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冲突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式微

中澳冲突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式微

宋鲁郑

200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下行通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就在举国期盼中，7月5日，发生了两起并不相干的重大事件。一是新疆空前规模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七五骚乱”。二是中国以刺探国家机密罪将力拓公司驻上海的四名高管拘捕。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商业案件，却意外的演变成中澳两国的全面冲突，澳大利亚更是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捆在一起向中国叫板。至此，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然而，澳大利亚却表现出与其实力不相称的强硬。原因自然在于它是西方一员。有英联邦和同文同源的美国做后盾。中澳冲突，其实质仍然是东西方冲突。面对这两起事件，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站在西方和澳大利亚一边。这场冲突和自由派人士的反应，典型的反映了自由主义何以在中国式微。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自由主义在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同样的命运。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滥觞起源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提出民主与科学，掀起了文化运动的狂飙。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如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这些撰稿人普遍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然而，这股自由主义思潮不仅迅速在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后发生转向，而且残存的自由主义者也日益改变立场，最终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政治思潮。这被后来史学家称为“救亡压倒启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打开国门，自由主义一度复兴，然而很快再次边缘化。纵观中国历史上两次自由主义的衰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正是西方对中国的掠夺、压迫、打压和遏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赤祼祼的干涉和侵害，导致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丧失了市场，对自由主义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毁灭性作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为战胜国一员的中国举国欢庆，放假三天。中国举国欢庆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世界公理”，整个中国陷入了“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不少中国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面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校长蔡元培甚至强令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凡不参与者均“记旷课”。此时，自由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然而，巴黎和会击碎了国人的公理梦。也导致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迅速失去了其光环。相反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却一跃成为“五四”后的主导政治思潮。就是信仰基督教、在西方成长、主张照搬美国共和制度的孙中山，也走向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如胡适以及孙伏园为代表的《新潮》成员，继续宣传西方的观点和思潮。然而，西方对中国自由派的打击以漫天大血的形式接踵而至。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示威和英国无关，是抗议日本杀害罢工工人），当场打死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两名来自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学生的惨死，震动中国知识界。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能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值的一提的是，国共两党都参与了“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对中国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启蒙运动的打击是致命的。被后人称为不可磨来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创办的报道事件的《公理日报》被勒令停刊，他从此也不再自称“学者”，而是和百姓一样的知识“分子”而已。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走向“革命文学”。著名和教育家叶圣陶声明：“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而仍然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辩护，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的中国人（现在的自由派也有这种论调，实在没有进步）。遭到普天盖地的骂声。

然而，自由主义的悲惨命运还没有终结，不到一年之后的“三一八惨案”彻底埋葬了自由主义。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7国公使，于16日以公使团名义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由于最后通牒超过了“《辛丑条约》”，引发举国抗议。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背景。从此，自由主义走进历史。救亡也彻底压倒启蒙。而毁掉中国自由主义的正是西方。（西方在中国之不得人心，有一件小事可见一斑。解放军在渡江前夕，与英国军舰发生冲突。谁也想不到的是，对岸的国民党居然也自发加入炮击英国军舰的行列。别忘了，英舰实质上要阻碍解放军过江的！在这种民心、民气之下，自由主义怎么可能还有存在的土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原因一是中国和西方结成冷战盟友，西方国家对中国普遍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积极支持。1978年谷牧副总理带队出访西欧五国。访法之后，代表团还没有回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到了北京，张口就提出25亿美元的贷款。在德国更为夸张。北威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急不可待的声称：“贷款五十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而此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一亿美元。美国更是在军事上、最惠国待遇上一路绿灯，全面合作。这为自由派在中国的兴起创造了外部环境。不亚于当年的威尔逊宣扬的公理效应。二是打开国门后，中国的落后一览无遗，一个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也随之兴起。然而，不过十年，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就告终结，并再次式微。而原因，竟然是“历史惊人的相似”。冷战结束后，西方立即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和威胁，全面挑衅、打压和遏制。法国、荷兰、美国都向台湾出售武器，特别是美国不惜违反中美双方签订的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的公报。而且西方也开始支持流亡海外的达赖势力。西方领导人公开会见达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至于后来美国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都是赤裸裸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以西方为榜样的自由主义自然丧失了道义上的话语权。当然，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21世纪初期，东西方关系稳定，自由主义有所复苏，但自2008年起，围绕西藏骚乱、奥运会、新疆骚乱，东西方再次发生冲突。而自由派人士表现仍然远逊于其前辈。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干脆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如同当年、但属于极端的俞平伯一样，为西方辩护。这种自杀式的行为，也彻底毁掉了自由派人士最后一点残存的合法性。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没落，实在无法怨天尤人。谁让他们的源头和榜样西方只顾国家利益至上，根本不管由此造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和尴尬困境？谁让自由主义历经百年不进反退，执迷不悟，选择自戕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