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假阳性”报告要求我们必须祭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宝

　　今年的抗疫有些乱，可以说比武汉抗疫还乱，因为问题都出在抗议之外，让人意料不到的所在。

　　最近的消息是合肥居然出现假阳性的核算报告，实在令人震惊！

　　安全宣传部官方自媒体“安庆发布”4月23日依据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的通报发表：

　　23日，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通报称，该市对两家核酸检测实验室给予警告并暂停合作。

　　据通报，4月22日，合肥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合肥诺为尔医学检验实验室，在合肥市蜀山区区域核酸检测中，超能力承揽检测业务、严重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告，影响合肥市对疫情形势及时研判，更为严重的是，此前已多次发生类似情况，有的还几次出具“假阳性”报告，严重干扰了合肥疫情防控大局。

　　经研究，决定对上述两家实验室给予警告，立即暂停两家实验室在合肥市范围内的合作业务。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干扰工作的问题了，这就是在图财害命了。这与故意杀人有什么区别呢？谁都知道烈性传染病的影响是极其恐怖的。这两家机构为了挣钱就完全丧失了底线。

　　这则短短的报告里面有两个词非常重要，一个是“此前已多次发生类似情况”，一个是“几次出具“假阳性”报告”。这是屡次违反规定，对人民做出极具伤害性的事情了。

　　然而，合肥方面的处理，起码从通报上来看是轻的，只是暂停合作而已，连罚酒三杯都算不上。这样的事情得警察出面了。如果不调查出个子丑寅卯，简直对不起乡亲们。

　　这种事件如果还毛毛雨，那是绝不许可的。

　　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令人讨厌的事情还不止如此，前段时间河南检测公司金域的调查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给大众交代，那个是直接到处传播病毒。这真是让人想起了棺材铺老板咬牙——恨人不死，这样的歇后语来。

　　当然，还有上海高价倒菜等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当然事情发生了，抱怨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解决。

　　如何解决？对于这种已经触及人类底线的事情，只能动用专政机器，动用专政思想，对其进行彻底管制、镇压。

　　首先是我们的司法机关此时必须高度负起责任，采取一切可以使用的雷霆手段，将这些犯罪分子，人民的罪人绳之以法，制止枪决。要如大夫用手术刀割去人类身上的毒瘤那样，痛下杀手，绝不能手软，此时手软就是对人民犯罪。要除之而后快，要斩草除根。

　　人民民主专政，其实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是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是包含了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对人民自己实行民主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必须结合的，不能偏废。这个重要的思想在今天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当然人民民主专政首先要使用专政工具，就是公检法，而且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是，人民民主专政不只是让公检法发挥作用，更要人民自己发挥作用。如果在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自己不发挥作用，只是靠公检法是不够的。必须是群众自己成为专政力量，成为主要力量。我们现在抗疫，其实就是人民战争，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的参与，是不行的。因此，在专政的过程中必须发挥群众的作用，比如监督作用，比如作为辅助力量参与执法的作用等等。

　　特别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疫情期间更是要组织群众，利用群众组织来实行监督和管理。我觉得目前在依靠群众方面还有待提升。特别是对群众执法要更多给予保护，和教育。

　　说到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我们的抗疫是群众运动，是人民性的抗疫，人民的广泛的深度的必要的参与是我们抗疫成功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抗疫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飘出一股歪风邪气，是什么呢？是说小人物一有权力，就耀武扬威，立刻显出人性的恶来，让我们的某些“高级人”看出这些下等人的人性的恶来了。似乎平常是看不出来的。

　　理由还是很充分，比如一股保安挡住了某人想出小区去买东西。告知封控已经开始，必须测完核酸才能出小区。某人自然有些理由想出去，而理由总是可以知道到的，而保安就是一句话回答了：“领导说的，现在就要开始封。”或者会回答说：“这是领导的要求，你跟我说这个没用。”等等，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执行的教条主义的现象，其实是时有发生的。

　　于是，这些执掌着笔杆子的人们就受不了了，结论就是小人物绝不能掌权，一掌权就立刻不认识人了，立刻就骄横起来了。

　　再往下的结论自然是大人物掌权，小人物是不该掌权的。

　　谁是大人物呢？

　　当然是当官的，有钱的，富豪们，大学教授，文化精英，或者是爱新觉罗家？叶赫那拉家的人？总之，不能是初中毕业的保安们、快递员们。否则，他们立刻就会骄横起来，显出人性的恶来了。

　　哎呀呀，实在受不了，实在不应该！

　　泥腿子在城里掌了权了，虽然是这么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力。

　　据说文化名人何满子先生有篇大作《剃光头发微》，大意是，某市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工人，拒绝给一个“乡下佬”剃平头，认为乡下佬 只配剃光头。当“乡下佬”碰了壁跑掉以后，一对男女理发师还说：“乡下佬还想理平头，没门！”

　　何满子先生发感慨道：

　　问题不在于什么标准，也不在于这位城里人的理发师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佬”，而在于为什么他可以任意决定谁该剃平头，谁只能剃光头，可以这样为所欲为？

　　原因简单之至：剃头刀在他手里。

　　这就是权。虽然仅仅是一把剃刀，但掌握在手里，就有那么一点剃头权，在这点权限里，谁撞在他手里，就得看他的嘴脸，听他的发落。你要剃平头，没门！权在他手里，“乡下佬”只好悻悻而去，乃至悻悻也不敢悻悻。

　　幸亏他只有这么点儿小权，如果他掌握了用人的权，分配房子的权，乃至更大的权，那就不仅“乡下佬”，更多的人在更多的事上也只好“没门”了。

　　貌似是很为这位农民不平，但是落脚点却是在“权”上，是小人物掌握权力上。

　　何满子忘了新中国的领导人们的出身！

　　历代帝王大多也是草根出身呐！

　　我想他也许是忘了吧。

　　如何看待这些小人物掌握权力呢？

　　毛主席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话似乎和这位何满子先生完全不同。因为文章中整是批判了对农村中掌权了的泥腿子农夫们“过分”、“矫枉过正”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说：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如果我们遵循毛主席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就得说，这么大规模的抗疫行为，也不是绣花，也不是请客吃饭，个别的地方做的不好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会积极改进。

　　其次，那些所谓的过分的地方，写文章职责的一方就真的没有责任？网上爆出的那些闯防疫卡的不都是有头有脸的吗？

　　再次就是我们的抗疫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保护人民的这股参与的热情，加上医生的努力，加上政府的科学调动，统筹安排，我们才能打赢这场卫生防疫的战争。

　　这种对个别小人物的过份的行为的职责（有些未必是真的过份）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的不允许多数人的暴政是一个意思，这都是为少数人专政的资产阶级辩护的观点。

　　我们要必须注意这一股歪风邪气。

　　他们借着个别人的也许是过份的不当行为进而否定防疫的大政方针，进而否定社会主义，提倡无政府的市场经济，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狐狸尾巴。

　　人民抗疫，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表现，就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就是彻底让最底层的人民享有国家治理权的表现。因此，我们要向毛主席的观点学习，要理直气壮地批判打击这种小人物掌权有害论！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再啰嗦两句，现在有说局面有些乱，但是历来是大乱大治，没有大乱不能达到大治。为什么呢？大乱才暴露问题，暴露了问题，才好医治，才好对症下药。不暴露，谁也没办法。

　　应该说上海疫情把很多生层次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自然，马克思说过，方法存在于问题中，提出了问题，其实就等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因此，上海暴露出问题已经给我们解答的答案了。

　　而这个答案之一，就是要我们高扬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宝。将来必然大治，否则，此时不用，那么到时候让敌人坐大，可就悔之晚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