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落日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5-6)

           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5) 　　

                  蒋 经 国 上 海 “打 虎”　　

    1948年，蒋家王朝军事上的节节失利，经济上也陷入全面危机：物价飞涨，官倒猖獗，奸商投机倒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尤其是上海的经济混乱形势令蒋介石坐卧不安。为此，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蒋介石成立了“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其实，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只是挂名，蒋经国全权在握。全中国都把目光放在了蒋经国身上。　　

    1948年8月20日清晨，蒋经国亲率“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会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蒋经国的中心任务是管制物价，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停留在8月19日之前的市价水平上，即“八．一九”防线。“戡建队”喊出了最响亮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第一个被蒋经国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陶泄露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牟取了巨额暴利；第二个案件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立民案。张利用职权敲诈挪威商人私售金钞；第三个案件是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案。戚的后台是毛人凤，他通风报信，放走了大贪污犯徐继庄。蒋经国不管后台是谁，都依法判处枪决。第四个案件是王春哲案。行政院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大贾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被处决。因此案被捕入狱的有上海纸、烟、纱布、金融圈子里的“巨擘”六十四人。蒋经国向第五个开刀的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三儿子杜维屏任经理。他的三儿子还办了许多公司。杜维屏在经济混乱中，计划冒险将港币四十五万元，私自套汇外流。蒋经国闻讯，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等人。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里手，坐牢的坐牢，杀头的杀头，终于收住了“八．一九”防线。一时“蒋青天”、“打虎英雄”的喝采声满天飞，连外国记者也对他大加赞扬。　　

    但杜月笙不甘心坐以待毙，在蒋经国主持召开的上海巨商会议上，杜月笙表示愿让儿子认罪伏法，“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能服人心。”　　

    蒋经国被重重地将了一军。几乎是同时，上海《大众夜报》揭露了“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总后台孔令侃的照片。                                           孔令侃和宋美龄　　

    蒋经国也不手软，他带领“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而来，将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统统查封了。小蒋这“铁手腕”，确实使凡事不服输的杜月笙倒吸了一口冷气。全国各大新闻媒介都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扬子案”的进展。　　

    孔令侃首先求助于上海市长吴国桢，被吴市长已经“不过问经济管制”为由婉言谢绝了。一方是皇太子，一方是皇亲国戚，吴国桢能如何裁决？　　

    孔公子恐慌了，父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远水怎能救近火？　　

    于是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手中。宋美龄接到求救电报后即飞到上海。“快给我把这案子撤掉，你，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宋美龄一见到蒋经国即劈头盖脑地指责起来。“你只管放人，阿爸那边我来解释！”　　

    蒋经国硬起脖子对抗后母命：“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事涉及到整个经济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　　

    “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气得浑身哆嗦，调头而去。坐镇孔公馆庇护孔令侃。　　

    此时，东北危急，华北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与傅作义密谋，商量如何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　　

    蒋介石在夫人的再三催促下，急忙将军务交付给傅作义，乘专机直飞上海。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拦住众人，自已一个人独自登机进入飞机舱，如此这般地向蒋耳语了一通，然后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来到下榻处。刚入客厅落座，蒋介石就开了腔：“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需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蒋介石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宣铁吾、吴国桢暗自庆幸：多亏了没卷入此事，好险啊！蒋经国则脸色骤变，刚准备辩解即被宋美龄挡住了：“总裁长途南来，甚是疲乏，一切事情明日再谈！来，经儿，扶父亲进卧室。”　　

    内室里，宋美龄把一份电文伸到蒋经国的眼皮底下：“看清楚点”　　

        姨父、姨母：　　

            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开你们在美国        的财产数目。　　

                                                      大  卫　　

    原来，蒋宋夫妇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委托孔祥熙照管，孔令侃狗急跳墙之际使出这一“杀手锏”，的确使蒋宋夫妇坐卧不安。再经过一夜的宋美龄的攻势，蒋介石更下定决心不许蒋经国干预此案。　　

    蒋经国苦心经营七十余天的“打虎运动”的辉煌战绩，而今，全都付之东流：扬子公司照常营业；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社交场合；“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从此改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市场上又出现了“人山人海，抢购物资”的情景；囤积黄金的格外猖獗；64名巨商大贾出狱……上海的形势愈发不可收拾。1949年5月以后，人民已拒绝使用金圆券，国民党政府财政完全崩溃。　　

                  竺可桢反劝蒋经国不必去台湾　　

    竺可桢在大人物面前不弯腰，最典型的事例要数和蒋经国面对面的交锋。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要人”纷纷远走高飞。　　

    1949年4月20日，教育部长杭立武致电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请他速来上海相商要事。　　

    竺可桢一到上海，杭立武劈面就说：“你赶快去台湾，由你去担任台大校长。”竺可桢故作茫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微微地摇头。杭立武见状又说：“要么，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也行。”竺可桢见对方逼得很紧，只好说：“杭部长，这么大的事，你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杭立武动员竺可桢离开大陆去台湾，那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任务。可是杭立武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只好使点手腕。他通过上海《新闻报》发了一则消息：“竺可桢在近日飞抵台湾。”一来以此迫使竺可桢就范；二来也算是向蒋介石了账。避居在上海岳阳路一家小医院里的竺可桢看了看报纸，只是付之一笑。                 竺 可 桢　　

　　　　　　    竺可桢对国民党已不抱幻想，他决定不去台湾也不出国。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纠缠，他以治病为名，住进了这家小医院。　　

    一天下午，竺可桢正独行在南京路上，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身边，车里钻出面带笑容的蒋经国：“竺校长，你不是去了台湾么？怎么还没有走呢？”　　

    “走是要走的，还没有搞到飞机票。”竺可桢应付着。　　

    “这好办，我有飞机票。你住那哪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我现在居无定所。”竺可桢故意搪塞。　　

    又过了两天，不知蒋经国怎么打听到了竺可桢的住地，而且亲自登门给他送来了飞机票。　　

    两人寒暄几句之后，蒋经国话入正题，向竺可桢转达蒋介石希望他去台湾的邀请，并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开导”竺可桢。　　

    论个人恩怨，蒋氏父子对竺可桢不薄，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就是蒋介石亲自选定的，他与蒋经国的私交也非一朝一夕。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能进退维谷，应作出明智的选择。　　

    竺可桢拿定主意，毫不动摇，他对蒋经国说：“谢谢总裁的好意！经反复考虑，我想，还是不必去了。”　　

    蒋经国问：“为什么？”　　

    “大势已去，你想想，区区孤岛弹丸之地，台湾能维持多久？”　　

    “不要悲观，时局决非就是如此吧？”蒋经国又劝了一会儿，但竺可桢不为所动。　　

    蒋经国见再谈无益，便起身告辞。这时，竺可桢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把蒋经国按回沙发上坐下说：“想当初，先生14岁出国苏联，28岁才回到祖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苦度了14个春秋。记得你回到祖国时，抓起一把土贴在胸前久久不放，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土故乡故人，难离难分难舍啊！”　　

    蒋经国完全理解竺可桢的一语双关，用心昭然。竺可桢进一步道出肺腑之言：　　

“今日之事，我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　　

    蒋经国惊诧不已，不由得愣住了，最后愤愤地说了句：“人各有志！”便不欢而散。　　

    竺可桢(1890-1974年)，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始人。　　

    竺可桢一生傲骨铮铮，不媚俗，不媚外，不媚权贵。他是第二次庚子赔款赴美公费留学生。　　

    1918年秋，他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科学事业无从谈起，和竺可桢一道回国的70多人，大多数改行经商或做官。有位朋友见竺可桢家道中落，便好心地对他说：“海关有个盐督的职位空缺，薪水很高。你精通英语，我介绍你去那里做事好不好？”　　

    竺可桢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毅然说：“我想研究气象。”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高校地理系，编纂了我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地理通论》。　　

    竺可桢于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中国的气象设施。当时，外国人控制我国的海关，外国教会所设气象台一统天下，并且主要为外商在华航运事业服务。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民族的尊严，激励着竺可桢等气象工作者，于1928年在南京北极阁建立全国第一座气象台，又陆续在各省建立了数十个气象站，包括于1935年建成并一直工作到50年代的拉萨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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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6) 　　

                         蒋经国在台湾　　

          蒋经国击败毛人凤  统驭台情特系统　　

　　　　   蒋介石历来极端重视情报特工，以此作为蒋家王朝的重要支柱。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溪口前夕，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经营台湾反共基地。蒋介石在同年8月组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时，组建了一个直属总裁办公室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情特工作及大陆反共武装的游击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缉、季源溥、陶一珊、魏大铭等人，都是情治各部门首领。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蒋经国为督导。“政治行动委员会”于同年8月20日在台北圆山正式成立，它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旋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又特设“总统府”机要资料组，总管全台情报特工。资料组主任为蒋经国，副主任陈大庆是黄埔一期生，执行书记张师是蒋经国留苏时的同学，曾是戴笠的得力干将。资料组的职能取代了原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时，唐纵出任主任。“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一职便由蒋经国接替。该机构到了蒋经国手中，便由秘密的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　　

国民党的情报特务机构，最主要的是“军统”和“中统”两大系。1935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二处于1938年8月扩建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副局长戴笠负实际责任，主任秘书为郑介民、副主任为毛人凤。同时，第一处升格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主持日常工作。军统、中统两大的格局亦告形成。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丧命后，蒋介石便将军统局的军事任务及辖下武装力量全数剥除，要把军统局番号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为郑介民，副局长为毛人凤。后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接任局长。　　

毛人凤出任保密局长后，将有实权的人物尽行拔除。这是蒋介石所不乐见的，因为一旦权力握于个人之手，他这个后台老板很难不受蒙蔽。　　

中统局于1947年初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由中央党部直辖，局长为叶秀峰，副局长为季源溥、郭紫峻。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将保密局本部编制裁减为80人，毛人凤免职，徐志道任局长。同时在行政院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央党员局机构人员接收过去，季源溥任局长。　　

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下野，但实际上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极大权力，甚至是最后决定权。这时，他已对大陆上的战局不抱希望，一心以台湾为最后据点。为了守护台湾，蒋指示毛人凤，将保密局被遣散的人员，选择最精干的两三千人渡海入台，布下台湾的社会安全网。毛人凤到台湾后成立不对外公开的地下保密局，置于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根本不听命于“国防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其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和中统两大派系在大陆各处组织被彻底摧毁，大批成员或遭毙俘被判，或选投诚起义，虽有不少骨干追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但已是人心惶惶，战斗力大不如前。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介石是希望蒋经国以“太子”身份来执掌台湾情报网络，掌控杂乱不堪的国民党情报系统。　　

迁台之初，台湾的情报系统主要有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其头子是彭孟缉；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头子是毛人凤。　　

蒋介石改组保密局就是要派他的长子蒋经国接任局长，原局长毛人凤退为副局长。但蒋介石的这一布局竟遭到毛人凤的抗命，毛人凤说：“人事还是不动为好!”蒋介石大怒，指着毛人凤的鼻子骂：“你敢对抗统帅权？!”毛人凤则回答：“我请示过(蒋)夫人，她认为以不动为宜。”　　

蒋介石的尊严和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但不得不隐忍。因为宋美龄与蒋经国素来不睦，此时若蒋经国出任保密局长，蒋夫人难免自危。　　

　　　　　　随后，蒋介石一面指示蒋经国在保密局内越过毛人凤“联络忠实同志”；一方面指示在“总统府”机要室之下，成立一个数据组，规定所有情治单位上呈“总统”的报告及请示，皆以数据组为唯一渠道，而“总统”对情治机关的训令也统由数据组颁发，数据组的负责人即蒋经国。　　

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蒋经国不动声色，私下里却动作频频，将毛人凤的班底骨干一一拉走，使得毛人凤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毛人凤有心投靠陈诚，他认为大权在握的陈诚必有一天会继承蒋的大任，但陈诚并无与蒋介石争锋的打算。毛人凤从此一蹶不振，身体也江河日下，几年后便撒手西游。　　

相对于毛人凤，彭孟缉则很容易对付。毛人凤的遭遇无疑是“前车之鉴”，彭孟缉知道“势威震主”的危险性有多大，在他掌管“台情会”的日子里，“台情会”完全按“太子”的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                                     彭 孟 缉　　

当时，“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归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中将领导。在将星云集的孤岛，中将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彭虽属黄埔系，但班辈不高，战功亦未有过人之处，国民党退台后，诸多原中统、军统、军队情报机构人员，不听彭孟缉调遣。两年后，彭在谒见蒋介石时，自谦德薄才浅，不堪肩此重任，务肯另荐贤能如经国先生者来领导，以不负“领袖”瞩望。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采纳了彭的建议，遂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交给蒋经国掌管。彭也因此而飞黄腾达，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后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蒋经国接管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后，便将其置于他兼任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之下管理。原“军统”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以对大陆情报搜集和布建反共工作站为主。　　

原“中统”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失宠，而被解散，情报人员分别编入其他组织。　　

1950年6月29日，蒋经国宴请特工人员，要求他们不许“背叛领袖”，要“任劳任怨”、“忠于国家”。蒋经国还宣称，今后中共将会加强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故要加强“反间谍工作”，又说：“今后台湾的命运就决定于各情报机关同志手里。”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加强了对情报人员的训练。　　

经此整顿，蒋经国真正控制了台湾的情治机构。以蒋经国的身份、地位来指挥，自然比彭孟缉得心应手。蒋经国控制下的情治机构的权力，真可谓无所不包，权力无边。国民党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然而，蒋经国主管的特务机构却能指挥国民党。正如他人所言：“亲权高于党权。”在蒋经国的指挥下，到处抓人杀人，制造了无数起冤狱。台北马场町取代了南京雨花台，经常在那里枪杀共产党人和民众。　　

特务工作毕竟是见不得人的职业，特工头子的名声自然也不会好。当时台湾的社会舆论对蒋经国所领导的特务工作非议很多。有鉴于此，蒋经国报请老蒋，于1954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局”，统辖全部情报工作，任务是：“指导敌后及海外情报作战；确保台澎金马安全。”其首任局长为郑介民，副局长为陈大庆（后接任局长）。蒋经国退居二线掌控，“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同时撤消。　　

    “国家安全局”直属“国防会议”（后改称“国家安全会议”）。“国防会议”的委员由“总统”指名任命，开会时由“总统”蒋介石任主席，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秘书长曾由周至柔、张群、顾祝同担任，蒋经国为副秘书长。蒋介石在指派秘书长时说：“百福（周至柔字百福），侬事情多太辛苦，我叫经国帮帮侬的忙，做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叫黄埔宿将周、顾、和“党国”大老张群帮小蒋的忙，为“太子”抬轿子。“国防会议”掌握台湾“军国大事”最高机密，安排蒋经国为副秘书长，是蒋介石为儿子跃进台湾权力最高层的前瞻性布局。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初，蒋介石意欲让其子蒋经国统管谍报系统。不久，蒋经国出任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但是，名义上归他管辖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却处处不买账，弄得小蒋很没面子。不搬掉毛人凤这块拦路石，蒋经国在台湾谍报系统就难以舒展筋骨。　　

    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在大选中获胜。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政府的“炮弹”。这些勾当，由蒋经国特使毛邦初直接掌管。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因此官运亨通，其时正以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　　

    毛邦初的办公室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院外游说的进展情况。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李、蒋明争暗斗了几十年，积怨甚深。此届美国大选，两人又唱开了对台戏，蒋介石支持共和党，李宗仁则支持民主党。毛邦初驻美国的真实使命，民主党心知肚明，便要李宗仁帮忙，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给挖过来。李宗仁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邦初大大咧咧，从不推辞，全然不知他身后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　　

    不久又发生一个变故：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诺兰是美国会议员中的亲蒋骨干，蒋介石哪敢冒犯，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在美军购可是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毛邦初哪肯撒手!但抗拒“君命”会有什么后果，他也想象得到。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将两千多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潜逃之前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蒋介石提供政治情报等等内幕，一古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还形成了决议。　　

    毛邦初事件，是蒋经国对美“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败笔。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关于毛邦初事件的全部详细情报送到蒋介石案头，期望老蒋能据此查办小蒋。老蒋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小蒋扎扎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小蒋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蒋经国遭此一劫，对毛人凤直恨得咬牙切齿，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将保密局“收归国有”。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郑介民给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并趁势把积极谍报(指到敌方搜集情报和组织指挥游击战等直接伤害敌方的工作)与消极谍报(指消除敌方的危害)单位截然划分，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小蒋岂敢擅自拍板，必须老蒋点头。而要老蒋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老蒋不能不认可小蒋的决策。　　

    事情起因于周至柔的图谋。周至柔想把自己的亲信刘国信塞进“国防部”，接郑介民“次长”的班。为此，他决心损害郑介民的形象以达自己的目的。当时蒋介石正在倡导“战时生活活动”，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周至柔知道毛人凤与郑介民不和，就找毛人凤要郑介民的“贪污腐化”的证据。毛人凤就给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早在大陆时，军统的工程都由“陆根记营造公司”统包。戴笠死后，陆老板巴结的对象转移到郑介民身上。后来郑介民当上“国防部”次长，利用手中发包防卫工程的权力，给了陆老板数不清的生意，郑太太从中收取回扣，赚了不少昧心钱。　　

    周至柔拿到这些“证据”，大喜过望，当天晚上报给蒋介石。老蒋责成小蒋查办。小蒋手一转，把原汁原味的老蒋批件转到了郑介民手上，郑介民知道是毛人凤从中捣鬼，哪忍得下这口气，恨恨地对小蒋说：“我那口子有时是爱占点小便宜，但他那口子也不干净……”随即向蒋经国提供了一个线索。小蒋马上顺藤摸瓜，轻轻松松摸出杜长城案。　　

    国民党军队中，因功由少校直升少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破解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密码，及早通知美国的破译密码奇才池步洲；再一个便是杜长城。杜长城在四平战役中有“战功”。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杜长城任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抵台初期，在“保卫大台湾”的口号下，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爆炸的多种水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毛人凤有意提携杜长城，进一步委以重任。　　

    当时，陈诚以解放军渡海作战为假设，在台湾海峡搞了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杜长城利用这个机会，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送到毛公馆，孝敬毛夫人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事机不密，内情被小蒋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将全部涉案名单上呈老蒋。老蒋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正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文件退回原呈单位，法官们发现纸背还有两个名字，但不在括号内，经过研究，觉得老蒋既然没有括进这两个人，不如将错就错，把这两个命大的放了。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人凤的亲信胡凌影却没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蒋经国一下子敲掉了毛人凤的两员大将。但这还不是毛人凤最大的损失，经过此案，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失去信任，因而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老蒋一批定，一切便雷厉风行，毛人凤大势已去矣，蒋经国正式掌握台湾谍报系统，成了地道的台湾特工王。　　

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五万多特工人员的“共主”，在国民党内成为仅次于蒋介石、行政院长陈诚的第三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