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面临严峻的形势与考验，在党政机关内部开展的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运动。“三反”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是一次比较健康的斗争运动。“三反”运动教育和挽救了大批的干部，收到了重大的成效，在党和国家惩治腐败、整风肃贪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而要重要的一页。　　

历史的巨轮已经驶入了2011年，距当年的“三反”运动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如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党的建设和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很多国家公务员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大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走向了腐化堕落，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罪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自己与自己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时隔六十年，回望当年的“三反”运动，很多人会都发出意味深长的的感慨，“三反”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的先行已经为当代中国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三反”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过程与阶段、最终成果和历史评价　　

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三反”运动总共进行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就是这样一场进行了还不到一年的运动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复杂的经过、巨大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后人对这场运动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三反”运动深刻的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历程之后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地位上由一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革命党正式转变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执政党。党本身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变化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代的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第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在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其主要任务是进行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以武装夺取全国的政权；而在建国以后，第一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由革命战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由夺取政权转向了发展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本身不发达，工业化水平本身不高，再加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与破坏，建国初期时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艰巨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比武装夺取政权更为艰巨的任务。　　

第二，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不良倾向和不良风气有所滋长，很快出现了许多问题。在进入大城市以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物质生活的诱惑，政治思想上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生活上出现了严重的腐化堕落现象甚至大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实际工作中产生了“老爷大人”的思想和行为。据北京市政府报告，进城一年来，已经发现88名干部有贪污舞弊行为；济南市一年多因违法乱纪受到处分的干部有58人，其中属于贪污腐化原因者占被处分人数的3/4。1951年4月，全国纪检工作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纪委书记的朱德在会议上指出：“一年来，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各个中央局、分局及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受理各种违反纪律的案件8671起”，“属于贪污浪费的有2864件，占案件总数的33%”；华北地区1950年共发现和处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干部303人，1951年增至531人。从朱德的报告和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从党内的角度来说，进行一次大扫除与大清理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地步。　　

第三，建国之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各种投机分子对党的进攻与袭击进一步增强。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的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为了利益的需要千方百计的对党员干部、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解放军战士进行“捧场”、腐蚀、拉拢、诱惑，用“糖弹”向党猖狂进攻，严重威胁着党的健康和纯洁。　　

此外，由于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不坚定不纯洁的人和留用的一些旧人员带着各种不纯洁的思想甚至剥削阶级的思想混入了党内，试图在党内“混日子”、“捞好处”、“搭便车”，追求升官发财甚至进行招摇撞骗，以谋求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活动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甚至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也是具有生命危险的，当时加入共产党必须要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很大的勇气，所以这种问题在建国之前几乎不存在，但是在建国以后就逐步显露出来了。一个先进的政党必须要对党员定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定期清理门户，党所处的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从外部的角度显示了进行一场清理扫除运动的必要性。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客观形势、政治社会环境和党自身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给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了更为艰巨的任务，这种背景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骄兵必败、腐败必衰，江山难得、守成更难，这已经为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之下，“三反”运动事出有因、实属必然，可谓应运而生。　　

 （二）“三反”运动的主要过程与阶段　　

从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始到1952年10月为止，“三反”运动共历时10个月，主体过程可以分为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　　

早在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浪费问题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其中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的有贪污行为人员的事例（报告中显示，沈阳市部分单位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发现贪污案件400起，金额约5万元（旧币，下同）和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情况；同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露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严重情况；北京、上海和西南等地也反映了干部中发生贪污案件的严重情况。除贪污之外，“浪费现象现象也相当惊人，仅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就损失汽油7000余吨”；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贸易部向苏联订购牲畜防疫苗时，将3吨误写成300吨，将出口订货单中的“米茶砖”误写成“黑茶转”，各级领导审批时都未发现问题，致使造成损失62亿元。　　

各个中央局的报告和党与政府内种种的不良现象和倾向敲响了警钟，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定决心整治“三害”。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向全党提出了“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严重警告。党中央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分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这场斗争。《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发出标志着“三反”运动的的大幕正式拉开。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　　

12月3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及所属的一切机关工作部门，在1952年4月份之前，均应每月分别向中央作一次“三反”斗争情报和报告，以使中央有所比较，看各级领导同志对这次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实行奖励和惩处。　　

12月31日下午，党、政、军各部门处长以上数百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薄一波主持会议，中央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安子文宣布了中央决定并作了动员报告，限期1月1日至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必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会议还宣布撤销几个领导运动不力的负责人的职务。　　

1952年1月4日，党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即《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党委必须立即抓紧开展三反斗争；1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华北及北京、天津两市的高级干部和各界代表2300多人在北京召开“三反”运动的动员大会，亲自动员并让薄一波在会议上作了《为深入地普遍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1月上旬，各个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基本上都作了动员和部署。这样，“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高潮。　　

    “三反”运动开始之初，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些民主人士、党员干部找出各种理由不积极参加。为此各地召开了多种形式的动员大会（如社会各界联席会、群众动员会等），大力组织学习文件并举办展览，还开动几乎所有宣传工具进行大力宣传。经过一系列的动员，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大胆检举贪污腐化分子，积极揭发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以切实的行动参加到运动之中。　　

经过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大规模揭发检举，到1952年1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1月19日，中直机关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转入集中力量打“大老虎”（即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贪污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称作“小老虎”）阶段。此后的几天中，毛泽东又连续起草了几份电报和指示，号召“搜寻大老虎”。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党政军各个部门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大老虎”斗争，抓住典型严肃处理。　　

1952年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七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宣判，其中2人被判处死刑；2月10日，中共河北省委在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判大会并在公判大会结束后对二人立即执行了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坚持斗争、坚贞不屈，领导过农民运动，组织过狱中的局势斗争，没有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倒，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和人民的敌人。1950年春到1951年冬期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担任天津地区专员，二人的主要罪行就是在这一时期犯下的。二人在这一时期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利用手中职权大搞以权谋私；二人狼狈为奸，打着“机关生产”的旗号盗用公款聚敛财物，克扣国家下发的救济粮、治河专款、民工粮、机场建筑款甚至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盘剥治河的民工还进行非法的倒买倒卖活动；二人大肆挥霍非法得来的钱财，大搞享乐主义，生活腐化直至达到糜烂的程度，其中刘青山甚至还吸毒成瘾。当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二人的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时，二人不仅不思悔改而且还欺上压下、逢迎蒙骗、独断专行，陷害打击正直的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和广大群众，“老子们拼命打下了天下，享受些又怎样”成了刘青山常说的一句话。在刘、张二人的影响下，很多党员干部被“拉下水”，天津地区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和官僚主义浮夸的风气，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51年年底，在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终于被揭发出来，二人被迅速逮捕。经过调查取证等一系列工作，二人的犯罪事实最终被全部查清（二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约171亿元）。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建议：若不严肃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党中央最终同意并批准了河北省委的建议。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之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二人最终成为了人民的敌人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随着对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揭发和审判，河北省也进行了一些列斗争行动，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和反贪污大会，使“三反”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1952年3月，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三反”运动进入了审理、定案和处理的阶段。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基本原则；3月8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对贪污、浪费的处理办法和处理步骤并提出了制度建设的要求；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罪进行了界定，为惩治贪污犯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武器。　　

在“三反”运动进行的过程中，中共中央还根据不断发现的问题，总结和强调了要加强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以防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26日和2月3日分别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和《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相结合进行的指示》，使“三反”运动与打击不法资本家、整党、机关机构建设、组织体制建设等方面结合起来并相互促进。　　

经过将近10个月的揭发检举、审查审判和组织制度的建设健全，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了“三反”运动的胜利结束。　　

 （三）“三反”运动的最终成果和历史评价　　

“三反”运动从总的方面来看是成功的、健康的，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宗旨和目标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决定性的胜利。据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至900万人，其中受到处分的约占4.5%；县以上党政机关（未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约为383.6万人，其中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约10.8万人，约占县以上党政机关（未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2.8%。整个“三反”运动共查处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16.3%是共产党员），其中以中小贪污人员为绝大多数，受行政处分的占20.8%，免受处分的占75.56%；另外贪污亿元以上的受到刑事处理的大贪污分子占3.64%（约4万多人），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立即执行的42人，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
    从以上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三反”运动清除了大批贪污腐败严重的堕落分子，教育和挽救了党员干部的大多数。在中国共产党其后的文件和宣传材料中，对“三反”运动的评价很高，普遍认为：“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党的队伍，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大批腐化堕落分子，有力地抵制住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保持清正廉洁、打击贪污腐败、严惩腐化堕落、抵制各种不良风气和各种不良现象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清除了各种落后的社会风气，树立了朴实廉洁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党风的全面好转，使党和国家更加生气勃勃，使国家在五十年代出现了至今令人称颂的良好风气（如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三反”运动促进、推动了党和国家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暴露出了“机关生产”在建国之后的不合理、不适宜之处，中共中央在“三反”运动中适时颁布规定改正了这一制度和政策，使“三反”运动在加强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三反”运动对当代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启示　　

“三反”运动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当初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运动已经告别我们很多年了，而且由于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群众性运动并了解到了这种群众运动的弊端，很多人对群众运动的行动方式不再相信甚至十分反感。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三反”运动作为一次成功的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作为目标的斗争运动对我国今天的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包括了各级党的委员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范围非常之大，仅仅排除了军人。如今，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信念动摇、腐化堕落等）；面对公务员队伍中的很多问题，当我们还在苦苦追寻、探索答案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六十年前的那一场“三反”运动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的先行”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与线索。　　

 （一）守好“入口”并加强对国家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　　

俗话说：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我国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经过考试（笔试和面试）选拔产生的，所以守好“入口”就显得非常重要。由于目前我国公务员考试的“入口”把守不严，很多不具备基本政治素质的人带着“铁饭碗”、“高工资”、“好待遇”的一己私心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同时“走后门”现象也几乎成了正常现象。所以，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招考录用制度，坚决把好“入口”关。　　

毛泽东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这句话对当今公务员的招考录用提供了很大的指导意义。具体说来，在公务员笔试中，要增加关于理想信念和公务员基本宗旨、基本理念的考题。在公务员招考的过程中要加强群众监督，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邀请合格的人民监督员参与面试，从程序上杜绝、封杀公务员招考过程中的“走后门”等腐败现象。在公务员资格审查的过程中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坚定树立“任人唯贤”的思想，对报考人员的政治素质要予以严格考核，对业务能力很强但是政治思想、政治素质不合格的人绝不姑息迁就，坚决不予录用。　　

意识形态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则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所以，在把好“入口”的同时，要定期对公务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教育，加强对公务员进行“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公务员的思想进行定期的“清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公务员自身也要做到用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法治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坚定自身的思想意识，时刻保持政治思想上的警惕性，坚守好政治思想底线，带头遵守法律。　　

 （二）定期“清理门户”，对违法乱纪、考核不合格的公务员依照法律予以惩戒或者辞退　　

一个先进的组织必须要定期清理门户，留下精华、淘汰渣滓，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健康与活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优秀，形成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三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对犯有重大错误、严重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绝不姑息，坚决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出党，其中违反国家法律的还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没有人因为功劳大、官大或者面子大而免受处理。党的历史上的这种做法和“三反”运动中的这一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在当代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中，也必须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的定期考核和平时考核。对于考核不合格的人要坚决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惩戒或者辞退，如果发现公务员犯有严重错误则必须要坚决清理出公务员队伍；此外，如发现公务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及时地免去其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判刑。　　

 （三）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完善对公务员的各项监督机制　　

没有监督的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的人”但是人毕竟是有欲望的，如果没有制约监督则人的权力欲望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无限放大从而导致腐败的产生。所以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监督体制必须要健全、要完善才能使国家的权力达到良性运转的状态。　　

不可否认，我国的监督机制目前还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人民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等都还很不完善。在六十年前的“三反”运动中，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都被发动起来，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今天，群众运动的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轻易地发动，否则就会造成“折腾”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在当今要注意发挥制度的力量，有效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机制，实现真正的法治。　　

具体说来，首先要把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的监督权切实落到实处，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所以今后的建设正应该在执法、守法和司法三个方面下功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党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都已经有了，关于人民和国家机关之间关系、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规定也已经有了，所以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这些规定的问题了，这一些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密切相关的。就目前来说，如果这一些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则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的状况会得到大大改善。　　

其次要真正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完善民主党派监督机制。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讨论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不是国家机关。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各个民主党派和一些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陈毅当年就曾说过共产党人要乐交诤友，所以必须要充分发挥各个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彻底改变政协“只是拍手和发言”的局面。这不仅仅有利于防止腐败，而且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与良好发展。　　

除了人民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之外，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以及其他形式的一些监督机制也应该完善起来，进一步发挥其作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就是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相结合，所以司法监督是重要的一环，完善司法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在这一点上越南已经走到了我们国家的前面。越南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权干涉越南的司法审判工作，越南的最高法院可以审理涉及党的高级干部的案件。越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此外，媒体监督也是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任书记吴官正讲到“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执行着党和人民的意志，所以要替党说话、替人民说话，宣传党的正确思想，报道人民的心声，坚决勇敢地揭露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　　

 （四）在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中要注意打“大老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近些年来，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些是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更是败坏党风党纪、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陈良宇、文强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三反”运动中，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立过大功的高级干部刘青山（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曾任天津地区专员）因为种种腐败行为被处以极刑，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作为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处以极刑震慑了一批人、挽救了一批人，同时也教育了大多数人。“三反”运动中这个著名案例为今天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当年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有人曾经向毛泽东求情，但是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当今，法律也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官大、权大、影响大就纵容姑息、网开一面；恰恰相反，对那些职位高、权力大的腐败分子更要予以严惩，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向党和人民交代，也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建设公务员队伍。所以在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中要严厉查处高级党政干部的腐败问题并严肃处理。　　

    “为人民服务记心间，立党为公谋发展，执政为民用好权，清政廉明重诚信，修身立德志高远，以人为本共同创业，爱党爱民多奉献；科学发展观记心间，求真务实绘宏图，与时俱进重实践，依法行政善管理，和谐高效谱新篇，开拓进取建功立业，强国富民是心愿；为人民服务记心间，立党为公谋发展，执政为民用好权，和国家共命运，和人民心相连，团结一心永远向前——”这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的心声和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不能完全做到这些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公务员。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南方周末》的前评论员笑蜀（陈敏）曾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国家的老一辈领导人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很多“历史的先声”。在当今的中国，当很多人在为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措施与方法苦苦思索的时候，有很多人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或者中国的港台地区，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我国六十年前的那一场“三反”运动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的先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要研究与挖掘，这样才能更好的面对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　　

[3]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　　

[4]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　　

[5]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8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　　

[7]何明编著：《建国大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8]高新民、张希贤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10　　

[9]毛新宇著：《爷爷毛泽东》，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3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2]杨先材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008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