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恶的社会根源
文章探讨人性恶的社会根源,分析哲学史上不同观点,结合私有制批判与马克思思想,揭示社会条件如何影响人性善恶,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塑造。
在哲学史上,有人性善的理论,还有人性恶的说法。两者似乎都有合理性,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也就是说,人性不是天然的,而是个人生理、时限、局限,和社会条件纠结,共同形成的个人品行。
中国文化史,孟子感觉,人有善母,自然是向善的;荀子认为只有教育好了,人才会是善的;没有教育,无法有善,属于具有恶的。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西方普遍认为人在社会中具有恶的生物性。从“圣经”人被驱逐,到神学、基督教神权的建立,全部以对人的恶进行处罚为出发点。谢林在博士论文《对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罪恶起源的古老学说的哲学批判解释》(1792)到《对于人类自由本质的哲学探讨》(1809)一直强调人性的丑恶问题。
战国中期人告子(告不害)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观。他说:“性无善与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到底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怎么赋予个人善恶的呢?
个人受生理成长过程的决定性拓展,但,这个成长不是生物本身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下,一开始就是人的环境引导中,不是狼孩。因此,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物质的唤醒与反馈,必然在生物体上生发出人的社会性。这个人的偶然性行为都是社会大环境各种因素影响正反作用内化的。个人的必然与社会的必然决定事物的必然性;个人以偶然性行为形成合力必然。
私有制社会以人生存的你争我夺,表现为撕裂人的社会性共荣,就必然形成具有狼的哲学的那种偏好。私有制被启蒙主义的先进人物批判为“万恶之源”,就在这里。
个人的人生不可能超出社会总体的本质规定性;但是,马克思等很多共产主义者由于强烈的思想意识追求形成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现实,也是被迫不得不在小范围的共产主义关系中超越现实的压迫。这就是思想的超越性、超前性。但,作为历史的社会存在,就必须有生产力、经济基础的长期构建,然后,才有无产阶级专政创造的社会阶段性的飞跃。
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欧内斯托·拉克劳所谓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构。显然具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性质。小人如何成为大写的人,就是跨越私有制。
马克思是属于奥林匹克神族、普罗米修斯那样神圣的伟人。毛泽东的诗词具有的伟人情怀,具有统领完整智慧的直觉。列宁的视觉是神鹰的,因此具有整体性和历史把握的能力。后来,哲学的实证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就是不知有天地的“井中之蛙”所感受的。
讲到人类历史,那绝不是五千年的历史,也不是二百年的经历,必然超出私有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哲学逻辑。为此,哲学逻辑具有超越具体事物的统领力。存在的感受绝没有这些哲学的力量。于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情趣变为“大众”的所谓哲学。现代性源于私有制对人类自身的撕裂形成阶级矛盾与对立,必然形成所谓“大众”的分裂性。
既然人的善恶由社会决定,个人就没有责任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个人精神具有的力量和思维水平,有超越具体事务的能力,应该使得个人在青春期开发大脑的抽象、逻辑思维,形成哲学的宏观性和历史的超越性。虽然,莫言的社会魔幻具有某种诱惑力;但是,与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相比,那不在一个层次上。社会资源是以市场化让莫言泛滥,还是以毛泽东文学、政治文章覆盖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具有实质不同的本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顺应欲望的滥觞,结果完全不同。一个顺势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是泛滥成灾,一个是伟业的建设。
中国人民将毛主席比喻为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世界的。人民领袖的作用就是形成凝聚力、感召力、想象力,就是建立共产主义情怀,改变世界发展的方向。超越私有观念、超越个人感受,还要从科学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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