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发展的要素匮乏问题

——批判稀缺（匮乏）理论和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哈耶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从长远看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主要是人的才能，包括企业家才能的相对匮乏所决定的。　　

匮乏的资源和能力、技术、设备，在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资本以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扭曲社会道德，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占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依靠计划的预期（货币投放），实现经济可操作性，只依靠政治保证投入产生的效能，达成生产效率。也就是说，资本靠的是积累；社会靠的是组织创造能力。核心问题是信用或投入产出效能，条件如何创造出来。　　

依赖资本主义现成的科技、管理工具，就会受制于人；单靠自己发明创造，显然有不少的弯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组织效率和学习、引进与消化，创新与推广的矛盾，要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按照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资本主义观点看，财产权虽然与收入分配关系最密切，但从长远观点来讲应该把财产权看作是从才能衍生出来的。企业仅仅是企业家们据以使其才能变为资本的手段；反过来，正是企业的利润使其所有者能够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就是说，从长远观点看，有才能的人(或他们的后代)也是自然资源的占有者。此外，按照这种观点，任何干扰市场运作的企图一—即干扰能使经济领域进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的机制的企图一一将只能降低整个福利，因为这样必然会抑制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　　

他们强调的是财产所有制的确立，使得他们的后代也具有占有权力。可问题是有才能的人占有资源靠的是欺诈、盗抢、不合理制度掠夺的；他们的后代不思上进、养尊处优、腐败堕落等等，多种不合理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赋予他们强大的权力，成为统治者。这是极为不合理的、需要矫正的制度。　　

约翰·罗默还希望向常常被例举的一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挑战：即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矛盾修辞法，认为没有对企业私有财产的根本无约束的权利和由此产生的对资本积累的权利，市场不能实现它的优良业绩。其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和新中国的发展就可以驳倒资产阶级的谬论。只靠人们的私心推动经济发展显然是落后，甚至是反动的。　　

约翰·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如下的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以及(3)社会地位。自我实现显然强调个人，淡化社会关系；而平等只是条件不是目的。　　

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是否完全确立，也就是说权力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实现人民群众德智体全面发展，激发群众创造力和高尚情操。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么，就不能保证社会性质具有进步的社会主义意义。　　

如果社会主义者只是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公立学校制度或凭证得到教育）这些保证只触及到一个更为巨大的任务的表皮。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无法获得特权的人给特殊的补偿或津贴。我们认为仅有的经济补偿与政治权利的确立是两种不同本质的要求。显然，要求特殊的补偿或津贴是小资产阶级可怜的、无助的企求。　　

真正的权利是个人在社会中实现潜能的最大化，并将这种能力最大化为共产主义品质。在当今共产主义品质显然是稀缺品种，但不能因为其稀缺而否定其存在的强大生命力。只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传统惯性，使得教育具有类似强大的核工业效能和质量，就一定能改变人类自私、委琐、残忍等等匮乏时代的特征，具有共产主义的品质。　　

稀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怪物，而是文化超越现实的伟大升华，应该得到社会的珍惜和利用；显然，相反的现实是不合理的。珍惜共产主义者，使他们发挥出品质和效能是合理的社会行为，那些自私自利、浪费社会财富，把人变为“偏执狂”的社会制度是可恶的，必须抛弃。马克思时代的最大悲剧是马克思被迫逃亡。当今的最大悲剧是共产主义者继续逃亡。　　

制约社会发展的是旧有观念及其政治体制，现在的罪恶是伟大的人才无法发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