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真国士，款款道中庸

拳拳真国士，款款道中庸　　

——读懂中国：《中国大形势》践履的诚信本色之四　　

四、拳拳真国士，款款道中庸　　

古语说得好：“青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中庸不是无情物，原是春风暖百家。　　

21世纪的太平洋亚洲决不应该重蹈20世纪大西洋欧洲自相践踏，而让美国流氓政府及华尔街这一魔窟从中渔利的覆辙。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前亚洲文化、政经及军事态势，恰恰已经为这出悲剧做足了全面铺垫。舆论上更是喧哗无度，在中国之汉奸卖国贼们的怂恿下，亚洲诸邦群魔乱舞，恨不得当下就在“华盛顿”或“华尔街”号的撑腰下，妄图从中国东、南沿海，包括中亚杀出一条血胡同，成为21世纪的N国联军，使其驴蹄肆意咆哮于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民众的意志之上。　　

老虎不发威，就是病猫了吗？蒋介石不抗日，汪精卫当汉奸，日本鬼子就没有被打回老家去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非得逼使中国人民发怒扬威，要新帐老帐一起算，讨要公道公理之时，一些国家政府的二鬼子才知道什么叫末日来临吗？所以，中国必须有责任担当，但是这个责任不是维护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人类新文明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　　

那么，面对如此的不堪画面，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在思想上又该以何姿态来从容应对呢？　　

不管年老、年少；不论学问是如何地莫测高深或浅显直白；也无论在过去的时光里做错了还是做对了；我们都不能不为翰啸对三个大问题系统而深刻的揭示悚然动容。　　

1.中、西方谁是现代文明的思想教父——大道中庸是否回流？　　

“两千年以前，我国著名思想家（按：卡尔雅斯贝尔斯一改西方中心论，即中国没有哲学的荒谬言论，已经将孔子、老子归入大哲学家之列，尽管他关于思想范式、思辨、形而上学的区分并不十分理想。但是这一作为终究足以一堵西方哲学“二道贩子”和洋奴门“中国无哲学”的歪嘴了）孔子就给我们提出了中庸的重要性，后来的学者也一直将中庸看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部分。但是放眼望望我国的经济学界，大部分人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仍然喜欢陷入极端，这种情况不是一般的严重，而是非常严重。　　

判断学者是否走入了极端，标准就是看这些学者在提出主张时是否顾此失彼。如果学者分析问题不够全面，总是迷信或夸大某一点对经济的作用，必然是走入思想误区。”　　

曾经震懔于青年战士不可撼动的深沉，如今又要感动于年轻学者在平和的叙述中所透露出的传统血脉和对于野蛮思维的命门把握了。而一直贯穿于全书所有章节的中庸的思想精要，也正是本评定其为“践履本色”的原因所在。　　

野鸡，是“顾头不要命的”；买办，是“顾腚不要脸的”。如果你不知为何这两样东西偏偏都让我国当代的“经济大师”、和新自由主义的“独立学者”给占全了，那你也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全盘西化”和“颜色革命”了。　　

需要强调的是，文明与技术是两回事儿，先进技术不等于先进文明，它们之间还隔着基础科学，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哲学，即人的思维式法这道坎呢。思维式法，及其所运用的表达思想的文字语言，才是人超越于开始动物的根本所在。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　　

也就是说，依照大道哲学、科学、技术的排列顺序，才能理清人类文明历史的真正脉络。否则，就是狗眼看人低了。　　

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中国向西方传递了什么：　　

“中国影响西方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影响中国是历史的回流，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曾经掀起了长达一两百年的‘中国潮’，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当时西方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都有中国专著，即使是当时标新立异的学者，也要从对中国的批判中树立自己的学术合法性及社会影响力。中国思想对西方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国的历史教科书。”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制度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西班牙传教士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版《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21年，英国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又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中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出版。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1689、16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兹出版《中国近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白晋《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选择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准则，曾经在一个国家受到最严格的遵守，这就是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兹、霍尔巴哈、魁奈、歌德、马克思韦伯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崇拜孔子，对中国的道德及政治制度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因此，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不幸。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为孔子为天下唯一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主张欧洲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狄德罗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时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前，莱布尼茨的学说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学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　　

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　　

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地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农奴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俺也知道这段引文有点长。可是实在是因为哪一段都难以割舍，因为这些史实对于现代的中国人太重要了。根本不需要夸张，翰啸《中国大形势》只凭这一点就可以永载史册。　　

中国近代史缺了这一环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一些人数典忘祖、自我矮化、自戕、自残、自我缴械的总根源。中国语文教科书没有选取这一课目，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根本败笔，是几代人一个不容推卸的责任和心灵创伤。它使中国近代太多的政治家陷入迷途或做出不同程度的错误举动，并为野心家所利用。　　

所以，必须强调，在文明的思维境界高度上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才在字面上成为类“中庸”智慧的“回流”，其他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取得只是物质性的文化范畴，不能与文明道德范畴同日而语。　　

就像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丢掉了信息量一项一样，其实“辩证唯物主义”唯一缺乏的正是大道中庸，也就是阴阳观——太极阴阳原理的“合理内核”。　　

就是说，中国这个老师对于西方这个逆徒而言，传授的是道德智慧和生态社会的建设；而西方这个神学牧师，在现代对于中国（也就是西方早期科学著作中经常把一些东方的科技成果算到“印度”头上的那个“被印度”称呼的国家）这个老实巴交的“俗家弟子”来说，教的则是“被拉兹的”：“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这也正是以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者极力贬低中华文明及生象文字所要达到的无耻卑鄙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这一刚强的集体是智慧的、也是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没有选择西方中心论者，而是选择了具有天下思维，为世界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懂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2.政党分赃制是国家体制中一颗硕大的资本毒瘤　　

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大部分学人与国际接鬼还来不及，“拆零”、“解构”、“分化”、“西化”还嫌不彻底的情形下，能够如此精辟地分析“政党分赃制”，并得出如此明晰和准确的结论，不但难能可贵，而且是震古烁今的。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按：其实很多被我们今天称为哲学家、科学家，尤其是神学家的也是。比如：哥白尼、布鲁诺等）、贵族、封建诸侯，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因此官员们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弊端明显。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腐败。在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执政党要谋私，各级官员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政治录用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腐败行为近乎掠夺。它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动荡后，英国政坛从19世纪开始寻求解决，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　　

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下延伸，看一下美国的国父麦迪逊又是怎么谈西方社会的共和政体的：　　

“政府的一般政体和形式是否一定是共和政体。显然再没有其他政体符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鼓励每个爱好自由之士把我们的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光荣决定了。因此，如果发现制宪会议计划不符合共和政体的性质，其拥护者必然会因其不再能为之辩护而予以放弃。　　

那么，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特点呢？如果寻求这个问题的回答时，不求助于原则，而是求助于政治家们在各国宪法中关于这个名词的应用，是决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的。在荷兰，没有一点最高权力是来自人民，却几乎一致公认为共和国。威尼斯也得到同样的称号，该国对大多数人民的绝对权力是由一小部分世袭贵族以最专制的方式行使的。波兰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用最坏的方式结合的混合体，然而也被授与同样的尊称。英国政府是世袭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的结合体，只有一个共和政体的枝叶同样不适当地时常被列入共和国之林。这些例子彼此之间的不同，几乎跟它们与真正共和国的不同一样，这就表明这个术语在政治论文中应用得极不确切。”　　

不知道那些比较论者看到这样的结论时，会有什么骄傲的想法。至少有一点可以没事偷着乐，也就是说，在对西方学术著作的译注中可以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了，因为其原本就是鸡同鸭讲的一锅粥，又怎么能妄图通过词语的考据或辨证来证明谁对谁错呢？这也许就是一些学人拼命鼓噪“多元论”的来由吧。只是苦了那些误信了这些小人之无耻滥言的当政者，最后不得不里外不是人，谁叫你修行不够，道行太浅，官升地快，素质却提高地慢，又听风就是雨，禁不住忽悠，瞎折腾呢？也就难怪赫拉克利特要说出：“猪喜欢在污泥中取乐”，这样无奈的话了。　　

那么中国的文官制度，以及政党（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又如何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宋朝政治家欧阳修的《朋党论》为窗口，做个学术支撑。从中，我们也可以对君子与小人这两个范畴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不然一旦我们有关“小人”的思想被于丹的“女人和小孩”所“温暖”、“淡定”，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成了糟糠和垃圾了，扔都来不及，还妄言什么伟大复兴？　　

附：《朋党论》欧阳修　　

（《古文观止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第1次印刷  定价：1.88元。背景及译文均略有改动，以期精确，如有误，文责自负。）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出身贫寒。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曾参加范仲淹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直言敢谏，因而屡遭保守派的诬陷贬斥。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散文、诗词及文学批评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主张写文章要切合实际，平实朴素，反对唐末五代以来浮靡晦涩的文风。　　

欧阳修在这篇文章中并不直接为妄加在范仲淹等人头上的“朋党”罪名辩护，而是先出人意料地承认“朋党”是“自古有之”的。紧接着笔锋直入，指出“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治理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并历数不用君子之党而遭致灭亡，用君子之党而获得大治的历史事例，反复说明君主不应该害怕朋党，而在于分辨贤愚，用君子，退小人。　　

文章写得理直气壮，使保守派强加的罪名不攻自破。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心平气和而又颇有锋芒，这就是欧阳修说理文特有的风格。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辩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朋党之事，及关于朋党的议论，古今皆存，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只在于国家首脑能否明辨君子于小人罢了，与朋党自身是无关紧要的。总体上来说，君子和君子，以共同的志向和思想追求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有着相同的利益及一个圈子的关系而勾结成团伙。这也是自然法则，没有什么可惊诧的。】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但是，我敢断言，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知交。原因何在？小人贪图的是钱财和官位，要害在物质利益。当他们共谋利益时，可以暂时勾结成团伙，而不能称其为党。到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抢权夺利，或因无利可图而疏远交恶，就会自相残害，即使是亲兄弟，宗室家族，互相之间也都不能照应。所以，我才敢说小人没有朋友，他们暂时结成的团伙，只是虚张声势。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固守的是道德公义，践履的是品质和诚信，珍惜的是声誉和气节。用这些高尚的情操修养自己的品格，那么有共同的志向和思想追求的人就会互相辅助；凭这些高尚的道德为国效力，那么，就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从开始到结束都心志如一，这才是君子们的朋党所在。】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下，而皋、蘷、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所以，作为国家首脑，只要能够识别和贬斥小人的利益团伙，坦诚起用君子们的真正朋党，就可以安邦定国，天下大治了。　　

尧的时代，共工、驩兜、鲧及三苗部落首领勾搭成利益集团。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个有德能才华的“八元”，和苍舒、隤敳、檮螾、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八个善良能干的“八恺”结成朋党。舜辅佐尧，贬退被称为四凶的利益集团，晋用八元、八恺贤良朋党，创造了天下太平。到了舜登基为天子的时候，皋（主管刑法）、蘷（主管音乐）、稷（主管农事）、契（主管教育）等22个贤能大臣同朝共事，互尊互谅，并耀生辉。22人同为一党，都得到舜的重用，也一样天下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尚书》载：“商纣拥有亿万臣民，因而有亿万条心；周武王只有三千部属，却团结一心。”商纣的时候，大臣百姓各怀异心，可以说没有了朋党的影子。但是纣却导致了商朝的覆灭。周武王属下三千部属团结为一个朋党，皆为武王所用，周朝遂有了八百年的历史传承。】　　

后汉恒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东汉恒帝时，宦官专权，李膺、杜密、陈实等忠义之士因反对宦官而被诬为结党营私，逮捕下狱，以至灵帝时“党锢之祸”，李膺、陈蕃等一百多人被杀，全国有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公元184年，钜鹿人张角聚众数万黄巾裹头起兵造反，朝廷大乱，才后悔醒悟，将被冤枉的人士都释放出来。然而，汉王朝到了此时已经无法挽救了。】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唐朝末年宪宗时，代表士族地主的李吉甫与代表庶族地主的牛僧儒、李宗闵各树旗帜，“牛李党争”历四十余年。到了哀帝天佑二年（905年），谋士李振因多次考进士不中，心怀怨恨，向权臣朱温建议：“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于是朱温在洛阳白马驿杀大臣裴枢等全部当朝名士，有的甚至被投入黄河。于是，唐朝也随之灭亡了。】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恒帝；能诛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之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辩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前代的君主，能让人各怀鬼胎而不结为朋党的，没有超过商纣王的；能杜绝贤良朋党的，没有谁胜于汉恒帝；能灭绝清流，肆意胡为，没有哪个朝代更甚于唐哀帝时期；但是，他们的国家也因此而灭亡了。互谅互让而不妄自揣度，没有哪个朝代的臣子能比得上舜的22个士大夫，舜也不心存疑忌而善用他们。但是，后代史书却没有讥讽舜被大臣的朋党所欺蒙，反而赞诵舜是英明的圣人，完全是因为舜能识贤用能之故啊。周武王的三千部属同为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古今未有。然而却因此而开创了文明鼎盛的大周王朝，证明有高尚品德的人是多多益善的呀！】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这些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都是可作为国家首脑的借鉴的。】　　

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重重的思考题：中国古代王朝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奴隶？封建？资本？还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