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战略与国家的幸福

       说明：这是网络言论，原来在强国网发过的，现集合起来，半认真半自聊的，各位不必太认真。文中多有不当的过激批评，虽绝无隐射和针对之意，看官切不可妄加歪解!俗话说，激愤出文章，被希拉里.克林顿气坏了，出言不免有过激处。从内心讲，政府劳苦功高，勤政为民，专家殚精竭虑，尽心国是，是不该当我如此批评和责难的，不当处，敬请原谅指正！原发表时，字、词、标点符号均多错误，也多词不达意之处。自嘲之余，也不禁对希拉里有感激之意，该给她发个一吨重的大奖牌，是她提醒我们美国永远也没有放弃要搞垮中国，是她提醒我们坚持改革、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   国家大战略

                                                    no.1 国  家  大  战  略

                                                                   之
                            
                                                            居国与求伸

                                                              2010.2

                                 一、居国与立国

         一人可挣钱立身,但一国绝不可仅如此!犹太民族几千年历史是明证!小国可以依附大国而立,大国绝无靠依存而得立之理。要么被肢解,要么被摧毁。前有六十年前之德日,近有苏联之殷鉴!
        中国太大太古老,近三十年发展太快,为许多国家猜疑和忌恨,美日更是常怀灭华之心!
        开年以来,美国的种种动作告诉我们,中美新冷战正在开始上演,有人拿美国国内政治来转寰,太娱乐化了。靠着两头在外,打了三十年洋工,也积下几个花花绿绿的美钞,盖了几间加工厂,有人以为国力很强，说该当回老大了,也有说要把打洋工的美差进行到底,殊不知,两路均不通！当老大,实力不够,朋友不多,尤其缺少够份量的朋友!想靠美欧市场求发展,老美又摆出关门姿态!于是乎,启动内需，看似合理 ,实则对症不对药,各种汽车家电建材下乡走的都是穷人(农民)救中国的道路,大概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久!
        中国有古理:国之得立者靠民心,民心能稳者靠安居立业。外有强敌环伺,内有资源枯竭之虑,倘若世界经济真需美欧刮骨疗毒,中国则有无处借力之虞!
       东南沿海半壁工业化发展几乎没什么更大空间,内地也空间有限,一是消售市场的限制,一是资源的限制(包括土地、劳动力价格、矿产资源、水等)。中国的国情注定了要继续延续大国家投资的道路,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造就了高速公路,这次是短期(三年？)造就高铁网,中期呢?唯一之路是引西藏之水进新疆,四川之水入陕甘,再造十亿亩耕地,绿化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移民两亿进新疆,则三十年中国不会失去发展动力,又可缓解东南发展之土地、矿产资源、水资源及能源和环保压力，还可避免超大城市的无序出现!
        中国真的是内忧外患!十三亿人守着十八亿亩耕地,在一轮轮的建设大潮中,如何守住十八亿耕地的红线?比较效益的存在注定了农业和耕地的弱势地位!明天谁当农民?谁养活中国?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不均衡分布,严重的沙漠化南移和土地污染,明天的餐桌上还有绿色食品吗?我们的子孙有饭吃吗?
        出路有两条:一是学德日发动世界大战,把人类也把我们自己推上绝路,二是开发新疆等地,再造一个农耕中国(前提是引水工程先行)!中国十三亿人,食品如小麦、大豆、糖,工业原料如铁、铜、铝,能源如石油、煤、天然气,这些国家的命脉产品需大量进口,偏偏运输通道掌握在美国之手!国何以安?
        忍气吞声几十年,美国没改一手围困、一手演变的基本对华政策,金融危机了,中国的大救援换来了美国的大围堵!美国不做世界第二,中国又岂会长居人下,这就是宿命! ？
     “安民心、蓄国力、待时机”,是万古不变的求强之路，绝无什么捷径!三北防护林保住了华北与陕(山)西,但无法根本支撑十三亿人的明天,只能是让沙漠化来得更晚点！计划生育削弱了中国的未来,属不得已而为之!根本出路在于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引水入新疆等地,既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解决了发展的动力问题,又能在不触发战争的前提下扩大中国的立国基础,一举数得!巩固边疆(民族融合),发展边疆,西出中亚,威摄印度(下一个主要对手之一),遥望里海与中东两大能源基地,暂避与美海洋争雄,另起亚欧大陆愚公移山!五年之内水不进疆,十年之内不大见成效,只怕是情事急迫,上帝也会失去耐心!原因有二,一是美国冷战无效,必会唆使印越台日之流搞一场局部热战,虽不致拉垮中国,但会严重破坏我国的发展环境!二是在一定程度的冷战中,中国的发展会遇阻(部分丧失外部市场甚至资源支持),美欧日复苏遇困,新版纳粹主义将复活,世界将更加恐惧和危险,金融危机后遗症将继续深刻撕裂世界!在此背景下,继续依靠农民救中国(汽车家电下乡)或搞无效的基建投入(铁公基建设)都将走入末路!
        引水入疆,再造中国,刻不容缓,望国家早作决断!

                                  二、示屈与求伸

        美国要搞冷战,我们却不能自动对号入座,否则会陷入美国的恐华反华统一战线中,这叫自毁长城,主动入瓮.
        美国怎么玩？玩什么？是美国的事！我们要有既定战略,不能乱了方寸,“看见山说山,看见水说水”，大国要有大战略。美国当年用于前苏联的大战略就是用几十年上百年围堵并弄垮它，它成功了！今天它将如法炮制用于中国(美苏冷战是只斗争无合作,中美冷战是又合作又斗争)！中国的大战略也很简单,除了见招拆招,根本在于坚持国内发展不动摇!在姿态上低调,在行动上扎实,在战略上明确(自立和保护核心利益不动摇,扩大基础扎实功底不动摇)。引水进大西北,再造一个中国,夯实生存发展根基,再谋三十年高速发展,不怕小丑跳梁!
        韬光养晦是对的,这叫示屈。反分裂法是对的,这叫求伸。
        路有两条,一条水路,一条旱路。水路是破岛链出马六甲海峡到中东,此路可用而不可控,虽为经济之路, 到关键时刻却成危路!一条是旱路,出新疆过巴基斯坦到伊朗或出新疆到里海,此路看似阻隔却能为我所控。美国从北美而世界,自然走水路,中国从东亚而世界,应水旱两路并行!这就是国情,这就是地缘政治学!
       冷战之势既在,鸵鸟政策当休!不与他国结盟,不在他国驻兵,不对中立国宣战都是迟早要变的!有两个要点要早安排,既结盟巴铁并驻军二十万(也大力帮助并发展其基础设施),帮助朝鲜并在关键时驻军朝鲜!印度给了我们很多的理由做第一个结盟,美日韩台的导弹防御链加岛链给了我们第二个理由!驻军不是为了打仗,是迫美与我和平竞争！
        若马六甲被封,伊朗被毁(可扩大理解为中东油田被占开始，这是断我生路之举),应明确从陆路对此两地实行实际占领,生死存亡之际,不怕世界大战!希拉里在利雅德劝沙特断油，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伊是一劝二帮莫害羞］！
        什么台湾海峡通行权,美日讲得唾沫横飞,振振有辞。马六甲与中东,我们却憋得满脸通红,羞得说不出口。真是奇了怪了!不是我们要出头，是美国点了中国的将！
        在总战略上不寻战,但要敢应战,在战术上不避战且要敢进战。这就是策略!
        跟美国斗,策分上中下。上策叫弱美(长期竞争)，中策叫疲美(中期可见的外交对抗及常规武器扩散),下策叫击美(若出现美国打伊朗且第一岛链变成导弹防御链,有促使我们奋力破链的现实危险)!现实的情况是,美正在走弱之中,且主动陷于两场战争!这是发展的规律,美国走上这条路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选择下策的当然理由,我们应清醒认识到这场又合作又斗争的新冷战［美国人说，这叫竞争］它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残酷性!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史，小农意识深重，无压则散，有压则凝。暂不破岛链是利大于弊，而且有战略欺骗作用！
        美元与美债,看似两难,实则简单。既要弱美,怎可救它,美债应逐渐减持,对台售武成为好借口。美元不可骤溃,可不惜价广贮资源矿产及粮食,也可变成欧元,让日欧澳救美元和美国吧!有人担心贸易问题,正好借开发新疆及三北之机大把花掉这该死的巨额美储,既买美德日机械,又买澳矿及中东石油。中国多山,挖几个洞贮几亿吨油粮。沿海有荒岛海滩,正可巨量储存矿石。另外,买美债持美元不如买欧澳股权。长期看,股权不怕贬值。钱是流动的,流到欧洲的钱会由其他人再带回美国,但却能绐我们带来两个大好处:一是不被美国绑架,是实实在在弱美之举。有人担心贸易战,纯不必要！试想去年,我们救它也遭贸易战,所以妇人之仁当休!我们会缓步分批离场,会有人拿着我们抛售的美元入美的；二来我们大买美日德法英之机械器械,也会一定程度平衡贸易。当然抬高能源及资源食品价格会无谓损失一些美元,但却同时打击了印度(发展的速度放慢及必然的通胀）及寄生的老牌帝国主义（发生通胀及借债困难）。既不用帮美,削弱了现实对手,又可削弱潜在竞争对手,还可在世界上让更多富而不强者陷入衰退,让弱而不富者陷入动乱,为美欧日准备一大堆热点问题及潜在敌人。这就是美元武器的妙用。老实说,每年无谓的损失(指高价买资源能源食品额外多花的钱)一千亿,比坐困危城傻等美元贬值要强得多吧!美国这个世界警察，一闲下来就会找事。“9.11”救了中国10年！
        巴基斯坦要主动成为中国的能源通道,该回应了。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重载铁路( 要比肩大秦铁路)也该上马了！秦始皇修郑国渠而灭六国，修都江堰灵渠而拓帝国版图至南海之滨。前朝之事，今人不可或忘！后人论及此，只说对农业与科技的贡献，殊不知这是巨大的战略基地建设和巨型战争机器！国人醉死梦生,掠财斗富,夸功求名,开元盛世必不能久!
       央企拿着大把的钱，去国外没胆，国内发展又没空间,只好炒房炒地。开发三北正给它们巨大空间，何乐不为？
 
   【写作背景：2010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对沙特国王说，为了让伊朗弃核，要求沙特对中国停止石油供应。1篇】

                                                               no.2 国家大战略

                                                                              之

                                                          搬空美国与撬动世界

                                                                  2010.9

        一国之兴衰,自有其逻辑。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动力。一切政治、军事、法律等无非是建立在经济力量之上的依据技术组织条件所作的组织架构而已。美国正在走弱,弱在它近几十年来丢掉了很多所谓低技术产业,据说搞什么产业转型,搞服务业去了。服务业占GDP80%,无烟工业了,第三次浪潮了,全民敲健盘玩次债了。次债既崩,空虚顿显。一般工业品依赖中国,石油依赖中东,而构成对价的就是美国的印钞权。
        有人感叹,中国农民工的汗水支撑了美国人的富足生活,中国的廉价工业品保证了美国的低通胀。毫无疑问,就产业链而言,从设计、生产、仓储、广告、保险、融资、销售等诸多环节中,我们仅占有低端的生产环节,只赚取几个汗水钱,仅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而已!
        有人想改变这一点。从公司竞争力而言,这是对的。从产业竞争而言,是值得商榷的。从国家竞争而言,则是片面的、有害的。
        我们知道,从公司竞争到产业竞争最后到国家竞争,既不是简单的公司相加为产业,产业相加为国家,更不是总以赚取货币为目标。
        公司是社会最基础的生产经营组织,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追求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服务他人和社会。所以,公司竞争理当以求利为原动力。但在产业链层面上,占据高端当然好,但一定要加一句,以追求完整产业链为最大目标,尤其不能丢了生产环节。完整产业链不仅关系到就业(安居乐业、民安国安),关系到国家对产业的掌控能力,而且最根本在于,产业的空心化心然导致国家的空心化。
       国家的竞争,根本在于科技的竞争与经济的竞争,是以众多的产业链来体现的,是众多产业链的集合与有机构成作其支撑的。正因如此,对任何产业的空心化与失去掌控力,都是不可接受的。以为WTO了,世界一个村了,国家就无疆界了,这是国家虚无主义的思维。公司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世界贸易无论如何发展, 也难以模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也难以消弥文化与思维的差异。非常庆幸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没有在此问题上清醒,以为国家等于公司简单相加。公司为赚钱而生,为赚钱而忙,为赚钱而亡,国家的目标显然与此大相径庭！三十年来,西方公司把不赚钱的、冒烟的、有污染的生产企业一批又一批迁到中国等地,自以为更瘦了、更强壮了、利润更高了,但对国家而言,几十年的搬迁,一批批企业的出走,就意味着一批批的就业和税收流失,意味着本国的产能丢失和它国的产能增长,长期的累积就是国力的消涨。当08年经融风暴后,他们终发现,高失业、低增长和更加空心化将象梦魇一样长期困扰他们,而财富与市场都将远离他们,无情地向以生产起家,以生产为主的国家转移。
        西方国家在这场所谓全球分工中错在哪?西方错将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永恒的万能。在经济后发时,市场的自由竞争确实可以因为比较优势的存在而使弱者依赖强者的市场而转强,与此相应,强者必将因此而使得自己的传统产业和市场一步步丧失。在此过程中,缺失有力度的坚强国家干预,甚至以为转移这些冒烟的传统产业利益多多,久而久之,缓慢的、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国家空心化形成时,就会形成欲振乏力,死而不僵的败象。

       恭喜奥巴马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美国。在繁荣表象支撑下,美国人独力发动两场所谓反恐战争,在中东问题上长期压制阿拉伯国家并与整个穆斯林为敌,与此同时,也没忘了打压与监控中国等新兴的大国。由此,政治上的衰落和经济上的空乏就相生相伴,共推美国进入衰败加速的进程。

    即使这样,美国的衰败离以抛弃盟友,远离东亚或远离中东为标志形成全球总撤退趋势之时,其实还有一个过程。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庞然大物.我们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就是要“不经意地”努力加速其衰败的进程,让其没落的、腐朽的、寄生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本质上得到证明,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体现。招商引资,加速产业引进,掏空美国,把以世界500强为基本目标的跨国公司都尽量引入中国,让它们更多的中国生产,就是我们的工作。不怕冒烟,不怕流汗,不怕被剥削,只要能掏空美日等国,我们都要在WTO的旗号下大干特干。我们得到的,不会仅仅是污染和血汗工资,我们还会得到管理与技术,得到就业机会与税收,尤其是我们会意外收获在没有硝烟的时代,突然看见西方大厦的崩塌。
    挖空美国,就是要掏空它的产业,让美国的生产车间都来吧!美国人乐意赚钱,乐意搬迁,中国有上亿人的失业,中国断无理由拒绝,尤其我们应战略性的高瞻它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电子半导体工业,航空工业,一切尖端高技术产业,都要想办法动员他们迁厂。控制稀土产量,让西方公司明白,中国国内不缺稀土供应,中国之外缺稀土供应,搬到中国去是一个合理选择。坚持住,不掉链子,两三年内,就会有收获。
    西方的民选制度,必然造就高福利痼疾,这也是他们自我毁灭的实现途径之一。候选人为了哗民取宠,不得不搞高福利,哪怕是因此让国家债务堆积如山,哪怕是把国家拖入泥潭;人权绝对化泛滥,也把私营公司推上不得不高工资,不得不高福利。高工资、高福利一定要与社会当前的实际能力相适应,一定要有利于调动社会的创造性和社会竞争,而不是相反。当福利与工资只能单向上涨的时候,而经济运行却依然有着周期性。经济高涨之时,一切都没有问题(至少看上去如此)；当经济衰退时,败絮其中的情况就显形化了。当人们更愿意接受失业救济而不是积极创业和找工作时,这种高福利制度安排就是反动的。这也给中国一个前车之鉴,高工资高福利应适可而止,一切要以国家资源的承载力,以社会生产协调的再循环和谐平衡实现为依据。既然经济运行有周期,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也理当有涨落,哪怕你是公务员或退休老人!这是可前瞻的,可控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理论上可以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人们得克服自身的情绪和贪婪,让理智支配未来而不是信由好恶天马行空。
    我们可以设想,当美日的所谓高科技产业要么搬迁,要么在高成本下颓败,那么,到了这一天,美日等西方国家除了回忆灿烂的过去,还剩下什么去支撑现实和畅想未来?我们也可以设想,到了那时,什么东海问题,台湾问题,三条岛链南海问题,就会不成大问题。

    我们当然知道,让美日等最后的镇国之宝失去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美日自己制定并歌唱了几百年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如WTO之类不正是他们的枷锁吗?不正是我们可以借力的法则和旗号吗?
    哪怕美元要崩溃,哪怕美元成为一张纸,明知道被剥削不可避免,只要想通其中的战略利害得失,曲径而通幽,柳暗而花明,抛弃线性思维,曲中取直,自然袖里乾坤,别有洞天。
    想想吧,美国每丢掉一个企业会产生多少失业,会流失多少税收,如果不能总是有更高更新的产业来弥补,社会势必将陷入高失业、低增长,伴随经济低迷,财政状况也会每况愈下,耗干财政信用之后还会有一个高通胀,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难以诞生。那么,内生的发展也阶段性完结,剩下的一条外扩之路就会在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成本平衡之间摇摆,在国民的泛人权化和泛民主化之间游弋。气数如此,力量何在?
    弱美之根本当在于此!纵观未来三十年,有比中国更好的制造中心吗?没有！更进一步招商引资吧,让一切来得更有序、更有效、更及时!
    当然,要防止东盟和印度对中国的替代作用,不能为了钱步美日后尘,不要愚蠢地参加什么国际投资,实行什么走出去战略(口号和行为要分开,当然,为我所需者例外)。中国的通讯、电力、基建大力介入印度和东盟是短视的、有害的、愚蠢的,我们在为自己准备明天的对手!就象美日在过去的三十年武装中国一样!醒醒吧，有经济头脑还要有政治头脑,有市场思维还要有战略思维!
    我们相信,有生产才有就业(和平时的充足就业,战争时的滚滚物源),有产业才有力量的支柱及实现途径。控制了产业的体现环节(即生产环节),就奠定了园梦世界之巅的根基。
    环保绝对重要,一定要下大力气搞好,但不能因此成为牺牲和排挤传统产业的好借口。国家的政策至关重要，补贴和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有区分的税收政策要体现对高新产业的支持和对传统产业的保护。
    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必需的,节能减排是必须的,但加强产业链的高端却不可抛弃低端生产环节的掌控。熊掌与鱼,二者要兼得,也必须兼得.共和国的未来大厦不能在沙子堆上修建!

                                                              no.3   国家大战略

                                                                            之

                                                                     房地产调控

                                                                       2010.9

    工业化带着城市化来了,财富货币化的金融时代也跟着来了。北京四合院的老住户没搞明白,怎么眨巴了几回眼,自己就拥有了百万产业,千万家财。甜蜜着千百万财富几代人也吃不完,却搞不懂自己不工作,家人还得为生活发愁。事实上,犯糊涂的岂止是芸芸众苍生,政府和专家也好似陷入困惑中!
    怎么了?为什么?悬念迭生之中,政府发现手中的权杖发不出法力,专家的对策也似脚跟发虚。
    本博之所以把房地产调控列入国家战略序列,不仅是因为房地产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当前重要的经济话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是诸多困扰我们的重要问题之代表,借解地产之难题,厘本溯源,冀借庖丁之刀,析乱惑之谜。
      一 通胀会来吗?

    通胀会来吗？会的，不可逆转！
    国际上看,美欧日等西方主要经济体中，无论政府与公司民众都是债台高筑,入不敷出。在以生产为重要就业途径的地球村中,生产转移的势头并未停止,欧美日谈什么经济振兴与复苏,都是政治家的蓝图,老百姓的希望,是毫无根据的闲话。落实到具体的实施环节---公司层面,却因为比较成本的存在而化为泡影。
    由此观之,日本深陷二十年,美欧也将大睁着眼跟进。脑子中想着转身,脚底下却止不住下滑。借债借债再借债直到无债可借,印钞印钞再印钞直到国家崩溃。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的西方国家全面泥足深陷,岂是1929年可比的。八十年前,这些国际经济恐龙的危机,仅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再生产不能实现的危机。今天的危机不仅是再生产不能实现的危机,更是国家经济总崩溃前的危机。象一个财主,29年是商经不下了,08年却变成了商也经不下去了,债主上门的日子也不远了。这可不是小债,是要卖光财产,甚至要卖光妻儿才能还的债,但家里人却整天吵吵着不能降低生活水平,这破落财主整天躲在门后,极力想从街上杂噪的脚步声中分辩出哪一次跺脚是债主发出的,其煎熬的日子可想而知。
    高失业、高赤字既然无解,接下来就该是快印钞,印大钞,快快地印大大的钞了。大钞既印,通胀能免吗?美日等国所谓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好算是艰难的决择过一回了,但这仅仅是一个不幸的开端。西方经济的稳定再生,一直要到产业(或生产)重回西方,这个局面才能说真正结束。想想吧,这可是深隧得难以看到尽头的漫漫长途。假设前述一切都能在地球村中和平上演(仅指相对于导致全球毁灭的灾难而言),那么,这印钞再印钞,在无人放贷的特殊时期加速印钞,就会顺理成章,毫无悬念了。
    美日的印钞,是羞羞答答,间隙性发作也好,是落落大方,蓄意为之也好,其结果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节奏快慢不同,速度缓急有异。究其次,有金融的历史,就是通胀的历史。金属货币时代,由于金属开采和铸币的困难,通胀相对温和。但每遇政府财政困难,必会滥铸劣币。就算平稳中兴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也难敌铸币的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速会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温和，并且由于政府大量使用实物劳务作税收,市场的交易规模很小而难入人们的法眼。纸币时代,造钱变得简单。货币代表财富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自律。作为政府,收入总是有限的,而其支出的愿望却无涯。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交易成倍扩张,银行的诞生更加助推着印钞数量以满足经济发展(市场交易)的需要。
     到今天,虚拟货币时代,借助互联网和银行,各种更大规模(证券、期货、衍生品、货币交易)的交易使得货币供应更是远远偏离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金融的历史就是通胀的历史。在现代的今天,更加泛滥,更加脆弱。
    更多的货币,更快的流动,更强大的银行,更虚拟的财富,这就是金融。在社会分阶层来看,货币财富占总财富比例最高的(存款户)往往是低收入阶层,而亿万富豪们的财富更多体现为土地(矿山)、房产、工厂、股份和货物,不仅如此,这些有钱人反而大量在银行贷款。无形中,富豪们不仅躲过货币的自然贬值,还通过经营聚集财富,也透过银行微笑看(付息)转移财富。
    有鉴于此,社会保障,通过二次分配还弱势群体公道又多了一个不常听得到的依据。
    我们虽不能确定通胀的时间(有感觉的爆发时间和跨度时间)与力度,但事情的性质决定了,金融长期运行后的积淀与现状,对欧美日而言,该来的一定要来,什么大智慧都晚了!美欧日已快到无处借债的状况,它们会大印钞票吗?若是,这通胀就该来了.

      二 通胀的后果是几个乐章的交响曲

    通胀不是交响曲,它比交响曲更妙!它撕心裂肺,际天柱地；它水银落沙,逃无可逃；它平地起浪,洪水滔天；它不是冬天,它是寒冰纪！它不是酷署,它是炼狱！
    几乎所有人都说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无能,被百万土八路席卷而去,却少有人说,国统区的超级通胀是比百万土八路更厉害的超级洋八路；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说元鞑子是被刘福通、朱元璋、张士诚等农民军驱逐,却很少有人说元末物价上涨一万倍,除了达贵还生活无忧,小地主也活不下去,更遑论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社会状况!古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真是至理明言。政不通人难和,人不和天下乱,天下乱则大厦倾。科技发展的今天,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广泛提高,再不是什么可牧可治的愚民,最能把天下人都挖地三尺,短期内足额动员的东西,通胀不魁,谁敢称冠?如果说贫富不均,社会畸形,黎庶生存无继是古代三百年兴亡周期律的祸根,那么,当今有根基的主要国家中,一般的劳动大众要发动街头革命的最大推手,必是恶性通胀无疑!
    如果前述推论基本反映问题的基本逻辑,那么,让人乱花迷眼的种种事件和人物,不过是颠簸在这个进程中的符号而已!
    当然,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会加速推进西方政府的困难重迭,政客别有用心地制造战争,转移矛盾也会加剧问题的严重程度（财政会更困难）,从而在滑进泥潭之时演变成栽进泥潭之中。
    西方要跌进泥潭,中国可以幸免吗?不能的，不能完全幸免的。就象08年金融危机一样,通胀传进国内,是无法避免的。现代经济联动共振,货物交换被货币交换概括,中国既与国际连成一体,就无法避免冲击。在货币的兑换中,人民币若升值,就会拖慢中国的发展,丧失国内企业的开工率,中国就将成为美日欧的救世主,独担救市责任；人民币若跟随贬值(会放大出口，放大央行的货币投放）,通胀就会如影随形,跟踵而至。人民币贬或不贬,都是痛苦的。两害相较,择其轻；两痛相较,看自身的承受力。
    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已作出预见性选择。政府看到了通胀时代到来的前景,采取广就业,重民生,客观上就是在为这一时期作准备。广就业是最大的安全保卫措施,就是最大的民生保障。民安则国安！全面推进的医疗养老保障措施,不仅是让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也是安定社会的需要。大量收贮粮食,压制房价都是具体的有准备的预见性对策!其次,只有高就业,才会留给政府之手腾挪的时间和空间。没有高就业,就不会有企业的高开工率,就没有市场交易的兴旺增长,就更没有政府的税收增长,政府就会变战救火队、灭火机,就会不仅面临社会转型之痛,还会面对通胀带来的意外冲击,更多的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将难以避免,人力固然虚耗,财力也会捉襟见肘。又何从谈什么应对机制,谈什么物质储备,政策预研,组织准备。
    中国政府应对输入性的通胀,应对之道就是太极推手,缓缓的推,慢慢的挡,软软的拒!在积极应对中慢慢适应,你胀我也胀,你似要胀我看着,你定要胀我跟着,挖走你的工厂,搬迁你的产业,那怕它明天纸比钱更贵。虚脱的是美欧日,稳坐的是中国。看着你折腾我不笑话,遭受扰乱我不心烦。慢慢的,一年一年的,美欧日下去了,中国挺过来了,社会转型成功了,中国成熟壮大了。

        三 应对通胀时代我们能做什么

    说起有两万多亿美元外储,许多人脸上洋溢着幸福,苦多甜多什么滋味,问问央行周行长就明白了。为了通兑这两万五千亿美国货币,央行被迫多发了近二十万亿中国货币。三十年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保证市场交易所需,人民币以比GDP快一倍增长,三十年的累积,我们就有了很多的人民币,外加我们有了很多的美元,远远观之,我们的金融空前壮大!
    在财主有脚不走路,铜钱无脚走千家的时代,交易的节奏是缓慢的,通胀时最大的指向是粮食。纸币时代,这个节奏就大大的加快了。到今天,依托互联网的网上银行,这个节奏就快得让人头晕了,通胀时的最大指向是住房与食品。有了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快的交易速度,又有这么多的(衍生)交易品种,支撑这一切平稳运行的,好笑到居然是难以把握的所谓信心。信心满满之时,一切水涨船高,风和日丽；反之,信心受挫,市场就浊浪滔天,黑风阵阵；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把整个的经济和社会交给了“人之初,性本善；人既长,性贪婪”的交易市场。
    由此观之,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有重大缺陷的,甚至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中国应该追求的是有管理的政府可调可控的市场经济。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个体,我们需要活力,需要效率；对于整个经济活动,政府必须拥有充足的干预意志、能力和手段。换言之,所谓小政府也仅指政府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而已。
    我们追求产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充足,不仅是国家竞争的需要,也是每年一千万就业人口的压力所致。是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顺序实现,平衡国家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需要。怕(外储)贬值,硬撑着,为那两万亿外储而皱上眉头,纯无必要。前博文已述,不怕外储多,不怕外储贬,就算明知是废纸,也要力保企业开工率。当然的,我们会因此拥有更多的货币。由此,个人提几条建议：
    1 用现价买等价期货
    不是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是到澳洲、美洲、非洲和中亚、南亚、俄罗斯等地，如现货63%品位铁矿石每吨120美元,我与澳洲政府(公司)签约,我现在就付你6000亿美元,买五十亿吨铁矿石,你保证未来十年,每年交付五亿吨铁矿石绐我。大家白纸黑字,公平无欺。石油、棉花、天然气、铜矿、粮食等战略资源品,俱可如此办理。把未来的需求用现在的钞票支付,可去掉大半外储,尤其在非洲、中东、中亚、澳洲可立即施行。
    2 向欧洲或其他需借钱的国家借出美元
    用一篮子资源品价格作定价依据。比如,借给俄罗斯五百亿美元,假定现值一千万吨石油加一千万吨精炼铜加一千万吨小麦组合,十年后加息应收回一千二百万吨石油加一千二百万吨精炼铜加一千二百万吨小麦(经政府间协议也可归还上述组合的其他等值矿产品或货币)。至于中国自己,留下个千儿八百亿就够了。因为,每年还要产生一两千亿新外储。对中国而言,这叫去货币化；对外国而言,这叫公平借债,不附加政治条件；对世界而言,这叫超级救援和经济增长刺激计划。利己又利人,有何不可?至于政治上的好处,那就更明显，因为受援者基本上是有资源国家,多属未开发地区,中国的三世界领袖地位自然回归。又可保障中国未来发展所需,在岛链围困中国的时代,也好算是一支奇兵。还可少了美元贬值,赖我外储的担心,更何况,这一招将在一两年内迫使美国恶性印钞（因为中国不再买美国国债）,自寻短见，弱美之力可见一斑。
    有人也许担心这许多的钱将来放了飞鸽,收不回来乍办?个人认为纯不必要。试想,若能天下太平(无战或小战),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俨然已成世界强国,你怕什么?若天下不幸,大战绵绵,试问你空有被冻结的巨额外储,又何用之有?若现状依旧,美日欧深陷衰退,未来局势翻翻滚滚,你怀揣金砖与烂人同行,又是贬值,又是强借,整日忧心如焚,又是何苦?苟利天下而自利,信乎?
    3 巨储
    前博文“国家大战略之居国与求伸”篇中已述,可深挖洞,广积粮,开发以新疆为代表的大西北,大力花掉外储。
    4短匕

    与美斗,必需必要且无选择时,可用来帮美国树敌,帮助美国金融经济大做蹦极,扰乱世界市场而为我所用。
以上建议,分别适用不同时期。
    总之,政府有物质准备,有应急方案,有组织准备,是应对策之根本。一方面补贴工薪层和弱势群体,一方面加强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质储备,一方面有意识地大幅提高以农产品为标志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一方面对高新产业税收优惠以资鼓励,一方面又对传统产业低税或财政扶持以保护产业和就业。应该相信,债台高筑的美日欧能应对的通胀时代,中国更应该应对得得心应手。

               四 房价之理解 

    理解了外储问题,再来说人民币问题
    现在既有二十万亿因外储而生的人民币,又有因经济加速之需要而发行的人民币。在银行存款准备率已达16%以上的情况下,银行依然有二十万亿难以贷出的款。二套房贷款收紧,三套房坚决不贷,中小企业贷款难,好象银行缺钱,银根很紧似的。看看五年期、十年期国债招标利率长期停留在3%上下波动,你就知道银根是紧是松!
    为什么打击投资性买房风声一阵紧似一阵的今天,统计局和媒体却惊呼八月份房地产又开始倔强地大幅上涨。地价房价比翼齐飞,地王再刷新纪录。其中的原因不深奥：
    1 三十年来,货币比国民收入增长快,国民收入比GDP增加快,积累了三十年,总是要爆发的。前几年有央行文件指出,每增加一元货币需对应增加八元商品才能稳定物价。可否扩大理解：每增加10%GDP,只须增加1.25%货币供应才能免通胀。也许这个简单推论是错误的,只想借此说明问题存在。
    2 现代银行介入个人投资消费活动,使得个人金融能力成倍放大。自从有了个人按揭贷款,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的中国,你听说过几回有实质意义的地价房价下跌(指有成交量的下跌)。钢材消费六亿吨,水泥消费二十亿吨,也许不是极限,但这样的消费(当然不是全部用于房地产),恐怕也快到环境极限了,到政府能承受的心理极限了。
    3 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新生代人口中有几人爱上了那清幽的乡村,又有几人打算远离喧嚣的城市,每年新增需入城的人口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数字。
    4 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普通民众小额投资创业正变得艰难,环保、工资、劳保还有专利、品牌、销售渠道等等,后来者的创业成本空前提高，正在经营中的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也不断攀升。
    5 以上内因如果再加上美联储要印钞这个外因,买房的需求就会比正常的刚性需求恶性放大。
    在货币可能泛滥的预期下,通用的标的适中的,符合中国文化有居才有家,有家才有业的住房,就被全国人民空前一致的选为居住投资两不误的标的物。
    以上5条是基础性原因,是将长期影响中国地产市场的原因。不会因为政府之手而消退。当市场的能量还未得到充分消化时,政策的打压都只会产生短期效果,形成市场的振荡,市场最终还是要用市场的语言来表达。
    现实是,它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罗马帝国的士绅贵族沉迷中国的丝绸,一两绸缎一两金,终致国穷财尽,最后土崩瓦解。二千年前的西方真实故事,听起来象神话中的一千零一夜。这种群体性的迷失会在各种合适条件下演绎出东方版、西方版，古代版、现代版。

    我们知道,房价高企,势必加深社会分裂。中低收入阶层不仅会被断了买房路,也势必会断了买房梦；失望之后是绝望,绝望之后是抗争。不想把穷人推到自己对立面去的政府,负责任的有良心政府必定要控制房价。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想控制房价,而在于政府有什么手段能控制房价！能改变前述5条么?不能!那么,这种干预的结果只能是在脱缰的马背上搭块石头!
    难道房产困局,丝毫无解?当然不是！我想说,区别对待,各个击破。该政府的归政府,该市场的归市场。虽然失之东隅,却可期之桑榆。一线城市价高,已难回百姓心理底线,二三线城市就不可再次失了防守。该政府负责的,不能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不能因地方利益而失了执行力。必须真心实意,真金白银地解决问题，这就是保障房建设了。必须上升到立法层面,不能困为地方政府敢闯敢干,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今天建,明天卖。
    在买房的队伍中,清一色是买得起房和竭尽全力买了房的人,但在有必要买房又想买房的队伍中,情况就严重多了。低收入阶层,新生代城市人口,他们的买房梦就难以实现了。等待了几十年,眼见着城市一天天发展,新的住宅一天天建设,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人性化,却也越来越贵了,自己的住房梦也就渐行渐远了,成了被社会发展忘却的一群。失望、愤懑，仇视一切腐败和不腐败的官员最后移愤整体政府,咒骂一切求真求是和应景唱戏的官员和专家,怀念一大二公的时代,幻想着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所以,我们说,住房问题在城市化时代与农业时代的粮食问题一样,是政治问题,是安定天下,巩固执政基础的重大问题,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问题,是关系国运和政权稳定延续的大问题。
    古人有说平国治天下的大道理。这国怎么平，这天下怎么治,无非是各阶层须和谐,各势力须稳定,各力量对比不能失衡,否则就冲突,就动荡，这天下就未平而需平。转型期的不平来自哪?就来自那些失落阶层的利益未得到照顾,来自强势阶层的强势未得到抑制,来自于体制架构中变量的不稳定,来自于不稳定期的规范缺失。照顾弱势群体,是优越社会的应有之义,不仅是良心和社会责任的问题。科学的、大量的、持续硬投入建设廉租房,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家任务。除此外,在平衡GDP与就业,税收等问题后,可选择性地动用房产税、空置税、遗产税等工具干涉,可动用的行政手段有：合理运用金融工具；增加供应；分城分段进行最高限价或分地分城分段定涨幅等。不要怕闲言闲语,任何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后就不再是经济问题。
    想得好不如干得好,干得好还须干得及时。决不是什么力度猛或不猛的问题,是政府的态度和手段必须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意志,不留给市场猜测和地方因地制宜的空间问题。

                                                           no.4 国  家  大  战  略

                                                                           之

                                                         集结号鸣响(冥想)曲

                                                                        2010.9
 
    东海很热闹,南海很热闹,西边也干嚎。刚暂去台海热点,却迎来更多热闹。一时间,万千中华儿女义愤填膺,吼声一片！难道,集结号就要吹响了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用理智战胜情绪,回到国家竞争的层面,才好从千繁万烦的事件中理出头绪,找到本质的答案。
    国家的竞争就是政治集团的有组织竞争。它既有民族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体制的竞争,利益的竞争,更是权力的竞争(影响力、支配权、控制权)！是以政治集团形式(国家的名义)来表现的。不会因为民族相同,文化相同,体制相同而消失,因为它还有利益和权力的竞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及后来驱逐其他强国势力(包括英国)独霸美洲,就是这种体现。如果体制相同,而民族文化不同,这种竞争就更激烈。日本在二战时挑战过一次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挑战过一次美国。前次的挑战被美国军力所毁,后次的挑战被美综合国力所阻。所以,那些在苏东巨变时以为中国走上美国式民主自由的全盘西化之路,就会赢得美国帮助扶持的精英们,政治上的幼稚跟他们的文化水平绝对不成正比。苦心等待美欧解困的叶利饮就是教材。超强苏联一夜崩溃成十几个国家,其继承者俄罗斯到今天也未能完全平息住国内的分裂之火。综合实力大幅下滑(GDP不及韩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拉远与世界的距离,到今天也未能理顺政治与经济秩序(至少未稳定成型)。
    既然都地球村了,有当前的强国会雷锋式的去培养下一个可能竞争或超越自己的强国吗?世界上绝对没有这种便利事。现在没有,过去两千年也没有!想想上世纪后二十年时,日本经济刚登顶,中国刚走强,日本人就暗夜自淫,盼望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想想美国人如何武装台湾,支持藏独疆独,一切都会明白。国家间的竞争就是以利益竞争为载体,以权力竞争为目的的政治(集团)争斗。
    弄清了这个道理,就要问问我们中华的目标。想做二流国家吗?当然不是!被我们亲切称为阿三如印度者,尚且“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在国际上消声匿迹”,我们当然不做二流国家,更不能沦落为三流国家。想起几千年的辉煌,我们何等的骄傲与自信,想起近二百年的滑落与屈辱,我们又何等的伤心与气闷。
    既然中国要崛起,既然中华要重归世界强者之林,既然我们经济科技都踏住了第二,且有未来三十年登顶世界第一的趋势,同步的综合国力也有在未来三十年走向世界第一的可能。那么,未来的三十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将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历史时期!
    能否崛起,怎么崛起,还有什么比时间更重要?抓得住未来三十年,抓不住未来三十年,民族顺利复兴或惨遭挫折,一切都将在未来三十年给出答案。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我们还相对(美欧日)弱小,综合国力也不起眼,美国虽也会扰乱我们,但不会把太多的注意力停留在我们身上。这期间,前十年有苏联挡着,中间十年美国忙着劫收冷战的胜利果实,后十年有“9.11”这支奇兵杀入场,客观上搅了美国的局,加上中国恰当的低姿态外交政策,中美虽有89年的重大冲突,但总的来讲,是没有直接冲突的三十年。美国人以为放了个台湾问题之类的毒蛇,就放心的洗了睡了。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三十年。感谢邓小平及历届中央政府的大智大勇！期间各种小事件是大国侦测的应有之义,如台海危机、撞机事件、炸馆事件等都无须多怪。
    但这一切,在08年逆转。这一年,中国遭遇“5.12大地震”,地震震出了中国的团结,震出了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力,震出了中国医治创伤、恢复建设的强大国力,震出了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那些梦了几十年,以为两代三代会变色,那些以为中国掉进钱眼了,人民散沙一盘了,以为伴随市场经济,中国会必然美国化的西方精英们痛苦而绝望。八月的奥运会让西方的人民也看到了这一点，九月的华尔街崩盘,更让西方在随后的一两年内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大暴露。什么太空撞星,什么高速铁路,什么中段反导,什么导弹打航母.什么GDP依然增长10%,外贸世界第一,外储世界第一……，长期依靠强势片面宣传而自喜的西方势力不得不正视一个思索了几百年也从未真正弄懂过的东方神话将再次上演。与此对应的却是西方泥足深陷,欲振乏力。美国感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压力,这是战略的压力,长期的压力。失落和焦虑写在奥巴马的脸上,写在华尔街的脸上,写在操盘美国的战略家和垄断资本家的心里。这一切,始于08年。08年是个分水岭。
    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知道,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最想得到的是时间,是再有三十年的发展壮大时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将完善经济体制,底定政治体制改革,在重归世界大国之时也彻底成型中国特色的文化法制体制,安然渡过转型期,让强大在成长中平稳实现,这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是我们的根本利益。对于美国而言：不抛弃,不放弃,坚守超强的阵地,竭其所能阻遏中国号挑战者,狙杀于半途,困扰于全程,决不让预言成现实。利用一超独大之地位能力,或自己压阵,小弟搅局；或拉帮结派,隔岸放火；或见缝插针,赤膊投匕......，阴的、阳的；包糖的、藏药的；民间的、政府的……，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胡总要提出和平崛起,要创造和谐世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听得懂奥巴马掷地有声的回答：“美国,决不做世界第二！”
    明白了这个,对中国近海中美双方呕气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演,就可以理解了。中国的军演叫利用戒备展示力量,美国的军演叫利用力量展示戒备。什么天安号事件,什么钓鱼岛撞船事件,统统是前面那根藤上结出的瓜，是韩日受意于美国的肯定会出现的必然事件。
    下定战略决战的决心了吗?还没有。中美双方都判定未到时候，原因是火候未到！怎见得?
    一、双方的国内压力都不够
    设想未来十年内,美国玩不转,这破落财主无处借债时必大印钞票,势必导致世界范围内恶性通胀,始作俑者美国更甚,国内人民怨声载道,街头冲突此起彼伏。对中国而言,外来的通胀点燃国内的通胀,转型期的各种利益冲突将引发许多突发事件。失业的大学生,失落的工人可能把官员(不管你是否腐败)形容为万恶之源,所谓群体事件或为一道景观。此时,中美双方都有活不下去的感觉,三分火候成了。
    二、双方决战的气氛不浓
    出于祸水外引的需要,活不下去的美国必以中国为敌，广泛动员各种伪真的和捕风捉影的宣传工具,把美国人民的怨愤往中国政府和人民身上引。有了这个作前提,各种新版的纳粹思潮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朵万朵竞相开”。与此对应,怨曲、愤怒的情绪也会在中国得到连动反映,喊打的、叫杀的,高吭的声浪会淹没冷静的思考。此时,中美双方以对方为敌的战前动员和国民教育顺利成型。这种情况下,算是有六分火候了。
 
    三 、国际阵营成型
    美日韩台越印之类合流,俄罗斯高频率大幅度摇摆。中美对中亚和中东都认定自己渐渐失去控制,贸易摩擦以排挤对方开始,以禁买(或禁卖)为标志,以冻结对方资产为终点如火如荼上演。被迫一战到追求一战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景。此时,中美双方都有认为时机成熟的判断。这种情况下,算是有九分火候了。
    通胀动员社会,动荡使社会寻找出路,舆论煽动锁定目标,剩下的就是等待导火索点燃后的倒计时读秒。
    四、突发事件点火
    天安舰沉没还是洛克菲列大厦被袭？台海再起风云还是伊朗炮声隆隆？你知道，我知道?只有时间最知道！此时,偶发事件一到,十分火候齐集。也只有到此时,我们才会听到真正的集结号。真此时,将可能不是局部的高科技战争,而是一场含高科技的有规模大战或全面大战,是否就核大战而毁了人类,天知道?地知道?留给历史去说道(局部大战？全面大战？核大战？取决于每笔交易都想赚钱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有否同归于尽的决心)！
    因为是未来,所以推论中夹杂着假设,但无论如何,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东海也罢,南海也罢,炮声也罢,号声也罢,还都不是集结号,至少不是实质性的集结号。眼前的争端，是会在对峙中回归外交层面求解的！
    因为是未来,所以想象比判定多些，但无论如何，由此我们明白了,利益也罢，争斗也罢，正义也罢，邪恶也罢，谁打了第一枪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得不开枪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政治领导人将不得不淡定下达开枪的命令！甚至普通士兵、民众也撞得出战争的火星。
    之所以设想未来十年，是因为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是最危险的时期。08年到20年间，美国将更失落，中国将更强大。过了十年或稍长时间，美国政府和人民将适应这种变化，坦然面对新的力量对比并认真面对不由美国当家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也将逐步适应领导者的角色转换。没钱的美国不会因为没钱而害羞，有钱的中国不会因为有钱而自傲。政府和人民都早已适应并且成熟冷静地看待这一切，这时就无大仗可打了，也打不起来了。之所以把台湾问题列为导火索之一，不是对两岸缓和视而不见，而是中国将无法再次承受翻来覆去的台海困扰。肝肠初痛叫痛苦，肝肠欲断最痛苦，肝肠已断无痛苦。一次痛是痛，再次痛沉重，再次反水的台湾将带给大陆人民心理上无法承受之重。武力制台将成为最有份量的优先选项！
    之所以作如此推论和判定，因为在我看来，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爆发战争，无非是因为： 1 国家间力量对比的绝对失衡。  2 尖锐矛盾无解,双强不共存变成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3 偶发因素引起的沉怨唤醒。在我看来，中美之间最大的最可能的战争爆发因素将来自第二条。
    奥巴马国情谘文中专门谈到了美国没有高速铁路将影响美国未来的竞争力，可就这么一条中国眼中不值一提的试验性铁路，居然要卖了国债才有钱！ F22不好吗？不造了。重返月球没必要吗？取消了。为什么？一个字，钱！联想到前不久，美国几个卅卅政府关门，警察放假，教师回家，囚犯出监，几百万失业者救济期到限，明知道国债已如大山，国会也只好批准扩大国债限额。一边是税收不足，一边是要减税刺激经济；一边是赤字扩大，一边是美元贬值【难引资金购买】；一边是失业增加，一边是产业外流；一边是嗷嗷待哺，一边是囊中羞涩！还能设想象去年那样中国慷慨投入2700亿美元，使美国的8500亿救市计划顺利实施吗？只怕中国政府再也不敢增大美债规模了。那么，今后这美债能卖得掉吗？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借不到钱就造钱！饮鸩止渴也要饮，剜肉补疮也要剜，吃了这碗饭，就上断头台，黄泉路遥远，不做饿死鬼。印钞之门既开，资金外逃更甚，借钱固然无望，通胀瞬间来临。    
    通胀这玩意，一旦开始，刹车极难。越通胀产业越消调，市面上抢购，工厂里关门(谁也不愿拿原料或成品换现金)，政府的日子将进入下一轮印钞的循环。别看今天牛吼吼的贸易制裁，到时只怕没了(黄金)硬通货，一桩买单也难做成。到了这时候，没有内裂的话，必然要外战，找谁都没找中国合适。
    一旦走了印钞这条路，如果外无强援相救，内无生产硬顶，靠什么服务业当家，就算上帝降临，也踩不住带加速度行进的通胀之车。到了这时候，除了前钞作废，内外债务作废后重塑金融外，只能继续恶性循环。

    由于判断美国有大通胀且内外无救，个人推断中美一战将不可免。十年八年太久，三年五年最险。三年内大通胀来临，再有个一年半载的，遗书也写完了，动手的时候就到了。但愿本人发神经，不要被说中了。但本人相信，战争之义在战场之外。
    古话说，“三更造饭,平明进兵”。美国要对中国平明进兵，拿什么去造三更的饭呢？紧盯着美国贮藏的八千吨黄金就行了。当美国有规模动用这批黄金而不是搞货币重塑时，那么，只要美国不分裂，在我们视线尽头的地平线上，很快就会看到成队的巡航导弹象流星雨样飞进我们的国境线!

    这篇博文本已写完，但本人意犹未尽！下面，我们继续闲聊。首先说说二次世界大战吧!
    为什么德日要发动大战？只是几个法西斯军国主义狂人，不是全体德国人民和全体日本人民的民族选择吗？为什么日本会疯狂得要去攻打美国？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的？为什么德国要去攻打苏联？德日战略家不明白两条战线作战，冒犯强敌是自掘坟墓吗？
    作为后来者的德日要崛起，要自己的势力范围，只有靠抢。这是全体日尔曼人和大和人的共识，并不是什么某党某派的政治主张，是几代人的奋斗实践，不是几个狂人的阴谋。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举国大战而德日国内居然没有反对派，这象是多党制下的政治表现吗？美国为了帮助同根同种的英国，为了收获战争果实而决定介入，于是对日本这个进口美国石油占国内总消费量90%的资源贫乏国下达了几个月后削减配额90%的通知才迫使日本人铤而走险的。同样的原因，为了苏联西部油田，乌克兰粮仓与其他资源，德国人进攻了苏联。明白了这个，就明白了二战的为什么，就明白了战争无非是国家利益争夺的最后摊牌而已。你就知道中美间未到摊牌的时候，你进我退，推推搡搡，犬牙交错，恰是一种常见的常态。
    如果你认可前述为真，那么，你会想到：  1  我们的那些教科书没有讲出历史的真实原貌，这点倒不如德国人自己做得好。 2  德国人做得好，日本人更可恨。 3  战争就是国家间、民族间的武装斗争，无须掩饰，就是利益和权力争斗，没什么正义高尚好谈。
    承认了这个，我们再谈谈更久远的我们自己的民族争斗史。不是说炎黄子孙吗？炎黄时代不是居住在黄河流域吗？乍整的，这华北平原，长江平原，东北平原尽入了我大汉族之手？难道那些地方没有原住民吗？这苗族怎么了？作为蚩尤的后人，他们就喜欢上了高山峻岭，老老实实就呆在山里不出来了？难道那儿生活水平更高些，繁衍更快些，发展的后劲更足些？说白了不就是因为那蚩尤的部落在与炎黄部落的战争中失败，害怕被灭族而逃进深山吗！说出来很残忍，但真象却如此。藏族怎么了？就爱上了莽莽的雪域高原？他们祖先在人类从非洲迁移至全球的过程中迷路了？还是早有为了万代子孙的心地纯浩先受大自然的严酷煎熬这种圣教徒般的旷古大智慧？如果说有，也不知有几根神经短路了。挖草根狩猎的原始社会也好，游牧为主的原始奴隶制也好，农业为主的奴隶制封建制也好，藏族的先人乍就选了这么个先天不足的好地方？那么，是那远古时代地球村中太拥挤，已搁不下藏族先人的一张床？说穿了，还是被撵得逃进青藏高原的。据说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扫平西南诸蛮夷中的副产品。
    匈奴今何在？鲜卑已无影！电视剧中把人耳朵都快灌满了的满族人呢，你们现在在哪里？匈奴逃到了欧洲，鲜卑和满族人融化进了汉族。历史上，被汉族或驱赶或融化的民族何止上百。这就是历史！总之，扩张，再扩张，就是民族强大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由来！无论你承认与不承认，无论你想过没想过，无论你接受得来接受不来，这就是历史！杀你的人，抢你的地，把你老婆孩子都私有化，这就是历史！有人以为，那是野蛮的古代，现在不流行这个。那我问你，这世上众多国家争先恐后倾家荡产去造核生化武器干什么？吃饱了撑的？
    这就是历史，血淋淋的历史，胜者通吃的历史。中国如此,那外国如俄罗斯的不如此吗？汉族能胜出，原因是汉族追求人口繁衍，农业发展(抢了古代产业的制高点)，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科技，在比赛谁的血更多，谁的耐力更长的竞争中成功了，农业和定居是秘诀。
    我们再来假设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如果秦始皇有汽车和无线电会怎样？中国会攻占北半球吗？如果是，恭喜你答对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国的根据地是汉人的农业区，攻击力以骑兵的作战半径为限，东南至大海，西北至荒漠高原，没有汽车火车，这扩张就到尽头了。虽有几次坐船探海的历史，但对以先进农耕为主的汉人来说，利益有限，所以玩累了就回来了。嘲笑“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本朝太祖，英雄气长，奈国力情短，也只好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是国情所需，“不称霸”是国力所限。试想，若太祖时中国有激光能轻松装上卡车、军舰，打导弹象打汽球一样轻松，那么，会否为了劳苦大众得解放而把无产阶级革命之火烧遍亚、非、拉？
    三十年太短，三百年不够，要想三千年！技术层面的想有局限，战略的思考能开阔思维。美国很文明，许多人心中的天堂。但美国一超独大时也没忘了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文化。说渗透不好听，说援助就皆大欢喜；说扩张太刺耳，说反恐就与时俱进。
    与美国竞争，崛起中华，要害在于弱美。斗力开打是下策，长途斗智是上策。以美国目前的窘况，弄死美债是点中了美国的死穴。国债卖不掉，美国会自己找根绳子去上吊(印钞)。当然，作为重要的商业伙伴，作为争取战略时间的需要，我们不会主动挑衅美国，去攻击性抛售美债，但鉴于美元贬值，我们也无法说服自己去增持美债。眯一只眼半躺着身，静看美国有几天气数，可能会成为现实选择。就算这样，每年新增二千亿美元顺差，仍是靠买买日元韩元难以转身脱困的。个人看法，近十年用前博建议把美元分散到有资源穷国，过了这十年危险期，人民币就该国际化了。也只有过了危险期，人民币才好国际化。要待美元崩溃的冲击波消散才好国际化，切不可提前。否则，出山之时将背负国际救火的重任，把国外的金融动荡无谓的带回国内。
    但愿多虑了，美国不会走进死胡同，中国还是天天向上，中美间不会因美国行将垂死而走极端，我们永远也听不到集结号晌起。朋友，如果你真爱国，先去洗了睡，明天好好读书，好好上班。不要太自私，结婚后别忘了培养好孩子，就算无愧祖宗，为国作贡献了。

                                           no.5    国 家 大 战 略

                                                           之

                                                  近期控通胀

                                                     2011.4

    在国家的幸福篇中，我已述及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略谈了改革国家行政体制的问题。在内政(短期)三策中，也谈了我认为的三件事(降房价、去县以下政府经济职能、反腐败)，但这些都是从比较大的角度说的，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全部看得清楚和全部作得出结论的。这篇博文，仅就现在急需应对的控制通胀问题，说些个人的思考。

            一、货币与通胀之惑

    通胀已来到，且很难控制。我在国家大战略之房地产调控中讲了五大基础性原因，近一年半了，虽经政府多方努力，形势也未见好转迹象，五月份CPI反而创出5.4%的新高。去年底百分之三点几时有专家安慰大家，最多四个点多点，半年时间就会见顶。他们的理由是历次政府调控后八九个月就会见顶，就会回落。看来，这一次老皇历不灵验了，这一次的情况比往次更复杂更严重了。值此政府忧民众惑之际，众口却一片缄默，让人糊涂难奈！个人以为，这次与往次不同，有以下几点，一是国内货币规模超GDP的比率远超往次，二是占有世界经济半壁江山的美欧日全部陷入债务泥潭，两高一低的基本态势五年十年难言改观，产业空心化和定量宽松的印钞政策将象两块巨大的磁石把它们拖进地狱，巨大的美元流通量将长期吹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三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自然衰减和新生代的愈加远离农村农业，我们的物价基础正悄悄的变得脆弱。这三大基础的长期的巨大的条件根本性决定了一个长期的难以调控的高物价时代已悄悄到来，显形化展示其面貌之后，再也回不到从前(低物价低通胀或有通胀也能迅速控制)。从这个角度讲，政府想把通胀控下来的想法，将不得不面对艰难痛苦的历程和最终失守的危险。
    PPI一直在较高位运行(近两年几乎都是6%左右)，这不是需求旺盛能解释的，也不好全然归咎于国际炒家的。这根本就是世界经济大转移过程中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家经济状况的正常币值反映，透过大宗商品市场，进而反应在中国国内市场。去年底，政府抛售了约三千万吨储备粮糖油之后(以四川抛268万吨推论全国应有三千万吨规模)，五大国营电力集团亏损累累也未涨价，国营铁路长期未涨运价的条件下依然录得了三月份5.4%的CPI新高。若没有这些举措，一年多来的PPI高位运行的正常推动力怕是要给个更高的CPI吧！问题是,PPI会回落吗？十几天前，美国人自己也说，油价将在今年或明年涨到150美元或200美元的高位，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是石油短缺(沙特说产能过剩，刚关闭一百多万桶每天的产能)，这就告诉我们，高企的PPI短期内不可能下跌，甚至在面临美国第三轮或更多轮印钞举措(扩大国债规模本质上也是变相印钞，都是透支国家信用)，这PPI就更没有回落的希望好期待了！这就告诉我们，政府控制通胀的努力可能难见成效！处于上游，中游的产品在涨价，企业成本高企且不断高企，将不断推动着最终消费品的成本上升。强压最终消费品价格(发改委找多个行业协会约谈，要求他们承担起社会责任，承诺不涨价)，有可能面临两难的大难题。对企业而言，不涨价，成本无法转嫁，企业获利空间变窄或亏损，生产就会减少，就业与市场供应受损；对政府而言，物价上涨，社会难以承受，政治稳定受到威胁，严令企业不得涨价，就会压缩企业生存空间(在一般加工能力严重过剩的今天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最终造成大量企业歇业和工人失业，最终造成供应短缺与更大的通胀威胁！
    个人的观点是，政府要调控物价，但不要强压，尤其不要过早让企业顶雷。我们无法预见这通胀要持续多长时间的背景下，过早让企业顶雷，有可能顶死企业却救不了通胀。
    通胀是一个物价现象，产生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供应短缺，一是货币泛滥。在当前，一般由供应短缺产生的涨价较少，尤其在大宗商品供应领域是如此！当然，我们得为预防供应短缺做些战略储备方面的准备。另一个引起通胀的原因就是货币太多，外汇储备三万亿美元，太多了，国内流通的人民币也太多了。这里主要就太多货币的管与用讲点个人思考。
    外币本币都太多，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外币流进太多，迫使本币发行太多。出口多，引进外资多，本币超常规发行多，这三多变一多，就是货币太多。已发行的货币难言收回(提高准备金率、发央票、发国债、升利息吸储等手段本质上并不减少货币，只是让流通中的货币暂时沉淀)，新的货币又不断产生，那么，被动应对着的局面还将继续下去。
    美欧日的财政危机会导致定量宽松之类的印钞举措的。经济低迷的美欧日其现阶段的低通胀是使他们敢于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国家大玩货币贬值战游戏的。这就注定了，更多的外币想方设法要流入，更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传入中国。这就决定了，央行将不停地收购美元，不断地发行人民币。发改委不断地调涨物价(有控制的调高能源、粮食和运价等基础价格)，不断面对已有的和新增的物价上涨压力。中央政府将在这个不知周期(我过去讲机遇期短则两年，长不过五年，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的压力中不自觉陷于两难漩涡，一方面去面对越来越紧迫的社会稳定压力，一方面去面对越来越高涨的物价压力和更加诡异的国际经济经融形势。
    行政手段抗通胀，是堵的方法。好比抗洪是垒坝抗洪，最终要功亏一篑。堵不如疏，疏不如疏堵结合，堵是堵不住的。长江中建三峡大坝，首要功能是防洪，目的就是调峰，这样就体现了疏堵结合。洪峰来到，先堵一堵，再徐徐放出，大洪水就变小洪水了。想不见洪水是不可能的，能够不泛滥成灾就对了。
    控通胀的疏堵结合就是国家储备，物价控源和激励生产相结合，就是在储备和调节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减少本币和外币(至少要快速减慢增速)。
    具体的设想是，成立国家稳定基金，由国家掌握的外币储存中划出一万亿美元或更多，全面干预能源、矿产品、大宗食品。做法是，在国际上大量买进这三大类物质(或更多类)，建立起凡影响基础物价的上游产品国家储备，在一定时期内贴价补贴国内市场供应,稳定国内基础能源、粮食和原材料价格，具体做法有实物和金融两手。以石油为例，成立石油稳定基金，按三年估计约需500至1500亿美元。假设国内市场目前的油价对应国际市场原油价为100美元每桶，就让国内汽柴油价一年内一直稳定不动。中石化等企业进口石油时，国际上油价110美元每桶，企业每进口一桶原油，稳定基金补贴企业10美元，国际上油价为90美元时，企业每进口一桶原油，企业向稳定基金上交10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只回收人民币)。这个价一般一年一调整，过长过短可能都不宜，其间无论国际油价上涨下跌，国内油价安然不动。国家给出的汽柴油价是最高限价，不反对企业降价竞争。这样，就会把国际油价的上下波动通过政府之手给削峰调谷，从而大大减轻国际油价对国内的冲击。若国家给的中间价合适或运作周期较长，有可能赢亏平衡或少亏，若国家有意补贴国内市场，又另当别论。对外国飞机轮船在中国加油是否以国际市场价结算，可另作讨论。现在政府外汇巨多，是有能力这样干的。除了前述稳定物价的好处外，还有刺激企业在油价低于国家所定中间价时大量进口进行商业储备的作用，国际油价高于国家所定中间价时又不会影响企业正常进口。对其他能源、资源、粮食等俱可如此办理，不仅会大把花掉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从源头稳定国内物价，而且在有意无意间同时在政府与企业中建立起庞大的资源储备库，也通过企业换汇进口的过程回收数量庞大的人民币。这样，中国将同时减少外汇与人民币拥有量，为控通胀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断改善的金融形势。
    政府若这样干，对不断贬值的外汇少了担忧，对不断扩张的本币起了回收作用，也无需企业和社会承担太多责任，市场的正常竞争将依旧照常进行。
    有一个担心是必须要考虑的，即中国的相对稳定物价及国际货币泛滥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会否造成我们出口继续猛增，从而把我们左手丢出去的外汇又通过右手捡回来呢？会的，肯定是这样。取消出口退税，适当时征收出口税(或改称物价补偿税，或加大人民币结算规模及地域)就很有必要了。总之，稳定出口规模而不是增加出口是合理的，恰当的；美欧日执意泛滥国际货币就让他们接受同步涨价的中国商品是合理的，恰当的；不补贴国际消费者，不在国际市场上当冤大头是合理的，恰当的。同时，对增内需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二、扩张的本币  上涨的物价和上升的工资之惑

    今年的本币增长率定为12%，比往年17%已有大幅下降，个人凭直觉觉得还是多了，因为它超过了GDP增速，在当前国内货币过多情况下应低于GDP增速才好！我不是专业人员，不知道如何计算出的，也不懂这个，只是凭感觉讲。以2010年底为窗口观察，流通中的货币已超GDP三四十万亿，就算GDP每年增长8%，也要好些年才能达到GDP与货币M21:1的公认平衡标准，就算扣除外汇占款(恐怕还不能对这二十多万亿进行扣除)，也要多出十几万亿，这意味着未来三四年都应实行货币零增长的政策(最少也应实行2%或3%的低增长)。金融系统中是有钱的，只是信贷的结构不尽合理。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占了较大信贷比例，而对就业有重大贡献的中小企业占比太低。问题在这里！不是总量不够，是结构不合理。改善结构，政府要力推政府贴息和担保基金等手段，规模要大一点，力度要猛一点，运作更市场化一点。要及早下决心，办法总是有的，国内已有很好的实践先例(如浙江的泰隆银行)，政府助点力，事情就好办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和种类要作明确限制，大型国企融资也要有个资产负债的限制章程(由国资委出吧)！
    物价不上涨仅仅是一种愿望，不涨是做不到的，只能涨得少一点，慢一点，涨得不超出承受力就不错了。应对通胀，我还是坚持太极推手的说法，缓缓的顶，软软的拒，慢慢的推，当我们的金融经济手段已无力承受时，就该用外汇储备干预了，这就是前面讲的稳定基金该出场了。我想，行政手段作为最后手段在非常时期才使用更恰当一些。
    如果我们动用外汇大买能源、资源及食品，有可能让国际市场中大宗商品供应紧张，引起价格窜升和不必要的指责，用稳定基金和国家储备相结合的办法，让市场(企业)去自动进行，效果会更好些，价格变化会更平滑此。
    种粮补贴发给农户，政策是对的，方法是错的，效果也不显著。不说每亩三五十元的补贴能否把务工农民拉回农田，就说地方政府执行起来也是浩繁难言，许多农户是只领钱不种田的，抛荒的田是越来越多的。老弱病残妇留守在农村，新生代农村人口是厌恶种田的，这地是越来越找不到人耕种了，中国人的餐桌很难摆到美国人的农场里去的。所以，我想说，在没有把新疆的大沙漠变成机械化大农场之前，与其按耕地面积补贴农户，不如直接提高粮食保护价，事情更简单，效果更直接。让种田大户也能发财，而不是经常游走在盈亏平衡的边缘，增加抛荒农户种地紧迫性压力而不是坐享低粮价还拿种田补贴。种田对普通农户也有吸引力时，粮食安全才会基本安全。
    粮价会上涨，国家的补贴数量未必会有大的增加。目前各种涉农的补贴也有好几千亿，保留农机补贴、种子补贴，取消化肥补贴、种地补贴及燃油补贴等，大幅(约50%)提高保护价，政府增加的负担在低保领域，却相应减少了三项涉农补贴，基本能平衡。种地农民能大幅增收，粮价上涨的成本约为五千亿(按产量一万亿斤，均价1.5元每斤，涨价幅度约50%计)，全国人均不足400元。当然，享用食品产业链高端产品多的中高收入者会付出更多，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正常变化。
    增加因粮食价格上升而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补贴，与其多花几百亿增加补贴数额，不如免费月供十公斤粮食/每人，中国特色不是要保证每人每月多少钱而是要保证每人每月多少粮。若有必要，更可每人每户月给免费水电气若干。花钱不多，稳定效果却很显著。吃了稀饭晒太阳不会饿死人，懒散闲耍没有好生活；饿不着的时候政治还会稳定，花钱不多的事换个实在的手段干。
    提高粮价，是主动涨物价，看来很不合理，其实不然！即使你不涨粮价，两三年后的粮价也能到此水平(气候因素，世界粮食短缺，国内耕地及青壮农业劳动力减少，种地农民绝对收入差距扩大)，与其被动调涨，不如主动大涨，既为农民增收，又保粮食安全，还可增厚农村内需基础。
    物价上升，生活成本升高，必会导致涨工资的要求。不在于涨工资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一边涨工资，一边涨物价！平衡物价，启动内需，改善生活都要求涨工资，问题是这涨工资一定要在企业的承受力之内。如果不能做到物价、工资与企业利益的平衡，就宁可不涨工资，也不涨物价。伤害企业的事，最终会伤害社会。如果大量企业因为用工成本上升而持续经营困难，就会伤及就业、税收和社会稳定与繁荣。问题在于，物价总要涨的，工资也总要升的，企业也不能指望靠国家的扶持度日(如减税。顺便说一句，我反对减税的做法。若减税，政府在困难期的消防队员资格也有问题，还是目前增加支出的方式在近期更有效)。从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看，有控制的物价上涨和有节制的工资上升才是破解之道，才能被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和管理进步所消化，才能为社会的稳定进步和繁荣所平衡。高物价，高工资，一个较短时期搞得同步翻番(五年？)，那是要出大问题的。有人说五年工资翻番计划，我很困惑.外部市场的动荡和内部市场的困难都是有解的，惟有自我折腾是无解的。有节制的涨工资，还是必要的，切忌三年五年翻番。
    短期内物价与工资同步翻番，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如困难群体更加困难，弱势产业(如农业)更加弱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营困难(这可是要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更加不平衡，金融资产快速大缩水带来的政府信誉缩水及更大的物价冲击波与不信任感深化。不要想五年工资翻番的事，先把物价控制在合理涨幅内，才好谈物价、企业与工资三者的平衡，平衡后才有平稳涨工资的坚实基础。

             三、政府的结构调整

    这篇博文是立足在三个假设的条件下谈宏观控通胀的。这三个假设是：第一，战略机遇期还在；第二：不进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控物价(指不进行大的国家行政机构重组，大的经济体制完善，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下实现内控物价保稳定，外御波动求发展)；第三，整个的平衡控制要在现体制结构下用行政手段较容易得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的思考围绕三样东西展开，第一样是物(即能源、资源及食品)，要建立起大规模的国家储备和市场储备。第二样东西是钱，要去外币收本币，要减少市场中的货币总量逐渐至平衡状态。第三样东西是人，是做前两件事的人，即相应的国家机构。
    是哪些国家机构呢？是否要稍作整合呢？我想有三大块国家机构要涉及其中且须作相应整合。
    第一大块为管物的机构，这个物仅指储备。如国家物质储备局、国家石油储备局(？)、粮食局等，凡涉储备，俱应归类整理，综合为一个部也行，直属国务院归口管理也行。这个部只管储备，不管生产，只管花掉外汇买进储备，不管抛出储备调节市场，抛储备是发改委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的。
    第二大块为管钱的机构，外币本币都要管。外管局、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中投一号二号都牵扯其中，归口某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吧！它的任务是去外币，收本币，控总量，调信贷结构和财政方向，内外一盘棋，作全局的金融总调控，必要时税务、计划、物价、发改委也会牵扯进来。
    第三大块为常规的经济职能部门。如发改委、物价、税务、工商、质检及中央与地方体系。别看这一块(尤其是地方)既不管物，也不管钱，落实相应常规行政手段时，真正干活时却必须指望他们。这块按原有秩序管理吧！
    这三大块归在国务院常设办公会议下，就可正常运作了。

                  四、有件事，多说几句

    会不会外汇也花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也涨了，国内物价却没有控制下来呢？会的，局面正是这样。其实，无论我们是否用掉大半外汇，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要么会扩大国债上限打击市场对美元的信心推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要么会第三轮，第N轮量化宽松滥印美元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取决于美国的，是必然要来到的，中国人做或不做什么都难起作用，而美国人的做法是一般恶劣、反复恶劣还是非常恶劣，取决于美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和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国人做或不做什么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中国大量花掉外汇，只不过让我们损失少一点，储备多一点，信心足一点，度过困难期的能力大一点！
    美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好得了吗？答案是明显否定的。会像英国一样执行紧缩政策而高尚地维护美元币值吗？答案也是明显否定的！我想，英国没有美国的条件，若有，它也会定量宽松几回的！滥发钞票，让别人买单，谁也干得来。美国已经这样做了，并且将继续这样干下去，直到美元被世界抛弃。美国拿了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大帽子套我们，自己却滥印钞票，我们可不要被几句大话给迷了！
    其实，我们正是基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将继续高涨的假设，才作出这个思考的。我们要的，仅仅是国内物价上涨可控，不危及经济发展，最底限不危及政治稳定，我们要不来也做不到彻底控制住物价上涨。贴了一部分外汇，换来经济经融稳定，换来国家政治稳定和一个庞大的储备库，这是非常合算的。如果执行了对出口货物取消出口退税和加征物价补偿税,未必会贴多少钱。更何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几年后，政府手中的三万亿美元还剩多少购买力呢？这也是让人犯嘀咕的。花掉纸币才放心，替美国人顶雷没必要！

                                            no.6   政府不尴尬 公司闹南海

                                                   2011.6

    南海的权益在流失，政府却不方便大打一仗，很尴尬。打吧，损害战略利益(与诸多邻国为敌且送美帝近身借口)；不打吧，国内疑惑一片，还无法向人民明着解释这养晦之痒。草民有策，当能一纾此困，大破南海，既不用政府担责，又能祸水外引，化被动为主动。内测民心，外试美帝，动静皆是利益，进退由我自在！
        一、西方是我们的老师
    西方教会了我们工业化与现代化，也教给我们很多其他的东西。老师很好，学生太差。不好用的泛西化学回来了，好用的西方殖民化开拓生存空间的办法却仅被当成罪恶几十年在批判。想想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想想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各种学会与公司，想想美国侵略古巴的猪湾事件，人家西方老师的教案都摆在那儿，日本人学得懂的东西，到了中国人却学不懂了乍成？课程不深，好学!
    1 找“民间”人士，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名“中国人民保护南海权益石油调查公司”(后简称公司)，大闹南海。只在广卅某区注册，各地成立分公司(尤其是北京)。之所以选广卅、北京等大城市，就是要让一群爱国人士闹得资改派脸上无光，脚底乏力，察言观色也要好几年，哪有心情搞什么资改，百姓有了新话题，通胀下的痛苦指数会降低，不满情绪有了宣泄口，对物价和腐败的指责会减少(当然，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会给政府争取到时间)。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2 公司既已“合法”成立，要大造舆论，广请各路媒体“造势”，尤其别忘了西方媒体，这是从一开始就要告诉西方，公司具有“民间”性质。要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轮番举办“学术研讨会”,就一主题，即民间保南海权益的问题，别管学术水平如何，就反复炒作，声势越大越好。同时公开招募“护权勇士”。
    3 炒作既热，相关退役军方人士(最好有几个退役将军)现身研讨会，“支持”公司分担巡护南海职责。
    4 海南省成立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几个村委会.几个村委会（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府机构）先后“委托”公司巡护南海。公司以渔港为基地开始巡护，此阶段先在海上与南海各小国开始肢体冲突且互有胜负。
    5 由于肢体冲突中有损失，于是公司公开购买了一批万国牌“保安”装备(实为从巴基斯坦或朝鲜获得，也可从中东得到)。同时,“中国军工系统广大职工”声援该公司并“义务”捐献武器若干。此类消息，要天天上电视，并让公司“相关人士”号召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与世界人民捐款。名为募捐、捐武器，纷纷扬扬，实为造势。既撇清政府的干系又暗示公司的政府背景。
    6 某“民间拆船公司”公开宣布把一批海军退役军舰“转卖”给该公司，海军退役人员“纷纷”参加公司，一批“退休工程师”帮助公司“研制”出性能良好的对空、对海导弹雷达等相关设备。
    7 公司在肢体冲突阶段必然有所“流血牺牲”,现有了“各界人士”支持，于是重兵出击，或攻击鱼船，或攻击采油设施，也不妨抓几个西方工程师回来，被“愤怒的群众不文明攻击”(采用妇女吐口水，小孩打耳光的办法)。后应西方强烈要求，在中国政府的“严厉”督促下释放。
    8 外交部反复播放录音磁带，公式化表示要关注事态，协调有关方面严厉查处，要求有关国家与中国和睦相处，协商解决南海问题（一如现在)，但由于问题复杂，毫无效果云云。只不过，过去是中国要他们谈，反复抗议没效果，现在情况倒过来。
    9 在各方严重关切之际，中国政府决定“严惩”该公司“破坏”国家南海政策的行为，解散该公司。但该公司“不服”,提起法律诉讼，在某法庭开始长达若干年的马拉松式司法程序。期间，公司巡护不断，并与各国海空军发生重大冲突与战争，使得中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激烈改变”,公司得到政府的半正式许可（可购买国产武器）,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支持和解放军的呵护。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10 回应世界各国强烈呼吁，应南海各小国强烈请求，中国政府同意以九段线为基础与有关国家展开谈判。期间，公司又多次与各小国开战，击落飞机若干，击沉军舰若干，抓捕渔民若干。
    11 各小国被公司打得溃不成军，要么口头抗议，实际退出；要么争强斗狠，把海空军全部葬送。总之，是打一场可大可小、可进可退，又不由政府“出面”的低烈度战争，到最后中国政府反而变成高高在上的调停人和仲裁者。
    12 边谈边打，哭闹由他。不服再打，总要服了才谈得成功。
    这仗一定要打，否则求这帮小国来谈，人家还不卖帐。明知道你不愿引美国之狼入南海之室，明知道你需要时间去发展，就以为吃定了你。是的，我们不愿美国介入，不想破坏发展的环境。我是一直反对动辄战争的，成本太高了，环境太复杂了，战术上的得利未必有战略上的损失多。但严重伤害中国核心利益、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总是有立场底线的。即使这样，政府却不好因为越、菲之流的扰乱而将战略目光脱离美帝。但政府不方便的，民间却方便。让这帮小国选好边、站好队也是需要给点颜色瞧瞧的！但这些事，政府却出不了面，乍办？好了，让“民间”公司来办。打得他头破血流，打得他跪求给中国政府当跟班小弟还得躲着“民间”公司。
      二、对国内国际的影响
    对国内影响有两方面
    1 转移国内注意力，培养爱国主义，把西化分子边缘化，避免国内政治动荡，为反腐治通胀建法制民主秩序及改革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秩序(或几年后的，或者有这个需要），青年是最活跃的因素，让他们把能量发泄到国外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为一般状况下的争端解决积累实践经验和制度方案，也为极端的核战后的应对之道做些有用探索。如情况需要，可以由公司拿下（策反？）太平岛和金门岛交给解放军，给台湾两个耳光，统一就来得更快些，再不行，公司就攻打澎湖列岛。
    对国际的影响，则是让西方在狐疑不定的情况下“悄悄”争回权益并让周边诸小国在无望无助之际乖乖站好队、选好边，营造出“良好的周边环境”。或者对中日之争，中印之争有否启发意义，也未可知。
    当然，时机的选择和力度的把握非常关键。

                                            no.7   关于解围中小企围业钱荒的思考

                                                                      2010.7

    中小企业缺钱，缺的非同一般。民间借贷年利率高达60%或更多，典当行、担保公司、私人借贷等等均混迹其间。许多的中小企业在过去可信誉交易的也变成了非现金交易无法做成生意，听说还形成了许多的三角债。情况比08年还严重。舆论一片声呼喊之际，更多的将目光投向政府，投向银行。大银行备受责难，政府承受压力。其实，除了讲政府和银行的责任外，还应讲讲中国的中小企业本身的财务不规范，讲讲民营企业家“赌性严重”，这样，才好把问题的轮廓看得全面一些，看得明白一些。
        一、为什么敢借高利贷
    这样高的利率也敢借，这样干的企业本身就是疯子行为,极度缺乏理性的。有人说，之所以借这样高利率的资金，是因为需要把局面撑着，在形象上好看。不然，债主上门，信誉尽失，明天就面临着关门大吉。可见，这些借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他们原本是没有多少资金的，靠着借鸡下蛋、借船出海之类空手道的主意，创立了一个负债率极高的公司，进行了与自身能力极不相适应的投资扩张，动用种种关系，早已把银行绑架上了。现在银行银根紧了，为了维护正常经营的形象，避免债主上门催债倒闭，就饮鸩止渴地借上了高利贷。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民营企业被淘汰是迟早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却是不能够让他们大批垮掉的。这样，银行与政府就被牢牢的套上了，被绑架了。
        二、银根为什么会紧?
    银行更乐于向大型企业(多为国企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安全性更高，放贷成本更低。在高通胀背景下，收紧银根是必然的，倒楣就自然落到中小企业身上了。对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贷款，即使发生呆坏帐，中央政府最终会买单的，唯有中小企业成了弃儿，这是政策的取向造成的。对于企业，不是按诚信原则，不是按市场法则去竞争，而是在实际中有所区别对待，人家银行有饭吃的条件下当然不愿去趟这个浑水。今年上半年，中央财政用于投资一万多亿，地方财政用于投资却高达八万多亿，可见地方投资之猛之烈，地方融资平台负债10.7万亿，可见其危其险，央企无事可干（缺少进取方向），却这里那里制造了若干个地王，若不是有政策强令非地产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只怕这地王就会“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了！
    炒中药材、炒邮票、炒玉石、炒字画、炒农产品、炒房、炒煤，这一路走来，投机市场从不缺钱，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企业)从来都是缺钱。可见，市场就总量而言，M2与GDP之比高达1:1.8，是不可能缺钱的。缺钱是结构性缺钱，是流向不合理，是分配不均衡，是导向机制不对头导致的。如果不下决心去解决这个导向机制，仅仅从货币政策来作文章(或紧或松银根之类)，仅仅试探性的利用银行放贷政策调整，仅仅强调“首长负责，齐抓共管”,这困惑的局面将无法根治，仍会一轮一轮的来到，一轮一轮的循环。
        三、当前的对策是什么
    要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银行就须得中小企业有资产抵押，但大量的中小企业是没什么可抵押资产的，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更是两手空空。所以，对中小企业，可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有资产或有少量资产可作抵押)，一类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几乎无资产可供抵押，银行是不认知识产权的，他很难作价的)。
    个人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
    对第一类传统中小企业，用主办银行制、资产托管制和国家担保制解决.

    1主办银行制
    即每家企业只保留一个主办银行帐号(也可增加一个用于转帐支付的银行帐号)，这两个帐号的资金往来均受主办银行监控。这样，中小企业将自然地与当地的主办银行对接。这样，银行就实现了对即企业的资金监控。
    2资产托管制
    由政府与银行组织托管机构对中小企业资产进行托管监控，这样，银行就实现了对企业资产的监控。当企业资金和资产都被银行管理着时，贷款即可正常实现。
    3政府担保制
    由政府投入资金成立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也可由银行对中小企业授信)；即由政府保证来使企业在资产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得到一定贷款。
    对第二类创新型中小企业，则直接成立国家主导的基金公司，对有前途的创新公司，实行国家注资(取得不低于25%不高于35%股份)，并同时实行不超过扩股融资的由国家担保的信贷投入。国家应有气魄拿出一千个亿，成立若干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投资基金公司。
        四、公平的环境、诚信的市场、严格的破产制度和合格的干部队伍是不可或缺的保证
    1  管你央企、地方国企或民企，谁都是可以破产的。国家原则上不能替任何企业买单，银行不可用新贷掩盖旧贷。企业没有等级，市场要公平，诚信才建立得起来。
    2  要下决心改变财政体制(建立中央大一统的财政)，要把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取消(去掉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当前主要针对地县级政府，尤其是县)，彻底完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超前的、低效的地方铁公基建设不能是脱缰的野马，要归于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
    市场要诚信，政府要公平，企业要自律。企业要有竞争，要有淘汰。政府行为要统一，不能中央一套，地方一套，否则就会最终乱套。只有该放的彻底放手，该统的没有各搞一套，并且都归于法制之下，政府与市场才能正确归位。
    3  大型企业和地方融资要走债市的道路(去收拢民间投机资金)。
    4  银行减少了大企业和地方融资后，将自然地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中小企业。
    5  借助前述三制(主办银行制、资产托管制、国家担保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也彻底整顿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使其规范化，也为正常的银行融资创造条件。
    6  官员、企业、银行三方勾结时，必须严惩。
    当前就完全做这些可能并不现实，但事情总归要做的，念念不忘，今后就会去做了，市场才会真正有秩序，政府才会不被一轮一轮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启动内需和发展服务产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有好的环境支持）。
    我们的愿望是：即要解决中小企业当前问题，又要规范中小企业长远发展的财务机制，还不能让政府背上负担。

                       第二部分   国家的幸福

  
                   
 
    我们追求的是政权的廉洁高效和稳定，社会阶层的和谐稳定和具有自我关系娇正的机制，社会的文化法制文明，人民的身心健康和有安全感，稳定感的快乐满足。达到了这样的境况，政权是稳定的，社会是健康的，人民是快乐的，从而就可以说，国家是幸福的。这就是国家的幸福！
    科技水平的高低，经济收入的高低，文明程度的高低，将决定是高级水平上的幸福还是低级水平上的幸福。几千年来，人们孜孜以求。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除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外，往往成为一种奢求,成为一种理想中的社会梦想。个人认为，随着人们对社会运行，政权运行的认识提高，基本的民众(或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提高，法制和文明不断进步，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有希望。换句话说，国家的幸福将在人们的自觉和自理中，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得到实现。

       一、山顶上的堰塞湖

    影响一个政权稳定和延续的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可归纳为三条： 1  恶性通胀及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 2  社会阶层的分化演变为激烈的阶级斗争。  3  领导集团(阶层)丢失道德制高点。
    如果说山顶上有堰塞湖，是威胁下游村庄安全的危险隐患，那么，这种隐患是显性的、可见的、人们所共知的。而政权头顶上的堰塞湖，却是隐性的，难以预见的，因而也常常是被漠视的，久而久之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一旦前述三条中任何一条恶性爆发到不可收拾地步时。往往伴有另两条的尖锐化表现，也就是说，三条原因齐至共爆更成为人们事后总结时看到的现象。
    如果说第一条是可以在短期内毁灭一个政权的急症，那么，第二条和第三条就是中长期决定一个政权的基础病。在古代，统治集团的内讧往往能短期内动摇一个政权的存在或兴衰。在现代，除了这个因素，严重通胀的恶劣动员能力也将使得民众与政权形成对立趋势最终以统治集团的内裂为巨大转折点从而威胁政权的稳定。这种急症(第一条)是在古代引发社会大动荡，在今天引起政治大混乱的最多发形式。一旦社会走进阶级矛盾(第二条)尖锐化的死胡同，几年或几十年内改朝换代就注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最根本的原因都是这样。只不过，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未能出现的时代，历史会周而复始地开始一轮一轮的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百年周期律。当一个朝代(政权)在道德上丢失了制高点(第三条),这个政权往往会变成泥塑巨人。辛亥革命，武昌的一位工兵排长首义，居然会推翻死了全国总人口40%(官册数据，可能不准。后同)的太平天国也未能推翻的大清王朝，就是这种体现。我们所说的道德制高点包括：政权的正当性、代表性、公正性。
    体现为：1 政权是否廉洁。
            2 政权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导阶层利益。
            3 政权是否保护中下层弱势群体。
            4 政权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忠诚度(是否爱国)。
    当清朝政权在以上四点全盘被反复否定时，它的垮台就不足奇了。想想吧，一个排长都能首义造反成功，这个政权丢失人心到了何种程度。国外的许多王朝突然被一位上校或上尉推翻而成为共和国都是这种写照。占领道德阵地可不是软件建设，这是要命的大是大非问题，绝不是个软环境问题。一个政权，半条命来自经济国防等硬发展，半条命来自对道德阵地的占领。想想大跃进失败，大食堂饿死了许多人，却没有出现造反派登高一呼，应者云从的景象。为什么，就是因为共产党牢牢地占据道德阵地的制高点，就算有人想造反，他也登不高，他也呼不出，他也找不到跟随者。这跟共产党当年闹革命可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当年共产党闹革命，打了多少恶仗，死了多少人，可招兵的大旗一插，三天扩编一个加强师。小米加步枪确实落后，但前赴后继没有尽头的小米加步枪，任你国民党飞机大炮怎么厉害，也只有被灭亡一条路好走！这个道德阵地制高点的占领与否，就是人心向背的选择取向。“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第二条中社会阶层矛盾失衡演变为阶级斗争关系到普罗大众的中下层人民的人心向背，那么这个道德制高点则关系到普天下所有人的人心向背问题。中国历史上推翻了很多的王朝，往往是阶级斗争激化，战乱久，杀戮重，被灭亡的王朝苟延残喘也会挣扎几十年，但象清王朝那样瞬间崩溃的却少之又少，这就是主导清王朝灭亡的是丢失道德制高点而非通胀，而非政治集团内部分裂，而非阶级斗争激化。
    古代因通胀致乱较少(元朝例外)，因为大多采用金属货币。虽通胀，并非产生动乱的主要问题。
    前苏联一夜崩溃,最根本的就是丢了道德制高点，苏联人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多余的，是必须改变的，政府的任何闪失，民间的任何躁动，都可能导致政府垮塌，即使强大如前苏联也不能幸免。派去捉拿叶利钦的军队变成了叶利钦的卫队，戈尔巴乔夫就彻底没戏文了。
    明白了政权延续的威胁，你就知道政权建设的着力点。中外古今的案例告诉我们，政权建设无非是沿着历史的脉络，顺应时代的要求，尊重规律的法则，改善政权，改善社会，泻掉头顶上的堰塞湖威胁，让政权更和谐，更贴近社会要求，更能实现自我的纠错。
    我们的头顶上是否有堰塞湖呢？个人感觉，虽然水不深，但要正视，三个堰塞湖都有，需降低水位。

         二、我理解的联系与矛盾

    说到联系与矛盾，大家自然知道这是哲学的命题。本文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哲学关系到我们的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错了吗？为什么少人再提起？它已不能指导现代中国的实践了吗？为什么总是缺少对未来的前瞻性规划，走到那算那成了家常便饭。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所阐述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把马列传入中国之时，有一些为我们当时斗争所需的中国化解释，片面化、绝对化、教条化了马列主义，而且马列主义本身也有时代性缺陷，有错漏之处。这就是说，马列主义作为科学而非宗教，它也需要完善，需要发展，但其基本精神和原理依然有用，需与时俱进而已!
    今天来讲这个问题，是想说明我理解的联系与矛盾，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们过去的哲学可能在此犯了错误，导致了矛盾(论)的绝对化，用之于社会实践则带来了阶级斗争绝对化。今天一概不讲这个了，好象马克思主义一无是处，已不再适用中国似的。
    过去的“教科书”经典定义为：事物是由矛盾组成的，各种矛盾既联系又斗争，联系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个人认为，这个定义本身就错了，个人表述为：事物是由事物内各种元素组成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组成事物的哲学因素，各种哲学因素间的关系构成哲学意义上的事物。这个各因素间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斗争。各种因素间的联系是使该事物得以存在的哲学物质力量，各种因素间的斗争是使该事物转化的哲学动力。联系是普遍的本质的，斗争也是普遍的本质的，但斗争的激化和演变却是有条件的。联系的普遍性体现在事物存在的全过程，是该事物表现为该事物而非它事物的本身属性，联系的改变则意味着事物的改变，事物中主要联系的改变则意味着事物性质的改变，该事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该事物，它已是不同于该事物的新事物。这种改变可能是人们追求的，也可能不是人们追求的。换言之，事物内联系的改变并非总是积极的、革命的，有推动事物前进意义的。各种因素间的斗争也是普遍的，这是因为事物内各因素是不相同的，是相对独立的有差别的不同因素，这种不同因素的存在和表达存在的条件与方式各不相同，在整个事物的存续期内，斗争的一面(即不相融的一面)就会伴随该事物终身。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各因素的斗争会激化甚至完全不相容，斗争的尖锐性就表现出来了。斗争的结果会使得原事物演化为新事物。
    自然界中，如原子中，原子核与核外电子共组为原子，但这是物理学的定义。哲学的定义不应是具体的，而应是抽象的。正负电荷相互吸引的力使原子核与核外电子有相互靠拢趋势这种关系和核外电子的运动使两者有相互脱离趋势这种关系构成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因素，这两大因素构成哲学的原子定义。这两大因素的存在和相互联系统一使得原子长期稳定成为原子。这两大因素，它们的关系稳定，就是联系稳定，该原子仍是该原子。这两大因素的关系不稳定，就是矛盾性得到体现，该原子有向新事物演化的趋向。条件改变是把矛盾性表现出来的前提。例如原子受热，电子的动能增加到一定程度，则演化为电子脱离原子核使该原子变成离子。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相互脱离这种关系作为两大因素之一已发生变化，两大因素间的联系也发生变化，原有状态的联系统一被破坏，原事物变为新事物。其实，所有自然界的客观事物都可作类似分析，只不过是不同事物内的哲学因素多寡不一，各因素的联系方式不一，复杂程度不一，其联系统一的机理也会不一，但哲学解释的方法论不会有不同。
    在社会领域，例如封建社会中，同样的哲学分析方法可得，由官僚阶层(级)，地主阶层(级)，农民阶层(级)，工商阶层(级)等组成封建社会，但这是社会学的定义，不是哲学的定义。哲学定义的封建社会是：前述各元素的关系的联系统一才叫封建社会。如封建状态下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封建状态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封建状态下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封建状态下的社会资源承载力与社会需求的关系等几大关系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哲学因素，这些因素的联系统一构成封建社会。有封建烙印的几大因素的联系和谐平衡，矛盾关系相对缓和，封建社会就稳定发展，这几大因素的联系状态紧张，矛盾性在一定条件下加剧，封建社会就动荡战乱，甚至改朝换代。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诞生这个条件下，原封建社会内各因素的联系因增加新因素、新的因素关系而遭到破坏，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化。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两个新的阶级诞生这个条件，也可能在其他条件下(如统冶集团的政治分裂，外敌入侵，严重的自然灾害，爆发农民起义等),使前述各关系矛盾加剧，产生各关系重新排列的趋向，但没有增减原各因素，没有产生新的因素关系，排列的结果仅是状态和程度的改变，没有质的改变，依然是那些因素和因素关系，构建不起新的因素关系，封建社会仍是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只有当某种条件导致新的因素关系时才会产生质变的趋向。这也说明农民革命本质上并不能推动封建社会各因素的联系发生质变，不能促使社会向更高形态演化，说农民革命一定进步，一定革命，是带着阶级的眼镜看问题，在科学上不成立。这也告诉我们,真正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恰恰是社会各因素的关系间解决其矛盾性，依赖条件改变(科技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改变及其导致的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改变及其导致的上层建筑改变，社会资源改变及其导致的社会承载力扩大，及由此导致的管理与被管理方式更新)，从而迎来新型的社会各因素和各因素关系，才可能推动社会质的进步。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这样。应该明白，不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使用武力发动了起义根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建立，而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壮大最根本确定了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能在英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换句话说，起义与否跟新制度的建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无所谓起义就能产生新制度，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建设出来的。事实上，所有国家的社会制度进步都是这样，这就说明了，改革改良而非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真正持续动力。除非条件改变足够多、足够大，大到可以根本抛开原社会中各因素关系而完全重新构建新型的社会各因素关系(如西藏)，否则，任何人为的跃迁都是要补课的，就从科技与生产力补起，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展开。中国、越南等都在补课，东欧和前苏联干脆从头再来。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政权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社会承载力都不足以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也无法直接发展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一跃而过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探索性的蒙昧社会主义。架构社会主义体系，却没有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成熟条件，是一种简单的低水平的理想塑造。补课就不足为奇。
    这里所说的补课，是指生产力不够，社会发展不够，需要发展相应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并不是要回到资本主义，请不要误解。这里所说的蒙昧，是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并不清楚。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并不成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切都还在探索中。
    中国的改革既不是回到资本主义重新开始，也不是全面毁掉前三十年的公有制成果，而是在保住公有制核心阵地的条件下去补课(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要由国家控制)，补生产力的课，补生产关系的课(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组织管理关系)，补经济基础的课，补上层建筑的课(政治体制改革)，补社会资源的课(发展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包括制度、文化、技术等)，补社会承载力的课(体制承载力、文化道德承载力、物质财富承载力等)，以求最终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本质含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知道了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改革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就是巩固社会主义，你就知道改革不是和平演变，你就知道改革中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方向，坚持保证强大的中央政府控制。因为，我们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补课阶段而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补课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对中国改革的解析。

    开放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经济越发展，与外界的联系越多、越广泛、越深刻，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意识形态，也超越宗教文化，中国的开放跟中国是否改革没有必然联系。
    由前面论述知：经典定义中的事物是矛盾本身，而我定义的事物是组成事物的“各元素的各种关系间的联系与矛盾构成的统一体才叫事物”。这符合哲学的抽象，即各种关系的有机组合构成事物，而不是各种元素构成事物。各元素构成事物是各具体学科的定义方法，是直接的、具体的，而哲学的定义应科学抽象，不涉及具体的事物构成及性质。
    在我的定义中，联系是各种关系的联系，是一种属性，矛盾是各种关系的矛盾，也是一种属性。联系和矛盾都是普遍的、无条件的，矛盾的激化是有条件的。在我看来，经典定义把事物中各种关系的一种属性当成事物本身，在立论时就犯了错误。
    由此，经典哲学的矛盾论、实践论与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五部分应拓展变更为联系论与矛盾论，实践论与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六个部分。联系论与矛盾论是哲学的基础，其余为哲学的方法在具体领域的应用。虽然经典的教科书也有讲到联系，但多为一笔带过。并且，过去所说的联系，是各组成元素的联系，不是各种关系的联系，象是具体学科的讨论，未进行高度的抽象。
    明白了这个，你就知道中国的数不胜数的血腥农民起义，更多是封建社会中几大因素关系紧张，在社会资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社会承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时暴发的，所以无法把中国从封建社会带向更高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推动社会进步；你就明白明治维新能够把日本从封建社会无大动乱地带进资本主义，就体现了是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你就明白对于中国三百年兴亡周期中，作为一个政权的统治者(管理者)应当如何去为自己的朝代延寿，如何无创痛地引导社会改革，促使社会进步发展，让国民享有治世之盛和长治久盛，至少找得到哲学的方向，无非是前述四大因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资源承载力与社会需求的关系）的和谐平衡，动态消弥矛盾，追求更新的科技和更多的生产力以及发展中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匹配。
    哲学是干什么的，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不能对已存在事物作出确定性解释,不能对未发生事物作趋向性解释，则哲学就有修正完善的需要。如果对相近的同类问题作出几乎相反的解释，哲学就无法作为科学存在。旧社会的弱势群体反对政府就革命，现阶段弱群体反对政府就反革命？这就让经典哲学无法自园其说。张献忠灭四川，你怎么说起义就伟大?洪秀全的荒淫超过清朝皇帝，你怎么认定他的革命性先进性?中国历史上有多达十次将全国总人口消灭百分之八九十的长期农民战争与军阀战乱，其进步性又在那里?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国内就只剩下不同分工的劳动者阶级，继续革命，革那个阶级的命?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阶级内部互相专政吗？这不仅是一个左或右的问题，方法问题，认识问题，这里都找得到哲学根源的问题。否定联系的基础地位，用矛盾代替事物本身，是这一切错误认识的哲学来源。任何事都一个斗字了得，事物没有基本的稳定状态，世界岂不混沌一片?
    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对立与统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转化，真理的标准等这许多问题的论述依然正确，我只讲联系论的基础地位问题。
    我不是要否定农民起义，我仅指农民起义一般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因为它一般不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生系，它的革命性体现在对当时黑暗统治的反抗（基本上是大规模消灭人口，让社会资源又一次适应社会需求），如果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其革命性另当别论【如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能力提高后所作出的主动反映。但也要注意超前的度】。

 
       三、强大的中央政权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十大关系。那么，又过去了五十余年，这十大关系还存在吗？或者说，这些问题已基本消失了吗？我们说，没有。在新的形势下，它们有新的发展，有新的表现。几个重要的主要关系仍将长期影响我们。
    为什么要提出先东部沿海后中西部的发展战略？一起发展，均衡发展不好吗？不都是共和国的一部分，干吗发展要有先后？这是现实的条件决定的，这是经济活动的规律决定的，并非邓伟人厚此薄彼。中国西高东低，西部地理条件较差，交通艰难，缺乏经济和人口支撑，而东部正相反，海拨低、地势平、雨水足、人口多，城市和农业也很有基础。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比较成本低，发展起步易，交通方便快捷，土地承载力大，更容易取得成功。在邓伟人开放起步的阶段，国家财力很小，必须也只能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借以形成较大平台，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以积累自己的资金技术来求得国家整体发展最快。
    之所以先讲一个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的关系，就是因为诸如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六个重大关系将长期存在，虽然一般情况下都会平静地稳定运行，但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客观差别会导致重大的不同利益诉求，从而衍生出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转型期尤其容易表现出来，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兴旺发达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衰落时期尤其容易表现出来。这两个尤其容易表现出来恰恰是重叠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强大的”中国才能够有力量应对这两个尤其容易表现出来，才能够避免中国内乱内裂，才能够有力量应对外部的挑战，才能够即使内忧外患也有足够力量力挽狂澜。而能够保证中国是“完整的、稳定的、强大的 ”是有条件的，除了我们国家内历史文化民族血脉联系、经济生活联系之外，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央政权也是必不可少的保证，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国家民族的要求。过去说，稳定压倒一切，现在说发展解决一切。其实，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在强大的中央政府掌控下才能实现的。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谈起也是梦呓。
    现在,有人从经济社会生活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认为，应该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这个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其模糊的指向政府，让人以为小政府首先要小中央政府。这是否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先不说，小中央的想法或做法却肯定是绝对错误的。举个例子吧，现在的西藏，新疆开发急如星火，尤其新疆更具战略大价值，在小中央政府条件下(比如西方体制)，怎么开发？何年何月才有个样子,才担得起国家西进桥头堡的重任？若小中央政府了，只怕要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了，是仙果还是妖果？神仙不知道,鬼知道！又比如“5.12地震”,小中央政府了，中央推给四川，四川何德何能，皮球踢给阿坝卅，推给绵阳、广元，阿坝卅等地方政府担得起救灾重任吗？岂不是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在中国重演吗？再比如南方海风习习,美国化自由民主党在香港、广卅闹腾，怎么收拾？谁来收拾？拿什么收拾？台湾新疆西藏要独立了，镇压还是让它烂掉，只怕小中央政府将坐困愁城，一事无成，最后落个不得不李鸿章第二。八国联军杀进北京,，清中央政府逃亡陕西，张之洞等人却搞了个南方五省自保，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小中央大地方，尾大不掉之势趋成，清政府的死亡通知书就此下达，这就是例证。
    前苏联虽有强大中央政权，在其垮台之时，依然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强大中央政权已变成大而不强，最终闹个土崩瓦解。强化中央，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统一军队，统一司法，削弱地方，是维护大一统的不二法则。司法、立法、工商、税务、金融等则实行垂直的条条管理，一样要削弱地方，归权中央。
    中央有完备而庞大的国家组织机构和功能配置，各省(市)有，各地(市)有，各县(市)也有。一个县，军队(武警民兵)有，警察、监狱有，工商、行政、经融也有，工业、农业、交通也有，文教、卫生、体育也有，其体系之健全，其功能之完备，甚至超过某些欧洲、非洲、太平洋的小国，这大市场怎么大？小政府怎么小？
    政府是什么?是罩在市场和社会头上的网？别的国家罩一张网，中国罩四重网(中央、省、地、县)，但中国太大，改革不宜动省(市)级，部分可动地(市)级，县(市)级就一定要大动，要动彻底，尤其要削掉它的经济功能和经济功能配置。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法制下的市场竞争。两千个县级诸侯国，两千个因地制宜，公司能得到真正的市场环境吗？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分散，所以机构设置庞杂，但统一后的经济建设，依然沿用这个，就没有必须的依据了。计划经济时建立的东西，怎好沿用到市场经济中去？说得极端点的话，如果允许各县(市)独立，三分钟后就可正常运转，因为它们什么也不缺。各县驻京办事处换块招牌就是各县级国驻中央王国大使馆！因此我说，中国有几千个经济诸侯并非没有依据。铁血首相俾斯麦统一德国，消灭了几十个小帮国，德国经济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就是因为少了各诸侯国后德国公司少许多限制，多更大舞台。这些经济诸侯不仅阻碍了公司发展，搞乱了市场竞争，破坏了资源环境，紧张了干群关系，而且是腐败的生产基地，耗费税收也算了，反而成为国家执行力到不了基层的抗压带。盛世中国，怎好有如此多多诸侯？法制市场经济，怎容得二千个诸侯县国。
    单列的副省级市，其经济功能也应降半格削权（等同于地级市）。
                                                                                                                                                                             2010.9

         四、市场与政府

    主导现代社会运作和发展的有三股基本力量，即政府、公司和科技（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分类，仅从重要性分类）。从微观的层面看是公司，从宏观的层面看是政府，连接政府与公司的是法制。公司的运作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公司与政府打交道也应在法制规则下进行。政府的运作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政府管理公司和社会必须依法进行，公司必须脱离政府，政府不要介入公司，角色定位不可混乱。否则，官商结合，权力寻租，暗箱操作，不公平竞争将把市场搞成一锅粥。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个人、公司、政府在法律上应有平等法律地位。守法做公民，合法办公司，依法行政务才能使整个社会各入角色，找得到自己合适合理的位置，整个社会才会在微观面充满竞争有活力，在全局上有秩序可调控，才会形成稳定和谐可持续的连续规范发展，才能让和谐社会落到实处。
    这就是说，市场应是法律规范下的市场，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市场。如果说市场是自由的，也仅指政府不介入公司的合法运营而己。制定法律，出台规范，在特殊时期恢复市场的竞争或秩序(如打破垄断、规范执法等)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不可轻易使用行政手段来达成自己的意志，而是应把这种意志转化为法律规范来执行。换句话说，杜绝滥用行政权力应从政府自身依法行政开始。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力量对于公司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都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互联网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也改变政府自身的架构与运作。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技难题、科技工程单靠政府或公司都无法恰当完成并高效转化为生产力，这就需要政府的科技发展计划来组织协调整个社会的力量。
    随着科技对生产、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与科技及教育相关的既非公司，也非政府，是第三方力量，它们会越来越强大(暂且这么叫吧。或者也可把媒体，司法服务等列入广泛的第三方力量定义。军队、警察等属国家力量范畴，列入政府力量。农民和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使农民最终也可归入公司力量)。所以，看似纷繁的社会，无非三大力量互动而已。
    由于我们知道，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一切为了赢利的，在一国之内，立法执法则可有秩序，但经济周期仍将不可避免。放地球村中，则总有担心产业搬迁他国之虞，总有担心受池鱼之殃之虞。故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宏观控制(绝不是指导)同样绝对重要。金融、财税、立法是常规的手段，政府的明确意志和有预见的强力手段在法律条件下的干预同样绝对重要。
    我们要的是：微观交给市场，宏观归于政府。

              五、中央与地方

    香港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发展快于其他国家，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一个独有优势，就是中国的二千多个行政县，由于他们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相当于两千多家公司，这些县之间相互竞争，争相发展，造就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快于印度或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我同意这个说法，在经济基础相对落后，急需发展的开放初期，铺摊子、上项目，开发资源，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变成生产力从而高速度发展是当务之急，二千家县政府公司的竞相发展有阶段性意义。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到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机制或模式。
    第一个问题：摊子铺得够不够？大概够了吧，甚至是多了。一般加工业，早已产能过剩。资源开发，也挖得各种资源千疮百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非金属矿产开采提炼不仅使国内资源无法承载，就算现在满世界找矿也难以为继，环境污染、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各种地方拚项目的负面作用不断显现。所以，铺摊子，上低水平的一般加工业或低利用率消耗矿产的资源开发已走到尽头。其实，中央早已明确要产业转型，要规范矿业秩序，要环保，要节能减碳。问题在于，肩负发展必上项目的地方政府能执行多少？
    第二个问题，两千家县级公司拚的什么？现在还有必要继续拚下去吗？有矿产资源的地方以资源引资，没矿产资源的地方拚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各种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等凡是县域所及一概削价竞争，目的就是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建本地项目，末了办个工业园或搞个城市开发项目还把农民剥夺一回。除了这硬件的拚，还有软环境的拚，就是审批立项放宽，政策监管放水，发生纠纷护短，贷款融资帮忙。表面上风风火火，实际上乱成一团！不仅地方政府权力介入了竞争，搞乱了秩序，而且许多的优惠或地方特色严重冲击中央政策，使许多的中央政策到地方政府时落不到实处，至于动用公权力夺地拆房，毁矿毁林毁环境，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也是屡见不鲜。
    内外资一体国民待遇，可持续开发利用矿产，保护环境，节约土地，让失地农民得到合理补偿和安置，政府不得介入具体的经济经营中，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保证者而不是经济利益主体介入市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当地方政府肩担发展之责时，这一切都会变调，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工业园或产业带要归于中央的专项规划，政策优惠措施要有全国性区分规范，土地、矿产、水等资源要进入全国一盘棋，拆房征地要有国家统一的地区区分标准和规范程序，保护资源和环境是基本的要求，怎可有几千个诸侯各搞一套？是时候了，不能拚了，该结束这种混乱的游戏了。
    周天子分封八百诸侯以拓疆域，开发蛮荒，这在初期可形成竞争共荣，但当各诸侯国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了。若历史能这样假设，春秋战国五百年缤纷杀伐就不会出现了。现在国内的几千个县以上地方政府就好比是几千个经济诸候，既然铺摊子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各地方经济诸侯的使命就完成了，就该让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取消，让地方政府作为项目经济直接受益者退出舞台。那些后发展地区，未完成铺摊子任务的，如果确有必要，应以中央专项发展规划补充。目前可行的是县及县以下地方政府退出经济参与角色。
    作为地方政府，该负责些什么呢？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守护秩序是过去的定义，那么，今后的县及县以下政府就主要负责保障民生、守护秩序可以了。作为中央政府，应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理顺财政体制，把发展经济、包揽国防、外交、教育、基础科研、公检法等的责任一肩承担，用于县及以下地方的支出只占全国总财税收入的很小部分，用之于县乡道路，应对小规模自然灾害等修修补补的民生小项目而已。县级政府调动武警和公安应当权力上收至地级政府，检查院法院的行政管辖权应上调至省级政府，让公检法独立于县及以下政府，确保党的领导，也确保其相对独立司法作用形成。
    由此可见，我心中的中央政府，是强大的大一统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在财政、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权力是依次递减的，并且是分条块管理的，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可形容为地方看守政府。对市场而言，几乎看不见地方政府，客观上就是小政府；对国家而言，大中央政府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恰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国家全局的平衡作用)，尤其在当前对缓解社会矛盾，制度性消除腐败和官僚低效，消除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掠夺开发也有很大益处。有人说，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收入近10%，政府太大了。我想，多余的是不恰当的地方机构和功能配置，这些多余的功能和配置，深刻介入经济活动，扰乱市场竞争，破坏资源环境，毒化干群关系，又是产生腐败的温床。留之本多余，弃之不可惜。去掉它，市场能公平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掠夺式开发会大量减少，干群关系会缓和，腐败也会大量减少，行政开支会压缩。我想，是该动大手术的时候了。

                                                                                                                                                                     2010.9

         六、中国最恰当的民主形式一定要满足国情与目标的需要

    提起民主，有人马上联想到一人一票，两党制、多党制；联邦制、邦联制等，其实都是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民主的本质。民主，它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方式。如果代代有清明贤能的政治家，时时处处有明白人廉洁奉公理政治事，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都能恰如其氛，有没有民主有什么两样呢？一党制与多党制有什么分别呢？选不选举有什么关系呢？民主所追求的理想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不都是已达到了吗？
    问题是，得有让有公心的贤能人制度性脱颖而出的机制！组织部门吗？上级领导点将吗？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吏部选干部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科举考试选出的多半是迂阔的书呆子。所谓人治，变成人脉之治。表面上井然有序，一运行开来就腐败无治。一个政权要烂掉，首先是从干部烂掉开始的。干部为什么会腐败，就跟干部任用选拔制度紧密相关。大量的腐败发生在基层，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腐败就发生在群众眼前，但干部不用向他的治下之民负责，他们只须向各自的上级负责。在基层民众眼里，国企成了董事会的国企，国有事业单位成了单位领导的私有产业，国家成了公务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变成官僚政府，公务员阶层会变成与民众截然分开的官僚统治集团。
    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没错，但本质上依然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一种管理方式。想搞民主，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搞民主？它的历史必然性在哪里？有什么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的本质要求？明白了这个，一切都容易明白。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模糊和动摇都会导致社会动乱、政权崩溃、国家分裂。如何扩大政权的政治基础，如何让政权根植于社会，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演变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趋向，并且制度性地实现这一目标，是一切政治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当大工业生产已经把城市化带到我们面前，当社会民众已不再是没有文化不会思考的愚民的时候，民主理政、民主治国，科学的有规范管理就是个人能力所不能担贷的，民主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它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民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大鸣大放、群情汹汹，文斗武斗，天下大乱。这个在“文革”中已试过了，这并不是民主(民主是要有秩序的，“文革”是没有秩序的人为祸乱）。西方国家的，台湾地区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无论是否成熟的民主，无论选举被操纵与否，人总是有差异的，历史文化总是无法分割的（要符合国情）。多党竞争，一人一票并不能必然地表达出国家社会的稳定需要、发展需要（国情与国家战略使然）。举个例子吧，美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欲振乏力，死而不僵的地步？有三大根本原因： 一是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无法冶愈的死症，二是大市场小政府导致国家失去对产业的管控致使产业在一定条件下空心化，三是竞选制导致政治家用国家未来的钱买现在选民的选票使国家陷入巨额债务危机，国民获得了与国力不相适应的高额福利。这都找得到（大市场）大社会也就是大民主的影子。既然如此，迷信多党竞争，一人一票是没有道理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方面说要削弱地方政府以大市场，一方面又说要削弱地方壮大中央政府，要实行市场经济又要由中央政府把握市场的理由。这就是我为什么既反对多党竞争，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又说现在一党条件下可以民主且必须民主的理由。
    那么，什么形式的民主体制是中国最恰当的民主形式？我认为，一党三段式就是最恰当的民主形式（命名可能不雅）。一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唯一的执政党。三段指的是最基层的直接民主，上层的协商民主，中层的联合民主。
    如果我们把国家组织划分为中央、省、地、县、乡、村六级，那么，中央与省为上层，地县为中层，乡村为基层。中央与省的民主形式就是现在正实行的民主形式，叫协商民主。乡村实行直接选举的民主，叫直接民主。地县实行两种方式的联合叫联合民主。
    在乡与村，实行直接选举。报名竞选的公民才能成为被选举人。一个村现有村支书、村长、村文书三个干部，分属党的干部和行政干部。村支书由该村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上级备案，无须上级认可)，若该村无人竞选，可由乡党委指派两名或三名乡干部(其他村党员异村参选一般不合适，须慎重)由该村党员直接选举。村长、村文书则由该村选民直接选举。上级组织只在无足够竞选人时才能指派乡干部作竞选人，不能象现在一样进行意向性内定。各村选出的支书成为天然的乡党委委员(无须县委认可，只备案就行)，这些乡党委委员和原乡党委常委委员一起作为备选委员有资格竞选新常委和新的乡党委书记。例如，某乡有十个村，产生十个委员，乡现有常委五人，这十五人中竞选产生新常委五人，常委中竞选产生新书记一人，新的副书记二人。乡人大主席及主席团人员由十个村三十名村干部代行本村选民投选举人票(如某村六百选民，每个村干部各有二百张选举人票)和全体乡干部(一人一票)对竞选人(可以是非干部人士)进行投票选举。之所以对乡人大主席团进行这种方式选举，是因为在乡一级不适宜耗时耗力的多轮选举。党的干部可兼行政及人大干部，行政和人大职务却不能在一人身上同时担任。乡的行政干部由乡人大主席团对竞选人投票产生。乡干部可兼村干部。有三分之一及以上相应选举人动议，可对已任职干部进行信任投票。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乡村两级干部直接交由他们的选民任命。落选乡干部自动下岗，在乡服务站等机构自己去竞争上岗，若仍不能落实岗位，则象下岗工人一样成为失业者(身份丢掉，薪水也丢掉)。这样做，将使得乡与村不会成为完全的隶属关系，村民自治和村的集体所有不被乡的大棒所侵害(恰恰是乡干部更多由村干部任命)，迫使乡服务村，村服务村民，公朴与选民的关系正位。这样做，乡村两级将不再有终身制干部和终身制公务员。乡村干部，将更多是被当成职业看待。
    选民身份的认定也要改。以居住地满半年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宜，反之失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相适应的。
    乡主要干部(书记、乡长、人大主席三人)由于同时具有县委委员、县府委员、县人大主席团成员身份，即使当届落选后失业，仍保有三年备岗期优待。例如某乡长(也是天然的县府委员)落选乡干部，也未能在乡下属机构就业，政府给该干部一届备岗期优待，准予带七折薪水至下届开选。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有三点：1  让选民直接选举他们所熟知的人，并且用选票决定干部的去留，把大量的腐败和官僚作风在基层消除，迫使基层干部服务基层民众。走了老爷，回来公朴，对于上级可能伤害本地选民的摊派、乱开乱采、污染项目选项及廉价掠夺土地之类有勇气抵制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充当上级的应声虫。大量上访之类让目前政府头痛的事会数量级减少，又配合取消县政府经济功能，乡村干部任命与县级组织无关，乡只有在民生款项分配方面求着县上，县的干部任命(后述)却又部分来自乡干部选票，这样，县及以下的架构变成类联邦制。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干部不自觉变成雷锋式的焦裕禄式的干部将被选民敲掉饭碗，这比任何政治思想教育都管用。2  干部任命跟上级组织的决定无关，干部的眼睛必须向下，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种当前流行病在县乡间不复存在基础，投机的钻营的难以得利，服务的干事的青春永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能落到实处，政权植根基层真正夯实基础。3  培养社会的选举文化和民众的国家政权认同，使基层人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在形式与内容上统一起来，不再象目前一样空泛。
    也许有人担心党和中央政府将失去对基层的直接支配，是的！一定意义上是这样。在人民已知识化的时代，任何支配的想法及做法都是过时的，是注定要适得其反的。现在的做法对基层是有支配的，但基层正慢慢烂掉，把任何可用之法都用上，既未能让干部变为焦裕禄，也未能挽回人民的更多信任！苦口婆心告诫干部怎样怎样服务人民，但干部只向上级负责，不用向人民负责却是实情，这是现体制制度决定的。用老百姓的话说，中央是好的，就是下面乱搞，就是这种写照。党中央应依章管理基层，中央政府应依法管理基层，在知识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支配的做法断无行得通的可能。更何况，中央支配基层干什么，基层自己已达到党的宗旨所追求的服务人民的目标，你还支配什么？往哪里支？党的活动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上级组织要求下级无条件服从，甚至支配下级身家性命在战争年代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年代却是不合理的、不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质就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是用民主这种方式向基层向个人让权，既然占领导地位的上级要让权，还想着上级要绝对支配下级还改革什么？难不成是为了改变支配的方式和次数，这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吗？
    协商制民主在上层(省、中央)实行，一如现体制。这样做的理由是：一个有着多种严重不平衡现状的国家要想血肉相融，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党来领导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执行组织领导与控制这个国家的任务(至于共产党为什么成了这个组织领导中央政府的党，后面有说明)！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实行有核心的集体领导制。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面临着六大较长期无法消失的基本矛盾(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大的政策或战略要实行一百年或更长时期，这是一届一个花样的民选政府办不到的，如何在充满敌意的包围中(这种包围有世界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有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利益的较量)，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政党组织去领导一个坚强的政府才有排除万难，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信心，要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意志和信念，而这样的政党和政府是斗争中形成的，是奋斗的艰难困苦磨炼成的，是不灭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铸造成的，议会党团能有这种品质吗？代表部分阶层利益，靠玩政治游戏捞取政党利益的议会党团能有这种品质吗？靠取悦选民拉选票的议会党政府坚强得了吗？这正是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理由。议会党团它们注定是软弱的、投机的，缺乏长期国家战略的，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克服市场经济的周期而对宏观经济进行把控(会打击正大把赚钱的热门行业，会丢选票的)，对产业外逃进行防控(会增加高成本行业的经营成本，也会丢选票的），对社会福利进行调控(不允许高福利政策,连普通选民也得罪了，更要丢选票的)，这种让它们丢选票的事避之尤恐不及， 议会党团会干吗？所以，在高层实行协商民主而不实行直接的多党民主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国家民族利益决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实行协商式民主是正确的，它表现了它在宏观策略上的优势，取得了超越其他任何外国的长期高速发展和稳定成就，展现了对抗灾难(如“5.12地震”),实现跨式发展(如超乎世界想象的高铁建设)，实现国家平衡发展的卓越优势(如开发西藏、新疆，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所以，继续在中央和省坚持协商式民主就是今后的正确方向。

    所谓联合民主，就是选举与任命相结合，在地县级施行。所谓任命，不是直接任命，而是任命一部分干部为备选委员。所谓选举，就是选举产生的备选委员与任命产生的备选委员共同竞选产生新的县级组织和新的地级组织。例如某县有四十乡(镇)，四十个乡(镇)长就是四十个县府委员(已民选产生)，加上地政府任命的四十个县府委员组成县府委员会(让各乡在县府有较大比例是为了增大基层发言权)，这些委员竞选产生新县政府，县级党委、人大等同理。县政协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确定，其候选人产生也可协商解决。
    这样干，落选的原县级干部自动降级安排。这样干，某乡长可能直接当县长，某县长可能落选去当县上某局局长。干部任用部分体现选票意志，打破职务终身制和能上不能下将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地级主要类似于县，但上级任命的备选委员比例增加到60%~70%，由此形成从乡村的直接选举到中央的等额选举的中间过渡。县地两级侯选人采取上级指定与备选委员推荐相结合。
    城市的政改比照办理。单列市政改办法可高半格办理，如副省级市执行直辖市办法。
    简单说，村乡间形成类美国式，县地间形成类香港式，省与中央间是现有模式(简称中国式)。美国模式解决基础问题，中国模式解决领导问题，香港模式解决桥梁问题，都是在一党制下实行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结合二者优点(美国式优点在民意明确，中国式优点在于国家战略具有长期执行力)，美国式优点正好解决基层的基础问题，中国式优点正好解决中央政府的宏观战略问题。也同时克服二者缺点，美国式缺点是无法坚持长期宏观战略的执行力和利益集团容易把持政府，中国式的缺点是容易脱离群众且容易官僚贪腐。那么，这种一党三段式就是中国政改的最佳模式。可有效解决扩大政权基础和党的领导问题。

　　对政治改革的态度有三种：一是抱残守缺，固守现在，在知识化的时代，在以网络为代表的人民觉醒的背景下，会扩大政府与民众的距离，会扩大政府的官僚贪腐，这叫等死；二是盲目学习西方，搞什么多党制、一人一票，自乱纲统，祸国殃民，这叫找死；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结合中国现实和传统，走向党和国家的新生。前两种态度，都要导致亡党，引发国家大乱，不自觉走向西方民主，好的结局也不会超过印度。只有取第三态度，在基层多一点直接民主，在高层多一点协商民主，则党国两安，又恰能符合中国实际，道路宽广。
    具体的方法可能不一样，这仅是思路。

                                                                                                                                                                    2010.10

                     七 改革的策略很重要

    第一个假设：假设光绪上台，慈禧就死了，会出现中国版明治维新吗？
    我想，许多过去一直怪罪慈禧的人会雀跃，他们认为，没有慈禧的光绪朝，百日维新不会夭折，六君子不会死在菜市口，新政一定在最高层支持下大步前行！但我个人的判断却没有这么乐观。
    春秋战国时代，多少诸侯国为了生存，为了强大都曾进行过改革。启用贤能，打打腐败之类称为术，在某领城系统进行改革称为策，全面系统地改变体制(如法律体制、官吏升迁体制、行政及军队组织体制、土地占有制等)就称为法。商鞅变法就是一场较彻底的体制改革了。那个时代，搞改革的可不是秦国一家，但有几家的改革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又有几家的改革成果得以保持？商鞅被车裂而死，但变法的基本成果却保持了下去。没有商鞅变法，哪来弱秦一跃成为强秦，哪来六国灭亡？哪来秦王朝拓疆土数倍于七雄疆域之一时鼎盛？
    改革的重要性人人明白，改革的风险人人害怕。如果秦孝公不是因为新败于魏而割地赔款，国家游走在生死一线，就算他英明睿智，只怕也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决心难以痛下！历史上，为了改革而死于改革的人可太多了，因为改革而败于改革的故事也太多了。那么，改革的风险究竟在哪里？
    有改革的愿望，却不能本质弄清国家的状况，设立不恰当的改革目标，设计出不符合实际的改革方案，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被寄望毕其功于一役！
    经济改革是几乎人人得利的，社会各个阶层都会不同程度得益，短期内就可看见效果，并不是零和游戏，它是把蛋糕做大的改革，容易成功，容易得到拥护和支持，但依然要从最简单最容易成功的环节做起。邓伟人就是邓伟人，丰富的政治经验让人叹服！搞改革先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先搞农村。农村见效了，就逐渐放开城市，也先从企业奖金之类开始，先从个体户之类放开，外加几个特区示范引导探索，再步步深入，最后市场经济来了，产权制度改革来了，法制建设来了，最终才能确立国家掌控国家命脉产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试想邓伟人改革伊始就来个90天休克疗法(这是美国专家要送给李鹏总理的方案)，人人一份均分国有资产，不顾死活将整个经济往市场一推了之，邓伟人的改革就会惨遭挫败。中国就会象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现在还不死不活地趴在原地喘粗气，又哪有今天的伟大成功呢？改革就象打仗，先打弱敌，先打孤立分散之敌，积累一段时间，主动权才会易手。伟人手笔，暗合天道。佩服！佩服！纸上正确的东西，沙盘推演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中就要大打折扣。这是因为改革是制度变革，是社会活动，是人的实践，这不是物理运动那样可刻板推演的。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河底有太多的东西并不清楚，又怕突然涨水。
    政治改革及完整的体制完善与经济改革截然不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阶层让权于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阶层，它是彻底的零和游戏。历史上死于改革败于改革的改革者，多半在此环节低估改革风险翻了船。所以，政治改革时幻想一竹竿插到底是政治上的幼稚和政治运作上的盲动。所以，政治改革的最大敌人就是将因改革而失掉部分权利的统治者阶层自己。这些阻挠的人，你叫他玩固派也好，叫他遗老遗少也好，他们对现政权的政治忠诚不容置疑。人又多，能量又大，在不得不改时他们怀疑而迟滞，摆一副坐山观景的姿态；在改革遇挫时，怀里捧个老祖宗牌位，口中呢呢喃喃咒骂，群起出山，收拾残局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改革者始终要明白，改革是为了使现政权强根固本而不是颠覆现政权。从这个意义讲，阻挠改革的人是改革者绕不过去的坎，是天然的拦路石，但在捍卫现政权上他们是同盟军，要说服要等待他们。这就是改革为什么一定要从最易见效的地方做起的深层原因。邓伟人做得好，因为他总是先从那个阻力最小的地方做起，并不是先做那个最重要的。多次的成功，会使拥护改革的人多起来，抵制的人也会转变态度。从这个意义讲，最好的政改不应从上层开始，而应从下层，最基础的下层开始，收到强根固本作用时才好谈其他。现在村政权涣散，县乡政府瞎折腾，正好可从此处着眼着手。前已述，中国需要的恰恰是对下层政权改革，对中层政权完善，对上层政权巩固。省力彰效，强根固本，就是我心中的改革。
    改革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一哄而起，群众运动，上下都搞，欲速则不达。一旦混乱，动荡难以收局，就算最终搞下去了，也不是成本最低的。政治改革一旦夭折，改革的停顿往往会拖上几十年或更长，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可想而知。
    搞政改也好，反腐败也好，切不可搞政治运动。严格讲，搞政治运动就是自己让自己的政权上下做蹦极，而政权的长命万寿恰恰来自稳定运行。毛伟人当年发动红卫兵搞文革，本想烧荒除草，结果烧了自家房子。以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比天同高的威望，尚且无法控制局势的演变，后人切切不可乱学！所以，改革者有清淅目标，周全方案，稳妥步骤外，还必须耐心等待每一个可改革的时机出现。老成方可谋国，浮躁只会坏事。请记住了，改革的机会有时是等出来的，不是人工造出来的。改革的年代，未必是风调雨顺的年代，外敌的威胁，内乱的威胁，各种不利的局面都可能对改革造成干扰，对这些困难也应充分估计，否则，任何挫折都可能被算在改革头上。
    改革就是传统和习惯的改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会因为改就立即去掉老传统老习惯，就天然形成新传统新习惯。新传统新习惯是培养出来的，是在磨合中慢慢替换的。春风化雨，代代相传，甚至要准备几代人来传接力棒，新制度新体制才会变成文化力量。
    如果你同意以上分析，那么，你也会同意就算没有慈禧，光绪的改革也不会走到那里去。维新派保皇党的天真和幼稚就在这里（没有淅清目标，没有周全方案，没有稳妥步骤）。可以在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到了中国变成百日维新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无论后人怎样叹息，就算历史重新来过，结局也不会有本质改革。一个有完备传统的大国，它的改革风险远远大于没有完备传统的小国，运作的周期也远远长于小国（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八 坚定的政治立场是不可缺少的保证

    假设二：今后几年至几十年内，中国出现大批政治法轮功怎么办？歪理邪说，鼓惑人心，包藏祸心就是法轮功的本质。政治法轮功无非是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借反腐政改之名收揽人心，行颠覆现政权之实的各种民主派、改革派，他们之所以是歪理邪说，就是因为他们鼓吹多党制和一人一票这种貌似公允但却脱离中国实际的论调，他们之所以鼓惑人心就是因为他们打着反腐政改的旗号，唱着救国救民的高调，他们之所以包藏祸心是因为他们的做法直接对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中央政权这三大根本核心开炮。区分他们是否是政治法轮功并不难，只要是能改善和壮大这三大核心的就是真改革；淡化、架空或摧毁这三大核心的就是政治法轮功。各种讨论、学术交流、制度研究之类若非围绕巩固三大核心展开，多半是政治法轮功传播思想，酝酿气氛，培养干部，制定纲领的大舞台。坐在台上宣讲的是西化了的传教士，坐在台下洗礼受教的是将要皈依的准教徒。魔瓶一旦打开，妖氛顿时炽盛，莫名其妙地突然在大江南北看见形形色色的招魂幡。若政府犹豫，制止稍慢，或制止中不能清楚地宣示自己的政治纲领，行动目标和实际步骤，不能明确地显示自己的意志力量和决心，这凄风苦雨，鬼哭狼嚎，愁雾满城的局面将难以收拾。这些政治法轮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下冒出来的，不是空气凝结成的，他们是借助三乱的大气候，由中央情报局、美国传统基金会之类提供思想武器与活动经费，借由中国三乱齐至的大气候迅速疯长出来的。
    我所说的三乱，是通胀、局部战争和街头动乱这三样东西。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内，这三样东西一旦来临，前脚赶后脚，不仅该来的要来，而且来的时候差不多同时来到，两三年内酿成难以收拾的后果。这样的局面被包藏祸心的人利用，打着反腐、民主的旗号再添薪材，文官政府更迭，百姓官员恐慌迷惑，街头动乱向武力逼宫演化，解放军的刺刀若不能倒转乾坤，前苏联的英灵就在黄泉路上等待我们结伴同行。
    我所说的政府明确显示自己的意志力量和决心，是指政府必须明确划定红线，即三大核心不能碰，谁沾上政治法轮功都要逮捕，都要流放到西藏、新疆和青海，绝不容情继续呆在广卅、上海和北京。骚乱不可变成动乱，动乱不可变成叛乱，谁也不能揭开潘多拉魔盒。政治犹豫政府必垮，滥施怀柔道消魔长。坚强的政府才能驾御三乱，消弥灾难。一个死心作乱者撞死在铁栅栏上，九十九个跟从者会悬崖勒马，总好过让他们在悬崖边自省刹车。代价会小得多，这才是真正的仁政。
    在我看来，温总理五次提政改，要至死方休，不是温总理一个人的声音，就象当年朱总理要抬着棺材搞改革不是朱总理一个人的声音一样。熟知中国体制的人都应明白，由朱总理说出来的几项改革，是中央集体研究定下来的，并且明确由朱总理借记者招待会形式向中外宣示而已，只不过这个宣示加上朱总理刚直的性格，就成了要抬着棺材宣战的豪言壮语。温总理五次宣示政改，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中国的协商民主制，集体领导制和核心领导制度。温总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代表党中央，代表胡总书记在宣示，由温总理讲出来是中央的安排而已。近十几年来，涣散的基层政权组织，数万次群体冲突事件，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以及未来可能的三乱威胁，使党中央集体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毕竞十三亿人的大国，又是一场没有借鉴的大改革，改哪些领域，改什么，改到什么程度，分几步来进行，这些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改而不躁，改而不乱，边走边改将成为最佳操作守则。
    东欧，前苏联的改革，说白了是颠覆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的，其他地区的民主改革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议会制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政改没有借鉴，没有参考，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弄清中国的需要，中国的现状，找到适合中国的路子。外国的月亮无论多园，也照不亮中国前行的路。那些拿美国模式，拿新加坡、台湾、香港说事的，不论他们有心还是无意，注定要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歧途。美国是大国，有成熟的民主运作模式，但他们那一套不适合中国，是我们拒绝的。新加坡、台湾、香港跟我们有历史文化渊缘，但小政权之治与大政权之治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宋江用匪气十足的江湖道义可治梁山泊，若交给他千县之国，百万大军，这江湖匪类的办法就绝无通行可能。这个例子并不恰当，我想说的是，新加坡那样的小国，搭上大国之车便会欣欣向荣，即使借世界500强之一的大公司力量也可活得下去，这是十三亿人的大中国所不能比的。“小国易平，大国难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几个国家真心希望中国强大，虽然他们嘴上说欢迎，心里却等待着中国挫败、衰落、崩溃，拿外国的政治模式说事，要么不是我们要的，要么不具可比性。所以，我会说注定要把中国的政改引入歧途。

                                                                                                                                                                       2010.10

                九 反腐败

    腐败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是可以解决的。
    党成为执政党后，会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虽说不可免，但腐败严重时会影响党的生命力却是不得不重视，不可不痛下决心解决的大问题。八十年代到现在，二十几年了，党内八条准则，九个提倡，十个不准之类不痛不痒的反腐败，就好比是对着妖魔念大悲咒，念了二十几年了，不管用，该念金刚经了。大菩萨遇了妖魔，心慈手软，宣教在先，感化在后，所谓惩戒，无非面壁。可妖魔就是妖魔，魔性既重，感化无功，造孽愈加沉重。降妖除魔，这种粗活还是让小和尚干吧。那个小和尚性子急，没耐性，见了妖魔，不打招呼，不套近乎，不拉关系，感化教育也不搞，心不抖，手也不抖，出手就是大法器，一扫就是一大片，任他多少妖魔也打扫干净。长期的反腐败是大菩萨见功，短期见成效看小和尚露脸。
    反腐败要与高薪养廉结合起来。总理不如总经理，再过两代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就会去干总经理而不愿当总理。中国不是美国，政府一定要吸引优秀人才才能干成事业，才能做好事业。否则，就象朱元璋那样残酷反腐也要失败的。官是人当的，人性是趋利的，一面要反腐，一面不给高薪，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如果都做到了，政府中就会形成把当官当职业而不是当事业的人成堆，就难以聚集有真才实学又干实事的人。这如果做不到，政府中就会形成把当官当个人私有资源，公权私用，造成严重贪腐问题。
    有的东西可说不可做，比如那个公布官员财产，十年内就不要做，高薪制度没搞起来就不要做，自己让自己很臭的主意肯定要让自己在道德高地被动，这个主意是个馊主意。一方面反腐败，一方面高薪养廉，一方面要用时间来清洗污垢，千万不能让所有官员都想移民。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改革来处理。但高薪后的腐败就绝不容情了（高薪仅针对政务性官员，不针对事务性官员。政务性官员是要经过一定选举程序的行政干部，事务性官员是招聘来的职业干部）。
    现在干部队伍太庞大，近千万，这大太了，减半都嫌多。要分步来，先减县乡村，结合政改进行。这个不是解决失业的途径，宁愿让他们领工资放长假，也不要扎堆生事。地省及中央主要是结构调整，厘清体系职能。好的政府不是要找事来做（指不脱离社会放空炮），而是要让社会无事来找（指恰当的政府管理和有效的社会治理下的社会和谐）。

    削弱地方(削掉县以下地方的经济功能)、反腐败、在基层让人民决定乡村干部的去留，三管齐下，政权基础必固，政权必稳，共产党必定牢牢占领道德制高点阵地，有多少风浪也不怕，有多大风浪也平稳。少一点GDp不要紧，多一点人心最紧要。三乱将至宜早治，等闲徘徊失良机。
 

    总之，党的领导，公有制为主体（土地矿山和命脉产业的绝对国家所有），微观的市场经济和宏观的政府控制，基层的人民自主管理和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有机结合，科学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法制规范相结合，在吃穿住行方面拒绝有钱人抢夺中低收入者资源，社会必归于大治。最怕的是改革者心中无数，毛派、邓派与资改派三路兵混战三叉口打起来，祸乱则无日，消弥则无期！

         十 历史的必然性

    凡重大的长期的普遍发生的事件，必能找到其社会根源，找得到这种事情必然要发生的内在依据，或称社会必然性，或称历史必然性。
    有人说，是文革奠定了改革开放，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本节主要讲新中国以后的事情。
    必然要建立计划经济体系，就是因为过去的中国在其他社会体系下都没有找到中国的出路，所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定要消灭剥削，消除剥削阶级，要建立公有制社会。至于在政治上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公民社会，这是因为中国蜕变于封建社会，内部条件不足以直接建立经典社会主义，外部条件也极差，经常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内外条件的结合，就不得不搞极权制政府。
    建国后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弊端催生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近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也带来了很多严重问题，如贫富分化、贪腐严重，甚至还有若隐若现的阶级斗争，若隐若现的路线斗争。
    现在的中国，正面临路朝何方的选择时刻。在国内的思潮中，大致分三大类。第一类主张回到毛时代，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资产阶级和剥削，实行政治生活上的铁腕治国。第二类主张继续改革开放，但要缩小贫富差距，政治上主张稳健，依然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类是主张西化，即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主张普选和多党制。第一类以学生和普通工人劳动者为主，也基本代表这两部分人的观点，人数虽多而散，实力最弱，要命的是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创新，无法解决让社会细胞活起来的问题，僵化地认为回到毛时代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我们称之为怀旧派。正因为他们弱势，他们的手法最激烈，时间会壮大他们的声势；第二类以现政府和一般农民市民普通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实力大，人数最多，掌握着政府实际权力，他们既不愿回到过去，又不愿走向资本主义，在现实的重压下备受诟病又苦于不明确达到未来彼岸的实现途径，我们称为主流派，时间最摧残这类人；第三类就是既得利益团体及他们的精英理论家，这部分人政治势力未必最大但话语权不轻，他们经常或要胁或利诱第二部分人做出有利于他们的改变。时间对这部分人最有利，尤其是主流派在目前内外困难叠加，进退失踞之时，正酝酿着这部分人的实际重大机会。这一类，我们称为资改派。
    如果主流派在未来两三年面对通胀和发展的两难大问题而失策，必引发怀旧派最先冲击主流派，引发路线之争，资改派最贼，必一面假装同情遭受生活重压的怀旧派，一面责难主流派，一面开出含砒礵的所谓改革良药，主流派两面受压，傍惶无计，若拖延下去则会分裂散局。在此期间，怀旧派与主流派将反复较量，就象团结工会之于波兰政府，虽动用军队也不能解决问题。估计到时情形就是二十几年前波兰局面的放大版，最后共产党政权面临生死考验，有让资改派最后得利的现实危险！
　　对待怀旧派的要求，是教育帮助团结依靠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改革的失误和不完善造成的，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和基本的国民，是共产党的基础和最后护卫者，改革者作为领导者必须是团结和带领他们而不是埋怨和淡漠他们，而资改派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天然的天敌。改革者只有深化改革，满足怀旧派的生活愿望和政治愿望，抵制资改派的政治要求，找到适合中国的路，才能化解危机，党和国家才能走向成功。
    说了这个推测中的历史必然性，再来说说过去的历史必然性。
    许多人痛心于大跃进吃大食堂，十年文革的灾难性影响，以为是毛主席糊涂了，昏君了，但我要告诉你，这是历史的必然，并非毛主席的个人错误问题。共产党是从千万先烈的血水中长大的，党在建国前的坎坷之路，一直是走在强敌环伺，危险而又充满荆棘的羊肠路上，弱者求生的求生之道使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一直是同重于政权建设的重大课题。在苏区，在抗日根据地，在解放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儿童，从农协会、自卫队(民兵)、妇救会、党组织、青年团、儿童团，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动员起来。这种总体动员，分层次军队，分地域政权建设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其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大，其思想建设之完善始终，今天的共产党人尚且还有漠视，也难怪美国人弄不明白八百万美械装备的蒋军会输了中国，就象希特勒弄不明白俘虏了七百万苏联红军，明明白白的一百八十个苏联红军师乍就瞬间打成了三百六十个红军师，闪电般进攻的德国坦克军团在西欧东欧所向披靡，却会惨死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说，战争之义在战场之外也是讲的这类道理。
    共产党中出了个雄才大略的英明领袖毛主席，这有历史的偶然，跟毛主席的个人素质和经历有关，但毛主席闹革命的时代涌现千千万万个仁人志士却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民族精神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时的必然反映！大浪淘沙，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革命者，革命理想和意志象泰山一样坚固，这不是一个小群体，它代表中国的大时代。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组织思想建设在全国普及，加上政权及社会建设(含经济制度)并非由社会自我演化而来，而是依据理想，依据根据地模式和苏联模式拿来，这样动员越广越深，其一旦做错的灾难就会越重。
    一心要让国家尽快富强的老一辈革命者，从上到下都有一股拿战争年代劲头搞经济建设的冲动，在取得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的胜利后，跨越式飞速发展就顺理成章地出来了，越大越公越革命，群众运动深入经济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大跃进大食堂就必然性的来到了。但建设的规律毕竞不同于革命的规律，经济毕竞不同于政治，大跃进变成了大挫折。大挫折后，共产党人意识到，既然经济建设不能迅速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这个(比较)漫长的建设过程中反修防修，端正思想意识的重要性就会凸现出来。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反资防修还是其他什么政治标鉴被当成精神原子弹是有历史偶然性的，但思想文化领域防修防变是一定要闹革命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这种广泛动员，全面组织的体系在战争年代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在建设时期成为政治运动，经济建设运动化的体制基础，在市场经济下却成为政府反市场的力量依托。 由于其广泛的组织，深入的动员，无所不在的介入，超级强势的力量，出现整体折腾就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分散折腾就是地方诸侯低水平竞争，发生这些是必然的，不足怪的！在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的而不是政府直接实现的背景下，让这种广泛深入的组织形式部分还给社会，形成平衡的稳定的法制环境，政府才能驾御经济而不是成为经济人，才能控制宏观经济脱离微观经济。这种组织体系是建国后一直折磨我们的一个问题根源，一个放大问题的制度根源，一个不适应建设时期的问题根源。
    既然经济领域的群众运动(大跃进)失败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群众运动(文革)也失败了，继任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要为党为国家找到一条非群众运动的新出路来适应建设时期的需要。改革开放，这就是邓小平的选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就是国家民族的选择。
    那么，当改革开放已进行三十年，积累下很多负面问题的今天，历史的必然选择又会是什么呢？ 1 完善理论体系刻不容缓，既要去除计划经济管得过死，使企业和个人发挥不了积极性的机制问题，又要解决市场经济的周期性问题，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源自哲学的以及其他理论认识的再认识问题，即全面正本清源的问题，要把错误的修改，不足的完善，缺少的发展创立，以及完成这些理论问题后的实践方式及时机选择问题。 2  要解决公有私有的组成中合理协调问题，人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协调统一问题，亦即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的问题，亦即民主在中国的目前阶段该是何种方式的问题。 3  经济领域市场化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协调统一问题，即如何加强和改善政府作用的问题，亦即政府自身改革的问题。本人以为，主要的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在前面讲到或后面将要讲到。至于时机，非本人所能把握，故不再妄言！

                                                                                                                                                                        2010.10

               
                 十一            外  交  三  策

                                2010.10

     
    东盟10+8会议结束，中国的外交被动端倪初显。美国人一手围困一手演变的政策终于显形化，加上国内资改派的内外唱和，美国的两手正在中国内外一出出的上演。
    怎样对付美国，怎样打破外交困局，怎样能迫使(不是希望)美国尊重我们的利益和关切，许多人奔走呼号。可喊的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无外乎强硬二字。仅强硬就有效吗？强硬就能让美国退却吗？怎么强硬呢？是强硬抗议还是强硬动武呢？没有人说出实用的方案！
    强硬是要有力量作基础的，没有力量的强硬是鲁莽的，除了见笑大方，也不会增加自己的信心，徒落得个玉碎的下场。所以，坚持内部稳定，坚持改革发展，坚持富民兴国强军是根本之路，这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却也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舍此外并无捷径！
    除了作好这个内功，在外交上可分上中下三策对付美国：
 
            一    上策：死手弱美，迫美走进恶性印钞死胡同

    弱美是让美国虚脱，自杀求死。有什么办法可使美国不得不找根绳子上吊去呢？
    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后印了一万七千亿美钞，现在又放风说要二次量化宽松(注：现已明确是6000亿)，是美国人为了赖债而印钞吗？我看主要原因并非如此，而是美国将长期陷入低增长、高失业中，庞大的赤字无法由国债弥补，只有靠印钞度日。美元要贬值，美国要衰落，世人共知。这国债找不到买家，就必然要动用印钞权，滥发钞票度日。如果中国及时帮美国一把，加速美国走上恶性印钞之路，美国的衰落崩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丧失，岂不是要来得更快、更早、更猛？比如，一边小规模买入美国国债，一边大规模卖出两房债和其他资产，待到手中只有美国国债时，却分批坚决撤离美国(预计两年完成)！那么，中国一万多亿带头撤离美国，会否带动市场十多万亿撤离美国呢？美国要么抛售它所掌握的其它国家近六万亿资产回国救驾，要么眼见国内崩溃而死。美国海外资产撤回，美国的灾难美国扛；美国海外资产不撤回，就眼睁睁地卧床等死。
    美国人不是说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吗，要加收多少关税吗？好吧，美国人对中国产品加税，中国就取消出口退税，让中国对美出口商品涨30%--40%，帮美国通胀一回。中国对美出口是些什么？无非是美国人自己不生产的低价值日常用品，美国人爱买不买。你美国人不买中国货，你找得到替代的生产商吗?你美国人用或不用日常生活品了，过或不过日子了，这不是中国人该关心的问题。我们是不愿意同美国斗的，尤其不会牺牲自己的就业去与任何人斗争的，但不妨当作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使用。
    短期内(半年或一年)，会造成中国的部分企业出口困难，有几百万人下岗失业。一方面，这是必须要忍受的代价，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经济对外过多依赖的开端。决不可又想减肥，又说什么吃了眼前这块肥肉下次再说之类的话！ 就算中国不下死手去弄死美国国债，美元信用危机也会在三五年内爆炸，及早转身，及时撤离，外交上解围，根本上崛起，让美国在撑不住时自己滚蛋退出东亚，是上上之策，这是不见硝烟的征伐！

               二  中策：攻美所必救，剑锋指中东

    世界的心脏在哪里？在中东！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掉了萨达姆政权，无非是为了石油，窃窥里海中亚，也是为了石油。如果中国利用好巴基斯坦这块阵地，驻军二三十万到巴铁，摆一个中国、巴铁、伊朗铁三角阵线到中东，美国人会撤围东亚，撤围南海而移师中东吗？换句话说，美国人会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让钓鱼岛、冲绳及台湾回到中国旗下，接受中国的南海主张吗？我想，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人的本性是求利而不是求斗！
    如果中国大兵压境，剑锋直指中东，美国人很可能会接受太平洋共治共管的理念，西太平洋成为中国势力范围，东亚这个新的的经济政治中心就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格局。美国一旦放弃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一串串的小国将心悦诚服地共奉中国为主。天下泱泱，四洲万邦。有凤来仪，天朝开光。
    驻军也不是为了打仗，但会在大势上逼美国一着，取一招致命之意；美国人无论接招不接招，都会陷入万分被动之境地！就象它围困中国，中国无论接招不接招都会被动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罢了（国势易位，时也势也）！

               三  下策 ：把美国打出东亚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局面，但依据目前的形势演变及中美力量集结分布，这种局面出现的现实可能性最大，这也是对我们杀伤最大的局面。战场摆在家门口，双方力量集结在中国国境边上，无论怎样玩，都要碎掉一堆中国的坛坛罐罐。
    谁先开火？谁要破局？事为何来？
    事情当然是因为美国的困华统一战线成形，战略上围堵中国成其气候，中国会主动破局，一举击溃美日韩，完成武力统一台湾。是钓鱼岛、南海，还是台湾作导火索？我看是台湾的可能性更高。或许2012年的台湾选举会证明马英九是个政治上的侏儒，这个骨子里软弱的地区领导人，将会在美国困华统一战线成形时误读形势，说些绿营才会说的危险语言，不仅使国民党失去政治立场败选，彻底让大陆对国民党失望，而且坚定大陆对台湾的整体沮丧。加上未来三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形成，大陆的国内矛盾也会激化，选择一场统一台湾，打烂日韩，重创美帝的战争就不是很有可能，而是非常必要了。只要西方学不会尊重中国政府，老幻想要改变中国，文斗终会酿成武决！形势比人强，不得已时，道理就出来了。
    需要提醒的是：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天空吗？比如重型激光，定向电磁能武器或导弹防御系统？我之所以说这个保护天空，是因为我担心两个核大国的局部大战演变为核大战。如果核大战了，会不会毁了人类呢？我的看法是：不会！可以肯定大量人口会死亡。战后的世界是谁的，就看谁能留下更多的人口。如果中国的十三亿人口能留下三亿，后人就有三十年内统一北半球，一百年内整合全世界的基础！
    所以，这个保护天空很重要。美国人牛皮哄哄，色历内荏具多，外强中干是真。对伊拉克耍流氓还是敢的，同中国拚命他还是没胆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忍住，不要出此下策，尤其不要亲自动手。实在憋不住，把美国拖入另一场阿富汗战争也行！ 如果能保护天空，保卫城市，若遇前面描绘的情况，还是可以一战鼎定东亚的！
    当然，时机、外在条件与政策的选用有很大的关系。

                            十 二、内政三策(短期)

                                           2010.10

    先问一个问题，通胀会来吗？
    现在问这个问题，显得傻傻的，通胀已经来到。听听从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油它去之类就知道了，中国国内的广义货币比GDP多42万亿，其比值超过1.8倍，高居世界榜首。这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高房价虽经政府多次严厉调控，依然难见下跌。有人拿城市闲置的房屋举例说，已有闲置房可容纳三亿人进城。那么，就要问一问，这个高房价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有钱人会宁愿买房闲置也不存进银行吃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不去创业投资而死赖地产不退？既然租售比已无法维持，既然政府政策明白无误，为什么就不撤退呢？难道这些挣了很多钱的人居然想不明白小学生也能做出的算术题？
    显然，静态的算帐是片面的、静止的、机械的，低估买房人智商是错误的。说穿了，就是通胀预期在作怪，是创业要求更高在作怪。
    美国人将于今晚宣布是否有第二轮量化宽松，全世界都在静等(注：已明确是六千亿)。其实，没什么好等的，钞是一定要印的。不印钞，美国政府拿什么去开支？
    市场上美元多了，大宗商品就要起涨，这个高价就会传回国内，这就是输入性通胀。有人谴责说：这叫以邻为壑，贬值货币促出口，恐怕是错看了美国印钞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这种道德层面的说法不痛不痒，隔靴搔痒，少有意义！在每年一万四千亿美元的赤字中，有多少能靠市场去消化？如果不能消化呢，怎么办？高失业、高赤字、低增长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那有让人对美国能还上钱的期望！既然无人相信美国能还上钱，那么美国每年一万四千亿的国债及同样庞大的地方债就找不到更多买家，就会出现政府断炊的危险。但是，美国的运转却是一分钟也无法停止的。那么，美国人为了运转其政府和社会，就会大量印发钞票，这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跟道德无关的，跟经济政策也是无关的。究其实，美国人也想让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万万年保持下去，但现在没有办法了，出此下策，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既不是伯格南所说的振兴经济，也不是奥巴马所说的为了什么振兴出口，更不是想把其他经济体一网打尽。说穿了，就是没钱的日子没法过了。那些拿道德谴责当武器的说法，基本上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饿汉也不知饿汉饥。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美元将不得不遭遇信誉危机，就明白了美国将加速印钞走进死胡同，美元将恶性贬值抬高大宗商品价格，就明白了通胀将先从发展中国家开始而后全世界泛滥，就明白了中国的高房价是一个必然的大方向，虽然短期的打压能带来振荡，但中期的坚挺和继续高涨将是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有了高房价，就意味着中国普通的工薪阶层将无力去做更多的消费，也就意味着启动内需，将变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什么人民有稳定感，安全感的快乐生活也将无从实现！
    再从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对外贸易增长为第一动力这个现实看，始于08年后的印钞，一般会在三四年后达到泛滥的程度，也就是说2012年底前后我们会见到一个难以忍受的高物价。加上连续几年的气候异常，会否再增加一条世界范围的粮食短缺配合投机避险的疯狂需求而将米面肉油之类生活必需品推高一倍，使得人民全面陷入吃穿住用的痛苦紧缩中呢？我个人判断是悲观的！每斤五元的米，二三十元的猪肉或许将能见到。
    那么，工资能否同步上涨呢？不能的！原因很简单，一旦世界上美元泛滥，所有国家将不得不同步效法，掀起所谓汇率保卫战，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世界贸易将不是增长，而是大规模萎缩。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当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节减开支、压缩消费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既然需求在减少，就会反过来导致交易减少，导致生产减少，导致用工减少，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这种情况下，会促使各国不得不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对象中国这样的对外贸依赖很深的国家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数十万企业歇业，几千万农民工返乡”就不是什么预言，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现实！
    不管你人民币汇率是升是贬，都不会根本改变这个局面，这是美元对世界贸易的地位在短期内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决定的，全世界也无法解开这个死扣。
    但我们为此做了什么呢？看看现在的情况，实担心究竟有没有应对的准备。去年内需对经济新增量的贡献率刚上去，今年又被外贸反超了。这就是说，我们没有能真正启动内需。那个粮食安全，真的安全吗？连续七年丰收了，明后年还能丰收吗？如果大范围水旱灾害导致严重减产怎么办？前几天有报道说，胡北一座中央直属粮库今年的收储任务是四千万公斤，却一粒粮也未收到，原因是市价一元二，国家指导价九毛五。跟农民比赛谁更能忍耐，这可以吗？伴随着人工费用翻番上涨，农民每种一亩地倒贴一百多元，他会卖粮吗？越来越大的城市怎么支撑？联想到地方粮库的长期空帐运转及政府未能在国际市场大规模买粮备荒，这份担忧就更深了！
    我们总在说，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这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有多久让我们安享呢？个人判断就三五年而已。短则两年，多不过五年！ 有专家放言二十年的说法，本人不敢苟同！ 问题的总根子就在那个大通胀，它是要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大变局的！
    如果真有几千万人返乡，如果真有五元每斤的米吃，如果加上2012年台湾再次转绿的可能性，还有几年战略机遇期呢？会内部动荡吗？会生硬地作战略转向吗？会爆发东海大战吗？
    本人鉴于战略机遇期将很快结束，为人民忧，为政府谋，认为有以下三策可作紧急处置。

               第一策、让房价回归理性

    什么叫理性？购房人有正常需求才买房的时候就理性，这个判断标准跟价高价低无关。如何判断呢？就看城市中是否有大量房产闲置，无闲置房就理性，有闲置房就不理性。现在城市中有大量的闲置房，说明是不理性的。
    一定要弄明白一个道理，关系吃穿住用的东西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应坚决回击钱多是硬道理的错误说法，什么市场需求之类的说法纯属以偏概全，当前尤其要死盯吃住不放松。如果认同这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说法，你就应该认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市场的自然结果，你认同吗？既然关系吃穿住用这类人民生活必需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就是国计民生的必需品，而非投资品，理应坚决拒绝一切投机的投资的力量介入。
    用什么办法让投机客投资客卖掉他们多余的住房从而降低房价，启动内需呢？靠限购令吗？靠有区别的贷款政策吗？靠十条八条吗？靠房产税吗？都不是！这些行政的金融的税收的政策固然有效，但操作复杂，费宏而效低，并非善策。
    个人认为，只管对着空置房下刀，其余一慨不问。比如，某甲，家三口，子女未成年，应购房一套。其名下有两套房，则另一套收税。某甲可任选一套作生活所需(不问面积)，其另外一套交税。政府收税不收钱，收产权。比如税率5%，意味着自税收开始后满一年，政府将拥有某甲另套空置房5%产权，二十年后某甲就会完全失去产权。政府还应规定，一旦政府拥有少量产权，某甲若想卖出房子，只能拍卖后分成。政府若拥有一半或以上产权，则无须某甲同意，可直接拍卖。若无人接盘，政府以上年该城同段平均价下浮20%收购。对于公职人员或垄断国企人员的门面房也可比照办理，若其辞职则罢。
    这个税收的收法，要害在收产权。既不会花费人力物力去弄明白什么地段、朝向、设计风格、建筑质量、使用年限、交通生活便宜程度之类任谁都弄不明白的复杂问题，也不会为了什么一套二套争论不休，就是一刀切，对正常生活无影响，对投机投资下死手打压。就是要让住房回归其生活用品的本位，强行剥离其投资功能。
    当然，那些按揭投机的人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哪怕他失掉1%产权，银行也会认为他悔约而强行收回产权。
    这样，那些以为投资房产可以赚钱的资金，将从此失去对房产的兴趣，那些以为不快买就更买不上的中低收入者会更理性，市场的非理性疯狂循环会嘎然而止！
    本人预计，政府若这样出招，房价会立即可观下跌，且会稳定地与居民收入保持在一个恰当的正常比例关系附近长期均衡！
    会不会打击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呢？没了投机，没了购房饥渴症的市场才恰恰是健康的，才会有真正优胜劣汰的房地产市场。
    会不会假离婚，找人顶名成风呢？这是肯定的。即使这样，依然会达到降低房价，并让房价长期理性的目的，无可查也查不清的东西干脆不查。更何况，之后租售比也会长期回归合理价位，死拿硬扛又不见市场有什么大的机会，他(投机者)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长痛短痛的锥心比较会让他们明白，自作聪明的逃税，又没有任何收益预期，这部分短期逃到他人名下的房产也会陆续上市，进而低价卖给缺房户的。要知道，我们开放了一个长达一年的逃跑窗口。政府要的就是这个，你又何必担心他是逃避或不逃避呢？政策要有可操作性，大道总是至简的。
    打下了房价，没了空置房，社会成员才敢消费，内需才会真正起来，房地产建设才会真正步入健康轨道。
    同理，对食品一方面要有意涨价刺激生产，一方面要查仓实库，大力收贮，一方面要控制进出口平抑物价，一方面要改革政府体制以作出快速有效反应。
    控制并稳定了房价和大宗粮食价格，这安民心就重重地落到了实处。做到这一点，都是法制化、市场化手段可得的，都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安全所必须要做的，与将来你被迫应对时的代价比起来，现在做代价更低，尤其是可以简简单单地通过市场之手轻易做到！
    有什么人将反对这个空置房税改呢？有以下几种人：一是境内外热钱投机者，让他们大折本钱无地可去的房屋空置税，他们最反对；二是被蹩足书呆子误导的市民，争一地私利的地方政府。他们说什么房价下跌，打击GDP和地方经济(恐怕是更多打击了寄生性掠夺性十足的掠地开发运动和自我虚拟实现的无效GDP，打击了靠数字增长患得患失的官员)。对于市民而言，自住无所谓价格高低，投机者挨打应该怪自己。
    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原则一定要弄明白，要什么样的GDP增长？你要虚拟膨胀的GDP，当然不应该打压房价，而应是放任其爆炸性增长，GDP会增长很快，房地产开发也会如火如荼，被带动的相关行业也会欣欣向荣，地方政府也会盆满钵满，但你能长期维持这种繁荣吗？泡沫不会有崩溃的一天吗？就算你能容忍由此带来的强拆强迁所制造的社会问题，能容忍空置房爆增所带来的对水泥铁矿等的无序开发加剧，能容忍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被突破，你也无法想象和承受崩盘带来的长期灾难性后果。所以，政府应追求有效的GDP，反映社会可持续发展的GDP，而不是数字式虚拟实现的GDP增长，尤其要防止绑架政府和社会的虚火十足的房地产。请注意，我们仅是对空置房开刀，其余一概不问。
    弄明白了这个，你就明白，口口声声要完全要素市场，让钞票说话，完全排除政府调控和社会原则的论调，是误国误民的，书本来书本去的，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把社会活动当物理运动处理的错误言论！不说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状况，不说城市发展与粮食安全争地的现实状况，不说共产党的宗旨和本质是要让人民过上有满足感安全感的幸福生活，不说超高房价会导致社会分裂，激起广大中低收入者反抗使社会陷入动荡，整天拿一个政府和人民并没认可的自由市场理论，说什么要完全要素市场，把一切东西(包括人的幸福、社会的政治安全)都市场化，是会让共产党吃慢性毒药的，这些人（有意或无意）利用政府急于求发展的心理，一步步将政府引入错误道路。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叫专家误国，就是讲这个的。打击了地方政府税收，同样是个怎么看的问题，卖地经济，房地产地方政府依赖症本身就是个怪胎，让事物回归其本来，那有打击不打击的问题，这根本就是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除非你不放弃畸型地产的掠夺性暴利，说到底，你不愿意把你从农民那里强夺来的，靠虚火拉高的开发收益放弃，偏要说成是受打击，是你的认识和政府的宗旨定义出现了偏差，你已不是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你是一家县级或地级公司，你挂了个政府招牌，市场更糟，社会更糟！至于被误导的市民，事情更简单，如果你的房是自住的，价高价低于你何益何损之有？如果你是投机投资的，折价杀羽，那也只能自认倒霉！

           第二策、去掉县以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去掉县以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前面已述，主要是为经济秩序治乱，市场归位，地方财政解困。前“国家的幸福2”已述，这里主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要讲清这个问题，依然是先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要市场经济吗？
    这个体制有活力，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用无形的手摧生巨大的财富，但无序的竞争汇集到宏观面上，总要形成一轮一轮的经济周期，总会造成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总要带来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动荡。
    要计划经济吗？
    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不正是搞的计划经济吗？是的！我们的改革不正是指向它吗？是的！它已经失败了！ 这个体制确实有宏观的反市场周期的作用，能协作组织社会的大生产，也能平衡社会的财富占有，但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它把人划地为牢加以禁锢，也禁锢各种其他的生产要素，使得企业作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失去意义。与其说是企业，倒不如说是政府的派生机构。

    自由市场经济中，无论对个人、企业或行业，政府是不干预的；而计划经济则相反，对个人、企业或行业或宏观经济，政府都是包办的。在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中，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要流动的，在完全意义的计划经济中，所有生产要素都是不流动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被迫关注最终需求，被迫保证质量和信誉，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和技术进步，否则会被市场淘汰。计划经济中，企业眼睛向上，按照指令生产，不会关心社会需求是什么，质量和信誉与企业无关，不存在关门倒闭的压力。市场经济中，对个体企业而言，生产是有序的、有活力的，全社会是无序的、折腾的，完全是随着利润指挥棒走的。计划经济中，全社会是有序的、平衡的，企业是无活力的、死沉的。
　　总之，市场经济在宏观上失败，计划经济在微观上失败，各有优劣，并非都好，搞清楚这点非常重要，这对于某些人整天攻击国企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为，口口声声要完全市场化，把一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倒找在政府及国企头上，你就明白他那个说法中的追求目标并非尽善尽美！
    搞清楚了这点，你自然会想到，会否有一种体制，既在微观上取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在宏观上取计划经济的优势呢？
    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做的，正是这样的体制。宏观上有计划，微观上有市场。明明白白正确的东西，却没有人明确下来。在市场基础上做计划，明显与计划经济时做计划不同，要求很高的。考验政府的组织架构，反应速度，理念能力和对计划本身的再计划(指动态修正平衡及控制)。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有问题(有经济诸侯存在)，有中央政府内各部委责权不清(多头管与无人负责)，有理念能力不符要求(什么动辄与先进国家接轨，就不讲与中国实情相符；决策时缺预见性，少预案，出问题了不从社会层面找原因却只找一大堆技术原因，还有反应太慢，这些是缺能力的表现)，还有就是那个计划本身的再平衡及调节控制未能在执行中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追求！这恰恰是计划体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特色。如环保和有计划开矿未做好，但发展新能源做得好，削减地方政府开支和启动内需未做好，招商引资做得好；刻意追求的社会发展如反腐扫黑禁黄赌毒未做好，全社会的养老医疗未做好，检查评比之类不该做的却做得太多，开发西部做得好。这些要动用政府权威和国家资源的事情，正是计划的力量之一，不仅仅体现在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不仅仅体现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也体现为中央政府的中长期追求在短期目标中的艰韧实现，这就是再平衡。当然，根据情况改变计划也是再平衡！
    总之,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改善与完善当前经济体制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问，这是两种不同取向的经济体制，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又怎么结合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它问中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就弄不明白我们的改革(此处仅指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什么样的改革！
    我们讲，政府的计划作用，是指宏观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财政政策，法律制度规范，财富分配及调节，关键产业的控制及经济计划要体现政府的社会追求(请注意，我讲的是社会追求而不是经济追求，经济追求在那个经济计划中)。有人会反对说，欧美也有呀。我说，对，欧美也有，但我们不同！
    (一)从管理的角度讲
    市场经济要政府小，市场大(社会大)。而计划经济要政府大，市场小(或基本无市场，也无所谓社会，社会是可以理解为政府的一部分的，因为政府对社会实行了绝对控制)，这是对立矛盾的。但我们既要大政府，也要大市场。这个大政府，就是大政权，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这个大市场，就是企业经营层面的市场经济及配套的完备法律体系，完善的中介体系及其他条件。
    为了满足市场经济对政府小的要求，我们大削地方政府(指经济职能)，为了适应市场条件下的计划特色，我们加强和完善中央政府。这怎么理解呢？

    自中央政府以下，地方政府尽量不要参与到微观市场的竞争中去，当前则应首先淡出县及县以下政府。对企业而言，小政府条件成立；但在中央政府层面，可通过立法、行政手段和金融、财税手段，甚至行业准入、限产、限资等手段强力控制行业和宏观经济。意思是，企业会在市场旺销时拚命扩大产能，要无边界发展的，但政府需要通过种种手段打压限制(即控制)这种无边界发展。当市场的竞争发展到垄断竞争，寡头瓜分市场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拆分恢复市场竞争。这就要求中央政府的部委有足够的权限和反应速度，对市场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有高超的调控技术和技巧，有多种的应对方案和坚定的社会追求，要一直走在市场的前面和处于市场的对立面。对政府来说，任何丧失角色感的无为之治都是其计划与调控角色的丧失，任何把行业组织起来理顺的想法都是错位和胡来的表现(这是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事。在市场经济中，是要求企业竞争的，只有计划经济中才会把企业组织起来理顺)。总之，市场经济之上的宏观计划与调控对政府角色、能力、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和立场底线(即社会追求为出发点和归缩点)都提出了很高要求。否则，这瞎指挥、乱管理、搅浆糊，将会令市场混乱，政府自己也累死了不讨好。当然，这一切都要在法律的体系内进行，而不是形成政府的绝对权威和予取予求。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机制。这恰恰是问题的症节所在！它们要么慢半拍甚至慢几拍，要么出了情况，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习惯于层层上报，不能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并时刻警惕之），找了一群专家，人家开口闭口就是先进国家如何如何，又是什么数量经济学，模型经济学，供应经济学，就是不讲政治(政权)经济学，社会(和谐)经济学[这个数量模型经济学、供应经济学，其中隐含了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即所有的资本都逐利，所有的逐利者都会向利益最多的行业靠拢，然后优胜劣汰。但这个假设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即任何时候都不是所有资本都会闻风转舵，有且仅有部分资本如此(短线资本最突出)。这些理论对短期行为和具体领域是对的，对长期现象和宏观领域是不对的，用来指导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则是南辕北辙的]！更何况，专家们讲的都是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东西，跟我们有很大差距，配合我们行政习惯严重的官员，就会出现乱用行政权力，如发个文件，搞些声势浩大的行动(既有行政权力滥用，也有群众运动若隐若现，甚至包含政治态势发威)，就想不到经济和法律上的对策，根本原因是政府管理不是以社会追求为出发点和归缩点的。比如前面讲的那个房地产(很抱歉，我又拿它举例。许多事情都有类似问题的），如果（地方）政府有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就不会强拆强迁，就不会以GDP挂帅，就不会只血红着眼盯那财政税收，他会想着民生，想着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生，想着可持续发展，想着物价就业财政土地人民满意度的平衡！而实际是：专家前些年说，市场化就Ok，政府管他干吗？快出大泡沫了，广大群众要抗议了，就说什么收紧对地产商的银根了，针对购房人的差别化贷款利率了。前些年官员说，地越卖越贵，钱越收越多，城越建越大，军功章越来越沉，形势好，Ok！等到企业诉说用工成本上升(部分体现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上升,部分体现为生活水平提高)，人才引进困难，竞争越来越艰难，转移产业的压力越来越大，群众诉说房越来越贵，生活越来越难，幸福感越来越少，抗议声越来越大，就说什么限购令，放松土地供应(或相反)，限制外地户口买房，等等！总之，这些专家和官员基本上既不管住房是用来做什么的，也不管必须调控时要打击那一部分房，更没有想过要追求一种规范稳定的住房市场秩序！他就把住房当个产品在对待，当个赚钱的门路在使用。必须要治理时，又老在行政治国里转圈圈，又没有长远的社会目标和市场目标作指引，问题就会越集越多。 事实上，你正本清源一想，这房屋不就是住人的吗？你打击那些买了不住人的房屋不就行了吗？这打击的效果不正是你的社会追求吗？既然市场化了，你管他房价高低，既然政府要有宏观调控，你不去调控空置房你又调什么？你把那大量空置房都打出来住上人了，这房价能往那儿飞？若真还飞，只能证明住房不够，真实需求很大，高房价自然诱使房产商多建房。这是刚性需求，你打他干什么？低收入者买不起房，你多搞点廉租房不就和谐了吗？这正是政府该干的！该干的没干，不该干的干了，干的力度和时机也没对，只能说明政府机构设置与效率，能力及观念与市场化的宏观调控要求不相适应。这并非宏观计划，宏观调控这个制度安排本身不对。
    所以我说，你弄不懂那房的价位不要紧，你弄懂它是不是空置房最要紧，你理不清税收的技术依据不要紧，你统一征收5%的空置房产权税最要紧，你弄不懂收来的产权怎么办不要紧，你公平地公开拍卖最要紧。总之，吃穿住行之类，政府要深度动用计划，其余少管为宜。只要政府的计划作用体现社会追求，社会主义的本意和优越性就不可能在市场条件下完全消失。相反，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会促进总体平衡下的快速进步，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局面就会呈现！
    （二)  从生产资料占有方面讲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以公有化为条件的。私有的成分太大，社会主义就立不住脚了。公有的成分太多，市场经济就成为一句空话。这个看起来很矛盾的，谁更多些合适？  有办法协调统一起来吗？
    我们说，有办法协调统一起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依然要正本清源，才能说得清楚。不要一说市场化，就以为什么都要市场化，任何要素都必须私有，任何企业都必须私有，任何行业都必须私有，否则就没法竞争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样想，这样干，不是书呆子，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恶意胡说。遗憾的是，成天讲马列的人基本上偃旗息鼓，除了抬个计划经济来梦幻般游行一圈，基本上无针对性改革方案。一提到计划，就以为非公有无计划，非全民所有谁来执行计划。这样想，这样干，同样是书呆子，理想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我们已明白，没有市场是没有效率的，是无从激发人的创造性的，整天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如何如何，满嘴公平，就不讲票证短缺，就不讲人为地强迫所有人捆在一起共穷，这不是书呆子、理想主义教条化是什么？我们也明白，没有公有制，是会两极分化的，是会激发阶级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的，明知道这个危害还整天要把国企全部私有，要排除政府宏观管理，不是恶意向共产党敬鸩酒，不是书呆子又是什么？
    取两者之利而舍二者之害，才是好办法。
    做法是：
    1  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区分公共资源与私有财产。
    机器、厂房、技术发明专利之类归为生产资料，谁占有它看所有权归属。粮食、住房之类是生活资源，钱多也不能任意占有。比如有钱人可以占有机器、厂房，技术发明者可以占有专利。但在生活资源领域，则不应以资本利益为先，而应遵循社会利益为先。有钱人住大房子，住别墅都没有问题(当然，占地多的大房子，国家要控制总量)。以家庭计，每户只能一套。你可以买好车、名车，但石油资源和道路资源是社会的，空气是共享的，以人计也只准买一部而已！钱是你的，资源是社会的，不能钱多说了算。你可以吃高档食品，穿名牌服装，但不能屯积粮食棉花套利。人人都享有基本生存的权利，穷人没理由受到钱多富人贪婪的冲击。
    生活资源、公共资源要公共化(不是国家经营，我的意思是国家深度干预)。生活资源、公共资源要基本平衡使用(不是平均分配，是二次分配。法律保障和国家储备相结合基础上的市场化)，其余看重要性决定是否该私有化。
    2 自由竞争与垄断竞争对生产资料占有的要求是不一的。
    在自由竞争时代，私有化会天然产生效率，促使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产生，促使生产向效率最高的优胜者靠拢。这时，更多一点私有化对全社会是有利的。但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规模庞大，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其所有者属性已一定程度模糊(管理权、控制权已委托给经营层；所有权、支配权、收益权仍保留)。这意味着，占有的私有化要求相对低一些。这虽然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来讲的，撇开社会性质后的社会对管理的要求，依然是可以借鉴的。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讲，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完全消除私有制是不现实的。一定程度，部分领域的私有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完全排除私有，回到一大二公三纯则是不现实的，是有害的。那么，对现在的中国而言，那些地方该多些私有呢？那些地方该多些公有呢？杂、散、小的行业都应私有化，属个人创意劳动的行业都应私有化，一般加工贸易仓储等凡不涉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矿产资源的行业都可以私有化，甚至完全私有化。但凡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矿产资源的行业都应国有化，甚至完全国有化。不要去计算40%的国家占有合理，还是60%的国家占有更合理，要用行业或重要性来划分。在国家控制的行业中，是绝对控股合理，还是相对控股合理，去争论比例，是没有定论的。但是，这些国家控制的行业中，是一定要控股的，最好绝对控股。控股比例依据行业不同而有差异。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看国家(或称社会)需求定，是一个动态的相对平衡过程。总之，国资占比下降或影响下降是一个危险倾向，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存在基础。
    总之，生产资料的占有在重要行业是全部由国有控股企业占领，其余交给市场，由私人所有占领。
    有什么办法动态调节国家对重要行业或重要企业的动态占有比呢？
    第一类  城市土地、矿产、大的江河水资源之类是全民所有，这是指产权。但其使用权归那家企业，应在有资格的企业中进行竞标拍卖，而不是象现在全民所有，地方支配或企业支配。未进行拍卖而已被企业占有的应依据占有量按平均价格补交财政(可分摊在若干年内)。意思是产权全民所有，产权带来的收益也要全民所有，但市场化处理。划拨之类免谈。财政拨款新建企业也无什么优惠和例外好说。对同类企业，就是完全的市场化。当然，取得入场资格，要有身份标识的国家认定标准。
    第二类 政府怎样介入新产业新企业
    新兴产业中可能出现需国家控制的行业或企业，但国家并无投入，何来生产资料占有呢？有办法，依然是市场化的。是买股权吗？我说不是。是强制征收吗？更不是！若强制征收，怎么做得到对企业完全市场化呢？国家对企业有个所得税制度帮了大忙。在新兴行业中，对需介入或控制的企业，政府收所得税不收钱，而是按资本回报率作价收股份。例如，当年该行业平均资本回报率10%，某企业净利一亿，则资本作价十亿，按现行税率该企业应交所得税2500万，但国家不收钱，收2500万对应十亿占2.5%股份。这样，积累十几年，这家新兴的强大的新行业明星公司将被国家相对控股（以33%至40%为宜）。反之，国家需退出的行业或企业，政府可分批拍卖[切忌一窝哄大拍卖,让一部分人窃国家资财先富起来!]。
    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就不会担心资本主义总有一天要主导中国，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中。而处理手段却是法制下的市场化手段，也无须财政拿出什么钱来购买。对企业而言，发展最火爆的阶段是私有的阶段，是私有控股的，也不会影响第一代创业者的事业追求！ 虽然按行业平均回报率作价会低估优质公司价值，但隐含了国家对该企业的刻意低价追求和成功人士所应承担的远大于一般民众的社会责任。对于那些误被私有化而需重新国有化的企业亦可如此办理。
    这样，不断占有优势优质企业，不断淘汰落后企业，坚定把住关键企业(行业)，垄断不可再生资源(土地矿山)，进进退退之间，民营资本永远是奋斗的黄牛，国家坐收现金奶牛，稳居资产占有泰山，把用资本主义补充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两者制度化落到实处。虽然这样做了，却又不会伤害民营资本奋斗，取其利享其成而去其害，何乐不为？
    3  企业管理、工会及政府角色的思考
    私有企业的管理，是资产所有者的事（依法办事行了），这里说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
    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国家，天然享有大股东的一切权利，是否要派出有行政官阶的董事，指定经理呢?我说：不！ 这并不意味着弃权。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道理，美其名曰国家行权，其实是官僚机器伸手企业经营。那么，企业不会真正成为企业，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新时代还魂了，企业是办不好的。有了这一层禁忌，国家就不能派行政官员作董事经理了。那么，这国企不变成国企员工的实质私企了吗？我说，我们有办法让他私不了，还得正常的企业化。
    (1)  董监事会和管理层均全员社会化招聘。招聘董监事会成员，由国家负责。主要看其发展思维、经营理念、守法意识、社会责任感。招聘管理层由董事会负责，工会拥有对管理层的弹劾权。工会征集到2%工人支持即可弹劾管理层，10%工人支持即可更换管理层（包括董监事会）。所以定得低，是因为国企家业大工人多。另外，工会（10%工人支持）有向国家要求改组董事会的权利，国家对此应无条件同意。简单讲，是要在国企中形成三权鼎立。另外，人大政协有审核权，舆论有监督权(非商业机密的资料要向社会公开)，政府有审计权。政府除了派出有任期的公招董事监事与审计外，其余一般无事可做，也不必做什么。控制了干部已间接支配了一切。国家一定要拆分超级恐龙，要让各行业国企处于竞争中，绝对禁止国企变成半官僚机构。
    这个设计的要害在于工会的弹劾权。就是要造成强势工会，使管理层（包括董监事会）处于工人监督之中。那么，如何办工会就至关重要了。象现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化工会，他根本就是管理层的一部分，是不行的。这种官僚化工会应解散，应当由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组织起真正的工会。这样，一家公司中可能有多家工会，把管理层夹在董事会，监事会与工会中间，把管理层（包括董监事会）晾在人大政协和舆论公众面前。这是跟基层政权民主化相适应的。
    (2)为防止国企办成国企人的国企，应制定国企与该行业的平均收入的关系(行业收入与国民平均收入的关系也要有国家标准)，即按效益与行业平均水平比较的工资分配标准，不能让管理层拿国企钱养自己人。现在的搞法就是这样，导致全社会共愤的垄断行业高收入，制造了社会不公。
    (3) 由于国企承担了太多的政府任务，加上经营地域的行政划分，价格的国家管制，对包括董监事会的国企考核，应考察生产效率提高和财务状况安全度这两个指标，其余只要依法经营就行了，是也仅是只考察这两项，依据其加权总分给予管理层报酬和决定任期。当然，国家要制定合理的有吸引力的报酬标准。有了这个作动力，追求技术进步，裁减冗余人员以提高效率，组建灵活应对市场的反应机制，保持稳健经营就能做到，这不正是我们多年追求而未达到的目标吗？不正是克服国企机制不活，效率不高，无人对国有资产真正负责的克星吗？（考察管理层不用效益作标准而决定工人工资按效益作标准并不矛盾）。
    (4) 国企的收益分配，在除去公积金、公益金及必要流动资金之后应全部现金分红给股东，扩大再生产需投入的资金应社会化募集(国家应积极配股，应法定个人占有国企股份的最高限额比例)，这既是培养真正蓝筹之路，也是为养老基金找到寄居之所！ 现在的国企是永远的资金黑洞。现实迫使它沉沦为市场资金的收割机，投资欲望无限膨胀的数字GDP制造机，资本市场投资机构的黄土高坡。
    如果国家有战略任务要国企承担(如海外找矿)，国家应单列资金进行财政注资(中投一号、中投二号、社保基金注资也行)。
    在国企中，政府对国企的管理是淡化的，与对民企没什么两样，都是合法经营四字。所谓国资委，它既不管经营也不管资产。从市场竞争而言，现在要把国企减少到多少家是一个反市场的举动！ 所谓做大做强，应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权力干预的结果。
    4  政府的宏观计划体现及措施
    我们主张大政府大市场并重，就是要体现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是指在计划、财政税收、金融这三大传统杠杆下，外加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行政管制，优势企业的招进和劣势企业的汰出，个人财富的裁抑(指个人收入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也可用征收股权办法进行。要实行基本遗产税和累进遗产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平衡，抑制和反冲经济周期。当然，在严厉的情况下，可以用行政及财税金融手段把国内外市场的进出通道进行拓宽和变窄的WTO化处理。
    计划经济有计划，市场经济也可以有计划，只是这个计划是一种动态的、大致的、可动态平衡调节的大致规划，主要体现在粗线条上。过去的计划性多指投资、生产、消费、外贸这几个环节，多由国家资金投入的蛋糕切分来达到。今后，还应有行业预警（引导投资）、行业管控(指限制过热行业的资金流入和过冷行业的政策扶持)、 企业的监控(指不能垮，垮不起的企业,政府应有扶持救助基金之类的准备)。
    内需型经济才是安全的、可控的。现在对外依赖太大，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太多，是缺少安全感的。要真正启动内需，首先要拿下房地产市场，要解除地方政府对地产的依赖，也给市场以真正的市场。正确的办法是让地方政府免担地方发展之责，首先从县及县以下政府开始，取消其经济功能，把教育、行政、医疗等开支全额由中央财政负担。不要搞什么分灶吃饭。广东老师教的是中国儿童，月薪三千，甘肃老师也没教非洲儿童，干吗两千？同工就应同酬。有了分灶吃饭，就同不了酬。经常是中央出政策，地方掏钞票，有钱的地方就涨薪涨福利，没钱的地方想涨却涨不了。那个所谓房改就是这样，有房的单位有人得两套，国家投入不足的单位空有政策也只能不了了之，到现在也没个说法。一个户口政策，五六十年生生切分中国成两个社会，城里人有太多源自财政资金的福利，农村人自生自灭还要献血城市发展。这些反市场反公义的东西，早就该连根拔除了！
    对中央政府机构设置而言，要作相应调整。应区分为事务性机构(如外交国防教育医疗公安等)，经济计划管理类(如发改委、国资委)，社会类(如劳动社保、经济安全与平衡部)，市场类（工商、质检等），要把央行变成独立依法办事且要向人大负责的机构，还要新设一个社会责任委员会审查各部委的政策以保障各种政策的社会责任设计，且具有最后的否决权，一如部队的政委。这个委也要向人大负责。
    拿下了高房价，建立起普遍的医疗养老保障(要拿下高医疗费)。养老工资自我缴存与工作年限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不区分城乡（允许农民60岁前补交），没交的农民也享受政府补助这一块。总体退休工资可能不高，大约在现职一半水平。就是要让人们在职时拿工资，退休时只拿生活费。就是不能给啃老留下足够空间，要让社会良俗回归正轨。要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和本位，把功利教育驱出校园。要从高考招生政策开始，从教材开始。比如，降低现行教材难度，减少一年教材学习量，明确学生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学以致用而不是学以致研。高考时，如以文科语数外加文综基本分750分不变，各科再加100分参考题，取消一二本分批次界限，由各校自行制定更宽泛的录取政策，好学校可以自行将参考分计入总分取生，也可自定其他标准，差学校以划线为基点则可。总之，基本高考题与结业考试一样，以基本要求作标准，不出偏难怪考题。把高考英语要求降到高一水平，中考也一样。这个全民学英语浪费了全国人民三十年的精力,而80%以上的人学了却几乎是毫无用处，但这种傻瓜事情就可以流行中国几十年，并越来越强化。剥夺儿童的快乐，浪费社会的教育资源，居然普通医生护士评职称也要这个，政策制定如此脱离实际，已经很是莫名其妙了。
    拿下那个高药价，就是要拿掉那个中间环节，普通智商的人也不觉得有多难，到了官员手中，就深奥得不行。你一省一招标网，几个药品分发中心就搞定的事，居然试点了十几年，多个方案以全军尽墨收场，真是闹鬼！ 对那个感冒病动不动打吊针输液的医生一律要开除，尽搞些批评教育下不为例，是搞不好医风医德的。其实，对各行业都要把违规者“赶尽杀绝，不留生路”(指最小的处分是吊销从业资格或开除，就是要坚决做到无公心者不务公业，不是要杀人或政治迫害)。“小善者善于个人，大善者善于社会”。现在流行在政府各部门及各行业的歪风邪气都是几十年惯出来的。延安时期缺人，当然要“治病救人，以观后效”，现在是泥沙俱下，邪气横行，不严规严纪就无法给社会立下标准。
    针对各种投资收益(包括银行存款、股市投资、艺术品投资等)征税。这样，从医疗教育养老到住房，百姓全无后顾之忧，生产与消费才有可能平衡，计划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内需发展才能生根立足。
    这样，少了地方政府的市场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市场，多了社会公义和均衡的社会才会和谐与稳定，中央政府的宏观计划与控制才能有平衡和调节的基础。
    要做到这些，可能并非短期能成，但应该在短期内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第三策、反腐败

    要想反腐败，首先得明白腐败来自那里？为什么会腐败，有什么招应对并根治之？
    腐败来自那里？来自权力(广义的)，来自人性的占有欲(并非就阴暗。合法占有是阳光的，非法占有才阴暗)。
    为什么会腐败？因为权力滥用(广义的不依法行使职务权力)，因为秩序不规范(广义的法制法纪不健全)，因为监督缺失(没有在各行业及政府部门推行阳光运作)，因为惩罚不力(没有收起大悲咒，猛念金刚经)。
    有什么招根治它呢？有人说集体领导、阳光操作、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这当然对！这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讲的。有人说要加大民主(非西化民主)，这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的。前者说得最多，也说得很好，但做得不够。现实中，集体领导不敌一把手领导，阳光操作变为防火防盗防记者还要防内部人泄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本是同理连枝一家人，加大打击力度却多用缓刑和党内警告替代，这样的反腐败管理是徒有虚名的，积累下来就会泛滥成灾。
    反腐败的关键在于权力运用的阳光化和打击力度的社会公平。阳光操作、人民监督、政府的工作在亿万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自然少了许多腐败。打击力度的社会公平是指把贪污受贿当盗窃治罪，把索贿当抢劫治罪。当然，可旧帐旧办法，新帐新办法以减少推行阻力。比如，盗窃百万可判刑二十年，受贿百万也判刑二十年。这样干的道理很简单，百姓偷盗一万要坐两年牢，官员受贿几万却能缓刑三年（缓刑期间多数不上班还拿工资），这就叫社会不公平。私企员工不守规要开除，官员不守规只写检讨，这就叫社会不公平。官员不守规，也要开除，这样才有执行力（至少在目前时期是必要的）。
    不要说什么加大打击、严打之类，公平就好！
    由于官员与公权相连，还应有财产阳光制度和终身追究制度。
    民主本身就是阳光和监督，多一点当然好(不是西化泛民主)，前面讲的党领导下的三段式民主是符合国情的。政府要让人民知道你准备干什么，怎样干的，干得怎样，不要搞神秘主义。
    以上三点为内政(短期)三策，第一条拿下高房价叫起势，为转内需及安民心起势；第二条削地方政府经济功能叫治乱，为真正的有计划市场经济治乱；第三条反腐叫正气，为整饬吏治收拾人心，正党风民风之气。用之，三五十年太平天下可期。
    内政中期三策:
    1 引西藏水进疆，解决就业和生存空间问题，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2 规范的法制化建设及理顺政府(行政）体制问题。  3  民主体制问题，解决党的领导与扩大基层民主兼容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夹在内政第二策中讲了。其实，这些问题，前面各部分中已多有涉及，这三策就不详谈了。个人觉得，解决好了中期三策的几个问题，可还共产党二三百年（或者三千年？）天下太平！

   写作背景：又是这个希拉里，在东盟“10+8”会议前，说美国要介入南海之争。促使我静心想了更多问题，就有了这些看法。美国人要动手了，我们怎么办？自绝于世界的闭关锁国行不通，文革式大众民主行不通，计划经济行不通，怎么办？唯一之路是坚持改革，深化改革，是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进行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唯一之路是正确的国家战略和坚强的政府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