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党和人民的努力与艰难现实

几天来亭州主要的情况是造反派还在闹“黑材料”，也可以说这种斗争在继续深入，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在揭露和声讨本单位的“主力军一小撮”隐藏、转移、复制、私自销毁“黑材料”，基层单位的某种混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主力军”方面却似乎没有反应，市委内部也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有多时没有说话的王雪，突然对他说，你怎么有心事在身的样子呢？这真让他吓了一跳，我是这样的吗？看来对于“喜怒不形于色”，还修炼不到家。　　

王雪说，黑材料这把火，烧已经烧了，上有中央文件说要烧，下有革命群众说该烧。你不要想每个人都说烧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统一思想的问题，不是统一到这个立场上，就是统一到那个立场上。你本来可以狡滑一些，但你做不到，你多数时候连世上有狡滑这么回事好像也考虑不到。奇怪的是，怎么执行了中央文件，心里反而不安、闯了什么大祸似的？毛主席的思想，是乾坤应当奠定在人民心情欢畅、人民感到天下是自己的这种基础上，这样的人民国家才幸福、才强大。只有自己可以整群众、群众不可以碰自己这么一套，毛主席看作是最大的危险，是人民国家转向反面的表现。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下一个课题就是人民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人民如何能管理从经济到政治到国家社会的一切，而防止人民委托的管理者反过来成为人民的主人。从“文革”中我体会到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意图，他在做一个大探索。“黑材料”当然是荒谬的，违反了人民国家的性质，应当烧掉。　　

王雪好些时不跟他发宏论了，这时候又这样冲出几句来，他听了倒也不嫌多，不觉吟道，“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从小熟读的充满理想之光的圣贤之言，来到唇边，心中充满感动。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或者说是理想，是人类文明重要成果之一，哲学家冯友兰说要“抽象继承”，这说法虽受到批判，其意思还是好的，反正确有值得继承的东西。比如这句话，如果具体去说，就不好继承了，因为几千年历史证明，君是封建统治的君，并且有大量的昏君，而民是分为地主与农民等各个阶级的。但抽象起来看这两句话，主要是教育国君以至各级官吏要体恤人民，人民是你的身体，人民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这意思不是很好吗？　　

王雪说，最近我看《水浒》，一面是英雄上梁山，一面就是统治者内部有两条路线斗争，后来梁山内部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写得这么深，所以它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但梁山的道路怎么坚持下去很难设想，最后只有受招安，正好有个机会，就是北方发生了边患。英雄跟朝廷合作是对的，问题是不应当投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但英雄的独立性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所以《水浒》结局必然是悲剧。我说得对吗？　　

他很惊奇王雪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发现。他说，有些东西，你要革，也难革掉，而有些东西，你不继承，也在继承。文化大革命，人民从精神上说，上面就继承着《水浒》，特别是继承着刘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吴用这些人，只不过因时代的不同而有着一些不同。我有时真感到历史并没有前进多少。历史总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在正面与反面都不断重复和继承。　　

王雪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活着历代的祖先，每一段现实中都有着从前的历史。不是有句诗吗，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犹照今时人。　　

他叹口气，问，卫生系统有没有抢“黑材料”？王雪说，当然抢啦，到处抢，只要造反派有起码的力量和勇气，就会抢。医院里也有保护着不让抢的，就发生对峙和冲突，最后还是抢了。亭州医院没有烧材料，反而把材料抄成大字报公布了出来，那些材料就成了可笑、可耻、一文不值的东西。公布“黑材料”，大约也只有秦川这种人的头脑才想得出来。群众看了公布的“黑材料”，说，我们真心诚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整我们的“黑材料”，准备把我们定成什么分子，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是哪一家的王法？不干了，以后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什么亡党亡国，管它去！天掉下来跟我们无关！　　

他听了默然无语。　　

那天，程主任突然跑来报告说，“主力军”、“红色保卫军”、“同盟军”上街了，联合大游行，正朝市委而来。主要口号是什么呢？抢夺档案材料是反革命行为！他点点头，觉得这也可以说是他预感中的。他说，等他们来了再说吧。　　

他在办公室等着。程主任电话报告说，游行队伍汇集在小校场了，满满的都是人和旗子。　　

所谓小校场，就是市委东边一箭之地、古代试院面前的一个空场，面积大小可以做两个篮球场，四周还可站起几层观众。那么就是说，大约三千人已经集中在小校场。他说，继续观察吧。　　

他打了个电话给老洪，问“主力军”方面工人农民学生集中到小校场，是怎么回事？老洪回答说，这个行动没有告诉我们。他“噢”了一声，搁下电话。老洪他们的“红老兵”，已经自行宣布解散了，因为中央有明令，不允许成立此类组织。这个精神是驻亭部队派人来向市委传达的。他亲自向老洪他们几个人作了传达，传达之后安慰了他们几句，也关心和叮嘱了他们几句，总的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他知道，要老洪他们真正退出当前这个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他们仍将实际上指挥着“主力军”方面，只是进一步退到幕后而已。老洪说他们不知道小校场的事，这没有说真话。他们跟他玩捉迷藏了。　　

过了一会儿，程主任电话说，“主力军”来了二三十个人，要求书记出席他们的大会。　　

不去当然是不行的。这就只有下楼前去了。走过机关大院，远远只见十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簇在“文革办”那里。一个为头的迎上来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杨书记，我们“主力军”召开批判大会，请杨书记出席，我们是来接你的！　　

正说着，东边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语录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些戴“纠察队”红袖章的工人从市委里面把老魏老黄也找来了，像是押解出来的样子。他大致明白了“主力军”要做什么。他在前头迈步走出，老魏老黄跟着他，戴红袖章的几十个工人又从而跟着，出了中山塔，向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走去。　　

高音喇叭语录歌声扑面而来，好像有一团热浪，立即把他们牵引、裹挟而去。　　

原来，“主力军”他们开的是“批判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开这样的大会，说是“批判市委”，把市委书记和两个常委带到大会上来接受批判，在亭州还是头一回，比造反派还造反派，怎么说他们是保守派呢？他们也“批判资反路线”了。　　

满场是整齐席地而坐的很守纪律的群众，北边留了一片空地作为主席台，只有一张长凳，让他们三人并坐在长凳上面对群众，至于主持大会的、出来发言的、领呼口号的，还有戴“纠察队”红袖章的，都站在他们身后。作批判发言的一共有四个人，批判的内容大体是：“市委一些人”竟然承认“工反”是合法组织，竟然给“工反”三千元活动经费，竟然将演出革命样板戏的文化阵地给“工反”做什么“总部”，特别令人发指的是，竟然支持“工反”一小撮人在市委门口烧毁了从各单位机要、人事、保卫、党委等重要部门抢来的机密材料，这说明“市委少数人”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资反路线，一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无不感到痛心，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国内外的一切敌对势力，却欢欣鼓舞……这样下去，将会危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我们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红卫兵以及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的人们，对这种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不但决不答应，而且一定要迎头痛击……我们奉劝“市委一些人”赶快清醒、悬崖勒马，奉劝一些领导干部，不要被“工反”一小撮人的吓倒，而应当看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存在和力量……　　

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境地，不时受到言语的影射，令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恐惧，而某种拙劣可笑，又让他浑身的不舒服。他和老魏老黄不觉都把眼睛看着脚前的地面，甚至为之感到羞愧了。坐在主席台上面是早已习惯了的，但像这样坐在上面，从下面望过来的几千目光是完全不同的，所谓如坐针毡，的确如此。不过，那批判的内容，尽管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有点假戏真做，片面性却是很显然的。那一派的片面性跟这一派的片面性就这样对峙着、较量着，而他们夹在当中，他们的责任就是不能加重这种片面性，要说服、教育、化解、平衡。等人们这样折腾够了，就知道全面性在哪里，但看来为时还早，不是一加劝说就能改变。　　

突然，一个人站到前面，对群众说，下面，我们请市委杨书记表态！而后全场寂静，就等着听他表态了。　　

他觉得要顺应着假戏真做，然而也不能完全地顺从这出闹剧，他说，今天，亭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主力军”在这里召开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批判资反路线，就是要批判我们市委、特别是我的问题。我是市委书记，对运动中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应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的批判，不要涉及不要指向兄弟革命群众组织，而要指向市委、特别是我本人的错误，要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他就照着这个思路很坦诚地讲下去，全场寂静无声。　　

但他的话被领呼而起的口号声打断了，好像是怕他继续说下去似的。然后是一个人站到前面，以手示意他坐下，接着对群众说，我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批判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杨书记也做了表态。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准牛鬼蛇神翻天！最后，欢送市委领导！　　

话音刚落，“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口号声响起，那几十个戴“纠察队”红袖章的工人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簇拥着他们离开口号震天的小校场。          　　

他们三人进了中山塔，“纠察队” 那几十个人也就完成任务转身返回了。他们三个默默无言继续往里走，就好像“纠察队”还在身后纠察着他们一样，其实是他们都不想说话，心里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窝囊。　　

一直走到市委大院最后面的办公楼那里，就要上楼回各自的办公室了，老魏朝地上用力“呸”吐了一口，说，我操他个老刘！他跟我们招呼没有一个。简直开玩笑！我要把他叫来问个清楚，这是一出哪幕通哪幕的戏？他们这算个什么？也算造反吗？　　

老黄说，怎么不算呢？也算。老魏说，我看不算！我们不认这个账！他们开这么个会，到底是跟我们闹，还是跟哪个闹？　　

老魏忽然语塞。老黄笑道，这还不清楚吗？　　

他听着，不觉仰天大笑，说，老魏，你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你如果能把有当无，把无当有，从善中看出恶，从恶中看出善，你就大彻大悟心平气和了。　　

老魏问，有怎么能是无？无怎么能是有？善怎么能是恶，恶怎么能是善？　　

他说，眼前的一切矛盾都是实在的，不是我们的幻觉，这就是有，但无论什么矛盾既产生了，也终究会消失，这就是有会变成无。你等着看吧，马上“工红”会特别摆出“保卫”市委的姿态，就像“主力军”今天特别地摆出“造反”的姿态一样。这不就是善中恶、恶中善吗？阿弥陀佛。　　

说罢，他又仰天大笑。老魏说，罢了罢了，惭愧惭愧，不值得，多谢指点！　　

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面，却表现得更为严重，那就是“主力军”在各单位统一行动，只要是力量占优势的，就把“工红”抢材料行动中的为首分子抓了起来，开全厂大会进行批判斗争，有的还在本单位关了禁闭。工红”基层单位的组织，都被封掉。这当中发生了一些反抗和打斗，一些参加“工红”的工人逃出工厂，并且不敢到厂里上班，但他们随即接到了《勒令》，要他们到厂部报到。各街道居委会掌握哪家有谁是参加“工红”的，登门拜访劝其退出“工红”。这令他想起小校场批判会上说到的“迎头痛击”这句话并非空言。这是一个有计划有指挥的统一的行动。　　

看来，他对一切有失估计，他的手心有好一阵冷汗湿湿的，感到自己犯了大错误一样。虽然市委里并不曾有人向他指出过，一切却向他说明着这一点。好像有一个比他这个市委书记还要高的领导人，或者说有一个实质性的强而有力的存在，在无形之中领导着、主宰着亭州，而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表面的摆设罢了。到一定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用一个罪名来处分他；虽然处分了他，他却仍然无法看见那个人或那个存在。老天，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疑神疑鬼的了。　　

程主任、老黄，以至老魏，陆续向他报告了各方面的这些情况，王雪回家也告诉了类似的事情。一切虽让他觉得无名的恐怖，但另一方面，他也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好像倒在等待着“工红”方面将有什么反应，但这种反应却迟迟不来，似乎“工红”已经被成功地用很干脆的暴力压制下去、偃旗息鼓了一样。　　

这个反应的到来，却是一个晴天霹雳。上千名“工红”的人突然出现在荷州地委门口，好像从天而降，或者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亭州方面对于这么多工人的出走，事先却毫无察觉，事情能做得这样严密，令人吃惊。　　

这上千人，是晚上从亭州出发，步行前往的，他们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一夜，有不少脚走破了的人已经在地委机关医务室里进行处理。　　

当地委的电话打来，他立即派程主任急赴地委，去做工作，接这些工人回来。　　

这些工人在地委声称他们是被从亭州打出去的。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他的心头。在某种实质性的意义上，不能说这些工人是瞎说。荷州的造反派帮着亭州这些造反派弟兄、政治逃亡者印出了传单，说亭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份传单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他想到了召集常委会，但不知为何又觉得是无意义的。他能让谁去说服、纠正“主力军”呢？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觉自己对老宗失去了信心，可是他无法说老宗该对这一切负责，因为这等于像造反派一样认为老宗是“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即使能摆出一些根据来，那又怎样？他能跟老宗把脸撕破、在常委会上争论起来吗？他能明确说老宗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吗？什么是错误路线，常委们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部、委、办、局的人们，各大基层单位的人们，亭州的这些各路诸侯，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没有。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在观望，他们嘴上不说，心里绝不理解什么叫做“错误路线”，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乐意执行、暗中支持的，就是所谓“错误路线”，随时淮备给造反的群众“秋后算账”，把运动“收”起来，而后自己重新掌管天下、坐稳江山。　　

虽然不能抱着“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老经验看待这次运动，可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最后必然还是老经验正确，可以说，这几乎不以毛主席的意志和这次运动的主旨为转移。有些东西狠就狠在这里。所以，他如果对老宗一炮打出去，就一定是个哑炮，没有反应，落个“黄腔”，那以后他就不要想在亭州呆下去了，虽不会像“工红”的工人们这样被打出去，但跟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小小杨敬尧可不是毛主席，甚至对毛主席，常委会上也是有不满情绪的流露的，这样一想，一切就很清楚了。　　

丢开这些不去说、不去想，有一件工作是要做的，一是要把情况向常委们通报，二是要请大家考虑：“工红”这些工人回来之后怎么办？起码总要说服“主力军”方面让这些工人能到厂里上班去吧？要请常委们分头做这样的工作。正好，《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发下来了，需要学习、部署，就这样，他召集了常委会。　　

他自己先把文件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意思很全面的文件。如果都能按照这个《十条》所指示的去做，那么运动就能走上比较有序的轨道。可是，《十六条》不是早已很全面地做过指示了吗？并没有能阻止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又需要随时地再发出新的文件，来做临机的具体的指示。当然，如果不搞这个运动，那这个运动里的一切事情就不会有。但因此而不搞任何运动，那又不对了。开展什么工作就会有什么事情，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他还是一时很糊涂地想，为什么要搞这样难搞的运动呢？做些好做的事情不好吗？考虑用缓和、柔软些的方法，或制度建设的方法，来进行“反修防修”，不是更好吗？何必这样大气磅礴、直来直去呢？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呆笨了一万倍，也幼稚了一万倍，头脑成为很原始的几乎一片空白的状态。　　

他说，现在开会了，首先传达中央文件。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关于“工红”上千人跑到荷州去的事情，马上结合学习中央文件讨论研究。他把文件宣读一遍，说，我的理解，中央这个《十条》，第一条谈的主要是生产。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这既是对放松生产的纠正，又是对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这一问题的重申。　　

第二条谈的主要是革命。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加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两条的先后，说明生产问题现在较为突出，但尽管突出，也不能就事论事抓生产，要依靠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这两条实际上是总论，以下还有八条，实际上是分论，比较具体一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和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还有上访的问题，工人“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问题，工人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工人组织自身建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工人之间、学生与工人之间如何交流经验的问题。很细致，很全面。　　

不但第一、第二条对我们有针对性，其余八条也都有针对性，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来推动工作、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请大家深入讨论、发表具体意见。　　

没想到老宗开了个头，说，我拥护中央的所有文件，当然也包括这个文件。联系亭州实际，对这个文件的贯彻，看来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天天贯彻《十六条》，但几个月以来，风平吗？浪静吗？这个《十条》，说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很现实地集中到国民经济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来了，所以要特地制定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文件主要是告诉我们怎样去促生产，那就是抓革命。我们这几个月抓革命，出现了现在的局面，那跟半年以前，跟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学生、工人是这样前所未有地发动了起来，另一方面呢，中央又要发这个《十条》下来。而贯彻这个《十条》的本身，又不会风平浪静。那么是不是可以估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中央又要下达新的文件呢？我敢说，肯定还要有新的文件下达。事情就这样驴子转磨似的一圈又一圈地转下去。贯彻《十六条》，闹半年，结果是《十条》的下达；贯彻《十条》之后呢？再闹几个月或者更多，然后中央再下个几条，依此类推，直到结束。我说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将表现为一个时间不会很短的过程，什么时候他们把自己教育好了，什么时候就不需要中央这样专门为他们下达文件来引导他们、指导我们了。但也不是遥遥无期，毕竟一次运动作为一个阶段总是要过去的，如果弄成遥遥无期，那就不好说了。　　

具体而言，贯彻这个《十条》，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人，如果只涉及一个方面，那就要简单得多。上千名工人跑到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地委去了，他们的情况，跟中央文件正好对得上，那这个中央文件，对他们而言，就是东风。但怎么就正好对得上的？说明全国也有这个情况，而且比亭州更典型更严重，直接促成了中央要下达这个文件，也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毛主席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怎么办？好办，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有特殊性，说是涉及两条路线斗争。你“主力军”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是保守派、保皇派，要打倒、要解散，让我们革命的造反派来主持一切。可是“主力军”不吃这一套，而且人多势众，里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复员退伍军人，以及平时向我们靠拢、要求进步的人，出身红五类的占大多数，他们一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能让他们承认自己执行了什么资反路线，成了跟毛主席党中央背道而驰的人吗？接受不了，不好接受！　　

再看看“工红”那边，里面有许多不良分子，出身有问题的人起码占五分之一，中等出身的人占多数，好出身的占少数，共产党员几乎没有，共青团员占的比例也不多，学生里面也是这样，总之很不纯，反而要说他们是革命的、正确的，成了左派，怎么说服人？这个工作怎么做？人民群众现在就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路线，一个是出身，你说你是革命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认为你是好人，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比你差。各执一是，都不服输。那么，到底我们的办法在哪里？就是杨书记刚才说的，我们怎样具体贯彻中央的这个文件？我才要考虑，这些问题就抢先跑到我头脑里来了，理不出头绪，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吧。　　

老宗的话，其实也就是他开会之前大体想到过的，那么别的常委也一定有共鸣，可是，这样共鸣下去，哪里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呢？那不是要干脆上书中央请求立即取消这个运动吗？当然不行。老宗的立场其实并不真正站在当中，假如是真正站在当中，事情一定要好办得多。但这不好明说。　　

他抽了一口烟，举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说，老宗刚才说的，我心里也有，想必大家心里也有。确实令人感慨系之呀。矛盾很多、工作很难做。但是，我又想，只要这个运动还在开展，这些问题就会有。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假如我们什么运动也不搞，那也会有什么运动也不搞的情况下的问题。反修防修嘛，不反不防就会修。中央《十条》不但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总的方法。那还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比如刚才说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要靠群众自己认识到，甲不能把乙说成保守派，乙也不能把甲看成反革命。但当群众还不能达到这个认识的时候，那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反过来说明群众自己还没有教育好自己，也就没有能把自己从这种矛盾之中解放出来，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说的，就是还没有能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还局限、束缚在某种不正确认识之中。　　

我们当然要不断地去做工作，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的实践才能对他们产生最好的教育效果。人有时不自己栽个大跟头就没有教训嘛。可是我们又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等着他们栽了大跟头再说。我们至少有引导的、及时提醒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下手。要去接近他们，既接近这一边，也接近那一边，做双方的说服工作。至于他们觉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性急、着躁，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耐心、从容。这个《十条》说明，毛主席、党中央是有这个耐心的，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以亭州群众组织双方来看，看成反革命比看成保守派要严重得多，反革命一类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嘛，你把人家看成敌我矛盾了，人家当然不能接受，要抗争。你说人家是反革命，人家不过说你是保守派，相较而言，还是你厉害嘛。所以，把人家看成反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矛盾激化，被看成反革命的，跑出去了，正好符合中央文件上说到的情况。动员他们回来，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要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下手，就是说，首先我们市委不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一类的人，其次我们还要说服“主力军”这方面，放弃某种老的观点和态度，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十条》上来。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把人从地委门口劝回来，以后不会再跑出去，并且双方能正确处好关系。我注意了一下最近以来的中央社论，跟这个《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怎么一致？首先，不赞成把革命群众看成、打成反革命，其次，也不赞成把另一部份群众说成是保守派、保皇派，只说他们是受了错误路线蒙蔽。受蒙蔽嘛，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蒙蔽他们的人。当然，我们在亭州还不能说、也不必说“主力军”就是受蒙蔽的一方，受蒙蔽总之不光荣嘛，好像在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政治运动中犯了“受蒙蔽”的错误，这也不太好接受，正如老宗刚才说的，怎么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向党靠拢、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犯了错误，那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政治条件不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反而是正确的了？叫我们怎么判断人们的政治觉悟？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要倒吃甘蔗、反过来依靠那一头的群众？是不是要把天下重新摆弄一下？这好像不大对头吧？这种疑问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我也支持。但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工红”这一方确实一向被视为反革命，如果不改变对“工红”的这种看法，他们永远要闹，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不从这方面做工作是不行的了。中央也已经为我们发了文件，指了方向，就是首先不能把“工红”这些人说成反革命，然后也不能把“主力军”这些人说成保守派。主要与次要，清清楚楚。至少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照此办理，才是出路。釜底抽薪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釜底抽薪？就是结束运动。那可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而且我们不应当这样消极地去想。现在请大家进一步出主意，并且还要准备分头做工作。　　

常委会就这样艰难地开了下去，结果决定了两条：第一是让老李辛苦一趟，到荷州去，跟老程一起做工作，宣传中央《十条》，说明市委坚决全面贯彻《十条》的态度，动员“工红”的那些人回来。第二是召开两个会议，一是把“主力军”这一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市委来，跟他们一起学习中央《十条》，统一思想认识；二是召开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署中央《十条》的贯彻执行。　　

跟驻亭州部队联系，借了一辆吉普车，老李匆匆出发，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多。关于召开两个会议的通知，很快发了下去。办公室的笔杆子按他说的意思抓紧起草他在这两会上的讲话稿。　　

下午四点多，老李打来电话，报告的消息是忧喜参半，说“工红”决定大部份人跟他回亭州，少部份人过江，要与从北京回来的刘克成等人会合，到华东局上访。老李劝告他们全体回亭州，但劝告无效。　　

快七点的时候，老李回到市委，向他汇报，说在地委帮助下，调集了十几辆车子，把“工红”九百多人带回来了，已经在亭州汽车站各散回家。另有一百多人阻拦不住，过江到京口火车站去了，老程现在跟着那一拨人，继续做工作。　　

他肯定了老李的工作，让老李回去休息。他点起一支烟，想到眼前这些事情简直像一部层出不穷的戏剧一样，不觉哈哈一笑。看来常委会所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一切将不会如设想的那样有了中央《十条》就能把工作做下来，老宗在常委会上连讽带刺说的一些话是有道理的。办公室用打字机把讲话稿打出、送来了，他坐下审阅，拿起笔来，心中有许多好的意思如泉而出，要加进讲话稿中去。　　

讲话稿修改了两次，清样时已经是九点多。站在办公楼栏杆边向外望去，机关大院树影下少数几盏灯光映衬出浓黑的夜色，而亭州小城更是一团漆黑，显得万分的宁静和太平，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如果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是多么好！但事实上在夜色中就有事，人们在讨论、在策划，而当太阳升起之后，一切就喧闹到社会的表面来了。　　

他让办公室的人们回家休息，而他还想独自再呆一会儿。他抽着烟，考虑着刘克成明天将率领一百多人出现在华东局这件事，这对于亭州市委，当然有着很大的压力，至少他得考虑市委如何回答华东局的询问、如何向华东局表态。　　

事实的发展，已经让他不能不承认，尽管他一向自认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却终于还是“很不得力”的，不管他怎样努力，都注定要可悲地“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这真让他前所未有地有点沮丧。　　

他一直是要把工作做好的，“文革”以来劳心劳力的程度，比起“文革”之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是寝食不安，可是看来还是不行，很难达到党中央毛主席所要求的那种境界，同时也没有能让群众和干部满意。真是难哪！问题不是没有尽力而为，而是尽力而为了也没有用，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为这次运动重点对象的“走资派”，至今没个标准，比如符合哪几条就算是“走资派”，怎么定性，怎么处理，从《十六条》上还看不出来。是否就是让群众运动来大浪淘沙，使那个可悲的“百分之五”，像可怜的鱼儿，被暴露在退潮的沙滩上？这好像有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大而化之的意思。比起有多少亩地、雇工多少人，就算是什么成份，那可要复杂得多。他这样的人至今心中没数，造反的群众又有多大的数呢？可是他们却这样起劲，还要到华东局去！华东局是什么地方？是领导着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领导机构，即使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不能随便就到那里去谈什么问题，何况是刘克成和他的一百多个工人呢？但如今就可以，而且理直气壮，就从京口坐火车去了，就像到外婆奶奶家去一样。　　

但中央《十条》的第七条对这种上访，在原则上竟然是明确肯定的，说“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只是刘克成他们去上访的人未免太多了一些，这大概也应当是出乎中央预料的吧？天翻地覆、礼崩乐坏，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针对自己内部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他想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以讽刺笔调引用的梯也尔的话：“我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让秩序、正义和文明终获胜利。”老宗发狠时所说的要有“复命为常”的一天，恰巧也是此意。历史虽不可简单比拟，却有惊人相似之处，而历史的结局，大约不可避免也会有其相似之处的。　　

不管怎样，信心不能失去。在历史面前，感伤主义没有用。中央《十条》说明中央没有失去信心，而且中央很有耐心，好像是把一颗真心、把事情的成败利钝，都交给群众了，当然，也不等于是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是在积极引导，《十六条》和《十条》处处都对群众体现着一个“诚”字。这样去想，也就得到了很重要的启发，汲取到了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就在他熟睡之际，“工红”有了一个大动作。十一点的时候，亭州小城早已漆黑一片、空街无人，就连狗也贴着墙脚而潜行。“工红”数百人悄然出动，突然出现在工人文化宫门口，呐喊着“冲啊”，惊天动地，冲了进去。那是“主力军”总部，里面“主力军”的上百名集中住宿人员被梦中惊醒，束手就擒。“工红”就把里面的上百条被单、十几辆自行车，以及电话机、打字机、手摇油印机、各种办公用品、大量纸笔墨汁、油墨、广播器材，甚至还有桌椅、脸盆之类的，劫掠而去，留下了一个遭受洗劫的现场和那些被赶在一间大屋子里的狼狈不堪的“俘虏”。大门口“主力军”总部的牌子被卸下扔在地上，上面用油墨污蔑性乱涂，改成了“造谣保皇总部”。现场的这一切，被闻讯赶到的人用相机拍了下来，当夜就送到照相馆洗印出照片。第二天一早，“主力军”的大字报上了墙，题为《工人文化宫夜遭抢劫真相》。把那些照片也贴在上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工反一小撮暴徒”如何抢劫并且打伤了“主力军”总部的值班人员，其中已有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些暴徒采用不光彩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半夜而来，行凶打人，肆意抢劫，而后迅速逃逸，当我纠察大队赶来时，他们已经携带所抢劫的物资逃回他们的巢穴港务局……”。这份大字报的传单以及一套照片也送到了市委，他一上班，就立即看到并知道了情况。　　

但“工红”方面很快也有《“工红”司令部声明》贴上大街，直言不讳说对这起事件负责，并且激愤地写道：　　

“试问，他们为什么能占据工人文化宫作为‘总部’？为什么他们能占据工商联作为‘纠察大队’？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新被单、新自行车、优良的宣传设备和用品？是谁在支持他们？是什么人手中有权这样做？而我们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就连起码的笔墨纸张也很缺乏？所谓把剧场给‘工红’使用也成了一句空话，那里反而成了‘主力军’的又一个顽固堡垒。一个得到宠爱和支持，一个被蔑视和剥夺，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要和全市人民一道弄清‘主力军’的性质。如今，物证俱在，就陈列在青年中学里，感兴趣的人们不妨来看一看，自己思考并且判断一下，光是‘主力军’总部值班人员就有一百多个，而且他们拥有这样的条件，一百多条被单全是市委招待所的，十几辆自行车全是新的，打字机两台也是新的，还有高级的手摇油印机，纸张笔墨拿也拿不完，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这还不昭然若揭吗？一切还在受蒙蔽的阶级弟兄们，也该是你们觉醒的时候了……”　　

他看着“文革办”送来的这些材料，联系近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感到了白热化的一种形势的到来，有一种“决战”或“大战”的空气。他气息加深、心跳加快。但他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指示办公室，原定上午跟“主力军”方面的负责人的会议，以及下午的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如期召开，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贯彻中央《十条》，原定讲话稿照用。在会上，他要就“工红”夜袭“主力军总部”这件事发表意见，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肯定，但要求大家克制、冷静，不允许“以牙还牙”，市委需要继续观察，暂时不作任何调查。　　

他最关心之处，其实不在亭州，而在上海，刘克成那一百多人到了华东局吗？情况如何？老程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　　

他召集的两个会，正常开了过去。在上午小会上，他要求“主力军”顾全大局，不纠缠“工红”冲打总部事件，而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中央《十条》，在各单位带头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高姿态对待“工红”人员。在下午大会上，他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忍辱负重，以对党对毛主席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要把中央《十条》恭楷抄写张贴在厂里，并且印成传单发到车间班组，正面宣传中央精神，做好本单位两派工作，化解矛盾。抓革命要抓到每一个人心里，促生产要促到每一个环节上，有抓有促，有促有抓，抓中促，促中抓，上产量，保质量，踏实细致，坚持不懈。他的讲话，把上午的会开得笑了起来，把下午的会开得鼓起掌来。虽然人们一向都认为他善于作报告，但他似乎只有现在才感到自己好像真的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　　

他又有了一种较好的感觉，这一晚是一觉到天亮，恰好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一看时间，六点半，正是平时预定要起床的时刻。打来电话的竟然就是心里惦记着的“文革办”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电话里说，一直跟工人在一起，于当晚到上海，一百多人没法找到睡的地方，就在车站囫囵过夜，至于吃东西，那也只好各人自己解决。第二天到华东局去，登记之后，却一上午没有人出来接待，大约因为忙不过来。上海本地就有一些人在里面敲着一面锣要求有人出来接待，也找不到人。华东局里面地方很大，不知道负责接待的人在哪里。这样一直到下午，来了一位女同志，名叫朱芸。问亭州来的人是谁负责，就让刘克成和他二人跟她走，坐上小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才坐下来谈。先让刘克成谈了一阵，接着又让他谈，后来又询问一些问题。刘克成汇报运动初期情况时谈到医校郁平这个人，朱芸很感兴趣，转过来就这个问题详细问他，结果就连郁平的老婆乔丽的事情也谈了。朱芸说，市委把郁平放出来是对的，因为人家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再拘留进去是不对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重新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当前运动不应当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纠缠，何况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员，应该纠正这一做法！这位女同志好像是认识郁平的，但没有好问。朱芸后来谈了六条：　　

一，亭州部份工人成立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亭州市委应予承认。　　

二，“工红”部份人员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成或被视为“反党”、“反革命”、“牛鬼蛇神”之类，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种歧视和政治压制，这方面所做的有关“秋后算账”材料，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予以销毁，对于在这种政治压制中有群众被关、被打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要有正确说法，处理好善后事宜。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由“四清工作组”或本单位领导一手操办，而不是由群众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文革委员会”之类，是不合法的，应该按照中央《十六条》和最近的《十条》所指示的，重新真正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　　

四，亭州的“主力军”或有关方面，在厂里压制、打击、拘禁不同观点的群众，而造成一些群众逃出工厂，这完全违背《十六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力军”或有关方面，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让被迫逃出来的工人回单位上班，并且不准扣除这些工人的工资。　　

五，对于打击各种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遵循《十六条》第七条的精神，不准趁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以此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应当纠缠，以免影响运动正常开展。　　

六，亭州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在运动中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实现团结一致，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另外，刘克成在北京时，还从“中央文革”接待站获有三条答复，内容精神跟华东局的一致。得到“中央文革”三条和华东局六条，刘克成他们认为大功告成，所以同意让他打电话报告市委。刘克成以及全体一百多人过一会儿就要上火车到京口，然后从京口过江到荷州，估计晚上一定能回到亭州。到时他再打电话报告。　　

听了程主任的长途电话，一颗心放了下来。只要那么多工人没有出什么意外，就谢天谢地；只要华东局没有来责询亭州市委，就阿弥陀佛。至于三条、六条，他听了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更不觉得不可接受，字面上是过得去的，而且觉得高级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头脑清楚，说话有原则、有分寸，水平很高。他心里希望这三条、六条能成为一个契机，推动亭州的“文革”往好的方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