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文匪治国国将不国》的问题

黎阳《文匪治国国将不国》的问题　　

黎阳的《文匪治国国将不国》一文，在乌有之乡引起了一点争议。刚看黎文第一段的小标题——“自古文人皆文匪”，我也感到不妥，和其他同志的感觉一样：打击面过大。也许黎阳自己也感觉到了，但他没有直接修改，而是在后文用修正的方式，对文人和文匪又做了甄别，并特意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优秀的文人和仕人排除在外。——我想这也是黎阳避免引起争论的原因。但是结果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人说黎文没有考虑到历史局限性，苛求前人了。这是不确切的。不可能有人想也没人能够一杆子打翻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况且，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文人，黎阳一直是相当推崇的。黎文重点批判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脱离实践的“学而优则仕”、“文匪治国”。有人总是把批孔学和批孔子混淆。如果孔子的思想只是作用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对后世没有影响。我想没人去批判他的。而事实上是，孔子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在当时也经常遭到村夫野老们的嘲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何为夫子？”，到后世反而被统治阶级包装成了“圣人”，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用孔子“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克己复礼”等思想消饵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以维护封建等级和剥削制度。并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直到今天。所以，造反者一般都是先批孔，推翻前政权后或前政权复辟时则树孔。　　

错误的思想自然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这决不是阻止后人对其批判的理由。正如伽利略批判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学说，这是为了澄清后人的头脑，并非是为了打倒亚里士多德。毛主席对“孔孟之道”，也有扬弃，他批孔学中的封建落后思想，而对于其人及其正确的观点，好象并无微词。相反，毛主席谈教育时多次提及孔子的教育思想，论修养时也推崇过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没人苛求孔孟搞社会主义，但若用孔孟之道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那就必须批判无疑。正如，我们固然没有理由批判英特尔30年前不直接开发“酷睿2”，也承认“X286”是IT史上伟大的进步。但倘若今天人们的机器还嵌着“X286”处理器，那么我们写一篇“X286严重阻碍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有什么过分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批驳了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这就是要求人们把头脑里的“X286”换成“酷睿2”。　　

黎阳同时也明确阐述了一些文人成为“文匪”并非是个人人格的问题，而是被“罢绌百家、独尊儒术”制度逼迫的。因数“孔孟之道”认为劳动是下等人的事，上等的读书人（劳心者）只负责“治人”。所以没有劳动技能的古代文人只能做官和做僚。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剥削阶级世界观进行改造时，指出知识分子系各种剥削制度消灭以后，社会上剩下来的唯一的思想载体。毛泽东在他的“皮毛说”中指出：知识分子虽然不代表剥削制度，但他们过去依附在“五张皮”上，靠“五张皮”吃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毛主席说旧知识分子是依附剥削阶级吃饭，是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并非是要打翻所有文人本身，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好人。鲁迅用孔乙已这个文人形象揭露“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科举制度的危害，但对孔乙已本人却是寄以深切同情的。在公有制企业所剩无几的今天，某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左派也是依附在剥削阶级的皮上，但他们却不愿为匪，反为劳动人民呐喊（鲁迅也因为领过国民党的薪水而右派们攻击为“没骨气”）。对此，黎阳也有说明。　　

毛时代，入党、提干，要看出身；取消高考，保送工农兵上大学，以确保人民江山掌握在工农手中。然而，毛时代培养的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又有多少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厚望，一朝得势，就以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右派为友，视阻碍精英升官发财的毛主席和劳动人民为敌。自幼丧母、出身农家的李友灿、到放牛娃出身的胡长清,再到要饭出身的王怀忠、上学没有鞋子穿的成克杰……，案发落马后竟拿那透着一种深深的热爱和责任的“穷苦出身”、“我是放牛娃出身，能有今天不易”、“我是农民的儿子”，作为请求宽恕的挡箭牌。《新劳法》初颁，在网上强烈抵制的一些企业主，现身说法，语重心长：“我原来也是下岗职工，靠打拼奋斗才有了今天。”　　

一息尚存在《小人中国》中提到：“反动势力的这一手段实在是高，在把中国重新改造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化社会结构之后，更是把像小说《敌后武工队》里‘哈巴狗’所持的那种‘你搞我老婆，我再搞别人的老婆’的逻辑或是欺骗，或是强行的灌输给了普通的工农大众：我奴役你、压迫你、剥削你，你同样可以再去奴役别人、压迫别人、剥削别人，从社会下一层的身上得到心理和物质上的补偿，而且这种补偿还可以更加地肆意和疯狂。”　　

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就已指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我们痛骂着资改派，仿佛我们自己从30年前就看清楚了今天似的。其实我们又有多少人没有为“拨乱反正”欢呼过，没有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然过？我就曾感谢过邓，感谢他给了我个人创业的机会，使我不必在体制里面“摧眉折腰事权贵”、“为五斗米折腰”……　　

都说国人重教育、重知识，其实绝大多数不过是重视文凭（官凭）而已。虽然现在毕业就失业，但根深蒂固的“状元情节”仍然惯性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知识只是改变命运、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的敲门砖。所以，只要能上大学，只要　能评　教授，即使抄袭也在所不惜。《儒林外史》中的儒生因为几个商人答应用钱给他捐个官，竟跪地磕头千恩万谢。这段情节不适用于今天吗？　　

我们的错误可以归罪于右翼资产阶级思潮的洗脑，但是，我农家子弟出身的的工人父亲，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就给我制定了“考大学当干部”的目标。——当然是为个人谋利益。这又是受谁的影响呢？我也知道农民子女学习最刻苦，他们大多是想走范进的老路，凭借“科举”脱离农村。而想凭借知识为家乡、为工农服务的人何其稀少啊！刚上　高中时　老师出了一道旨在反对“官本位”的八股作文——《当官是人生成功的标准吗？》。一位女生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是。”我们也深以为然。我理工科的大学同学很多人的理想竟也是“从政”。再看看今天报考公务员的火爆场面，就知道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思想已经被 “学而优则仕” 的孔孟之道击败了。　　

对于文革中的公农兵保送上大学，农民陈永贵、工人吴桂贤当副总理，恐怕在多数工农阶级的心里也是不认可的。直到今天我还听人当作荒谬的笑料来谈。——“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深入国人的骨髓：对于一些没上过高校的技师、技工，通常冠以“土师傅”的称呼，对于“学院派”就奉上“专业”、“专家”和美誉。其实土师傅决非没有理论，我有一个修家电的朋友，初中学历，他读的专业书籍决不比高校学生少，实践能力更上有过之无不及。然而他本人却对“学院派”怀着敬畏。　　

因此，黎阳批判孔孟之道，是颠覆精英治国的合法性，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而右派颠覆中华文明，丑化民族英雄，妖魔化农民运动，是要复辟封建主义、精英主义，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还有人说批孔、批儒等于否定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就劣根了、劣等了。这是让右派们颠覆历史颠覆怕了，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讳疾忌医，成为“国粹派”——凡中国文明就是优秀的，凡西方文明就是糟糕的。“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鲁迅）。即使有时违心地承认一下历史上的某个糟粕，也必声明那都是受西方文化传染所致，并且同时代的西方比我们黑暗、落后多了。这种“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的心态也是没必要的。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不是谁能否定的。中华文明也不等于孔孟之道。鲁迅先生是反帝反封建的战士，一生都在向传统的封建腐朽文化发起致命的攻击。于是，有人说鲁迅先生把中华民族看的一团糟。事实并非如此。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可见，鲁迅的历史观就是马列毛的人民史观。1958年毛主席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指示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科学院和大学自收集材料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以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这才有了“大跃进”中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于是毛主席又总结说“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那种以为否定了文人治国等于否定中华文明的观点，实际是一种英雄史观、精英史观，认为中华文明是精英创造的。这与马列毛主义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观点相悖。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左派上台执政当主席当总理，就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这实际上仍是“好精英”取代“坏精英”的精英治国思想。现在都说工人阶级觉醒了。我从不怀疑劳动人民蕴有改天换地的伟力，但那只是一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式的觉醒。不进行彻底清除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孔孟之道”的文化大革命，改精英治国为大众治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还会卷土重来，重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劳动人民再次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牺牲品。　　

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破坏了中国人民传统信仰和道德，而且只破不立（或说立的太高，脱离实际），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可是，他们除了信口胡说，造谣撒谎，却不肯具体说明文革都破了哪些“优秀的文化”、毁灭了哪些“高尚的道德”；“破四旧”、批“孔孟”，可曾教育过人民：“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至于“立的太高，脱离实际”，就更是胡扯。你做不到“不怕牺牲”、“大公无私”，难道连“劳动者最光荣”、“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做不到吗？　　

今天的现状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时间太短的结果，是随后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人不为已，天诛地来”私有思想，与国内封建主义的“学而优则仕”、“功名利禄”的犬儒主义、厚黑学和“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杂交的怪胎。毛主席批林时坚持“批孔”，非但不是什么错误，反而是准确地找到的社会的病根。儒将岳飞镇压杨幺起义，是儒家的“忠孝仁义”、“君君臣臣”；小官僚出身的宋江攻打方腊，是儒家“为朝庭效力”、“博取封妻荫子”的正统（倘说这都是历史局限、阶级局限，本人都不反对，但也要睁眼看看现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保皇派”忠于的是自己的首长，背叛的是无产阶级；“拨乱反正”，是孔家的“治”“乱”思想，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秩序。甚至一些左派也在“辩诬”——“‘文革’只乱了不到三年”、“是白卫兵搞乱的，不是红卫兵”……，永远都是“犯上”才称“作乱”；向下压迫盘剥、敲骨吸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甚至是“杀人如草”，但只要“不闻声”、“不反抗”，则都称之为“治”、“治下”、“治世”。倘若下面忍无可忍，作出抗上的举动，才又称为“乱”，便需警察、法院、监狱来“治”。比如，陈国军砸烂几万工人饭碗，为“治”，通钢工人打死一个陈国军，则为“乱”。　　

而且，与西方比拼文明，也是接受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人种优劣论”的观点。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没有五千年优秀的文明、灿烂的文化，就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刘小波、马立诚的领导，再做美国、日本殖民地三百年？那些没有汉唐盛世、“四大发明”的国度，就活该做文明发达国家的奴隶？如果犹太民族拿不出本种族优越的证据，就该主动到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大吸毒气，誓死不二？　　

前些日子，一位学者考证了中国古代皇帝不能独断专权，凡事要和大臣协商才能决定。这很让一些人兴奋：看来我们封建社会不是专制，而且，民主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我个人却从并未以我们古代的封建专制感到丢人过。对这种统治集团内部是否有分权、是否有制约的民主判断标准，也无兴趣。也许倘若能拿出胡总书记说话不管用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证据，我们就可以自豪进入民主国家的行列了。　　

还有人说，我们古代文人有屈原、有岳飞，有文天祥，有袁崇焕，近代有闻一多，有鲁迅，都是杰出的文人。其实他们也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张宏良而已。和反动　文人　教授斗了一辈子的鲁迅，自不必说；“举世皆浊我清”的屈原，发出“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的悲叹，投了汩罗江；岳飞则被另一位为中华文明贡献了宋体字的大文人秦桧杀害；文天祥作《正气歌》，绝非是对文人的歌颂，只是在呼唤“八荣八耻”；龚自珍苦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时，早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黎阳之文的一句“自古文人皆文匪”，固然禁不起推敲，但个人认为这也不是打紧的地方。况且黎阳在文中已经修正了这个论断的绝对性问题。黎文的问题也不是矫枉过正。相反，恐怕非但不能“过正”，连“矫枉”的效力也未必能达到。面对着根深蒂固以致于连“毛著”、“鲁选”都未能攻克的“劳心者治人”、“学而优则仕”，无疑是杯水之于车薪。所以，我也来添上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