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疏附县：劳务输出的前尘后事

三年前的吐克孜·居麦尔，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讲，“走在人生边上”。在离婚之后，法院把她独子的抚养权给了前夫。初中毕业后就离家结婚生子的她，怀着复杂的感情回到了那间老屋子里，和父母、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再次住到了一起。她在布拉克苏，一个即便是在西陲重镇喀什内部也向以贫瘠著称的农业乡的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全面滑坡。　　

像吐克孜这样家境贫困、不懂汉语、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维族离婚妇女，正是伊扎布特组织在南疆各地的头号发展对象。　　

被汉人官民们称为“伊斯兰解放党”的伊扎布特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耶路撒冷，其宗旨是通过圣战，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1999年，这个在中东、中亚及俄罗斯均被明令禁止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开始渗入新疆。　　

在发展十年之后，疆内的伊扎布特信徒据称已达两万，多为南疆地区二十多岁，教育程度有限的维族农民。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恰是伊扎布特的中国总部所在地。　　

至今，我情报部门并未公开表示该组织与7月5日在乌市发生的血腥暴乱有关。然而资深维族记者、分析人士海来特·尼亚孜近期称，残杀事件的组织者，或许正是在疆外仍鲜为人知的伊扎布特。　　

在新华南路目击了部分暴乱过程的海来特回忆道：“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他同时表示，暴徒们的口号包括了具有伊扎布特风格的“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和“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　　

根据新疆警方公布的消息，近几年来，维族妇女参与集会游行和暴力事件的现象不断增多。2008年3月23日由伊扎布特组织在和田地区策划的大规模非法集会游行中，就有70%的参与者是维吾尔族女性。分析人士对此现象表示担忧，并将其视为恐怖主义势力在疆内各界迅速扩张的表现。　　

在钱财和“来世上天堂”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诱惑面前，很多没有了收入、孩子和希望的吐克孜们，已经变成了伊扎布特的忠实成员。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直以来，在布拉克苏乡所属的疏附县，各族官员们都在默默地却又坚定地，争分夺秒地抢夺着这个在传统革命语言中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的阵地。　　

从2006年起，疏附县开始分批组织史无前例的疆外务工团队，并说服了吐克孜的父母，把女儿与几十名维族青年一起送到了天津兰奇塑胶有限公司。三年后，刚刚在7月15日由津返疆的吐克孜已经用打工岁月里省吃俭用存下的三万块钱给家里添置了三间土房、十五只羊、两头牛和一辆电瓶车。　　

她只是在当地政府组织下，打工于疆内外各企业的数千名疏附人之一。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组织大规模团体外出务工，来增加当地青年的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和遏止深深扎根于“穷则思变”定势中的恐怖主义扩张。　　

“我们希望这些年轻的维吾尔族母亲能够带动健康有序的社会变革。因为母亲是家庭的基础，家庭和谐又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库来惜·阿不都拉解释道。　　

妇联资深基层讲师比丽克孜·依明补充道：“在新疆的农村地区，很多维族女孩初中毕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结婚。《婚姻法》规定少数民族女孩十八岁可以结婚，但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孩子十三四岁就被父母安排着结了婚。她们十八九岁就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根本不懂得什么责任，也没有受什么教育，特别容易被煽动起来。”　　

“我们想给她们一个自己的未来。” 比丽克孜说。　　

对吐克孜来讲，那个未来是在疏附县开自己的服装店。“我一直都想在县里开店子卖衣服，一直都有那种动力。在天津的时候，我一直都特别注意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对色彩的搭配也特别敏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吐克孜说。　　

疏附县共有31万7千常住居民，其中98%都是主体奉行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广袤无垠的戈壁滩在当地给农业必需的灌溉创造了相当程度的困难，而外来资本的缺失，又极大地限制了疏附的工业发展。多少年来，“繁荣”都是这个西域县城的居民们最陌生的词汇之一。　　

2003年，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柱，早已进入了大众传媒的视野。正是在这一年，疏附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始成规模地分批组织派遣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疆内各地务工。该决定姗姗来迟的原因，据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努尔曼古丽·艾海提认为，是宗教保守势力在当地挥之不去的影响。　　

“从传统上来讲，维族妇女是不应该离开家的，未婚的更是这样。所以在最开始的几年，我们想让大家先在疆内务工试试。”努尔曼古丽说。“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的劳务输出都是由政府组织的。我们想保证这些孩子们的安全。”　　

由于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努尔曼古丽和她的同事们决定登门拜访，走家串户地宣传劳务输出政策的积极影响。但激进分子仍不时作乱，散布“我们的孩子一到乌鲁木齐就会被卖掉”之类的谣言。“我们能做的就是微笑，解释，让事实说话。”同为疏附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易德里斯·伊斯兰姆说。　　

计划实施初期的困难之多，是外界很难想象的。甚至在赴疆内各地的劳务输出团整队出发后，还出现过不少维吾尔族女孩被自称是其亲戚的维族男子拽下火车，拉回原籍的现象。　　

“很多女孩在报名的时候，就是十七八岁左右，在农村已经到结婚年龄了……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如果（女孩）家里来电话，说该把孩子送回去结婚了，我们也只能就这么送她们回去结婚。”比丽克孜说。　　

在基层干部的努力下，疏附县劳务输出计划迎难而上。到2006年，地方官员们认为，派遣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疆务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从当年起，每年都有约三分之一的疏附外出农民工进入疆外企业工作。截止到今年7月6日，共有2,308名疏附人在疆外务工。他们中的66%都是女性，主要从事制造业工作。　　

在离疆前，所有疏附县农民工都会与将前往的企业签订一年的工作合同，并接受免费的集中职业技能和汉语对话培训。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会被分配到十人一间的宿舍里。每50人以上的出疆务工团队，疏附县都会配备一名维吾尔族厨师；每100人以上的团队，则配维吾尔族医生、警察；而每300人以上的大型团队，更是配备一名县委常委干部，全程陪同。　　

在祖国各地务工的2,308名疏附维族工人身后，有38名上述带队人员，除三人是汉族外，其余均为维吾尔族。这些被孩子们称为“带队老师”的陪同人员每周都会在各厂与全体维族员工开会总结，也会在库尔班节、肉孜节等维族传统节日时组织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　　

为了帮助孩子们存钱，带队老师们往往代管他们的工资。“他们如果需要钱的话，我们都会把银行卡还给他们。银行卡的密码也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但我们希望能让他们每个人在这一年里能至少存下4000块钱，而不是到哪个酒吧去一晚上就全花完了。”易德里斯说。　　

年纪稍长的吐克孜并不需要这样善意的提醒。“我当时每个月也就花100多块钱……没什么地方需要花钱的，我也不怎么出去。带队老师有时候也会组织我们出去玩。”　　

为了向数千里之外的家长们保证他们的孩子没有像传言那样“被卖去做奴隶”，疏附县政府对每户有子女在疆外务工的家庭都免费发放一台21寸彩电，并刻录下记载各地维族务工人员工作生活的DVD盘，分别赠与各个家庭。地方政府与厂方还分别提供常规性的长途电话服务。去年，吐克孜的父亲居麦尔·卡西姆还和乡里的其他几名务工人员家长一起参加了由乡政府组织的公费“视察团”，在女儿打工的天津住了20天。　　

努尔曼古丽说，她与同事们和风细雨般的工作已经有了回报。“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入户去说服人家送孩子去内地了。孩子们自己报名，非常踊跃。今年的报名人数很快就超过了定额。内地的厂方也每年都主动联络我们，跟我们重新签约。……厂方可喜欢我们的孩子了。汉族工人嘛，可能签一年的合同，做了两个月，学会了，成了熟练工了，就跳槽了。我们的孩子是政府管理，不会这样的。”她说。　　

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此前的采访中透露，新疆“有计划、有序地向内地转移农民工，每年都有10万转移出去”。　　

6月26日，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务工的疏附县维族员工，与数百名当地汉族员工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上百人受伤。　　

警方表示，暴力冲突的起因，是网民6月16日在韶关家园网“市民心声”栏目发表的题为《旭日真垃圾》的帖子。该帖称，在旭日厂里，六名维族男孩“强奸了2个无辜（汉族）少女”。此文被广泛转载，并直接引发了十天后的冲突。　　

广东公安部门已将两名在网上“制造和传播谣言、涉嫌诬告陷害罪”的人员予以刑拘。新疆区委、区政府称，这些谣言及其引发的6月26日的大规模冲突，是九天后那场自治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暴乱的直接导火索。　　

根据最新官方数字，7月5日的乌鲁木齐暴乱及7日市内汉族群众的自发反抗使至少197人死亡，1,600余人受伤。然而此间多名可靠的内部消息来源分别证实，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00，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群众。警方认为，意图分裂新疆的各海外势力各处散布谣言，煽风点火，造成了维汉群众的对立。　　

一个由喀什在乌市务工人员阿卜杜拉告知本报的谣言称，300多名疏附维族女子在地方政府强行拆掉其住房后，被迫前往广东。在那里，她们被汉人奴役、欺凌、强奸，最终全部杀害。该谣言与以热比娅·卡德尔为主席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所宣扬的暴乱起因版本如出一辙。中国政府指责热比娅为暴乱的背后主使。　　

努尔曼古丽强调，这些谣言及其引发的残杀事件，并未对疏附县的劳务输出工作造成影响。但她同时承认，暴乱对当地基层干部造成的心理创伤，将难以治愈。　　

“这就好像有人狠狠打你一巴掌，说你做事情做得不好一样。可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的工作的确做到位了。”她说。“我们本来马上就可以不用再政府组织劳务输出，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出去打工了。但出了这么一个事情以后，谁知道（这件事）会耽误到什么时候呢？”　　

“结果嘛，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但是没有几个人来。外国媒体想说什么说什么，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没法说……我们这里是在做工作的。”　　

然而在远离风暴中心的布拉克苏乡，吐克孜和多数人一样，对6月26日和7月5日的事情只是略有耳闻。对她来说，在“内地”的日子让她“感觉就像是大学生一样”。　　

“一群姐妹，一起上下班，感觉非常美好，我很怀念。”吐克孜说。她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的妹妹即将满18岁。她的父母也愿意把这个最小的孩子送往“内地”。　　

 “我能想到的给她的建议就是听带队老师的话……那些老师特别好，带着我们像亲妹妹一样，我们逐渐就适应了（在“内地”的生活）。”她说。　　

吐克孜新家外的不远处，就是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在路的一侧，几个工人正喊着号子，奋力支起一块在滚滚黄沙下已然满面风尘的宣传牌。那牌上用维汉双语写着：“劳务输出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