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社会底层“向上的渠道”

　　无论是近期题为《警惕阶层固化，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教师发帖称寒门难再出贵子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所述的一些现状，还是此前如题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速 纵向流动通道渐狭窄》、《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评论所述问题，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是不是，“向上的渠道”之“上”是什么？

　　坦率的说，我们现在所讲的“上”，多数情况下体现的恐怕是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焦虑综合症，进而都想通过“向上的渠道”来改变、减轻这个焦虑综合症；而造成这个焦虑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职业歧视，特别是对工矿企业、建筑领域普通职工、农民和诸多从事服务业职工、或小商小贩的歧视。如“武汉一位遛狗妇女追着环卫工人大骂”、“民工乘公交坐台阶 只为怕弄脏座椅”的视频，或迄今为止还没有在根源上得到扭转的欠薪问题；因此，对于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们来说，向上流动不如说是为了摆脱所从事的职业。

　　又如，一段时间来所曝光的五花八门的“萝卜招聘”，再到湖北黄冈市浠水县的第二季“萝卜当官”新鲜出炉，说白了就是典型的职业歧视使然；对于如题为《中国白领进收入怪圈：无论挣多少钱永远是问题》所述的“怪圈”，其实质也是一种岗位歧视所造成；而如题为《加华人青年陷入社会边缘化 前途渺茫陷文化迷惑》所叙述的“大多追求金融商业、法律医学等高端高薪职业＼有些人只有重回社区学院，学习实用技术型的专业，如医护、技工等，造成年轻人在就业方面极大的心理负担＼有对前途感到的迷惘，甚至理想的幻灭”这类问题，同样是没有摆脱职业歧视所导致。

　　也就是说，在所谓“主流人士”眼中，某些舆论在有意无意、或刻意导向上，“上”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地位的具体体现，或什么彰显身份价值、地位的代名词，或也可以说是一种三六九等的、尊卑贵贱的职业划分。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构成不可能都是由“上”的职业所组成，即使是一个部门、企业也不可能都是“上”的岗位，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可遗憾的是，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逐步流行起职业的尊卑贵贱和等级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工矿企业在如“一支笔”、好处向管理层倾斜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指导下将企业职工正当的、法律和法规赋予的权利、利益一步步的侵蚀和剥夺，甚至于一些号称是主流经济学家、精英贤达们和某些媒体坐在风吹不到，日晒不着的办公室中连篇累牍的大肆抨击企业职工应当享有的劳保和福利等待遇，并妖魔化职工持股，以至于现在为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职工持股成为了罪而被取缔，不劳而获者却成为了“战略”；再加上如“待富论”、“大家拿论”、“吐痰论”、“保持现状论”，诸如此类的带着职业歧视性理论的层出不穷，以及“屁民”、“不明真相的群众”等问题，企业职工基本上“被”沦落为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弱势群体，进而这股“被弱势”之风又蔓延到不同的职业、岗位和企业中。如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热潮问题，其根源不就是“香港”招牌能够获得众多“上”的优势、好处吗？因而也就成为天然的“贵子”了吧。

　　同时，在如房屋拆迁、上访和举报这类的问题中普通人的利益、权益时常遭到侵害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或如“许霆案”、“彭宇案”、“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推坐”、“我爸是李刚”，或如“一元劳教案”、《偷鸡数百只，两人判无期》这类被称之为法律之耻的案件，又或者是一出现暴力执法、强拆民宅、捣鼓“中华脊梁”这类的问题都是临时工干的，不就是职业身份歧视在作祟吗？

　　所以，不论是“上”，还是“贵子”，多数追求的是能够分享到特权（或得到庇护）之羹，甚至是一种不受法律、规章制度约束的，并凌驾于其上的特权。看看如明星吸毒和普通人吸毒在法律、舆论面前所受到的不同待遇，或如《官员“失身”，反腐“失态”》、《“假免职”让政府形象“真受伤”》等评论所述的问题，亦或者是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学术腐败基本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等不一而足，不都是很好的佐证吗？

　　然而，“上”的岗位、职位毕竟只占很小、很少的份额，因此即便是向上的渠道畅通又能如何呢？

　　如《山东一省级贫困县配6个副县长15个县长助理》、《辽宁铁岭9名副市长20名副秘书长》、《深圳多个部门副职超编严重 有单位设1正20副》、《国家级贫困县配有12个副县长 专家称挂职不超编》、《助理和副职们表演的“千手观音”该谢幕了》、《“副职超编”会是官场丑闻终结版吗?》这类的报道和评论所述现状存在久矣了吧，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不是为了“上”而上呢？又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只有这样的“上”才是对某一个人成绩的肯定？或者其他什么意义的彰显、表达呢？

　　如今，这样的“上”在各行各业中可谓是多如牛毛，冠以“家”、“总”、“高级”、“第一”、“首席”、“顶级”，或什么级别头衔称谓者也俯首皆是，恐怕无非是“上”的岗位、职位太稀少以此来人为制造“上”吧。而众多普通人又似乎把拥有某种商品看成是“上”，实在“上”不了的，来个奢侈品也算“上”一回了吧。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是说，不仅是底层向上的渠道狭窄，即便是“高层”向上的渠道又能有多“宽”呢？所以，“底层”这个概念是不是很值得商榷呢？其又是不是带有明显职业歧视的色彩呢？

　　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如《外企梦魇：伦敦金融城中国区负责人自杀始末》、《复旦32岁女教师患乳癌 叹息买车买房买不来健康》、《高管自杀潮背后》、《证券业职员跳楼自杀》和《博士疑因论文没写好凌晨跳楼自杀 遗书称压力大》之中国博士生似乎也成自杀高危人群的问题，以及什么多少岁现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问题恐怕已不是社会底层“向上的渠道”问题，而是存在的日趋严酷的贫富悬殊、各类腐败行为，或权力、资本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以及非常严重的职业歧视；当这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后，所谓的底层向上的渠道也就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