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教授的不斗争哲学及其仇恨思维
有学者说,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就在向小朋友们灌输斗争哲学。
何谓斗争哲学?
简单地说,斗争哲学的理论前提是:这个世界是人吃人的;结论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你不想在这个人肉的盛筵上成为别人的食品,就必须学会斗争。
上海的朱教授愤愤然站出来说:咄,不对,斗争哲学是完全错误的。
帮朱教授设想一下:其实反驳斗争哲学也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能够证明这不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人爱人的世界,那么斗争哲学就自然而然丧失了合理性,不消驳斥就自动倒塌了。
但那位自以为聪明的朱教授显然不屑于这样做。他所能够做的,就是翻来覆去地声言不能再让我们的下一代信奉斗争哲学了。看得出来,这位朱某相信:真理完全是重复千遍的结果。
事情何止于此!这位朱某教授事实上已经在无法论证“斗争哲学”的错误性的基础上,干净利索地把他认为的真理公诸于众,并试图强迫小朋友们接之受之了。
这就是上海市的中学历史课本。在这套教材中,朱教授们直接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是人吃人的世界。这很不错,很符合孩子们的思维特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宁愿读格林童话而不是陈胜吴广起义。那时我们都在想:如果不长大,能够永远生活在格林兄弟构想的世界里,那该有多好。
是啊,如果小孩子们能够全身心地浸淫于朱教授们以写童话的方式编纂的历史书中,那该多好啊!他们就不仅不需要信奉斗争哲学,而且也将避免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了。
但遗憾的是,小孩子们总要长大的。而且即使是在学生阶段,他们只要跨出家门,在走入校门之前,就会碰到一个跟朱版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是啥样的?朱教授也许不知道。看看新浪网的高点击新闻标题就知道了:
绑架……诱拐……奸杀……碎尸……强迫卖淫……断肢行乞……
在每次看到这类标题时,我都衷心地希望神通广大的朱教授能够跳出来,举起手中的魔棍,指着那些字眼大喝一声:“呔,你们乃是虚妄!”于是天花乱坠,世界上又复充满了爱、艺术、美……
但朱教授做不到这一点。在现实生活面前,他只是一介庸夫而已。他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当然他也许会轻蔑地说:学者的工作在于幻想世界,而非改造世界。
这不无道理。但却苦了不可能想朱教授一样永远生活在幻想中的孩子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抛弃斗争哲学,就意味在一个充满恶狼的世界里做一只肥嫩而新鲜的小绵羊。
我们不妨假设小朋友们都是朱教授一样的书呆子,宁愿相信康德的物自体,也坚决不相信新浪网的骗绑奸杀类新闻。唯有这样,才可能真诚地把朱版历史书当作百分之百的真理,认为这个世界是由艺术啊、美啊、创造啊之类好东西构成的,是一个人爱人而非人吃人的世界。
如果是这样,万一小朋友们背着朱版历史课本,在校门口一脚跨出充满艺术…爱…美的世界,遇到一只来自现实生活的恶狼,哎呀,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小妹妹,我有很多美丽的艺术,跟我走吧。”
“小弟弟,我有很多伟大的创造,随我去啊。”
既然小弟弟小妹妹们虔诚地信奉他们书包里的朱版历史课本,那么就必须毫不怀疑也不反抗地跟着大灰狼走。因为如果起了疑心,那肯定是由于相信“人吃人”的现实;如果想反抗,那肯定是由于信仰“斗争哲学”。这是对课本的背叛,一定会严重伤害朱教授的心脏的。
不过,尽管朱教授也许会伤心,我还是得估计这世界上不会有哪怕区区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会相信朱教授关于“人爱人”和“友爱哲学”的理论。——就连朱教授的子女也不会相信他那些美丽得如梦呓一般的东西。
但这又引出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朱版历史课本,那么采用朱版历史课本的历史教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考试来讲,它确实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历史考试得了一百分的学生一出校门,就不得不换一种思维,随时准备应对现实生活中人吃人的斗争,这种重要意义就变成可笑和荒谬了。如果朱版教材不能得到“市侩化”的学生们的信任,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它的唯一意义就在于使下一代学会虚伪,使他们随时准备嘴巴上说着一套,钢笔下写着一套,心里想着一套。
换言之,朱教授的新版历史书具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就是它能够为制造一个精神分裂的中国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但这还没有完。
我觉得:把朱教授的历史课本贬低为书呆子的痴话,或许贬低了他的智计和心机。但如果进一步发掘朱版历史课本的意义,却又不得不发现在这套课本底下隐藏的变态心理学涵义。
这就是朱教授们的“仇恨思维”。
这是令人困惑的:反对斗争哲学的朱教授会仇恨谁?他怎么可能仇恨谁?他不是提倡“友爱”“和谐”的吗?
答案很简单:朱教授们仇恨毛泽东,仇恨毛泽东时代。而且他试图通过教材把这种仇恨传递给天真无邪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发生的。但这一切分析起来都并不困难。
在记者问到新教材为什么不讲毛泽东时,朱教授的答复是“毛泽东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历史人物”。
我深深震惊于朱教授的回答。因为朱教授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但他这个回答却显然来自于一个完全没有哲学理念的学术棒槌,显示着在认识论方面的全然无知。要知道,对于一切了解现代哲学的人士而言,“定论”是一个可疑的用语。不言而喻,朱教授是想用“定论”来表示“大家都接受的结论”。但问题在于:可能存在“大家都接受”的结论吗?答案是完全否定的:根本不可能。从历史学领域的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世界学术界并没有就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取得一致的结论。
如果朱学勤同学肯俯耳聆听本老师的教诲,那么不妨凭着良知(不妨假设他有良知)自问一下:在你主持的新历史课本中,有哪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理论是举世公认的正确结论?你可能举出一两件来?
我不相信朱同学能够举得出实证来。然而,尽管历史事件和历史理论充满疑问,朱教授还是把它们写出了自己的历史课本,而且在事后遭遇各方面的强烈质疑的情况下,并没有因为它们比毛泽东更富于争议、更没有定论而宣布要重写这套教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无疑反映了一种双重标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双重标准的根源是由于偏激的爱与恨:由于这些情绪是如此激烈,因此它可以轻易战胜理性判断。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特征。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当其爱与恨走向偏激时,其学术视野就被变态心理完全支配了;他也不配再被称为“学者”,称之为“疯人”足矣。
一个对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深怀仇恨以至于丧失了学术公正的“学者”居然能够写出没有“斗争”的历史?这是天方夜谭。不过,朱某并不是反毛仇共的始作俑者。在自己拼命谴责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同时,却把对毛泽东的无情斗争贯串到编写学校课本的工作中,这是二十多年来精英们一贯的虚伪作风和奸险传统。
所以我们自己从小就接受了这种仇恨思维的教育。
这种仇恨教育使一些人逢毛必反,逢“文革”必骂。仇恨思维使我们至今不能客观地面对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使得那段复杂而多彩的历史成为简单的两个字“浩劫”。
只要会说这两个字,鹦鹉也会被精英们称为“有学术良知”和“客观公正”。
被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所坑害的,并非只是那十年的历史。这种仇恨思维使得年轻一代一听见“文革”二字,就立即想到那是一个天天都有武力,天天都在揪斗总是非常正确的老干部的十年。于是,它从根本地贬损了我们父母辈整整十年的心血和奉献,使我们无视他们当年克己建设的业绩,让历史在两代人中间断裂开来。
更重要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时代的仇恨教育甚至塑造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学会了惯用极端的方式思考其他问题,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律作简单的全盘否定,甚至可以为了否定而完全歪曲事实。这种动辄祭出妖魔化大刀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思维能力。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近三十年来整体水平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这种“非黑即白,不白就要涂白,不黑非得抹黑”的仇恨思维变种。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朱某等人所体现出来的仇恨思维,其烈度是超过毛泽东时代的斗争哲学的。这个结论并非空口闲说,至少一位女孩子的“亲历”为它提供了佐证。
在当年那场涉及几千万人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个女孩的父亲由于一封诬告而遭隔离审查。在高度的心理压力下,他终于在审查期间郁郁而终(她是这样说的)。尽管后来的审查结论推翻了那些来势汹汹的控告,但这毕竟是一个来得太晚的好消息。事过多年以后,当年尚属婴儿的那位女孩子告诉我,父亲的遗书是这样嘱咐妻子的:
——好好抚养孩子,叫他们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跟着H主席走,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没有说“不要仇恨”,但宽容之态丰盈可掬。我深为震惊。因为“揭批查”正是H主导的,而受害者却要求孩子们跟着H走!我没有理由不感到震惊,因为无数的伤痕小说都要求读者们出于对小说主角们的不幸的同情,而高度仇恨那个使他们遭遇不幸的那个时代!
与那位女孩的父亲相比,我是浅薄而且褊狭的。我的反映说明,在经过朱教授们的教育之后,我已经完全不能够真正懂得毛时代的“斗争哲学”。看来,毛氏斗争哲学要求严格区别私恨与公仇,不允许任何人把私人恩怨变成政治仇恨。在那个时代,有斗争,但真正信仰毛氏斗争哲学的人并不会有仇恨!这样的斗争哲学,也许会产生伤痕,但不会分裂社会,那是一种促进和谐的斗争。
与毛氏斗争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喊“不斗争”的朱教授们毫不犹豫地把私人不幸作为政治仇恨的唯一理由。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仇恨思维:如果有人作过对不起你的事,你一定要成千上万倍地仇恨他们;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利用你手中的权力,无情地贬损他们,哪怕颠倒黑白也无所谓,反正就是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你看别人眼中有刺,你的眼中却有房梁”,这就是朱精英们倡导的“不斗争”哲学的实质。它所暗含的仇恨思维已经误导了整整一代人,而且还试图更加深刻全面地误导下一代人。
我们也许已经无可救药了,但那些处于朱精英们魔咒下的孩子们呢?
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