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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时代

火烧 2022-03-13 00:00:00 思潮碰撞 1025
本文探讨文化时代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分析其特征与意义,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涵盖文化融合、精神追求及文明进步等核心内容。

论文化时代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文化时代是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代,是文化和精神追求上升为人的第一需要,东西方文化在交流碰撞中走向融合,文化成为文明进步决定性因素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软实力”的提出标志文化时代的来临!文化时代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彰显的时代;使审美文化取代功利文化,“以财富为唯一目的”的历程的终结,人的创造性和幸福感得到普遍提升的时代;使人的心灵美好、社会和谐、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阳光普照大地的时代。

  关于时代海内外有不少学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三时代学说,即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状态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1]。摩尔根着重研究的是人类史前的进化历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情景不是研究的重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生产方式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三个时代。对时代问题的研究,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涉及人类文明的进化特征,涉及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这里尝试从影响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角度,提出了军事时代、政治时代、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的四时代说,着重分析了文化时代来临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特征,向方家请教。

  一、文化时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人类的史前社会状况,摩尔根已经做出了卓越的研究。恩格斯认为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以前,是无可辩驳的。摩尔根在他的三时代学说中提出了野蛮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认识到了军事在古代社会的意义。人类为了与自然界作斗争,战胜饥饿、贫穷和愚昧,需要组成强大的团体,它既是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同时又是战斗的集团,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所说的“居民自动武装”。 [2]

  原始社会内部的温情和和谐与外部的战争和冲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的目的大以争夺生存空间,防御野兽的进攻,防御其它氏族部落的侵犯。氏族酋长往往兼任军事首领,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成为氏族的象征。古代神话当中有不少军事英雄,他们的事迹广泛流传,为人们所推崇。留下“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中国古代流传的炎黄大战赤尤、炎黄交战最后以黄帝取胜,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荷马史诗》在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为人类的英雄时代。

  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说, “力量和勇敢经常代替当时的一切美德,以至拉丁人本来创造出来为了表示肉体上力量和勇敢的词vitus当作美德的意义来使用。”“力量和勇敢是处于经常不断的彼此斗争和同自然作斗争的原始人的首先的和最必要的美德。”[3]

  军事在原始社会是举足轻重的,生存空间的开辟,氏族势力的壮大,内部凝聚力的加强,都是在战争中实现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野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高超的智慧,神圣的信仰,复仇的欲望,娴熟的技艺,合作的精神,都是为了在战争中展示英雄的气概。军事组织是人类政治组织的雏型,军事保障是人类经济的动力,军事知识是人类文化的先声。军事在氏族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把氏族社会称为军事时代。

  随着氏族组织的解体,社会分裂为阶级,政治国家产生,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命题[4],希腊人以参与政治生活为最高的荣誉,政治家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政治的稳定与开明。哪个民族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最发达,哪个民族文明程度就高。

  那时是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和畜牧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生产发展水平很低,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很大,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几千年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都不发生变化,经济因素怎么能成为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呢?由于兴修水利和防止外族入侵的需要造就了强大的政治国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只有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才创造了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古长城和大运河等人间奇迹,造就了四大文明古国。古代是政治决定一切,这是中外历史学家的共识,我们称为政治时代。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是政治哲学,汉唐文明得益于政治制度文明。

  欧洲社会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重商的传统,一个是基督教的传统,这是打开西方文明的两把钥匙。雅典在古希腊商业非常发达,才蕴育了民主政治,科学、哲学和文化繁荣。

  欧洲中世纪宗教与政治两把剑,基督教思想家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教皇与国王有矛盾,国王与贵族(骑士)有矛盾,迫使教皇与贵族结盟,国王与商人结盟,中世纪就是这四种政治力量的斗争。

  商人因为成为国王的盟友,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中世纪一些城市甚至建立了商人主政的共和国,而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商人阶层终于脱颖而出,成为资产阶级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孕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商业是人类文明的酵母!近代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文明,“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多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5]。

  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文艺复兴曾经起过伟大的作用,科学技术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文化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并为经济和政治的进步开辟道路,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有了巨大的进步,极大的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6]。

  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立即就会让自己出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在闹市无人为,富在深山有远亲!经济决定一切,金钱就是上帝!马克思的政治学是“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见马克思是发现了经济时代的真理。

  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认为,财富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的,这样的文明形态必然会被历史所超越。“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成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史的终结,因为这个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7]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8]“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相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只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一所创造,有所前进。”[9]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10]“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11]“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3]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4]“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5]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16]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软实力、文明冲突和融合等理念的提出,标志文化时代的来临。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文化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审美文化将取代功利文化,“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二、文化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中,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个时代,现在要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自然经济主要是采集业、渔业、畜牧业和农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人类文明初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很大[17]。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尤其是第三次分工使商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商业的发展是部落之间的交往得到加强,社会联系日益增多,部落联盟形成。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部落首领凭借手中的权力聚敛社会财富,产生了剥削和社会不平等,阶级和国家被孕育出来,科学从神话中脱颖而出,教育和艺术被发明出来,道德从习俗中升华出来,法律成为社会的刚性规范。因此,商业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酵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资本成了能够不断增值的商品,促使资本家不断的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拓宽消费市场,由消费品生产到生产资料生产,由工业到农业到第三产业,由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和发展空间。

  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市场经济,即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制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它既保留了商品竞争的平等性,又限制了垄断经营的掠夺性。市场经济有自身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法制经济和诚信经济。

  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概念,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1986年英国的福米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了“高技术经济”的说法。到1996年经合组织明确地把未来的经济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知识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在这里,知识是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知识,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注重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影响生产的外部因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1983年提出了一种“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回报率,而这又可反过来增进知识的积累,人们可以通过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以及产生新的改进的产品和服务而实现上述目的。

  国际经合组织(OECD)1996年,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将知识经济定义为:“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直接放到生产体系中考虑,把知识列入生产函数。而且对知识生产的投资不仅能够增加知识的积累,还能增加其他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未来学家预计21世纪的核心产业将是知识产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发展都要以知识为基础。[18]

  知识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经营中的广泛运用,产品质量、品牌和知名度的提高,销售量的增大、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取决于产品的科技含量,世界一流企业首先占领的是高科技领域。

  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在二十世纪未、二十一世纪初,人类已经跨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的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反应。

  三、文化时代是彰显软实力的时代

  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 硬实力和软实力 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围绕“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 明示人们以一种新型、全面和平衡的发展路径 ,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分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就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相比之下,硬实力较易理解,而软实力就复杂一些。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20]

  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在交流碰撞中走向融合。国与国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和军事、科技实力的竞争,而且取决于国家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制度感召力,是综合国力的竞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是文化时代来临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文化发展日益成为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习近平指出“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1]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现代化曾经发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科学和民主思想得到弘扬,但是“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思潮也有消极作用;到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论”仍然是主流意识;直到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国学热兴起,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才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经过一百年沧桑巨变,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自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来,民族意识的又一次觉醒!文化是民族的魂魄,是国家软实力的源泉,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标志和动力,惟有民族文化复兴起来,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文化时代是依法治国的时代

  人类政治生活的维系从文明角度看一个是靠神权,一个是靠道德,一个是靠法律。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观念,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合一,都是神权统治的典范。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苦难者心灵的呻吟。宗教追求的是一种敬畏精神,对造物主神奇力量的敬畏,对灵魂纯洁的敬畏,对道德律令的敬畏,这是宗教长期存在的文化根源。然而统治阶级却把宗教变成人类的鸦片,甚止煽动宗教狂热、发动宗教战争、挑起教民纷争,从中渔利。

  中国封建社会是道德社会,儒家追求民本文化,倡导仁政、德治、教化,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中国封建文化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封建道德的法律化,这是中国法制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政治家的评价首先是看他有没有仁爱之心、沐浴天下,道德评价是政治评价的核心,把人分为为君子与小人就是最好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城邦是追求最高的善的政治组织,” [22]说明在古希腊用以维系社会有序性的主要手段也是道德。道德是东西方古代政治文明的共同特征,这符合人类经由习俗社会进化而来的历史规律。

  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上的以德治国是专制政治的方略,是为自然经济服务的,是缺乏人权意识的。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普及,人权意识的觉醒,权利观念的增强,法律世界观取代道德世界观,上升成为政治思维的主题。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了法律与自由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思想,为资本主义法制政治奠定了基石。美国的宪法以及三权分立的政体,就是按照孟德斯鸠的主张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建立的[23]。

  中共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是对法制社会的认可,表明我国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现在依法治国已经写进了宪法,上升成了国家的意志,这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江泽民又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政治主张,这是继承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24]。

  但是必须指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是平起平坐、半斤八两,马克思主义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把二者统一起来。习近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彰显法治思维,对我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法治国是文化时代的政治特征,法律文化在政治文化发展史上首次扮演主要角色。

  五、文化时代是文明融合的时代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冷战结束以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世界纷争的主要因素,各大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25]。

  从世界范围来看,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中东地区的冲突、美国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重新燃起的海湾战争,都与文明冲突有关,不可否认,亨廷顿是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学家。然而,亨廷顿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文明冲突的背后是文明的融合,经济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全球文明正在形成之中,东方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西方向东方学习国家调控与和谐精神,全球化的浪潮波澜壮阔、汹涌澎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现实[26]。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在原始社会民族国家没有形成,只存在氏族部落的冲突;古代社会虽然有战争的频繁发生,但相对而言,各文明体系之间是缺乏交流的,文明的冲突处于潜在状态。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推销产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而侵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美洲;二十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下半叶美苏两大军事阵营争夺世界霸权,进行旷日持久的冷战。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性是导致近代文明冲突的根源,而不是文明差异导致文明冲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冲突论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根本区别。

  在当代“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27]。中国已经加入WTO,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这是我国发展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虽然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文化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国家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但是,各民族相互依存、文明之间的融合则是时代的主流。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文明的融合也就是文化的融合。西方文化宣扬征服论、人道主义、个人本位、科学主义和法治主义;东方文化追求天人和谐、稳定秩序、家族主义和道德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趋势是各民族保持文化特质的同时,东西方文化走向融合。[28]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合作共赢之路,人类才有美好的前途。

  六、文化时代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进入近代以来,由于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解放,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商品经济对利益的驱动,生产力和物质文明有了巨大的进步。在人类为征服自然,提高生活质量而欢呼的同时,环境问题突显出来。

  在人类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时,自然界也无情的报复了我们:沙漠化正向我们逼近,海平面在上升,空气质量在下降,淡水湖在消失,大河在断流,热带雨林在减少,物种灭绝的速度在加快,地球上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绿洲,这就是人类加快发展所带来的恶果。正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

  人类在高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伟大旗号的同时,孕育了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这才是导致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根源。个人主义相对于家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相对于宗教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进步,它曾经发挥过解放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自私主义、急功近利的表现。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观是一种掠夺性的发展观,灾难性的发展观,毁灭性的发展观。我们必须对这种发展观进行深刻的检讨。

  可持续发展观是基于人类无限发展的需要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现实矛盾而做出的理性选择。[29]可持续发展观强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人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开发;强调经济发展的适度规模,把开发和保护结合起来、把利用与涵养结合起来、把发展与生存结合起来,是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富有理性的发展观,是一种富有远见的发展观,是一种文明健康的发展观。中国政府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发展战略,这是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

  文化时代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人类的衣食住行都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念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够纠正人类的过失,才能够从灾难中觉醒,才能够过上幸福吉祥的生活。人类的悲哀在于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却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自然,表明人类的狂妄;与自然和平相处才显得人类和蔼可亲。用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是历史大趋势,将带来人类文明结构的大变革,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七、文化时代是文化成为人类第一需要的时代

  文化时代是科技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文化生活上升为人类第一需要的时代,审美文化取得功利文化的时代。信息社会互联网的普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将得到极大的发挥,人类正在呼唤文化时代的来临!

  人类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走出来禁欲主义的黑夜,却陷入了纵欲主义的泥潭。自然成了我们征服、满足私欲的对象,而不是敬畏和审美的对象,人类自以为是万物之灵,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万物!蒙田写道:

  “让人用理性的力量来使我懂得,他把自认为高于其他存在物的那种优越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谁又能使他相信——那苍穹的令人赞叹的无穷运动,那高高在他头上循环运动着的日月星辰的光芒,那辽阔无边的海洋的令人惊恐怖的起伏——都应该是为了他的利益和他的方便而设立,都是为了他而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呢?这个不仅掌握自己,而且遭受万物的摆弄的可怜而渺小的尤物自称是宇宙的主人和至尊,难道能想象出比这个更可笑的事情吗?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 [30]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而是自然界的建设者”!由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回归自然,标志人类的觉醒!

  中国国人欣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海德格尔推崇“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梭伦写下了《瓦尔登湖》。

  文化是心灵的创造,是人们沟通的桥梁,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是对自然的认知、超越和回归,是对社会和人的不完善性的改造、超越和建构,是对美好生活即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文化是一种信仰体系和精神家园;是一种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

  万物有灵,心灵是宇宙的中心,宇宙因心灵而生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备于我。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诚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境由心生,神由心造。异想天开,心想事成!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云想衣裳花相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可以为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提供重要思路,文化时代是高扬人性光辉,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时代!要拯救人类社会首先要拯救人类的心灵!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时代,必须提出心灵建设的任务!

  马斯洛曾经提出需要层次论,认为动机产生需要,需要驱动行为。开始他提出五层次需要说,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前几种需要是较低层次的需要,后两种需要是较高层次的需要。随着当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后来他又在高层次需要中增加了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这是马斯洛对文化时代来临的预见。

  所谓文化成为人类第一需要,就是要用诗意地审美文化取得功利文化,用美好的心灵取得唯利是图,用智慧和创造经营我们的人生!追求幸福和尊严,追求理想和价值,追求自由和解放!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际和谐和身心和谐!绿色、创意;旅游、体育;阅读、分享;休闲、娱乐;将成为人类新的生活方式。

  文化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彰显文化软实力,文化成为人类第一需要;知识经济是基础,依法治国是保障,文明融合是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方向。中国正由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过渡,现又遇到了文化时代的挑战,中国已经正在应对这种挑战。研究时代特征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民族复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3页,第167页,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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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第1 页。

  [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64页,第254-255页。

  [6]《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8][英]阿诺德·汤恩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2页。

  [8]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12页。

  [9]转摘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9页。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8页。

  [12]列宁《做什么》第一章第4节,转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9页。

  [13][1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第386页。

  [15]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16]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01页。

  [1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2页。

  [18]李京文:《知识经济与企业管理创新》科技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9][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274-276页,第104-106页。

  [20]360百科:软实力。

  [21]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文摘》2015年第23期。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页。

  [23]刘鸿喜、王世荣:《政治科学新论》,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285页。

  [2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28]王世荣:《略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29]罗浩波:《可持续发展的多维意蕴极其取向》,《新华文摘》2002年第6期。

  [30][法]蒙田《散文集》,转引自恩师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该文载于王世荣著《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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