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分析(1-2)

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分析

前言

   我写本文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表达对当前中国形势的不满，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兴趣而写的，而是为了探求我对当前社会的困惑的答案，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的，同时也希望我在这里所做的探索，能够对后来的人起一个阶梯的作用，而这也是我尽量去尝试做的事情。

   本文的主要面向的,是那些对当今中国的形势有着忧国忧民的焦虑的读者,那些对当今的现实问题存在着困惑的读者,因此,没有一丝的理想,连资本主义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人,是看不懂这里的文章意思的.在这里,我不是有意地贬低读者的智商水平的意思,而是因为本文所作的分析的基础,皆来自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所以能够读过这本书的读者是比较适合的,能够读懂这本书的读者,那是更好.否则,我又将会听到诸如:《资本论》已经过时,《资本论》存在着严重缺陷,剥削有理之类的精英言论, 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精英.

   在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具体与一般的关系,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若是单单把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中国从而抽象地孤立出来,那么对于所看到的现象,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分析的.

一、资本

在我们对资本主义做一个分析时,如果竟然搞不清楚资本是什么,那分析就成了一句空话.资本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资本就是能够自我增值的货币,是一种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剥削人的活劳动的货币,在这里说成是货币,是因为货币作为价值量的表现,有着统一的形式.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资本表现为社会的财富,比如说资产,货币,商品存货等等.

在财富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真正的所有权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得不在所有权前面加上”真正”两个字),也就是财富的真正所有者的问题.根据所有者的性质的不同(虽然这样的分类方法在政治经济学里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却具有现实的意义),现在我国的社会资本(社会财富,排除无产阶级的必要劳动总和的那部分)分为以下三种:

1.权贵资本,

之所以把它叫做权贵资本,因为它的事实上的所有者,在中国的社会中都是处于政治上层权力圈的.在被修正了的人民代表制度下,这些高高在上的显赫的权贵们,形成一个高高在上的集团,掌控着当今的绝大部分的国有资产,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化工,等等”中”字头的企业.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权贵资本从定义上来说,是修正主义在中国政坛上台之后所形成的资本力量.它的前身就是之前的国营企业,换句话说,它脱胎于以往的国有资产,是变了质的国有资产.它的诞生,与修正主义存在着一个因与果的关系.从而它的发展程度,是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程度成正比的. 权贵资本,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权力休戚相关.当修正主义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候,作为对应的资本,权贵资本也就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占据着支配的地位.从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说,权贵资本有另外的一个名称,叫做国家垄断资本.

权贵资本,作为资本的一个分类,它既有着资本的一般属性,既追求高额利润,同时也有着它的特性,既与政治权力休戚相关(垄断性).权贵资本的这样双重性,表现在社会现象中,我们就会看到,国企普通工人的300-2000块钱一个月的低薪,与国企高管几万几十万的月薪这种贫富差距的必然性(要知道,所谓的监督工资是属于企业主收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属于总利润的一部分).权贵资本的权力亲缘性泛化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就表现为权钱交易的泛滥,比如:买官卖官,灰色收入,公务员热等等.

中国的修正主义,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大搞资本主义,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要大搞私有制经济,这些表面文章的悖论同以往的修正主义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又大搞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一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它同既在天上人间嫖娼,又要坚称自己是个清官一样,同样地不能为世人所能信服.

   2.买办资本

   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火将中国的大门轰开以来,买办资本就象小稻去到了美洲大陆,玉米来到了中国一样,落地生根,发芽成长了.在旧中国(1949年前),买办是随资本主义侵略而迅速扩大的，因其职能主要是帮助洋行收购土货，销售洋货而成为资本主义侵略的工具，手段之一. 买办：“即为立于欧洲商人与清国商人之间不可或缺之媒介是也”-《中国经济全书》.新中国成立后,买办资本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毛主席等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当作毒草一样给锄掉了,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死心,仍在寻找他们势力在华的代言人,比如高岗事件.改革开放之后,在招商引资的大旗下,买办资本象野火烧过之后的野草,从地下茂盛地生长出来.

   买办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其意义不是在于它的资本量的大小,而是在于它背后的外国资本,它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剥削中国的代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表现。当今中国买办资本的力量的壮大，不但在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找到了它的高层代理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其实也差不多被外资占主要股份了)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 3.75亿美元就实行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富士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

金融行业, 中国工商银行向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售10%的股份。每股贱卖1.16元，国内发行价每股3.12元，是对外资发行价的2.69倍。中国银行向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出售不到20%的股份，贱卖价格1.22元．国内发行价3.0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2.52倍。四家外资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净赚1932亿元人民币。中国交通银行向汇丰银行(汇丰)贱卖19.9%的股权，每股为1.86元。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交行2006年５月在香港上市，2008年价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中国建设银行向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公司以每股0.94元港币贱卖。而A股发行价为6.45元，是外资购买价的6倍多。按照2007年9月25日上市首日9.05元市价计算，外资市值已达2932亿人民币，净赚2600多亿元。兴业银行向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贱卖10亿股、每股2.7元，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5.92倍，2007年初上市后，当年股价就达62.8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600亿。深圳发展银行向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贱卖3481股，2008年股价已超过40元，投资增殖10倍，净赚130多亿。华夏银行向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贱卖股份14％。每股价格4．5元，2008年股价23元，净赚112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等等案例，让人触目惊心。

粮油行业，这里以郎咸平的一盘青椒肉丝为案例：

【首先，炒菜用的油。郎咸平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中国农科院的生物研究所赠送的大豆中，提炼出“多产基因”和“抗病毒基因”，生产出转基因大豆。然后在全世界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又把这个大豆卖回中国。当时，他们的大豆比国内便宜百分之十几，出油量却多六分之一。全线击退中国大豆后，美国农业部宣布，调低大豆产量。随后，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将大豆期货价格拉高至4400元一吨。而中国的油脂公司在均价4300元一吨的时候，进口了800多万吨大豆。没想到的是，华尔街很快狂抛大豆，价格一下子跌到2000元，导致中国70%的油脂公司宣布破产。欧美的四大粮商趁机进入中国，用低价收购了油脂公司。因此到今天，中国85%-90%的粮油都是外资控股的。像我们日常吃的金龙鱼和鲁花，全部是外资的。接下来看猪肉价。2004年，华尔街资本高盛进入中国，首先参股了雨润集团(为中国大型冷冻肉生产商)，2006年又收购双汇集团，2008年以3亿美元价格收购了湖南、福建几十个养猪场。郎咸平表示，高盛是中国少数甚至是唯一一个控制了养猪产业上中下三游产业链的企业，所以成本最低。最后是青椒。郎咸平说，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50%蔬菜种子是孟山都公司控制的，所以青椒也难免。】　　

买办资本作为外国资本的代理来说，表现为一种具有地域上属性的资本，它对于它的附属区域，往往表现出更多的侵略性与恐怖性。

3.民营资本

中国的民营资本，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主要分为港、澳、台资，中国各个地方的民营企业，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民营资本为主，其中较小的有如各个地方的小商铺，小加工坊，大的有如走出国门的跨国集团公司。这些资本大部分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的发展历程，与国外的资本的发展历程相似，然而在它们身上所体现的，更多地是包含着一种政治权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民营资本，作为一种正统的资本，在社会资本的结构中，处于资本结构的最底层。它们既要压榨它们所雇用的劳动生产力，以便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产生更多的利润，又要受到以上两种资本的压迫，产生出来的利润要在它们与以上两种资本的竞争中进行分赃，而分赃的比例，则是按照这三者之间的综合实力的对比来划分。

它们人格化的代表，有如李嘉诚，郭台铭，黄光裕等等大资本家。在他们身上，往往流传着“动人”的个人奋斗史，他们是集“聪明加吃苦耐劳”于一身的精英，所以他们能够从一个普通人，从一个穷光蛋小伙，变成今天的大富豪，大老板。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告诉他们的雇佣工人的，而他们的雇佣工人也是这样谈论他们的，在谈及自己时，往往就能找到了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吃苦的理由。这些民营资本家认为，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自己努力奋斗的原因，而不是什么历史的原因，什么社会的原因。

以上的这三种资本，既有本质上的同一性，也有利益上的竞争性。

权贵资本从开始的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同买办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从修正主义上台之后，中美的关系实际上就主要表现为这两种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近期美国黄海军演，实质上也是这两种关系的一种博弈手段.

随着民营资本力量的逐渐发展壮大，除了它们所拥有的资本的社会权利，它们也就要求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它们的游戏规则，以便在分这块大蛋糕时获得更大的份额。黄光裕入狱一案，就是这种竞争的表现，以致他在狱中进行反思之后发表的道歉信中，既要感谢股东，更要感谢政府，他应该明白到， “民不与官斗”这样的古训在当今的社会中还是有着它的道理的。

中国的民营资本同国外的西方资本的祖先，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的地方，所以它同买办资本之间合作是主题，在它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工所起的作用中，它由于所拿的利润份额最少，所以它也是急切地想改变这种游戏规则。而买办资本则趁着经济危机，将破产的或将破产的民营资本蚕食吞下。民营资本同买办资本之间的竞争，既有着资本的一般竞争的性质，同时还有着地域上的竞争的性质。

二、银行,老板,总经理,各级高管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利息,企业主收入》一章中有着详细的描叙,把这段描叙直接的拿来这里作为这段的内容是最合适不过的:

    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由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而从事活动或行动得来的。但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代表，就不象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领干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某种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 ：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别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工资，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

  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只有象产业资本家那样具有“特殊”的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能完成。

  2．因为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

  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别人所有的资本的代表，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发挥资本的作用。　

二、 银行,老板,总经理,各级高管（续上）

在一个资本所建立起来的王国里，金钱成了权力大小的精确衡量单位，而老板(资本家)位于这样一个金字塔的塔尖，他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这个王国，享受着他的臣民们的敬仰与畏惧，只要他一个眼神，一个暗示，随时都可以将”犯了罪”子民处以惩罚，而他的臣民则诚惶诚恐的，生怕一不小心祸到临头。在这里资本的权力社会化了。作为老板手下的管理人员，作为这个体系的卫道士们，则居于这个金字塔的中上层，资本的这种权力在他们的意识里也强烈地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他们往往认为，他们所领取的薪水的高低，取决于他们能够压榨他们的手下工人的程度，在这样的一个食物链里，自身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的食物的多寡。即使客观上来说，在他们身上也掺杂着作为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是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对他们薪水构成主要因素的，更多地是取决于他们吃人的能耐水平高低，而不是他们知识的水平高低或者他们能力的大小。这种体系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广东这块地方，比比皆是。　　

         资本王国里的这一套丛林结构，相对于由于上层动荡而造成的思想混乱，从而造成生产管理上的混乱的国有企业来说，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国有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多的多。就这点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所谓的社会主义下的私有企业的活力，比国有企业要“活力”的多，所谓的竞争性的作用也要有效的多。但是，在原来的国有企业被和谐掉之后所形成的企业生产管理格局中，这一套丛林结构就日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来。这里有一个有名的西方经济学案例——囚徒的困境。　　

         有A与B两个囚徒，在警察审讯时，有如下选择策略：　　

①     A坦白，B不坦白，则A被判1年，B被判7年。　　

②     A坦白，B坦白，则A，B各被判5年　　

③     A不坦白，B不坦白，警察由于证据不足，各判2年　　

在A与B的博弈中，根据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性的人的理性所竞争的结果，策略②为A与B博弈的所谓的最优效率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策略③比策略②对于A与B整体来说却更加择优。　　

    在上面的案例中，所谓的丛林法则的竞争效率最优的盖子，被无情地揭开了。改革开放之后，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由于固然的社会物质上的积累而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路程中，这样的一套王国体系已然成了它的绊脚石。当我们看到当年的莘莘学子，大学毕业之后去卖猪肉，去当门卫，在大学里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所学到的一切科学知识，在进入这样的一个王国里之后被遗弃一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所带来的积极性?!

三、 财富与剩余价值　　

分析当今的中国经济时，有一点我们不应该情感化地加以否认，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我国的社会物质财富相对来说是极大地增加了。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因为我是右派才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唱赞歌，也不是因为肯定这一点而成了右派，既然要客观地分析，那就要客观地看待这个社会。关于这点，可以从以下几个事实方面来分析:

(1)     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庞大

中国的人口基数，一直以来都占世界人口的很大的比重，截止到今天，中国的总人口据统计估计有14亿多（实际数据比官方公布13亿多要大）。以这样一个人口基数与英国、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人口总数（1.5亿-2亿）做个比较,我国全国人口的理想状态下的劳动总量是英美等国总人口的7-8倍左右，这里以必要劳动时间做统一比较的单位，而暂时不考虑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以这样大的劳动量来进行生产，一年内所创造的财富，可以是以往欧美国家的6-7倍。但是对于人均量来说，则不能与当今的欧美等国的人均量来做比较，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过大的原因。

    在这里，我所说的财富指的是物质财富，如商品、固定资产等，而不是指外汇、存款、GDP等财富，其中固定资产的规模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生产力发展的积累对于当今以及今后的社会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当采用了一种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生产方式相关的社会制度之后，无论是就全球的范围来说，还是就亚洲或者中国的区域范围来说，在劳动力市场里，在劳方与资方的博弈中，劳方总是处于廉价被动的地位，劳动力的价格通常都会远远低于它的价值来达成交易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工人所创造的劳动剩余价值量是巨大的，相应的剩余价值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2)     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以及设备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生产力来说，在物质水平发展方面，最重要的无外乎两个因素，一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是在此科学技术水平上所积累的社会的物质财富的数量。改革开放，最好的一点，那就是引进技术，无论怎么说，或多或少都是引进了相对当时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较高的技术。

【改革开放前，广东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直至１９７９年，这类产品的出口仍占６０％，工业制成品只占４０％；到１９９４年后，这个比例已经倒过来，农副特产品只占３０％，工业制成品则占７０％，尤其是轻纺产品的出口直线上升。广东省对化工、电子、机械、纺织四大行业进行重点扶持，共引进技术项目１０７项，使四大行业出口总值不断上升。四大行业中，大宗名牌产品不断增多，年出口值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商品已达１００多个，１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有８个。农副特产品虽然只占目前出口总额的３０％，但由于技术的引进，使资源的开发、综合利用和深加工得到加强，提高了农副特产品的加工附加值，在同等创汇水平的基础上节约了资源的使用。可见，广东省通过技术引进大大地优化了出口商品的结构…到１９９４年底，全省以各种方式引进技术２５．２亿美元，其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占８％，外商直接投入技术占４０％。这些都直接构成了广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来源，也提高了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的质量。引进的技术设备、生产线，极大地改善了广东固定资产投资中生产技术水平低的状况。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资料，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约为７３２２亿人民币，同期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４０９亿美元，即这一期间利用外资占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２５％左右。】

         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税收价格，低廉的原料价格，各项优惠政策以及踩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社会地位的承诺，终于把当年被老毛们赶走的资本家请了回来，并当做财神爷来供奉着,自己也终于能够从中分了一杯羹，好一个皆大欢喜，好一个一箭双雕。

(3)     资本家对工人的严重剥削

    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而超过8个小时的应付加班费。多么美妙的法律，让我们的国人们充分地沉浸在主人翁的喜悦中——中国政府是为我们工人撑腰的，中国的劳动局是为我们工人主持公道的。但是，朋友，我劝你先把手上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丢到一边，跟我到广东的随便哪一家工厂看看，你就不会那么天真幼稚了。

    ×××鞋厂：进厂时签合同是一天工作10个小时（实际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星期一至六,星期六算加班,4.2元一个小时,星期天如果加班算6.8元一个小时。　　

    ×××塑胶厂：进厂试用期3个月，一个礼拜之内走人不赔偿任何工资，相反还要倒扣钱。每天工作白天8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义务加班，工作天数星期一至星期六。　　

    ×××电子厂：每天白天工作8个小时，晚上义务加班3个小时。周日休息。　　

    ×××造纸厂：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到17:30，正常上班8个小时，18:30到21:30是例行加班时间。　　

    深圳富士康：早上7时半进厂，晚上7时半出厂，中间有1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时间，其中2个小时以加班算。　　

    远看某厂像天堂，近看某厂像银行，到了某厂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个个都说某厂好，个个都往某厂跑，某厂挣钱某厂罚，哪有钞票寄回家，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都说这里环境好，蟑螂蚂蚁四处跑，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碰见经理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到了月底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一方面，工人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商品财富，另一方面，这些物质商品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贫富两极分化，怎么可能避免呢，所谓的共同富裕明显就是一句虚假的广告词。　　

(4)     人们在意识形态上致富欲望的作用。

自私却是人的本性之一，因为人从动物界进化而来，首先要保证的是个体的存在，然后才会有集体的存在，所以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采取的某种行动是合理的，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在不损害他人的生存。一旦超越了这一个临界点，那么自私性就演化成了寄生性。自私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传递性，如果一个团体里，某个人只为自己着想，那么为团体着想的人在与为自己着想的人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就会落下风，以致于整个团体的性质发生改变。所以只要自私有了一个开始，它就会向瘟疫一样传染开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私有制的根基之上的，如果没有事实上的私有制（所谓的一国两制实质上就是间接地承认私有制）作为基础，那么无论某些人怎么折腾，采用这个公式，那么公式，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不起来的。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了私有的内涵，所以，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里，强烈的致富欲望就代表了资本的自我增值特性反映在人们的脑海里，资本主义越是往自我增值方面发展，这种欲望就越强烈，所谓的个体间的竞争性也就越强，人们也就越来越变得自我，并且在这种人吃人的环境中越来越变得狡猾，从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致富欲望一方面带来的是个体财富的积累倾向，另一方面它给整个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带来了削弱作用，一旦这种发展方式因为危机而发生停滞，那么隐藏在其中的矛盾就会火山爆发出来。

(5)     小结

    如果说,拿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作为一个总结, 那么, 中国的劳动人民在这期间所创造的财富是多么的巨大，以致于在供应给资本宗主国的消费之后所剩的残羹，仍然能够让我国的人民过上一种所谓的“比毛泽东时代不知强多少倍”的生活，但是，真正的有理智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只不过如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为放松一点而已”。

而作为一手创造这样一个”奇迹”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象一只吸血鬼第一次尝到人血的血腥味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当文化大革命在其身上所起的疫苗作用逐渐地消失,接下来的他们,将会越来越不吝啬于暴露自己的本来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