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中国是西方的老师

启蒙运动：中国是西方的老师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形成有四大贡献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德国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俅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下面几节就就对这四方面进行重点介绍。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一：人文社会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当中国的人文思想进入欧洲之后，这一切开始了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印刷术可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圣经，教会慢慢失去了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　　

启蒙时代，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先声。　　

首先，对中国的了解，让西方人开始对他们的社会模式产生质疑。欧洲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人类唯一的宗教，基督教只占世界很小一部分。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享受“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吃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既然中国人可以按理性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启蒙运动开拓了宝贵的阵地。 　　

1624年，英人赫伯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思想，反对超自然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 认为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感悟写成了《真理论》，该书在理论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础。　　

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最纯正的自然神论者。 这一观点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事实，开始了向基督教的不断进攻。　　

自此之后，欧洲人更热衷于中国思想的介绍与传播，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发表了《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神学”的不合理，认为应予清除，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书中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这些话出自天主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作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早就传遍了全欧洲。　　

1721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与人类理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人将培养道德看的至关重要，中国不以敬神为基础，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以道德才智出名。　　

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给政治指引了方向，可为治世表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深表景仰。他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罗马逗留期间，又结识了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士，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莱布尼兹推崇中国道德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他的学生沃尔夫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道德的本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前，莱布尼茨的学说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崇拜孔子对中国的道德及政治制度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不遗余力的进行抨击，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因此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不幸。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主张欧洲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的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二：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　　

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只是因为占有最多的领地，而成为君主。他同封臣形成“保护与效忠”的关系。君主不能直接对居民进行统治。由于封地来源不同，封臣并不一定不只效忠于一个领主。在欧洲，唯一拥有全部权力的是天主教会，但教会的权力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时教会也是大领主，教堂、修道院，也占有土地并行使司法权。因此，君主、贵族、主教、自治城市等构成中世纪欧洲重重叠叠的权力结构。 　　

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很早就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中华大帝国风物史》、《绝妙论著》、《中华帝国史》、《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等早期介绍中国的书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此欧洲的皇帝们也希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制度，而法王路易十四的改革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在欧洲的第一次实践。　　

1661年，法国路易十四亲政，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法国长年的战乱让这位国王决心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法国进行改革，这就是后来改变欧洲历史的“路易十四改革”。　　

路易十四改革主要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路易十四宣布亲政时废除首相职位，改设御前高级会议，并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听取大臣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直接控制了中央最高级行政权。在地方，派遣监督官，以国王钦差的身份控制地方，他还取消城市自治，改市政机关为委任制， 直接控制军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削弱贵族的势力后，但没有将贵族杀死或流放，而是修建凡尔赛宫供这些贵族进行享乐。 　　

1691年5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回到回到巴黎，路易十四命令白晋写成了《中国皇帝》和《康熙皇帝》两本书，以便自己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进一步学习。　　

路易十四进行改革后，俄国彼得一世、普鲁士胖特烈二世、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也都效仿路易十四进行了改革，再后来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效法欧洲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路易十四建立的这种制度在政治学上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度的建立标志了欧洲开始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这个例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发展起来的。　　

绝对君主制的首要功绩是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有了统一的政府，有了比较明确的疆界。绝对君主制提出“国家至上”原则，确立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这些都符合了民族国家的特征。　　

其次职业化的军队和政府开始发展起来，文职官僚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权力结构，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实现了政府对每一个臣民的直接统治。　　

绝对君主制的君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法而治，他们是法理统治的开创者。因君主的权力是与法律相联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没有立法观念。　　

再就是税收，国家通过税收直接作用于民众，与每一个居民发生了关系。征兵制加强了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地域、法律、税收制度的统一，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君主也直接扶持资本主义。它们通常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支持和参与殖民主义活动。　　

绝对君主制促进了人权的改善，在封建君主制时期，国家权利掌握在封建贵族和教会手里，绝对君主制大大削弱了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而贵族势力的削弱，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有了财产的权，标志平民权利时代的到来，教会势力的削弱促进了人文思想的传播。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三：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 “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他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许多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斯密受此启发，并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并且斯密的《国富论》中大量引用中国文献。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视老子为思想教父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从中可见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西方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因此官员们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弊端明显。　　

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腐败。在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执政党要谋私，各级官员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政治录用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腐败行为近乎掠夺。　　

它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动荡后，英国政坛从19世纪初开始寻求解决方案，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569年葡萄牙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进行称颂。1583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辟专章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注意。　　

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官制度也有过研究。　　

1846年，东印度公司一封从中国发往伦敦的信中，建议吸收中国的科举制度来完善英国的行政制度。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主要是依靠一个按能力提拔官员的有效政府。英国如不采取公正制度挑选官员，必将失去帝国的殖民地。”，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该信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英国当局遂先后两次，逐步采纳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854年，英国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　　

与此同时，英国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文章， 1855至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向政府汇报。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这些思想和主张，为英国走出政治分赃制下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亲的政治乱局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原则做了进一步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英国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　　

事务官为常任制，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国家机器中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的连续性。　　

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和英国大体相同的情况。建国后的美国，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分赃制”带来的政局不稳和官员素质低下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英国。例如1841年，哈里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月后便因忙于职位分配劳累而死；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分官”使他精疲力尽，他形容说“如果前院起火，我都无法去救”。1881年，因分官不均，导致菲尔德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使资产阶级异常震惊，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种种弊端，1883年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案》，该法确立文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为职业官员，不得随意解雇；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在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等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颁布了统一的公务员法，开始将文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1947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自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文官制度建立后，大量常任文官不再与政务官形成依附关系，不再为保住职位而烦恼，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策执行和体制的延续上。再加上，文官系统的晋升是考核官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在英国文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评定体系和专业道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确立文官制度，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政坛乱象。这些文官长时间在某个部门任职，政务经验丰富。在政治更替中，他们总能帮助新执政者快速熟悉国家情况，以进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前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因此常任文官制度是政府组织稳定的黏合剂。

节选自《中国大形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