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本、官僚与改革
浅谈资本、官僚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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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度过二战之后的黄金二十年之后不幸陷入了痛苦的滞胀(stagflation)之中。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各种经济主张的学派应运而生。8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国家采用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结果留下的除了巨额财政赤字的烂摊子以外,只是“一堆拼凑的垃圾”的评语(萨缪尔逊语)。
表1
类别 净利润 产量 净资本存量 总资本存量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实际工资
G7集团 1950~
1970 1970~
1993 1950~
1970 1970~
1993 1950~
1970 1970~
1993 1950~
1970 1970~
1993 1950~
1970 1970~
1993 1950~
1970 1970~
1993
制造业 26.2 15.7 5.5 2.1 4.8 3.7 3.9 3.1
私人企业(private company) 17.6 13.3 4.5 2.2 4.5 4.3 3.6 1.3
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统计年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在1965~1973年,年平均生产率达到了3.3%,高于1950~1965年经济繁荣期2.9%的年均增长速度。看来,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盈利能力的整体下降和利润率增长的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技术潜力的枯竭所引发的。同时也不是因为西方国家雇员工资过高的原因,1965~1973年的实际工资上涨率只有1.9%~2.7%。
在制造业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大量实业资本转化为货币并涌入金融市场,转化为金融资本,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股票价格暴涨,P/E值不断攀高,市场价值甚至脱离了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同时,由于虚拟财富的迅速增加,财富效应发生作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感到可以自由地减少储蓄并扩大信贷,美国家庭、厂商与金融公司的负债水平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债务的增加还促进各公司回购股票,来抬高公司股票价格。这样,一种自我加强的机制导致金融泡沫越积越大,同时这种泡沫维持了经济的繁荣景象。
“盛世古董,乱世黄金”——人类几千年来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印出的玩艺儿来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与工具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的节节攀升,与此不无关系。令人感到震惊不已的事实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和美国经常帐户的整体逆差同时为美国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购买了巨量的美国国债,然而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背后并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往往直接导致全球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金融泡沫)为特征的信用泡沫。
2002年中国GDP贸易依存度50%,2003年60.2%,2004年70%以上。这样触目惊心的数字,与之相伴的是高度的风险,而不是主流媒体纷纷叫嚷的“祖国江山一片红,形势大好”。
三农问题、失业问题、城乡地区差别问题、加入WTO之后对农业与零售业等行业的巨大冲击,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国际市场一旦有个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如西方国家,甚至与印度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的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使得中国GDP总之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得GDP外贸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像居心叵测张无常教授所鼓吹的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帐户,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反过来就很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社会动荡也未为可知。
其他不谈,就拿能源条件恶化(如石油涨价、能源短缺等)来说,作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抗击打能力”的差别在能源危机能力方面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这一切最后的承担者都是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
令绝大部分人忽视的一个问题是,FDI的大小与国内企业竞争力高低之间并不是前因后果,而是前果后因。实际上,一个国家获得的FDI是大还是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并不是因为主流媒体所鼓吹的政府的合理政策,也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因为FDI过大而导致企业竞争力薄弱。我国真实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缺乏与核心技术、管理技术的匮乏,直接的结果就是对于外资的进入毫无还手之力。这正是一个正反馈效应,本土市场充斥着竞争力低下的企业,廉价的劳工与资源,吸引着FDI,FDI的进入又进一步削弱本土企业,从而这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二
中国企业竞争力为什么会如此薄弱呢?我并不赞同愚蠢小猪的观点,官僚化资本的形成只能建立初步工业化,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工业水平,仅仅靠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不过三点: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生产率的提高。建国初期30年,以数亿人勒紧裤腰带的手段,提高资本积累的程度,并以低成本的优势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与量,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正如《大话西游》种的紫霞所说,愚蠢小猪“想到了第一点却没有想到第二点”。
从中国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朝代,工商业都是官办或准官办,并不是什么公有制或国有制,而是统治阶级所有制,或者说是官僚所有制。当政府限制松动之后,富商巨贾入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然而不要忘记了,这些商人绝大部分都是官僚阶层出身。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官商体制,有以国家名义投资的纯粹官办企业也有以官僚个人名义投资的企业。即使是纯粹平民出身的商人也必要要巴结权贵,依附官僚,才有生存的可能。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压制普通民众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资本寻找不到增值的方向,于是大量的财富被用于官僚与官商们的挥霍无度,社会两极分化,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系统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与产业资本根本就不可能形成。
中国特有的权力资本化的垄断形成并不是因为改革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少年来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制度惯性。即使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权利资本化的这一天也是迟早会到来的。毛泽东当年搞“文革”,鼓动平民造反,大搞群众运动,也正是看到了官僚阶层把持政权的危害与倒退。可惜的是,他没有把握好火候,矫枉过正。
很多人,无论“左、中、右”,总认为:资产阶级都是一样的,工人阶级也是一样的——不,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差别太大,笔者认为资产阶级这个词语根本无法用来形容我们的所谓“企业家”。
西方国家的民权在封建社会阶段有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更是一个历史里程碑,彻底宣告了资本家阶层的出现,并且在资本家出现之后,才能够获得政治权力。然而我国却不同,我国是先有政治权力才能够获得资本。我国的官僚资本,政治权力才是根本,资本不过是巩固权力的手段(当然从广义上说,权力也是一种资本,凡是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都是资本)。这两者之间简直是差的十万八千里,怎么能够混淆在一起呢?
由此可见,官僚资本化与国有制或公有制完全是两回事情。国有制并不是剥夺小民的私产所有权,恰恰相反是为了保证小民的私产所有权。加拿大有两条铁路公司,一家私营,一家国有,两家之间的效率相当,实力相近,这说明国有企业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法国最大的前50家公司其中1/3都是国有企业,效率也并不低。
事实证明,国有企业的运营好坏只要两个要素就可以保证——竞争与监督。竞争是为了激励企业不断变革,民众监督是为了防止资本官僚化。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主流却视而不见。
官僚个人以做官为发家致富的渠道。官僚资本的改革,只是将政权扩展到对资本所有权的控制。政权本身就是官方名义,或兴建或控制企业。政权成了这些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的主体,而操纵政权的官僚集团,又成了资本的真正所有者。
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不仅贪污受贿,又以各种方式,通过亲朋好友的名义开办公司,乃至倒批文件,猖獗走私,或是支持某些名义私营的企业,暗地里给予特权,操纵经营,大发横财。
在官僚制度下的我们私营企业究竟是如何生存的呢?任何一个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官僚以管制手段来限制民间资本,没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倍受官僚们的刁难勒索。民营企业如果要做大作强,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某一官员或某些官员做靠山,定期发送权利股。在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主导的经济中,民间资本的出路只有一条路——依附大资本(官僚资本或买办资本),做些大资本不愿意做的利润率较低的业务。
更为可恨的是,在当前,很多官僚资本纷纷投靠买办资本,成为外国大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所做的就是从国外资本那里批发淘汰的商品和二流的技术,再将这些商品和技术卖给国内的民众,赚取中间利润。或者是为国外资本在国内的投资做代理,或“合资”,或“权利股”,或委派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其企业中担任要职。国内的三大汽车公司就是典例。
三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巴西的多斯桑托斯又提出了“依附论”。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理论都过时了,是冷战思维的产物。翻开正统的经济学书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字眼扑面而来。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主流所鼓吹的“共同富裕”。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分析方法仍然适用于当今的世界。
该理论体系主要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形成了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一个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多元化的中心国家,另一部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在生产、技术、组织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外围国家。中心国家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
普雷维什在《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中写道:“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
外围国家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国际体系的构成、运转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从属于中心的利益,因此,这种割据使中心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而外围国家的处境只能以中心国家的利益为转移,从而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多斯桑托斯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扩展对依附国的发展或产生积极的影响,或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
多斯桑托斯认为,官僚阶级、失败的民族资产阶级谋求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强国家实力无异于饮鸩止渴,外资利润的外流(这一天在中国也会到来)是无法阻止的,最后结果只是国内的官僚阶层与外资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国内劳动者来填满剥削者的腰包。
中国数千年腐败文化所造就的官僚资本目前正在走上多斯桑托斯、普雷维什等学者所指示的那条不归之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民主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则是努力地要成为外国资本的走狗。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一切领域投靠强大的外资,在外交上谄媚美国、巴结日本,甚至大喊日本我们的朋友的专家(茅于轼等人,还有一个人记不清了)后浪推前浪般的层出不穷实在不足为怪。至于铁道部欣然大方地将大把订单抛给日本的违背常理的现象就极易理解了。
在技术上的绝大压倒性优势的巨量资本的外国企业早就已经将官僚们的胆吓破。而外国资本也看穿了官僚资本的弱点。外国企业知道,只要将尖端技术严密封锁,就可以要挟国内的官僚资本,同时就像豢养一条狗一样地不断给予好处,将过时的技术与设备高价卖给国内企业,让他们维持奢靡的生活,尝到与外资合作的甜头。他们收买个别地方政府官员,让其成为代理人,既然战争打不垮你,我就从已经腐烂的内部来进一步的利用你。在潮流导向上,外国资本依靠自己手中强大的资金引导国内消费潮流,将民众引向一种趋于奢靡浮躁的消费心理。
在东欧国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已经成形的畸形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了。1997年外国所有权占波兰工业总资产的15%,1999年占40%,2000年占50%,2003年占60-70%。随着外国人对波兰经济渗透的加深,法国、德国、荷兰等逐步进入其电信、能源、银行和保险业;1998年养老金转变为私人经营,20家中只有2家为本国人经营。
匈牙利银行业1999年的外资超过70%,工业中外资达75%;前苏联的所有波罗的海南岸国家中,爱沙尼亚总资产和银行业外国资本比重都接近80%;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银行业外资比重也很高;捷克共和国的进展速度慢一些,但半数已列入拍卖计划,另一半分给本国公民,但外国公司仍旧不甘罢休,2001年银行业的外资比重已达到65%。
一位美国波兰裔经济学家指出:
1990年“休克疗法”实行之前,波兰简单的财政微调政策已经是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一半,之后在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经济体中,国家有意识的限制银行发行信贷的能力,提高利息率,这样信贷供给减少了30%-35%还多。另一方面,国家的补贴消减的更为剧烈,使得生产商流动资金短缺问题雪上加霜。而银行还因为不清楚哪些部门能够逃过通货紧缩一揽子措施而劫后余生,所以极不愿意为扩大生产规模而进行融资。
另外,国内市场的大门对外洞开,使得国内生产商一方面要面对急剧紧缩的国内需求,另一面又被迫将自己的市场拿出一部分与紧逼的外国竞争对手分享。1990-1991期间,关税从较高水平突然砍到了6%-7%,尽管1992年关税水平曾部分恢复到了原来的高度,但巴尔策罗维奇千方百计地在他离开波兰经济部长位置之前与欧盟签订了协议,规定波兰必须在5年内将关税进一步降低到欧盟国家的水平。
例如钢铁业,在欧盟国家还在利用大量的贸易壁垒来保护其钢铁业的时候,波兰的改革家却要向进口钢材彻底打开国内市场的大门。欧盟国家在致力于压低别国关税的同时,还一直诉诸于反倾销法的保护,而这些法律程序常常用来针对来自东欧国家的进口产品。如果加上反倾销和进口配额等多种手段,欧盟对工业品的实际保护率就不是5.1%,而是9%,而东欧国家的关税降低到与欧盟水平相当,但没有采用非关税壁垒的手段。
而对另一个关键行业农业也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欧盟的牛肉生产商受到125%关税的严格保护,还禁止进口转基因牛肉,对乳制品实行了相当于58%的封堵式关税。而东欧国家不仅极度开放进口,而且对本国农民提供的补贴只有欧盟的若干分之一,否则东欧的农产品因其成本低廉会相反地也像洪水一样的涌进西欧市场。而在中国改革前5年,农业扩大了45%,波兰却减少了25%,俄罗斯下降了40%;个体农民的投入产出比率上,中国上升了50%,匈牙利则恶化了25%,俄罗斯恶化了80%之多。
这位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东欧的改革转型不过是官僚阶层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一场噩梦,转型的结果是外国资本牢牢控制了东欧国家,东欧很多国家的整个民族的悲惨结局就是整个民族世世代代为外国资本所奴役——做个永远的打工仔吧,但却不快乐!
四
资本控制一切,包括舆论,当然也包括NBA、法国意大利的各季时装发布会。即使是以艺术片而为世人所著称的法国电影也无法摆脱全球化的阴影,正逐渐走向千遍一律的Holleywood化的模式。
有心的朋友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满眼满面都是娱乐八卦。简直是泡沫剧不断,RAP满地,情歌成堆。秦桧要被歌颂了,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了,文明社会的血腥刽子手成吉思汗居然成了中国人的英雄了,充满奴才味的“辫子戏”不断。这一切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严肃文化被人嘻弄解构,快餐垃圾随处都是,到处充满了低俗、乏味、剥削观众思考能力的节目。对于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还美其名曰:“自由万岁!”(模仿一下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中的一句台词——大呼Freedom)。很多人特别是官僚阶层与买办,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与最基本的道德素养。
什么自由?自由与道德是无法分离的,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不是道德沦丧的借口。
为什么我们会沦落道如此的境地呢?简而言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那些呼风唤雨的媒体都有强大的后台。所谓媒体传播的自由不过是官僚与资本结合出的巨大政治权力与物质财富的自由。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谈一下“全球化”。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大肆宣扬,“全球化”过程是不可遏制的,不可逆转的,是世界潮流,是大势所趋。
然而,“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由西方垄断资本长期人为宣传出来的口号。国内舆论在无意中竟然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不禁让人不寒而栗,资本的力量竟然如此巨大。
法国学者布迪遏认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大多总部设在美国,而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由此得出结论,全球化是美国政府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力图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的主张。
知识分子投靠资本,而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是投靠资本与官僚最肮脏的联合体,他们为官僚与跨国资本的利益摇唇鼓舌,煽风点火。
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媒体也是垄断行业。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几大媒介机构曾经对世界传播市场进行过一次有协议地划分,它对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战之后,世界传播市场仍然被逐步地瓜分、占领。同上一次“有协议”的瓜分不同,这一次的瓜分是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的。
西方有学者评价道:“媒介全球化是将世界看成一个市场、一个车间、一个商场。跨国公司走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媒介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活动,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和贸易格局。……然而,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不以领土为基础的权力系统。它们是超国家的组织。这些组织产生的背景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跨国公司对世界上不同的种族在思想、文化和商业上行使着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今天这个世界,西方‘统治者’控制的主流媒体,想让全世界谈说一个什么话题,就能做到让全世界谈说这个话题。”
东欧的媒体的状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的媒体完全被官僚阶层与跨国资本所把持。来看一下美国学者是如何评价的: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尽管在同样的机会下其他阶层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知识阶层却成为了领导建设不完善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是因为他们从精英集团手中接管了媒体,他们在原来的节目中迅速推出极有影响力的话题,像《波兰日报》就是为其他报刊杂志千篇一律的改革解释定调子,他们激烈的批评国家对媒体的检查限制,但仍然在实行自己的新闻限制。”
“同时,新闻媒体的质量每况愈下,学术专家被没有经验的新闻记者取代,而严肃分析的话题却变成了娱乐性的粗俗野蛮的文章成了标准用语。而东欧国家的媒体并没有改变作风,尽管他们看上去像是西方媒体一样进步,但一旦有人对资本主义稍做批评或对社会主义有些积极评价,他们就像与先前一样的相反方向进行阶级斗争。”
“无聊和愚蠢的题目也能赚大笔的钱,辩论水平之低时的大众转向相信外国言论,并受到愚弄和控制。知识阶层从高尚文化传播者堕落违反文化代理的角色,并利用这样的机会为大量国有资产价格压价出售给外国人制造舆论,尤其是媒体对拍卖的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的报道是极其恶劣的。”
“媒体一面造成对国有资产非立即卖掉不可的紧迫感,一面对所有持不同见解的人大兴讨伐。他们对那些任何质疑剥夺行为、肯定先前制度和指出本国人被排斥的人会被说成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警察镇压制度的辩护士或不可理喻甚至是沙文主义、盲目自大、藐视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舆论主要控制在国家手中,宣传的是民族利益,这预市场导向的改革并不矛盾。”
“这些媒体的宣传大大的刺伤了民族利益,因而可以说那些把国有资产当破烂卖掉的就是国民当中的破烂儿废物,这个国家都被他们处理掉了,他们应当被讥讽为卖破烂儿的的商人。”
笔者不多做评论,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出自美国学者的文字已表达出笔者所想表达的意思,不再赘叙。
五
中国的改革有着鲜明的官僚阶层主导的色彩,也就是说,官僚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很自然,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博弈态势的形成,基本上是官僚设计引导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国家所有制最根本的特征是为了保证私人利益,并且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平(对于公平的理解请不要局限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合理。那么在民众严密监督下的国家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必然与官僚资本誓不两立。
直接说来,我国目前的状况就是缺乏良好监督体制的国家资本逐渐被削弱,以至于被官僚资本与跨国垄断势力所控制。主流说,要监督要监督,谁在监督呢?沆瀣一气的官僚们互相监督,最终的结果就是监守自盗。也许会有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只要可以将资本私有化并且是在中国人的手上,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整体福利来说仍然是增进的。东欧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的不平等导致官僚阶层与民众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上的不平等。任何一个东欧国家个人之间在财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都远远高于实行私有化之前。好的,我们暂且不谈什么帕累托改善以及公平与民主,就整体效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完全不靠自己付出的努力而获得的资本会让整个社会走向何方呢?
“来得容易,去得快”。可以想见,原来领导经济活动的官僚们和企业领导失去原先绝对统治性的领导地位,在扭曲的经济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企业家”更多的能力体现在“白酒一斤不醉,女人一夜不倒(伟哥吃多了,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但最恶劣最无耻的就是体现在春药文化上,最无耻、下流、龌鹾,该撞墙撞死。),吹牛不打草稿”,而不是经营管理能力。一旦无情的市场将使这些人处于无法安心管理经济活动的环境之中。这些人或者忙于以一切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或者消极等待下台,甚至更可能是忙于利用私有化而捞取钱财,不可能再关心企业和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
笔者不清楚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能够体现在何处?
同时,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待同胞极其卑劣与残忍,对待外族极其宽容甚至是巴结,笔者有时搞不清楚,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种,是不是一个民族?而官僚阶层最怕的事情就是国内居然有阶层能够超越自己。这种特点导致的结果官僚将无偿获得的资本转让给外国人,于是乎,官僚与跨国资本勾搭成奸。一桩美满的婚姻终于完成了。(当然,在中国这种畸形社会种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的能力也值得怀疑,但至少要强于官僚百倍。)
在日本与韩国的经济形态中,主要是垄断地位的企业主导各个产业集团,在这个龙头企业的领导之下,众多的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支撑着领导企业。于是,围绕着制造企业,服务业得到极大发展。整个国家完全是一种良性的循环经济。
这里不得不说明一点,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鼓吹大力发展服务业。实际上,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服务业不过是附属品。在服务业中的员工平均收入也是远远低于制造业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50年代的钢铁工人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而现在的美国一般雇员夫妻双方都进入企业,要支撑自己的家庭都非常艰辛。这一点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对你的说教,包括笔者我,请多谢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在我国,官僚资本与跨国资本的结合就是,官僚及其子孙、亲信或者名义上或者实质上拥有最大资本所有权。这样的经济体制既不是自由竞争体制,也不是混合经济体制,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说是这种主义简直是对马克思的不敬)。它是一种特殊古怪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依据是专制,极端的专制,依靠军事力量的专制,通过这种对资本的实质控制与国外大资本的支持进而巩固其政治、军事的统治。
在这种体制中,官僚强行嫁接的产业集团,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它可以迎战强大的跨国资本呢?能够不屈从于外国资本,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这种体制将官僚对经济的管制权与占有权都扩展到了极致,以致一般百姓生活艰难度日,为了阿Q般地回避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嫖风赌风之盛,麻木之不仁,简直是末世之征兆。当然,外国资本则是通过它来操纵资本操纵整个中国经济,获取最大的回报。
笔者一介草民,唯一能做的就是愿我们这个民族不要沦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只能祈祷上天佑我中华万世长存、民富国强!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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