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大夫，魂兮归来！(文化漫谈四则)

(辛中,陕西省作协会员，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评论百余篇，出版《启昆泽后》一书，现供职于省级机关。)

屈原大夫，魂兮归来！

辛中

农历五月初五为民间传统的端午节。“端”是“初”的意思，“午”和“五”又谐音，故把“初五”也称“端午”。

端午节与一个动人的传说有关：过去的劳动人民为了纪念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形成节日。屈原名平，曾任过楚国（楚怀王时期）的左徒（仅次于宰相的朝廷命官）。在任期间，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主张“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可是，当时朝中的保守势力总是伺机陷害屈原，后来遭佞人谗言而被流放。当时楚国朝内争斗不断，内政愈加腐败，苛捐杂税、天灾人祸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力衰竭，外交和军事接连失败。屈原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治国才能无法施展，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结局，他悲愤交加，痛不欲生，遂于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农历五月初五，投湖南省东北部的汨罗江而死。他有名诗《离骚》流传后世千古传唱。“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无及兮，来者吾不闻------”这是屈原大夫在《楚辞·远游》中的无奈慨叹。虽然天地运行，人生追求，但往昔无法留。秭归孕育了屈原的孤高性格，屈原成就了秭归的历史归属，因为他的坚贞和失意，才有了血泪煎熬浓制的诗篇，秭归也才有了不朽的地位，九州大地也才有了同日共祭的端午节。

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吊唁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来回打捞他，人们将饭团、馒头、鸡蛋等食品丢进江里，想让鱼鳖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有个医师把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原。后来人们怕饭团被蛟龙所食，就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最终发展成粽子，并形成了后来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龙舟竞渡等风俗。临近江河湖海的地方，人们还有坐船向水中抛投粽子、馒头等食物的习俗。这是从战国时期沿袭下来的，当时善良朴实的人们为了不让鱼鳖海怪吞食屈原的骨肉，想用其它食物来替换。

据史料考证，端午节的一些风俗，远在屈原投江自尽以前就有了。但在民间，人们却喜欢把此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念叨两千年前的楚国，凭吊爱国英烈，以表示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崇敬与怀念，以此弘扬爱国思想，陶冶人们的情操。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看重端午节。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的时候，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的节日活动内容之一，家家户户都清扫庭院，采来艾条、菖蒲插在门楣，或者悬挂在房间里。人们还用艾叶、菖蒲、蒜头等制成艾虎、花环等佩戴，不仅美丽芬芳，还可以驱瘴。饮雄黄酒、在院子撒雄黄水，激浊除腐，杀菌防病；端午节期间，不少地方的妇女儿童还有戴香囊的习俗；吃粽子、油糕等；江南和华南及有河、湖的地方还开展赛龙舟等活动。有些华侨还把这一习俗带到了东南亚和美、日等国，流传久远，至今盛行不衰。

佩戴五色丝线的习俗源远流长。据东汉末应劭著《风俗通义》说，佩戴五色丝线是为了“以示妇人蚕功也”。后由于东汉永建年间大疫，刀兵不断，人们用五彩丝线祈祷消除灾祸，并称这五彩丝线为“续命缕”。女人们简单地以五彩丝线合股编制成绳，系在臂膀或手腕上；也有在五彩绳上缀饰金银饰物，挂在颈项上的；还有的用五彩丝线绣绘日月星辰、花鸟动物献给长辈。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相传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屈原踪迹，乃返。之后，每年五月五日人们就划龙舟来纪念这位爱国人士。一时间，竞渡之习盛行于楚、吴、越等地。明代的《温州府志》说：端午是日各乡选龙舟竞渡到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竞渡时民众聚观如堵，并持酒肉慰劳胜者，叫做“赏标”。“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江南一带邻水而居的人们，把画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击鼓声中竞渡，以娱神和乐人，大概也是为避蛟龙之害。这是中国古代祭仪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活动。唐代时端午节竞渡之风更盛。福建《尤溪县志》记载当地“斗龙舟以祛瘴疠”，避邪、祛瘴疠的说法表现了竞渡的原始意义。敦煌壁画中的一些字画作品，明清时代的象牙雕刻，华南地区的挑花刺绣等，都能见到龙舟的影子。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端午节”期间，水边的群众习惯于到江河湖海中去荡舟漂流游玩，赛龙舟活动不断发展愈演愈烈，一大早，参演者就着手准备，化妆穿戴成古装戏剧人物，还有锣鼓助阵，在人员相等的情况下多条船只在一条起跑线上同时出发，有的还配有船公号子一个节拍同时划桨，如同赛跑和游泳般进行比赛，根据划船快慢及到达终点的迟早决出名次。

每年端午，今又端午，炎黄子孙不会忘记这一天，粽叶仍旧飘香，老船工的吆喝声依然悠扬——“屈原大夫，魂兮归来！”

走近莫高窟 （外一篇）

辛中

  一

中午时分的莫高窟，宛如一位披金挂银的贵妇人，安详地憩于悠远的梦乡。西域特有的太阳象火热的情人，把她爱的光芒全部倾注给这一片石窟，使其通体金黄生辉，闪烁着灿烂圣洁的佛光。

莫高窟开凿在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处，系丝绸之路上的要隘重镇，曾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城市。敦煌市区出土的石、陶、铜器等大量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敦煌就有人类栖居，历史悠久，开发较早，人杰地灵。先民们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敦煌文化，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莫高窟就是其中之一。

敦煌莫高窟，南北长约一千六百公尺。导游员说：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连续营造千余年之久，崖壁上形成了规模宏伟的石窟群。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石窟虽然受到大自然的浸蚀和人为的损毁，但至今仍有保存完整的洞窟494个，其中珍存着北周至元七个朝代制作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可谓现存规模宏大的佛教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遗产”证书，并被列为“全国旅游胜地”之一。

莫高窟的建筑，主要是开凿在岩壁上的石窟，其形状各具特色，主要分为禅窟、塔庙窟、殿堂窟、大佛窟等四种类型，还有唐宋木构建筑五座和一些佛塔，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这都为研究古代社会、弘扬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和其它走马观花的游人，顺从地跟着导游先生依次钻进阴凉的洞窟里，去和历史作短暂的晤面，窥视着已为昨日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

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内容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佗、三世佛等；菩萨像有观音、文殊、普贤、势至、地藏、协侍等；还有天王、金刚、立士和地神。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塑像达34.5米，最小的善业泥拓像高不到一分米。题材之丰富，雕塑技艺之高超，均令观者叹为观止。

浩繁满壁的莫高窟壁画更以其对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趋成佛教绘画艺术的极致。壁画中有许多狩猎、打渔、耕作、收割、盖房、推磨等生动真切的劳动场面。有神话、作战、行医、教学、经商、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描绘。其中一幅壁画是东王公坐龙舟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龙以驭天”。莫高窟壁画按内容可分为经变画、本生故事画、尊像画、供养人像画、装饰图案画等五个类型，从多方面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建筑、交通、贸易以及服饰、乐舞、习俗等，为中国古代历史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及其珍贵的形象史料。古代各民族艺术匠师绘画创作时表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各朝代壁画表现出的不同绘画风格，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壁画的色流开始快畅柔美了。唐代壁画的精细流畅和色彩缤纷，幻化为一种壮丽，莺歌燕舞，春风浩荡，呈现出盛世之美。

在莫高窟的对面，隔着宕泉河，是一块巨大平整的沙漠荒原。上面光秃秃地矗立着几座历代莫高窟主持的圆寂塔。它们孤独地守望着莫高窟，似乎仍在企盼三危佛光的再次降临。在那群塔的对面的斜坡上，不知道何时被人用鹅卵石镶嵌出一个巨大的菩萨头像，在阳光下微笑着，永恒地俯瞰着尘世。

观赏了莫高窟，感触良多，浮想联翩。能够看出，莫高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三位一体的立体艺术。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大荟萃。它为研究我国历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是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大凡中国的名胜古迹，轰然传世的遗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秉赋，常常带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层累性。不像埃及的金字塔、法国的凯旋门等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多少年的积累、提高，就能积沙成塔，发展壮大日臻完美。莫高窟就是这样，它可以傲视异邦文化遗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累聚。不是收藏着的标本，而是延续着的生命。

大自然毕竟是公正的，它给予了地处陇西没有色彩的沙漠和戈壁滩中的绿洲敦煌灿烂辉煌的佛教历史文化遗产。

二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一说是有千余个洞窟。有关书籍中说：由于莫高窟洞窟中共有千余个塑佛而得名。如果连同洞窟墙壁上的群体塑像就有两千多身，有些洞的壁画中竟有近千个佛像，也有人把这单个的洞称为千佛洞。

传说公元366年，有个叫乐樽的和尚手持锡杖西游到此，时近黄昏，他欲找栖宿之地，举目四顾，突然看到一派耀眼的灿烂金光，好像有上千个佛像出现，与西边的晚霞遥相对应。戒心清虚、执心恬静的乐樽和尚顿时激动万分，大彻大悟，他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地朗声发愿：从此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之成为圣地。言毕，他眼前的三危山腾然的金光和身后的七彩晚霞俱暗。不久，乐樽便在三危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的千余年间，历代艺术匠师们不惧艰难，呕心沥血，多年雕凿，终于建成了这座艺术宝库。莫高窟建构造型气势恢宏，别具一格；雕塑造型，丰富多彩；壁画构图，精美传神；文献史料，博大精深。遗憾的是，经过多年风沙雪雨的摧残，以及帝国主义强盗的疯狂掠夺，莫高窟丢失了珍贵稀奇的、难以弥补且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佛经、文献和画绢。

莫高窟是一部博大的巨著。如果将全部敦煌壁画排成两米高的画廊展出，可绵亘20多公里。换句话说，乘坐时速20多公里的汽车，一个小时才能把所有壁画飞逝般的粗览一边。然而，这比走马观花还要粗，更谈不上读画和领会。正如导游员所说，如果仅仅为了学雕塑和绘画技法，就吸引不了如此多的游客。拟或为了听佛教的传奇故事，那至多只是历史长卷中的插图，但其中的精雕细刻和多姿多彩就有点浪费。这似乎要深奥博大得多，要不然咋能搞起《敦煌学》研究来。由此看来，莫高窟是一种精神的感召力，民族的凝聚力，人民的精神寄托所形成的一个结晶，蕴藏着历代先祖聪明才智的一种圣洁的历史文化积淀，其造型和彩绘则是人性的神化与经发。

莫高窟是一本厚重的大书，耐看耐读耐人寻味，观后会有诸多印象、回味和思考。1900年，当时的主持王道士发现了微型石窟藏经洞。后为糊口而将洞中文书经藏廉价出售给西方的文化间谍，他自然成为莫高窟的罪人。当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求王道士是一个历史学家、文物鉴赏家或别的什么家。况且，当时在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弱肉强食中，一个王道士又如何能抵挡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掠夺呢？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由于战乱等原因，莫高窟极度萧条。此时，甘肃当局指示莫高窟将1900年微型密室藏经洞里的文书经藏运往兰州保管，因无钱雇车终未成行。王道士们后为衣食所迫，加之西方文化间谍欺哄胁迫，竟分三次将其中大部分文献资料、卷画等误认为普通文书而低价出售。这一笔笔交易竟无人发现和阻拦。消息传开后，不少人惊诧不已，或痛心扼腕。然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为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卖国条约，而忙得不可开交，那里还有功夫顾及莫高窟。他们连圆明园都保护不了，何况敦煌莫高窟？在那天高皇帝远的戈壁大漠中，只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了。

有关敦煌的书中记载，西方间谍的文化侵略，搞走的不仅仅是佛教文书和写作手稿、丢了重新写出就行的东西，而是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在劳动中创造的科教知识，民族的秘密，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血汗的凝聚，是华夏文明！

1941年，于右任先生到西北考察，发现了敦煌危机后痛心疾首。他在《敦煌纪事诗》中感叹道：“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于右任返回重庆后大声疾呼保护莫高窟，还亲笔撰写了《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的损失。”后经调研筹划，当局于1944年2月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三

在会客厅里，导游员给我们讲了一个活生生的传奇故事：1927年，我国的青年书画家常书鸿赴法国学习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有一天，他在巴黎的旧书摊上，无意间发现了一部《敦煌石窟图录》，内有莫高窟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时隔不久，他又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亲眼目睹了被外国人掠去的中国莫高窟的文献和卷画。千年前的卷画那清晰优雅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使他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实际上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有同感。常书鸿面对被盗的祖国文化遗产，如梦初醒，愧恨莫极。 1943年春 ，常书鸿怀着一腔热血和艺术之梦，学成回国后直奔莫高窟。当时他面对破败萧索、疮痍满目的石窟，怀着对民族历史文化那颗赤诚守望的心，潜心临摹飞天等壁画和创作新画，修复残缺的洞窟和佛塑，研究佛教遗产，发展繁荣《敦煌学》。

画家张大千曾为敦煌莫高窟编号，临摹作品。他在1943年离开莫高窟时，对常书鸿半开玩笑的说，我们先走了，你却要在这里长期守护保管研究下去！常书鸿深信，释放是天赋人性，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在这里，佛教理义已被美的艺术融化而升华，成为一种仪式，人们投奔而来，都会受到洗礼和熏陶。

导游员告诉我们，在昏暗的洞窟中临摹壁画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在没有照明器材的情况下，当年经常站在凳子上，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临摹作画。功夫不负有心人，1951年4月，常书鸿的莫高窟摹本和作品在北京展出，参观者甚众，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同志参观后给予了肯定。1963年，国务院拨巨款对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和整修。此后，常书鸿和后来人坚持不懈地守护、研究和发展莫高窟及《敦煌学》，才形成了现在的景况。

新时期以来，在莫高窟工作人员和当地官民的共同努力下，人们盼望已久的莫高窟洞窟通电照明工程于1995年竣工。一盏盏晶亮的电灯，照得千余年来昏暗石窟中的塑像和壁画鲜明光亮，富有现代景象和时代气息。(完)

走近西影厂

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出了个《长大做什么》的作文题，有的同学说长大要当解放军，有的要当工程师，有个同学在作文中写到，她长大要到西影厂当演员。

如今，我家就住在西影厂旁边，上下班都要经过西影厂。我的孩子还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词改唱成“我家住在西影厂旁------”，他那童稚而又甜美的歌声，令人忍俊不禁。

西影厂自一九五八年建厂以来，西影人立足西安，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在建设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相继拍制了《三滴血》、《火焰驹》等戏剧片，引起观众共鸣。拍摄戏剧片的秦剧团还应邀到东亚一些国家演出，弘扬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了文艺交流，增进了中外友谊。此后接连拍制了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具有时代特色，鼓舞人心且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我国著名电影评论家鈡惦斐建议西影厂应该拍摄中国的“西部电影”，刻划和弘扬那些“黄土满面，头缠白羊肚毛巾，手执牧羊铲”的人物，为中国的电影事业打开一个新的领域，创出西影的特色来。西影厂的一些获奖影片就是在这一思想引导下创作成功的。厂里拍摄的八十多部影片和电视剧，先后获得国内外百余项奖，还不断向国外输出影片。改革之初，厂里拍摄的《第十个弹孔》、《西安事变》等影片获得了国家文化部、广电部的优秀影片奖。当时的西部电影成了国内影坛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九八四年是西影厂改革管理体制清除陈规吸纳人才事业腾飞的一年。从此，接连不断地涌现出轰动影坛、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获八四年美国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西方文化中心奖”与“伊斯曼柯达最佳摄影奖”。这是西影的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人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获八四年第八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演员奖和第五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野山》获印度国际电影节大奖。《老井》获八七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红高粱》带着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以中国西部的风土人情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为主线，着力刻划剧情和人物，以其风格和个性获得成功引起轰动。八八年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西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大奖，还获得第十一届百花奖。这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标志。九十年代初，西影厂的《炮打双灯》以其新颖大气的画面征服了观众，在国内外影坛独树一帜，夺金捧银。西影厂出大作品好作品，这几乎成为近些年中国影坛的一道景观。在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西影厂异军突起颇为耐人寻味。新时期以来，西影厂拍摄的《半边楼》、《水浒传》、《白鹿原》等多部影视剧正是藉此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而拍摄放映的，赢得了观众好评并接连获奖。

中国的西北部和中小城市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落后闭塞。但是，它又有着独特的地域风情。厚重的自然景观与质朴的人文环境的浸润，造就了西影导演的独特视角，舒缓的生活节奏给他们以更多的思考空间。题材的丰富与西影导演的主观追求，使得西影厂所拍电影呈现顽强状，在多种困难的情况下也发生着质的嬗变。西影厂所拍影片中，不仅有黄土落叶西北风，蓝天白云大草原，还有小桥流水开发区，绿树翠竹高速路。以及新时代的开拓者和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

甘肃敦煌影视城和宁夏影视城展现了西域广袤感、大漠浩瀚感和草原风情感，适合拍摄远古时代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和《西游记》、《张骞》等历史剧，以及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所连接的中外友谊交往和经贸活动，给人以遥远的想象空间。太湖影视城和广西北海影视城，则以浩淼的水面为大背景，以看似平静的水面和水泊周遭的岛屿为参照物，适合拍摄《水浒传》和水船战事等生杀打伐你争我夺的历史故事。西安影视城有其独特的地方，构建的影视设施展现给人们的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其宏伟高大的殿宇，便于拍摄周秦汉唐的盛世雄风和中华民族光辉灿烂且一直流淌着的历史文化，以及十三朝古都长安那不断演绎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和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适合拍摄伐纣灭商、建立周朝的《武王伐纣》，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的《千古一帝》，民族和亲、稳定大局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表现太平盛世、鼓乐升平的《大唐乐舞》等周秦汉唐的盛世华章，反映新老更替、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艺复兴等时代演进、社会进步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新风貌。新时期以来，西影厂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依托影视城的建筑场景及历史、地理优势，坚持多出影片，出好影片，拍摄了多部质量上乘的影视剧，并连连获奖。西影厂没有就此止步，没有满足，而是以此为新起点，筹划、拍摄具有新时代西部特色的影视剧和新编历史剧，以此满足社会和广大观众的文化影视需求，受到社会好评。

西影人在黄土高坡上，在穷山恶水间，在古老的西北高原等背景下创造民族反思文化，用现代意识和改革开放的新思维研究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从往昔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追求探索，寻找蓝莹莹的天空，开拓了西部电影的新天地。不少故事片还带有历史的风霜感、纵深感和民族沉寂感，以独特的风姿吸引了国内外观众。其主要原因是拍出了西部电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

偶遇“倒装壶”

辛中

过去常听人说耀州瓷的历史沿革和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有一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展品时，发现了一个耀州瓷展品——青釉“倒装壶”，系1972年出土于陕西彬县的国宝级文物。壶身圆鼓，虚设盖。顶部雕饰双层柿蒂，壶腹剔刻缠枝牡丹，下腹饰仰开莲瓣，飞凤形提梁，哺乳狮壶嘴，造型生动逼真。底心雕戳有梅花孔。使用时将壶倒置，水由底部梅花孔注入壶腹，故名“倒装壶”。注满水，放正壶，注水孔滴水不漏。设计极为巧妙，集中了捏塑、剔刻、模印等多种装饰方法。其纹饰富丽，寓意吉祥，典雅美观，富有情趣。

耀州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唐宋时属耀州治，故名耀州窑。耀州瓷泛指铜川市和耀州区这一带烧制的瓷器。主要烧制青釉、黑釉、白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等瓷器,以烧制青釉瓷器而著名。耀州窑于唐代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发展提高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六大窑系”——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中最大的一个窑系，也是我国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其中“倒装壶”更为人们喜爱、收藏和把玩。在宋代的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窑场。《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中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它以盛产独具风格。”

耀州窑是历史名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地的黄土粘度高，适宜烧制瓷器，耀州瓷以质地优良、胎质硬朗、釉子滑润、色泽光亮、品相周正、温润美观而享誉神州，具有“北方青瓷代表”之历史美誉。耀州瓷的种类分为礼器、法器、葬器和生器四种：礼器主要是指作为礼品馈赠或收藏、把玩的瓷器，如周秦时代盛酒的盉、花瓶及一些摆设观赏的工艺品等；法器是指从事法事活动和寺庙中使用及供奉用的瓷器，譬如香炉、蜡台等；葬器是指陪葬用的仿制的人和动物及一些工艺品；生器的产量最大，用于人们生活中放置东西和水、醋、酒的瓮、缸、坛、罐、瓶、壶、碗、盘、碟、杯、盏、盅，各种艺术造型的瓷砖、瓷枕、瓷凳和学习用的笔筒、墨盒等。还有一些供人们观赏的镂空的花瓶、大绣球套小绣球等工艺品。仅花瓶就有大口瓶、小口瓶、圆口瓶、方口瓶、扁口瓶、直口瓶、盘口瓶、卷口瓶、花口瓶、撇口瓶、喇叭口瓶、扁瓶、胆瓶、桶甁、方瓶、梅瓶、方形瓶、多棱瓶、瓜棱瓶、天球瓶、双耳瓶、四系瓶、长颈瓶、葫芦瓶、甘露瓶、橄榄瓶、题诗瓶、玉壶春瓶和纹瓶等，仅双耳瓶还分为兽耳瓶、象耳瓶、虎耳瓶等，纹瓶分为花纹瓶、莲纹瓶、鱼纹瓶、鸟纹瓶、人纹瓶、云纹瓶、龙纹瓶等，看上去精致、青透、圆润、舒心、耐读，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有一种放在那里都怕碰怕蹭的感觉，有一种看了还想看的感觉。

我们看到的瓷器中，每个时代都有其艺术品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更先进的工艺技术手段和更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继承和创新的条件更优越。在2010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一场全国瓷器评选中，耀州窑有四件作品入围，其中两件入围创新奖：青釉镂空台灯、青釉刻花加湿器；入围传承奖的作品为青釉龙凤如意和青釉葫芦。

烧制瓷器是火的艺术。瓷器的质量主要看造型、胎质和釉色，这就要求烧造瓷器时把握好火候。耀州窑过去是用树枝等木料烧制瓷器，主要是松树枝，马尾松最好。随着时代演进和社会需求量的增大，木料已显杯水车薪，现今烧制瓷器主要用煤炭。铜川市郊和耀州区一带烧制瓷器的私营个体企业，历史上称为民窑，多少年来，为繁荣经济，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群众收入，便利人们生活，发展陶瓷事业，烧制了大量陶瓷器具。铜川市郊区的陈炉镇是烧制瓷器的民窑较多的地方，历史上就是耀州瓷的主要产地，这一带为山青水秀的盆地型的小环境，现今镇内有13家私营个体企业在烧造瓷器。陈炉镇位于黄堡“十里窑场”东20公里，烧制陶瓷延续历史1400多年。元代后期，已成气候，《炉山不夜》里充分展示了陈炉窑明、清鼎盛的宏大景观及独特的手拉坯技艺。烧造瓷器的窑主要分布在向阳处的半山腰且通风透光的地方，道路一直通到窑口，便于瓷器装车外运。我们去的那天几个窑正在烧瓷，由于窑口敞开，两、三米外便感到喷面的火热，一眼就能看到窑中熊熊燃烧的炭火两侧摆放整齐的瓷器，一边是缸和罐，一边是碗和壶。窑主说，瓷器烧好后，第二天就可出窑外销了。陈炉镇有些窑口已经能够批量生产黑釉、桔红釉、兰花、铁锈花、仿古瓷、陶艺制品等六大系列300多个品种的陶瓷。铜川耀州窑文物复制厂多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以与他们厂为邻的耀州窑古陶瓷博物馆为依托，传承传统技艺，吸纳外来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研制开发生产的壶、瓶、盘、碗、杯、盏等系列文物复仿制品，几可乱真，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和中外市场推崇。这个厂生产的酒器——“良心壶”。壶体为一丰神飘逸的寿星造型，两处注水口巧妙地设置在寿星拐杖下端及肩头悬挂的酒葫芦处，因其可同时注入两种不同的酒而取名“良心壶”。使用时，先从拐杖下端的注口注入酒，再从酒葫芦为盖的注口注入不同的酒，按住其中一个注口，从壶中倒出的将是另一个注口注入的酒。逢年过节，亲朋相聚，老人祝寿，大俗大雅的寿星造型会平添几多喜庆祥和的气氛，兼之奇妙的结构和功能，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欣慰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