省”、“诗案”、截访、“被精神病”之类的事件消遁了，就是检验社会治安好坏的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