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尤须“顶层设计”——从苏共的蜕化变质谈起

反腐败尤须“顶层设计”　　

——从苏共的蜕化变质谈起　　

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 常忠贵　　

    作者声明：本人是入党35年的老党员，现任省分行巡视组组长。此文为完成中纪委征文任务所撰，文中所议观点和建议均属个人意见，旨在为党负责，为国分忧，为民效命，敬请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明鉴。　　

腐败（本文系指一党、一团体乃至一国由量变到质变的腐败现象）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现象，这就要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必须切实搞好“顶层设计”。因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苏共就是由“顶层”的蜕化变质开始，逐步“和平演变”为亡党亡国的。现阶段我国的腐败问题已构成威胁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危险。如何进一步确认中国的真实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的民主参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新路，这都须从各层面、各领域进行一系列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

所谓“顶层设计”是借用系统工程学的一个概念，泛指“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就是要加强对改革全局的整体战略谋划，旨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之所以提出“反腐败尤须‘顶层设计’”这一命题，一方面力求在理论上，从系统和整体出发，自上而下的对反腐败斗争进行全面战略运筹和“高端”设计，另一方面在实践经验上，也是基于对苏共因蜕化变质亡党亡国这一惨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一、关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社会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巨大历史悲剧。苏联，这个有着2240万平方公里国土，横跨欧亚两洲的超级大国；这个曾在当年打退了十四国帝国主义联合围攻，又在二战中战胜过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略，经受住两次同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考验都不曾失败的强国；这个创造过众多人间奇迹，在短短50年就建成的世界上第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没有强敌入侵和特大自然灾变的情况下，似乎顷刻间改旗易帜，亡党亡国了。

如何借鉴这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不同国度、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立场的世人，给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解答：什么“乌托邦论”、“病态早产论”、“经济没搞好论”、“斯大林模式僵化论”、“民族矛盾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等等，总之，受益方认为“好得很”，受损方则认为“糟得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般来说，事物外部的、非本质的、偶然的和次要的联系，只能加速和延缓事物的发展，对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不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和主要的联系，则决定着事物的基本性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趋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可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上出现这种曲折并不奇怪。革命导师列宁也早有预见，它是阶级斗争规律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如同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也曾发生复辟与反复辟、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一样。然而，纠其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却不能不令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警醒和反思。毛主席曾说，世界上谁也没有能力打倒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自己打倒自己。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指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同志认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胡锦涛同志也指明：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正是如此，剖析苏联上演的这一巨大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源自“顶层”的中央领导集团，即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蜕化变质，最终背叛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前苏联的“改旗易帜”绝非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而是其中央领导集团自顶层开始否定党的历史，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背弃社会主义道路，搞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在党内的上中层营造任人唯亲的“特权阶层”，并助其恶性发展，成为改旗易帜的社会基础。美国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曾评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而在应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问题上，苏共党内则屈从顺应了来自西方世界不间断的西化、分化图谋。正如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而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谈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时说：“我们不是这场革命的领袖，但也不是旁观者。”以上诸点都非常深刻、非常辩证地阐明了前苏联这一庞大帝国的“终结”根源。

纵观古今中外兴衰史，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执政党的腐败问题，一直都是困扰各国生存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腐败已成百害之首，万恶之源，它制造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冲突，激化社会矛盾，对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对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我国而言尤其是这样。从殷纣王到蒋介石，历朝历代演义的兴亡更替史，皆因腐败痼疾不治，官逼民反，谁也没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实则贪官污吏兴亡录。令人庆幸的是，唯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执政90年来尚未遭此厄运。然而，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腐败问题已日益严重地损害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为害之烈，损失之大，持续之久，均大大超出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理准备。党中央早在“十五大”就将反腐败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程度加以对待，绝非危言耸听。因为执政党的风气恶化，腐败严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确有致命性的破坏力。综上，就是我们透过事物现象所揭示的本质所在。

二、关于“顶层设计”及其战略统筹　　

毛泽东同志是善于预测和设计未来的伟大战略家。他说：“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回顾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按其绘制的“大小图样”，创造了无数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可以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尽在其英明谋划的战略统筹之中。如今，在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都已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党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尤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国情实际，深刻汲取苏共蜕化变质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以远见卓识和高瞻明断，统筹搞好反腐败斗争的“顶层设计”。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外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正确成熟的理论，也就没有最终成功的革命和建设。这是因为思想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就在于它“具有大本大源”，能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苏共的败亡，纠其本源就是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放弃“意识形态限制”，打破“一切理论局限”，促进“多元化”，正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引，结果导致党内外思想混乱、政治动荡和社会倒退。我们党由史以来都特别重视思想理论建设，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今天，时代的发展对我党思想理论建设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为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鉴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亟待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发展观，通过实事求是地理性反思，使之升华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认识，并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党中央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党深入持久地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党9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回顾党的历史，曾多次掀起全党全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而每次学习的效果，无不极大地推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只有真正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能从根本上防止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而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比较好地符合客观规律，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我们认为，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绝非务虚、“整景”、走过场。这是我们思想建党、作风整党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的一项根本举措。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告诫的那样：“意识形态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苏共的亡党亡国不正是前车之鉴吗？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思想战线牢牢掌控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旋律。并努力把哲学教育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成果。

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党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不要认为哲学与搞经济、搞业务“不搭界”。事实上搞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一定的哲学思想（方法）作指导，区别仅在于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你采用的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还是错误的思想方法。反思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虽然成效巨大，但失误也不少，尽管其客观原因很多，但在思想方法上（理论思维上）的盲目性、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性，以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从国情实际出发，不顾民意，超越国力，急功近利等错误做法，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在许多方面都不可持续，这些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又缺少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指引，盲目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误导，加之单凭经验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发号施令的官僚作风，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引发（累积）当今中国社会一切矛盾问题的总的思想根源。因此，如能比照我党延安整风的方式方法，开展一场正本清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活动，同时不搞历史虚无主义，并以真实的党史资政育人，定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定能大幅度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定能大力度培养党员干部科学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从而不断提高党的理论鉴别力，以保持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达成这一目标，就可广泛而深刻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并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层面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10月关于《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就强调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之后他又多次批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问题”，并曾高瞻远瞩地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阐明这样一条真理：“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坚持与否，对于党的生死存亡，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是苏共历史还是中共历史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路线思维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系统思维和“顶层设计”，它是对事物本质及其既定目标的终极规定，是对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是对一系列层级战略的全面统御。然而，近些年来，似乎对党的基本路线不怎么强调了，特别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不念了。恰有“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了。事实上，伴随改革开放进程，我国始终存在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也从未间断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这正是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引发众多积重难返矛盾问题的根源所在。而我们却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一大失误。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在政治路线上，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持续稳健的社会发展环境。为此，我们建议有必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前提下，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也深入持久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期从根本上校正我们的思想路线，破除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自由放任的神话迷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位。

第三，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手里。　　

最高权力，自阶级社会以来，一直是拥有者强制垄断和支配一切国家机器并社会资源的统治力量。权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同世间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重性。任何权力体制和领导机构，既可以用权（夺权）改造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又可以用权（篡权）败坏一个“新世界”，复辟回归到“旧世界”。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实质就是权力的进化史、演变史，无数史实和经验教训都证明，用权可以福祸于人，可以福祸于党，可以福祸于国。一言以弊之，“存亡在所任”。领袖人物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党一国的生存发展而言，怎么估价都不过高。从一定意义上讲，每个特定历史时代都会创造出特定的代表人物，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实质是代表各自政治集团的领袖人物之间的斗争。一两代人往往难决胜负，常常要历经若干代最高领导人的反复较量才见分晓。回首二十年前的苏东巨变，近些年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近来暴发的“中东北非革命”表明，那些倒台的党和国家大都是核心领导层发生了变故，堡垒都是先从内部攻破的。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的重大事变证明，高明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政治集团不仅特别注重培养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而且还特别重视在社会主义和“不听话”的国家内部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警惕和防止中央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强调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远见卓识。为此，我们特别呼吁党中央、中纪委一定要特别加大力度，依照党的组织路线，强化体制机制建设，从严整治各层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因为选人用人上的腐败已成为危害最重、损伤最大、遗害最深的腐败。同时还须依据党纪国法强力整治事实存在的权力私有化、特权化问题。苏共败亡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党内特权阶层与社会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腐败的阶级异己分子都是沆瀣一气的。他们一旦成了气候，并在上层找到了“代理人”，很自然就将影响到大政方针及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在这些人看来，什么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统统都没有关心的必要。他们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千方百计甚至不惜叛党卖国地攫取社会财富，使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最大化、持续化。由于前苏联特权阶层的恶性发展，他们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将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实际的占有权，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大批富翁中，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及其家族势力。为防止这一悲剧在我国重演，建议中纪委理应旗帜鲜明地带头“反特权”，这是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当前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特权意识、特权行为以及公权滥用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群众反响强烈，“三公”等有悖公平正义的特权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反特权、正党风已成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持续推进下去的迫切政治需要。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在全社会保持对腐败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　　

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强化党内外监督，“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举措，其根本目标就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指明的民主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实质民主，必须用以程序民主的法制规范来保障。

首先，党中央、中纪委应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施程序，作出“顶层设计”，健全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问责机制和具体操作规程。即明确界定书记与全委会、常委会及其成员、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确定哪些工作应由集体领导，哪些工作应由个人负责；明确规范行权程序，如“三重一大”的哪些事项必须上常委会，以什么方式方法进行讨论表决，在决策、执行、监督等主要环节怎样防控风险，如何编制并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规定监督主体，问责措施及监督结果的刚性应用等等。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好常委会、全委会、党代会以及党组织“三会一课”等组织制度平台，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在党内大力营造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强化对权力的制约，根治一些主要领导人不想用民主（怕失去权力寻租空间）；不敢用民主（怕影响领导权威和决策效率）；不会用民主（缺乏驾驭民主集中制能力）的执政缺陷。

其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健全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宪法：“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广泛的权力，但这种法定权力尚无具体的法规制度设计，因而容易导致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无法真正实现，或名存实亡。当前如何把公民的法定权力，通过合法有序的途径（渠道）建设，切实转化为公民的实有权利，应是我国权力机关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因为，这已成为解决大众民生问题的迫切需要。民主问题必须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心向背，更关系着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与否。

再次，必须增强监督机关的权威，并以“重典”加大腐败成本。经验证明，在各类监督制约体制中，最有力、最有效、最权威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由于我国在监督体制的制度设计上，长期沿习非垂直的传统套路，因而造成了权威不足、效能低下、制约乏力的被动局面。为尽快改变这种因自身一切都受制于监督客体而形成的“不敢监督、低能监督”的“虚监、弱监”地位，建议党中央、中纪委要深化对当代国情实际的认识，从“顶层”着手，对现行监督体系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实质性改革。可否把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提升到与中共中央同等地位的高度，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依据党章党纪重点对党的日常决策和高中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中纪委监察部至少先对省级的纪检监察机构实行垂直领导，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公、检、法、审计等司法监督机构的统领效能，并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监督机构的成功经验，通过法律赋权，为依法办案配置充足高效的各种权限、手段、条件，以及适当优厚的待遇。此外，还需研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合法有序地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措施，并在媒体舆论监督的正确引导下，打造“人人起来负责”，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环境。

有效惩治腐败除了深入体制机制改革，封堵权力寻租空间以外，还须特别加大腐败行为的查处概率，特别加大腐败行为的成本和风险，以使腐败行为真正成为低收益、高成本、高风险且不能为、不敢为的行为。鉴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发展、社会声望、人身自由及其既得利益和远期利益（包括为其家人谋取的非法利益），都属于人生的重要成本，在适用法纪刑律时，就应针对这些人生成本予以从重剥夺，并对案情予以公开审判和广泛披露，不仅使其倾家荡产，而且还要身败名裂。另外，在查办大要案的同时，应抓大不放小，要以性质定惩处，以数额量幅度，既保持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又防止犯小错的干部越陷越深。

第五，必须高度警惕、有效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持续实施的西化、分化、和平演变图谋。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就没停止过，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贯采用硬（军事打击）的和软（和平演变）的两手策略，图谋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一位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曾总结说：“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不是武器。”的确是这样，“攻心为上”，“哀莫大于心死”，软刀子杀人往往更厉害，也最奏效。为此，自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历届美国总统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讲政治”，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宣传战”、“思想战”和“心理战”，不间断地进行着“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同时通过经济技术援助附加政治条件，推行西方的“普世价值”。据路透社披露，西方发达国家向东欧和前苏联提供援助的策略和标准有5条：即坚持法制；尊重人权；坚持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引入多党政治；发展面向市场的经济。显然，实行多党政治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旨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纳入西方世界的版图，成为他们的附庸和被掠夺的对象。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大历史事变证明，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是非常成功的，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收益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

为有效避免苏共悲剧在我国重演，我们也须来一番“顶层设计”。因为和平演变战略已无孔不入地浸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且在某些方面已程度不同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社会大转型、体制大转轨、经济大发展、利益大调整、分配大差距、阶层大分化（固化）和思潮大泛滥的当今时代，我们党该怎样应对和平演变战略，这的确是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难题。毛主席曾谆谆告诫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然而当我们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之后，却导致了与其相反的失误，就连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都放弃了，甚至就连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被逐渐边缘化了。

怎么办？“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忠告永远是有益的。”这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讲的话。还应怎么办？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问题是我们要牵着魔鬼的鼻子走，而不能让魔鬼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为我们制定的行为准则。鉴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双方都必然按各自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式去“改造世界”，其间的竞争也好，合作也罢，我们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锤炼与其较量的技能。在高度警惕、充分准备应对西方对我实施“硬实力”的同时，尤其要警惕对我施用的“软实力”、“巧实力”的和平演变图谋。还应特别警觉西方强国对我国的“金融操纵”、“信息干扰”、“非政府组织渗透”以及多法收买我高中级干部，在各层面培植代理人等伎俩。此外，鉴于苏联解体后，美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协助俄罗斯腐败官员洗钱，美国政府利用这些政要的腐败问题做文章，通过掌控俄党政高官大量的腐败把柄，胁迫俄政府做出多种战略让步的严峻现实，建议党中央、中纪委也应对国内一些“关键人物”（主要是其海外帐户被美国等西方强国掌控的），适时加以必要的关注，规避“智能帝国主义”（即掌控各国官员的腐败信息）的运行，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各领域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综上五大方面的“顶层设计”，仅是构想了一个基本轮廓。但这五个层面的设计应是个主次分明、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标本兼治、治本为主而又有机统一的战略集合体。而实施这一“顶层设计”的过程，也应是个把握规律、校正路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运用“软硬”两手，自上而下并自下而上地协调运作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们坚信：历经90年征程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已越来越成熟了。一定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201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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