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阶级论的观点浅析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权鼎立

古代的皇帝喜欢说自己是代天牧民，一个人又忙不过来，所以需要“鞭子和牧羊犬”——治国的组织体系和维护体系运转的官吏，这就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皇权和相权。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朝重臣张养浩，作为一个“文匪”(时下网络流行语)，一时良心发现，歌以咏志，发出了一个几乎接近真理的天问。
　　无论国家兴亡，百姓都是苦。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封建社会的儒士，要为生民立命，但他不知道应该立在何处。
　　皇权、相权、民权，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权鼎立。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一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也是民权和皇权、相权抗争的历史。
　　黎阳先生说的文匪治国，就是指相权。由于血统出身的缘故，封建社会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活动的最大范围也是出不了相权的圈子。封建社会的相权依附于皇权，但是又和民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权中有许多人是通过科举制从民权的范围中选拔出来的。作为个体，他们无论修养抑或行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做到最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改变不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个局面。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千年一乱一治，交相更替。
　　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个三权鼎立，以民权为最弱。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民权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利益的代言组织。虽然各种民权利益团体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但不是被皇权和相权镇压、招安，就是陷入当了皇帝利用相权继续统治民权，后又被民权推翻的循环当中，几千年如一日，周而复始。
　　按照阶级论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这个角度看，代表中央集权的皇权无疑是最大的地主阶级，皇权和相权一起组成了封建社会的剥削阶级。
　　中国封建社会的相权是为皇权统治民权服务的，是皇权代天牧民的“鞭子和牧羊犬”。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国国必不国，黎阳先生的这个提法对不对暂且不论，对于封建社会最大的剥削阶级——皇权，这个贪婪依附在农民阶级身上的最大的寄生虫，在黎阳先生洋洋洒洒的论述当中却只字不见。黎阳先生可以辩称自己这篇文章主要是研究中国文人的，主要是研究“鞭子和牧羊犬”的，如果是个人爱好本无可厚非，但是黎阳先生最终的落脚点是治国，这就不是儿戏的事情了。
　　黎阳先生想侦破中国千年落后的案子，可惜的是他只找见了罪犯遗留在现场的犯罪工具——“鞭子和牧羊犬”，却放跑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罪犯——皇权。黎阳先生草草结案，结案报告里还因为一个“皆”字，惹了争议。
　　张养浩的天问已经快要接近答案了。中国封建社会千年一乱一治的怪圈，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怪圈。可以说这个剥削压迫的根子不除，皇权、相权代表不了民权的利益，国家的乱象就不会终结。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揭开了历史的迷团，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倒果为因，用阶级论的尺子去评价封建社会的社会现象。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主要作用就是避免我们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少犯错误。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书写的，这里的人民群众应该也包括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优秀文人。劳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优秀文人创造社会的精神财富，这样的总结带有形而上的特点。劳动人民里有终日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文人里也会出以文为刀的匪徒，但这些形而下的存在丝毫不影响论题，就像太阳有黑子，但也难以掩盖其光芒。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样的阶级反抗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之前的社会就有；武王伐纣，这样的暴力革命，在有史可查的商朝就已出现；就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黎阳先生批驳的糟粕，也一举奠定了中国封建几千年的社会格局，在历史上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如果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也可马上治之的话，那么毛泽东晚年根本就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把那些需要被革命的对象集中起来用机关枪直接突突了不就完了？暴力革命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手　段？肉体消灭是不是终极消灭？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在暴力革命之外还存在的一种低成本、少流血的革命手段？晚年的毛主席在思考，我们现在也在思考。　
　　国家失去了，只要文化还在，国家想方设法还可以重建；如果文化失去了，一个民族也就灭亡了，至今文化被灭亡的民族还没有重生的例子。我想这也是反思文革的另一种意义。
　　我不想做民粹主义者，也不想做民族虚无主义者，我只想看清自己脚下的这片黄土地究竟有多深。我崇尚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崇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所有的文化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因为我相信文化传承的力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我不反对，只是觉得这样的总结不够完善，即便有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存在，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会产生毛泽东思想吗？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同毛泽东谈话中所提出的著名“周期律”。黄炎培希望中共能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找出一条新路。当时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设计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我们目前要做的其实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应该由被代表者工农联盟说了算；还监督权与工农联盟，完善人民监督体制；把毛泽东思想请回来，罢黜百家、独尊毛学。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以前如何，只要你还承认这个国家，只要你还认可毛泽东思想，我们都应该欢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目前中国真正的左派，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