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资本主义要污蔑社会主义?--兼谈“国企”的“效率”
首先声明,本文非详细的考据文章,考据实非本人所长,这里大致谈一下思路,有时粗略地利用一些数据。
首先来看一个现象,现在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比比皆是,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可谓凤毛麟角。“精英”们说,这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果,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也要实行“资本主义”的,是为“天下大势”,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果真如此吗?非也!
何以知之?只需看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之辞即知。
诸如“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啦,等等。“社会主义”的“国企”“效率低”等等。
从这些污蔑之辞,本人就发现“社会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所宣称的那样不堪。
试问,一个健全的正常人会刻意去跟一个痴呆之人“比聪明”吗,会天天宣扬痴呆之人不如自己聪明吗?
试问,一个身高正常的人会刻意去跟一个矬子“比身高”吗,会天天宣扬矬子不如自己个子高吗?
试问,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会刻意去跟一个垂死之人“比生死”吗,会天天宣扬垂死之人不如自己生命力旺盛吗?
……
我想,一个人,但凡智力没有多大问题,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
那么,现实生活中,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一个人同另一个“比身高”的事情呢?无非是两个人身高差不多,甚至是对方比自己略高那么一点,而自己又羞于承认,才天天嚷嚷着“比身高”。现实生活中,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两个人“比聪明”呢?无非两个人智商差不多,甚至是另一个人比自己聪明,但自己虚荣心太强,死活不愿承认,或者至少是自己对自己是否比对方聪明没把握、不自信,这才天天嚷嚷着“比一比”。
以生活中的这些常识,结合“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我们大致就可猜得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威胁,至少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得一争!
就这么简单!
由此不难推知,社会主义下的“民主”优于资本主义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自由”优于资本主义下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企业由于资本主义的企业;……,至少是差不多、有得一拼!
本文对“民主”、“自由”不加探讨,只就社会主义的“国企”与资本主义的“私企”的“效率”的“高低”谈谈自己的认识。
现在,“主流”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国企”的“效率”不及资本主义的“私企”“高”,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国企”“效率低”!
事实果真如此吗?
看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网文《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附后。而同期的美国等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毒瘾(经济危机)”又一次发作。
在看看新中国前三十年(之所以拿前三十年说事,是因为这三十年被某些人宣布为“经济濒于崩溃”,用这三十年自然更具说服力),网文《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附后。
这从宏观层面上说明社会主义企业的效率高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率,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依托于社会主义的企业,资本主义的建设成就依托于资本主义的企业。
下面从微观层面,以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宗的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加以比较。当然,本人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只是理一下思路。
“精英”们攻击真正的“国企”“没有效率”,罪状之一就是“企业办社会”。这是“精英”们攻击的靶子,并且,他们还以此为据,在“经济沙皇”的统一指挥下,对“国企”的工人实行“下岗”、“甩包袱”。但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本人认为,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企”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从道义上讲,这是好事,这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其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企”虽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方面的开销加大,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国企”之间的交易费用是非常之低的,这一点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所无法比拟的,此外,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国企”中的工人是真正主人,那种精神面貌下焕发出的激情也是资本主义企业对员工威逼利诱所无法比拟的。再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国企”抽取的“利润”(好像那时叫“利润”,“改革”初叫“利税”,“改革”深化之后叫“税收”)也较低,整个一良性循环,再加上社会主义实行“全国一盘棋”,互通有无,技术创新的成本之低,也是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所无法比拟的。而纯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的企业,虽然表面上不承担社会责任,表面的“效益”不错,但资本主义社会毕竟也要吃喝拉撒的,这部分需要的钱从哪里来?自然由它的企业承担,因而,实际上,资本主义下比较规范的企业要通过向政府缴纳较高的税收来间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样比较下来,从哪里说社会主义的“国企”“效率”“低于”资本主义的“私企”?
按照自己上面的分析,真正社会主义下的“国企”的效益总体上要优于纯粹资本主义“私企”!
然而,“国企”低于“私企”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原因在哪?原因在于某些人推行的“改制”!原因在于某些人推行的超国民待遇的“招商引资”!
某些人看不惯“国企”,于是对之“改制”,初期的“改制”,虽没有一步到位,“产权明晰”,成为资本家个人所有,但已是“厂长、经理”负责,工人已无主人翁的地位了,工人的工作热情自然大幅下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工人已变成类似(本人只能用“类似”,因为据说现在搞的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工了,又由于中国的“资本家”的产生是某人“让”“富”的,根本就没有经过纯正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家那样一种相对艰辛的打拼历程,工人对这样产生的“先富”自然心中不忿,心情压抑,工作效率之低自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在“下岗”一些人之后,转为“现代企业制度”,要“接轨”,要交易,要交税。另一方面,某些人对外资情有独钟,对外资实行哪怕送上自己的亲爹亲娘都在所不惜的“超国民待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减免税收。这样的“国企”与这样的“私企(外企)”相比,就出现了“国企”的“低”,“私企(外企)”的“高”!
但是,这能叫社会主义的“国企”效益低于资本主义的“私企”吗?能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吗?
下面收收尾,为什么资本主义要污蔑社会主义?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在于“全国一盘棋”!这样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技术创新成本,是彼此勾心斗角的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这正是它们的心腹大患!
附1 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正在使用的有一千万木犁以及二千五百万木耙,而铁犁只有四百二十万个,铁耙则不到五十万个。机械牵引几乎没有牲畜。因此,大战前几年,俄国谷物每英亩的平均产量仅仅达到德国农夫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和法国农夫收获量的二分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大战前夕,按人口计算,俄国生铁产量是每年三十公斤,德国是二百零三公斤,英国是二百二十八公斤,美国是三百二十六公斤。煤产量俄国每人为零点二吨,德国是二点八吨,英国是六点三吨,美国是五点三吨,棉花消费量俄国是每人三点一公斤,英国是十九公斤,美国是十四公斤。俄国的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刚刚创立,而且根本没有机床工业、化工工厂和汽车制造工厂。在战争期间,军备生产勉强有所增长,基础工业的生产却下降了。1914至1917年间,为一千五百万应征入伍者仅仅制造了总数不超过三百三十万支步枪。
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俄国当时仍然属于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4%,工业收入仅占29%。从1908—1914年,俄国的城市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15%,而同一时期欧洲的英格兰—威尔士城市人口为78%、挪威77%、德国56.1%、法国41.2%、丹麦38.2%、荷兰36.9%、意大利26.4%、瑞典22.1%,甚至连匈牙利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也达到18.8%。
从人口和医疗状况看:20世纪初俄国的周岁婴儿死亡率为237‰,意大利157‰、荷兰137‰、挪威65‰、瑞典72‰、西班牙162‰、瑞士123‰、英格兰—威尔士130%、法国155‰、丹麦105‰……俄国的婴儿死亡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以至20世纪初俄国居民平均寿命仅32岁,而美国是49岁、英国45岁、法国47岁、德国48岁……
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美国是1.44个、德国0.5个、日本0.78个、法国0.5个,而俄国仅为0.18个。
从社会结构看,1913年俄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员比重的16%,而美国占36.9%、德国24.8%、法国28.8%、日本25.8%。
从教育和文化水平看:20世纪初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每千居民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数美国为197人、德国157.4人、英国142.3人、法国176人、日本143.6人,而俄国仅有66.5人。
上述材料证明,20世纪初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显著落后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失败,更加证明了俄国的落后。
20年代初期的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农产品产量只有1913年的65%,而大工业的产品则只有10%稍多一点。到1920年底,国家的工业生产的产品极少,生产的只是最简单的东西。冶金工业每年只能供应俄国每个农户64克钉子。假如工业发展此后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那么一个农民在1920年买了犁和耙后,一直要到2045年才能指望再一次买到这些东西。七万多公里的铁路停运和一半左右的列车无法使用。三年兄弟残杀的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根据大致的估算,约在七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的生命。除了作战行动、当局实行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盗匪的不法行为的牺牲者外,还要加上死于1918年到1921年的伤寒的两百万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家南部其他地区饿死的五百多万人
1927年10月1日,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开始实行。为了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1927年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1928-1932)的指示。据此,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了两个“一五”计划方案。1929年4月,党的第16次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其中的最高指标方案。该方案规定“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还规定了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 ”计划以4年零3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1500个大企业,建立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工业产量、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苏联由一个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了99.3%,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
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迅速消灭技术和经济方面 的落后现象,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 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以至 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 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倒。”
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 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 年,约有 20 方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 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 100 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 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此外,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 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 年,8 岁至 50 岁的人口中,文盲人数下 降到 48.9%。1930 年 1 月,建立起各个地方的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运动,到1939 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 18.8%。
在文化领域,包括普及教育和扩大识字率方面的进展,苏联当时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两万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二百年间开办学校的总和。在1918—1928年受到中等教育,或者受过完全和不完全的普通和职业教育的人有73.8万人(每年约6.7万人),在1929—1932年达到57.7万人(每年约14.4万人),1933—1937年达到110.9万人(每年约22.2万人),1938—1940年达到140.5万人(每年约46.8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员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1937—1938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人数的总和(如1940年,苏联大学生人数为81.2万,英国4.4万、德国4.97万、法国7.65万、意大利12.7万、日本24.5万,这几个国家合计才54.22万人)。
俄罗斯著名学者弗·丹尼洛夫论证了苏联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
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 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 年 1 月 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 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 4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就于 1932 年完成 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 1 倍,从 1100 万增加到2200 万;生产量也增加了 1 倍。斯大林报告说:“我们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仅仅在1932年,苏联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之时,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指标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就已经是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我们不采用计划数据而采用实际数据,比如说,发电量135亿度,生铁620万吨,钢592.7万吨,煤6400万吨,汽车2.4万辆,拖拉机4.9万台
2006年版的俄罗斯一本高校教科书写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2002年版的《苏联国家历史》一书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4年3个月完成了,有1500个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企业建成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7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道:“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1929—1937),苏联在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工人和职工仅占国内居民总数的17.6%,到1939年已占到50.2%。工业化急剧改变了城乡居民结构。1926年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为18%,1938年初即达到30%。在1929—1940年间农村居民年均缩减19.6百万(36%),而工业和建筑业人口则年均增加8.9百万”。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苏联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 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东北向 苏联边境寻衅,而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 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 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不可否认苏联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但它毕竟成功了;何况,如果没有事先付出的这些代价,怎么能保证日后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那将付出什么代价?那是亡国灭种的代价!
附2 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
推荐者按:这篇文章可能成文较早,因而文中提到 50 年。
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
2009-03-29 17:02
http://hi.baidu.com/lepand/blog/item/982f8bfd9365971e08244d64.html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它光辉的50年。50年来,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经济、政治、科教文卫和国防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使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其中,改革、开放20年来的巨大成就,不仅举世瞩目,也为国人所熟知。但对前30年的成就,由于距今已远,易为人们所淡忘或忽视,尤其年轻的一些的同志对许多情况或许还不大了解,以致易为一些有意无意地贬损其成就的思潮所误导。因此,有必要着重谈谈前30年的情况。但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对这个时期生产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借以热烈庆祝建国50周年。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烂摊子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1952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1953年12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一个重要文件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⑴全国人民在这座灯塔的光辉照耀下,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到1956年就胜利地完成了对私改造任务,基本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进程,因而为生产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接着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即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尽管有曲折,但从总的来看成就仍是极其辉煌,不容抹杀的。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竟从“一穷二白”的基地上,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速度,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一、国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价值指标,依核算方法的不同可以有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本国国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国土为界来确定的全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在1978年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很少有境外来华的直接投资,国内也很少向外直接投资,所以GDP和GNP两个指标在数量上大体相当,因而二者可以互相替代。现我们即从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个主要指标来说明我国经济在30年间是大幅度增长的。
1.社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
我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曾一直用以国民经济平衡为目的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按照MPS的核算方法,社会总产值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其中商业部门,虽然是属于流通领域,但由于包括有创造价值的仓储、运输等环节,而实际又很难计算其价值,为便于统计,把商业部门的收入都统统纳入社会总产值之中。在这一涵义下,以人民币计算(下同),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⑵从表⒈看出若以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为725.8%,即由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之间,增长6.26倍,年均增长7.3%。其中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前两年是大跃进,后三年是困难时期,生产一度下滑,以致年均负增长0.4%,除此之外,其余各个时期每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即在1953-1957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年均增长15.5%,达到了最快的速度;在文革前期,即1966-1970年的“三五”时期年均增长9.3%;文革后期即1971-1975年的“四五”时期,也达到了年均增长7.3%的水平。
表1.(略,本书编者注)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83年版第14页。
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为迅速。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各年增长情况详见表⒉:(略,本书编者注)
本表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数,1949、1952年是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57、1965年是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78、1981年是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指数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核算方法中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也使用这一指标,对过去的GDP则从国民生产净值中推算出来。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的研究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⑶,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⑷都比我国改革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的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在内,如果除去这非常时期,在一般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即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GDP的年均增速度,1953-1957年的“一五”时期为8.88%,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为9.19%,1963―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4.5%,1966―1978年的“文革”及其后的初期为6.62%,历年GDP的绝对数及各个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表⒊:(略,本书编者注)
注:绝对数是当年价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
资料来源: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对经济的干扰,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如同期美国为3.4%、西德3.4%、加拿大为4.6%、只日本稍高,为7.3%。⑸
二、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
解放前,我国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建国后,经过30年的努力,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成就的取得,除了党的正确领导之外,主要应归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到1980年,全国共有工业企业37.7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为8.3万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29.3万个。即全国的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工业企业只有约1000个,而且都是小型的,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在公有制工业企业中,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数量虽然只占22%,但其职工人数却占了绝对多数,即占全国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国工业建设获得快速发展。1952-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3,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734.5亿元。年均新增94.29亿元。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增至1980年的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⑹从各个时期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598.6,年均增长11.2%。⑺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中,更可看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如下表⒋所示,各种产品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钢在1953-1957年间为31.7%,1958-1965年的困难和调整时期也有10.9%,1966-1978年时期为7.6%;同期发电量的增长分别为21.5%,17%,10.8%;同期自行车的增长分别为58.7%,10.9%,12.5%,等等。
表4.(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版,第13页。
由于各种工业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国的增长速度,以致使许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⒌就反映了这种变化情况: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表⒌(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来源: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32页。
在1949-1978年间,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还突出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级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个时候,甚至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问世的。这一系列惊人的伟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对推动经济发展,鼓舞人心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为改革开放后的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和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
所谓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到70年代扩大到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这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合理布局,积极开发内地和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它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非凡胆略。启动这一工程正在“文革”期间。要使大批建设人员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工作与生活,现在看来谈何容易。但在当年,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闻风而动,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到70年代大体已建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来看,在十几年之间,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厂为代表的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38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便为四川以后整个的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也还在继续发挥其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骨干作用。
现在有的同志只看到三线建设中个别选址不当或项目不适,甚至是认为军工建设又转民用,造成“浪费”而否定大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很不合适的。他们没有看到大三线建设在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等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忽视了国防建设上的意义。从最近美帝为首的北约侵略南斯拉夫和轰炸我驻南使馆进一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时刻防备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必须有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才不会吃大亏。如果当年没有“大三线”的战略决策,又有谁敢说帝国主义一定不会对我们动武呢?何况当年我们正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并已爆发过“珍宝岛”事件呢!因此,当我们已经安稳地享受了几十年和平生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大三线”建设的一份功劳;千万不要忘记当年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魏巍同志曾在一篇题为《大德篇》的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了“大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同志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而立下的大功大德,我觉得说得是再好不过了。
三、农业战线成就巨大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通过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不断调整改善农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动下,全国农民经过三年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7年,全国已有97.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高级农业合作社75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2%。
应当肯定,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开始的几年进行得也比较慎重,步骤也比较稳妥,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热切期望依靠集体的力量,尽快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原来估计,到1958年春季农村人口只有约一半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0年可基本上完成一半社会主义改造;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从半社会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这个计划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由于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在1960-1961年严重减产。然而,即使遇到这种挫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59年以后及时不断调整政策,上下一心,迅速战胜困难,扭转了局面。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结公社经验,加强公社建设》的社论指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批示中,进一步确定人民公社目前阶段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规定公社的生产资料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没有一小部分的所有权”。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确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不变;实行一乡一个社,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公社和生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为了减轻社员负担,要求在今后若干年内,公社和大队一般不要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要减少到占生产队工分总值的1%以内;强调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及工作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长期不变。可见,人民公社组织在1958年产生之后,在实践中又不断进行调整,最后确定在“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这一基本框架上,实际是稳定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于一个村的范围。全国平均每个生产队约有30户,140多人,50多个劳动力。这比公社初建时的“一大二公”的特点显然已有很大改变,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战胜困难,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解放后,农业生产就是在上述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推动下迅速发展,或在暂时受到挫折又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的速度如表⒍所示,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长2.3倍,年均增长3.25%。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农业总产值指数的增长,表⒍(略,本书编者注)
本表指数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从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同样也可以说明我国在那几十年中农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现分别从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类的增长情况来说明。
⒈种植业迅速发展。
种植业是中国农业最主要的部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烟叶、糖料、瓜类、饲料、绿肥等的生产;广义的还包括果树、桑叶、茶叶、林木等等的生产。在此,我们为节省篇幅只谈狭义的种植业的发展问题。从表⒎看出,改革前30年间各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是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如粮食从1949年的11,320万吨到1979年33,212吨,即增长1.93倍以上,年均增长3.78%;同期棉花从44.5万吨增至220.7万吨,增长3.96倍,年均增长5.68%;油料从256.4万吨增至643.5万吨,增长1.51倍,年均增长3.2%;甘蔗从264.2万吨增至2,150.8万吨,增长7.14倍,年均增长7.5%;红黄麻从3.7万吨增至108.9万吨,增长28.43倍,年均增长12.37%。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宝中宝”的粮食,即使在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间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19,455万吨增至1976年的28,631万吨,年均科长3.94%。比改革开放后20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还要高一些。据统计,我国从1978年的粮食产量为3,004.7亿吨,到1997年为4,9417亿吨⑻,此间年均增长仅2%。粮、棉、油等生产,表⒎(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⒉畜牧业迅速发展。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畜牧业恢复很快,到1952年牲畜总头数已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达到2.28亿头,“一五”时期结束时的1957年达32,829.9万头,即“一五”期年均增长7.6%。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速度。后来虽受到,困难时期和“文革”的干扰,但总的说来,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从表⒏看出,从1962年到1978年之间,牲畜存栏数从30,481.9万头增至56,511.9万头,即16年之间增长85%以上,年均增长超过了3.9%。
牲畜年末存栏数的变化,表⒏(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四、其他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
除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外,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等各条战线在建国后的前30年间都在同步地蓬勃发展,成就辉煌。如建筑业在刚解放时,全国建筑业职工只十几万人,到1980年已增加到700万人,加上农村社队建筑队伍的300万,总数超过1,000万人,增加达100倍。交通运输业已从建国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陆运、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其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2万公里增到1980年的5.19万公里,增长1.36倍;同期公路从8.07万里增至88.82万里,增长10倍,民航里程增长15.82倍;商业的发展虽然在当时因为尚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受到一定限制,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成就依然是很可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到1981年的2,350亿元,共增长7.5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由中国的极其落后面貌。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70年代已发展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仅在“文革”前的17年中全国就培养了正规的大本和专科毕业生155万人,另有函授、业余大学毕业生近2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6万人,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绝大多数现在都已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技术骨干,即使在“文革”后期,高校招生还没有正式恢复之际,国家也已从工农兵中选拔大批优秀青年进入高校学习、培养,其中许多人现已成了各条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骨干和栋梁。
上述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折射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但社会是复杂的,由于各人的地位与处境不同,认识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上述成就难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甚至持完全相反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谈谈对几种不同评价的看法。
⒈“民粹主义”论。
学界有人说毛泽东“染上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毛泽东在1952年后犯了民粹主义错误。什么是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流行于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派别,他们与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一样, 偏爱个体小生产,认为俄国只要在个体农民小生产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被列宁斥之为西斯蒙第式的偏爱小生产的“经济浪漫主义”,是“俄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因此,用“民粹主义” 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无非是说我国在生产力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搞早了”、“搞糟了”。
诚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以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但绝不是说只有在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却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要受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当时生产力并不很发达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⑼。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及其成功与否,不在于该国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而是要看是否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造就的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政党。
无疑,我国1952年时经济虽然相对说来比较落后,但也不是没有社会化生产的基础,而是已有了相当的大工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队伍,特别是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而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就能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及时提出正确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1956年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改造过程中,虽然稍有过急的缺陷,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在“一五”期间,即在三大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年均增长4.5%,其中粮食增长3.5%,都是相当快的增长速度,这难道还能说是社会主义搞糟了吗?同时,“一化三改造”路线的本身就意味着党的指导思想是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观点。
早在1944年,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就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⑽。其后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还一再重申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民粹派思想,并积极主张工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建国后全国人民在这思想指导下,经过30年的努力,便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不是停滞或退回到小生产的社会状态。从革命到建设的一系列成就表明,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遏制了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滋生。企图用本本上的俄国民粹主义概念来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为资本主义招魂,是徒劳的,也是不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