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地下斗争时期的历史

作者 来源：21老友网站

原题：我们党在战前地下斗争时期的斗争

〖说明：由于斗争处境尖锐和时间太久，我们党在战前地下斗争时期的资料保存得很少，有的一时又拿不到，同时，建党初期（1930－1935年）参加活动的干部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介绍这个时期我党的斗争，只能较为简略，等待以后可能时再作补充。〗

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材料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

马来亚共产党在1930年4月30日光荣成立。那时，马来亚还没有别的政党。直至1937年马来青年联盟成立之前，马来亚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政党。

从1930年4月到1941年12月，是我们党战前地下斗争时期。

马来亚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20年代中期，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来亚无产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1925年，马来亚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为后来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在森美兰瓜拉比拉的乡村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马来亚共产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胡志明同志出席指导下进行的。由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马来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便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和领导者，马来亚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马共的斗争是历次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继续

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党的斗争是有继承性的。回顾1511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马六甲，1641荷兰殖民主义者打败了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乃至178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以来，我国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荷兰殖民主义者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就持续不断。虽然，反抗葡萄牙驻闽主义者侵略马六甲王国的战争，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历次战争，以及后来反抗英殖民主义侵略的马六甲那宁战争、雪兰莪马赫迪战争、森美兰双溪乌戎战争、霹雳勒拉和沙戈尔战争、彭亨巴哈曼战争、吉兰丹督.让谷战争、丁加奴哈芝.阿都.拉赫曼战争等，都先后失败了，但是，这些著名的卫国的农民战争是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发扬了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给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荷兰殖民主义者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马来亚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的革命理论同我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传统结合起来，为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占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因此，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是四百多年来我国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荷兰殖民主义者特别是一百多年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爱国战争的继续，是这些正义斗争和爱国战争在更高水平的发展。

马来亚共产党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1917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势力遭到极大的削弱，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英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对我国人民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我国人民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无产阶级积极寻找争取自身解放的真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建立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的最初阶段

我们党成立以后，便投入了紧张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当时我们党的斗争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的敌人是老奸巨滑、有着极其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帝国主义。它在马来亚以各种分而治之的手段进行殖民统治已经一百多年，建立了一系列为巩固其统治的制度。

第二、由于中国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在我国华族群众中传播。但是，由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民族隔阂，阻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传播到马来群众中去，党的马来工作很难开展。

第三、我们党刚建立，处于幼年时期，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多，理论水平不高，难免照搬外国经验，有教条主义倾向。

我们党成立以后便提出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并努力宣传革命真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建立秘密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赤色工会，开展革命的组织工作。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在工作中取得了可贵的成绩，为我国革命的发展殿下了基础。对于革命先辈们，我们深深感激和永远纪念他们。

由于刚成立的党的理论准备不够，最初党的纲领曾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苏丹、拉惹，建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是正确的， “打倒苏丹、拉惹”则是不恰当的，因为苏丹、拉惹既是封建代表，又是宗教首领，提出“打倒”不能为全部都是伊斯兰教民马来族群众所接受，甚至会引起不满。搬用“ 苏维埃”这个词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俄文，会被诬蔑我党是苏联的代理人。

1935年，当领导我国唯一的煤矿企业—雪兰莪煤炭山的五千多名工人，用劳动工具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工人们升起红旗，成立工人苏维埃，占领了公司办事处和整个矿场约一个星期。同年，党又领导森美兰淡边地区马来族农民，用巴冷刀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农民们升起红旗，成立农民苏维埃。这两次英勇的起义虽然都被敌人镇压下去，但是，它们为我国工人和农民树立了光辉的战斗旗帜。

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是我党成立最初几年处于幼年时期“左”倾的表现。当时，“左”倾的表现还在于笼统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以及在于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方面，如每逢节日都要散发传单，挂红旗，甚至游行示威等等。这些行动虽然对于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对我党所造成的危害则是主要的。它使党遭到严重的摧残，孤立了自己，损失很大，极其不利于继续和发展革命力量。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世界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著名决议，对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由于英帝国主义特务的破坏，叛徒的出卖，造成共产国际东方局驻新加坡同我党中央联络的代表（一位荷兰同志）被捕，牵连及东方局负责人牛兰同志夫妇 （法国人）在上海被捕，造成我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长期脱节。因此，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我党中央是从公开出版的革命报刊看到的。1935年底至1936年初，我党开始根据共产国际上述决议的精神，纠正“左”倾冒险的错误，各方面的工作得到了逐步的恢复。

1937年，我们党又根据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抓紧当时的有利形势，进一步采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克服关门主义、利用公开合法、广泛发动群众的方针。在这个策略方针的指导下，党通过建立宣传队、歌咏队和戏剧团体，举行演出，召开群众大会，发行秘密报纸，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通过公开报刊发表文章等方法，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党既建立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抗敌后援会以及地下工会等半合法和非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同时也建立或派同志参加各种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为了广泛开展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运动，我们党建立了“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从名称来说，它是一个侨民的组织；但从性质来说，它是马来亚华族的组织，是马来亚人民的组织。我们党通过这个组织，不仅是把华族中的进步阶层发动起来，而且把华族中的落后阶层也发动起来，形成了一个空前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由于这个组织、这个运动是我们党领导的，而我们党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同时，也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性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亚洲前途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大华族群众在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运动中一步步提高了革命觉悟，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进步到同情甚至参加马来亚革命的斗争，许多华族先进分子在运动中参加了我们党，成为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为我国革命奋斗终身。

当时抗敌后援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建立，有些地区某些时候甚至能够进行半公开的活动，是由于我党巧妙利用英日矛盾的正确策略的结果。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妄图南进，进一步称霸亚洲，严重威胁亚洲各国人民的安全，同时也损害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的既得利益，英帝国主义同日本法西斯存在着矛盾。“抗援”当时公开声明，它反日但不反英，而且主张争取英国也支持中国抗战。这个组织还主张各阶层人民广泛团结，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通过协商解决劳资纠纷，以及争取马印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同情中国抗日，支援中国抗战。因此，“抗援”的活动在一个时期内，即从1937年建立到1939年9月，是比较顺利的，阻力比较小，其组织发展迅速，影响极其广泛。

在这期间，党领导吡叻州锡矿工人，进行了多次胜利的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公开的拥有两万多名会员的吡叻锡矿工会，其注册名称为近打锡矿工友互助会。这个工会连同享受福利照顾的矿工家属在内共有五、六万人。工会的分会或办事处遍设吡叻州各处矿区。

当夜领导新加坡的建筑工人、海港局工人、电车工人，柔佛新山的黄梨工人、树胶工人，森美兰马口的树胶工人，彭亨劳勿的金矿工人，丁加奴龙云的铁矿工人，雪兰莪煤炭山的煤矿工人、新街场的锡矿工人、加影的树胶工人，槟城的码头工人以及各州其他行业工人、店员、低级公务员等，进行了许多次改善生活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团结和锻炼了广大工人群众。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帝国主义加紧压榨我国劳动人民。我们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英帝国主义和我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党在新加坡组织一次战前最大规模的有五万多名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高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兄弟团结起来”、“要求开放民主自由”、“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这次游行示威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两位工人光荣牺牲，许多工人被军警殴打受伤，还有不少工人被捕。这次斗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

党领导的新加坡、槟城、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吡叻的华校中学生，采取各种行动，反对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开展广泛的学生运动，并教育和鼓励青年学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这个时期学生运动最显著的成绩是：通过团结、组织和斗争的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许多人被分配到工人群众中工作，有的还到工厂、胶园参加劳动，同工人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因而进一步成长起来，但当党的领导工作。不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军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光荣牺牲了。这些从学生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干部，如：新加坡的小忠同志、黄志锐同志、陈天庆同志、黄应祥同志、叶立天同志，槟城的许庆彪同志、小康同志、陈锡清（杨厉）同志、陈凌同志、黄玉心同志（女），雪兰莪的李约卜同志、叶奇思同志、戴苏娇同志（女），马六甲的陈水鸭同志、张兆派同志，柔佛麻坡的邱俊杰同志，吡叻的赖来福同志等。

1940年2月2日，党在槟城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斗争，在广大工人和店员的支持下，包括几间华文中学的学生一千多人，包围了敌人的警察总局整整一天，反对敌人无理逮捕和迫害学生。这次斗争显示了学生和工人团结起来的威力。

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动员起来打倒法西斯，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紧迫任务。我们党坚决支持社会主义苏联的卫国战争，坚决支持建立包括苏联、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德意志、意大利、日本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这期间，党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报》以及党的地方组织和党领导的地下革命群众组织出版的秘密报刊，在上述政治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党影响下的公开报刊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党还团结了一批编辑、记者、作家、教师等知识分子，建立各种文化团体，推动进步的新文化运动。

经过长期的努力，党领导下的秘密群众组织拥有上万名成员，并团结了十多万名公开团体成员，建立了许多个乡村地区和工矿企业的革命据点。这个时期，党领导了数十万人次其中绝大部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的各种群众斗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到1941年底，我们党拥有一千六百多名党员，并在各种运动中培养了大批生气勃勃的干部，先后在新加坡、柔佛、马六甲、雪兰莪、彭亨、丁加奴、吡叻、槟城、吉打成立了党的州一级的领导机构。我们党成为一个全国规模的有战斗力的党，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我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实践证明：党当时坚持反帝反封建、开展群众运动、发展革命力量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在建党初期（从1930年 到1935年）由于是处在幼年时期而难免会犯到的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倾向，也逐渐得到纠正。党当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在当时采取以党和党所领导的半公开和非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主，同时利用公开合法作为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斗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的进步成长。

关于内奸莱特打进了党内问题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内奸莱特打进了党并一直在进行破坏，而从1936年到1941年党的工作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些都是内奸莱特所无法歪曲的；另方面，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他们能够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制定符合当时我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政策，在这方面当时中央常委黄诚同志的贡献特别重要。如果内奸莱特太过露骨阻扰党的正确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然容易暴露，不利于他的长期潜伏。这里还应该肯定，如果没有内奸莱特的出卖造成高级干部不断被捕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干扰，党在这个时期的成就必然会更加巨大。

内奸莱特原是越南人，1932年到新加坡并定居下来（后来查明他1930年在西贡读书时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是一个普通党员，同年在西贡被法帝国主义逮捕后叛变，以后由法帝国主义把它送给英帝国主义，然后由英帝国主义派他到新加坡进行特务活动）。

我们党成立初期一直处在地下状态。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党的组织曾经陷于混乱。党也同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莱特就利用这种情况在1934年底或1935年混进了党，并在1939年窃据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党在当时没有设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就是最高职位）。

莱特打进党后，千方百计掩盖和粉饰他的历史，并冒充共产国际代表，进行大量欺骗，以骗取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例如，他欺骗说，他曾留学苏联并见过斯大林，曾被共产国际派去中国参加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曾负责过中共上海市委和越共中央，曾领导过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受共产国际委托来马来亚进行活动。他的目的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超越中央的特殊地位，制造对他的个人迷信，以方便他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1940年11月17日，中央常委会（即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发出一个第十三号的中央通告，题为《一个号召》，内容是说莱特病了，发动全党慰问，并赞扬莱特的所谓功绩。随着这个运动，党内把莱特更进一步神秘化和偶像化了。1941年12月，第七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莱特的意图，作出一个决议说：鉴于日本法西斯侵入马来亚，我党处于战争环境，斗争尖锐，干部损失难免，今后如果中委全体同志牺牲，莱特一人也可代表中央领导全党。党的第六届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被莱特蒙骗并作出上述的不恰当的号召和不正确的决定，方便莱特后来在党内继续进行欺骗、破坏革命事业。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这个时期，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丰富的，主要的是：

大力开展群众运动

必须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发展革命力量。

这一条经验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这一个时期的前阶段，即从1930年到1935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严重的“左”的偏差，如提出笼统“打倒资本家”的口号，会混乱革命的性质；虽然当时党的纲领是提出反帝反封建并没有规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1935年以后的阶段，不仅革命的性质 即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更加明确，而且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先后制定和执行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不断把我们的斗争引向前进。

这一条经验也涉及我们党是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问题。我们党从建立起就是以马来亚的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奋斗目标，是爱国主义的政党，但是，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政党，而是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的政党，这一点也是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我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人类争取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党从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热烈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卫国战争，热烈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热烈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和阿比西尼亚（即目前的埃塞俄比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斗争，以及热烈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国人民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提高了民族觉悟和国际主义精神。

这一条经验也涉及如何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以及发展革命力量问题。我们党建党初期，由于幼稚“左”倾，很少策略思想，当然不会运用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在1936年以后，在这方面逐渐提高了认识，策略水平也提高了，运用和掌握统一战线政策的能力大大提高，特别是华族工作，运用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极其成功，因而华族各阶层的工作都有较大的进展。至于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是更为基本的，在这方面我们从1936年以后所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有利于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

建立或参加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

必须正确地处理秘密和公开、非法和合法的关系，以党和党领导的半合法和非法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主，同时建立或参加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以便既能够加强地下核心力量，又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在日常工作中，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群众斗争中，要根据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觉悟程度，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力求每一次斗争都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

这一条经验涉及这个时期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问题。这个时期我们党处于地下斗争的严重环境，无疑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是以地下方式为主，但是，地下方式只能短小精干，不能广泛，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可能，来团结、组织群众，并推动群众进行斗争。这个时期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只注意秘密地下组织，不注意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去团结和组织群众，而在领导斗争方面却过“左”和过于激烈，过于暴露，使敌人容易有目标地摧残，使党不断遭到严重的损失。在后一个阶段，即1936年到1941年，我们党纠正了“左”的倾向，克服了关门主义，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方法去团结和组织群众，群众组织也逐渐从狭隘孤立的状态走上广泛发展的道路。当然，这里要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利用公开合法是要引导群众逐渐走向革命而不是要误导群众走上合法主义的邪路。而我们党在这一个时期所做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它是正确的。

这一条经验也涉及工作方法问题，也就是说，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所谓工作方法，主要的是指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虽然当时我们党没有采用群众路线这个词，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考察，当时党的主要的工作方法正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当时，党处于地下状态，党员要能够团结群众，取得群众信任并成为群众领袖，决不能自封，也不能靠党的委派，而是要他们自己切切实实地为群众服务，同群众打成一片，在阶级感情上同劳动群众相通，处处为群众着想，替他们办事，才能赢得他们的爱戴和尊重，自然而然地成为群众的领袖。由于当时实际情况的要求以及党在这方面对党员的教育和党员普遍自觉地在群众中、劳动中锻炼，所以在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

这一条经验也涉及斗争方法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时，一定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觉悟程度，也即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他们进行斗争，通过宣传鼓动引导群众提高觉悟，但决不可强迫命令群众进行斗争。当时群众斗争多数是经济性质，如要求加薪、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福利，或反对削减工资、裁员、开除工人等等，但这些斗争往往由于统治当局无理支持资方，横加干涉，因而经济斗争就可能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有的经济斗争虽然没有同政治斗争直接结合，但由于在斗争中劳动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因而也间接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至于在斗争中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有理才能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使斗争不致陷于孤立。有利是说要掌握争取斗争胜利的关键，这样也才有可能取得斗争的全胜或局部胜利。有节是说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斗争就能解决问题。因此，要掌握斗争的限度问题。当斗争不可能取得全胜时就应该争取局部的胜利，如果连局部胜利都不可能，就要争取不至于陷于失败。这就是说，如果斗争没有取得胜利，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力量没有损失，在斗争中又教育了群众，队伍得以整顿，有利于以后再斗争，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收获。

坚持党的建设的原则

必须坚持党的建设的原则，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教育，注意党员质量，在群众运动中扩大党的队伍，通过革命实践和理论学习培养党的干部。

这一条经验涉及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建设的原则，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无疑也是党的建设的指南。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我们的党和加强党的建设，也就必须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教育，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时期后一个阶段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来自学生运动的党员，努力学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进步书籍，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作，特别是努力学习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的一些原著。工人出身的党员也努力学习。各级干部的理论水平都不断地有所提高。

其次是关于党的队伍的巩固和扩大问题。这个时期对于党员的质量是注重的，特别注意党员入党前的思想准备，譬如党员对象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否坚定，是否有决心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终身，在对敌斗争中是否勇敢坚定，不怕被捕、毒刑和坐牢，是否准备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每一个对象对这一切要有一定的认识、信念和决心，并经过考验，才能被吸收入党。同时，在那个时候，按照通常情况，新党员都是从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中坚分子，然后被吸收的。他们都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一定的锻炼，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威信。他们通常都是群众组织的基层干部，是群众领袖。所以说，党是在群众运动中扩大党的队伍的。

最后是关于干部的培养问题。党的方针是通过革命实践和理论学习来培养干部。这个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对这个方针是掌握得比较好的。许多学生出身的党员比较有文化，但他们同工农群众接触较少，实践经验比较狭隘，所以常被分配到胶园、矿场做工，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增进阶级感情，一方面改造自己，一方面做群众工作，这个方法是卓有成效的。党内很注意理论学习，对党员和干部一般上都有规定学习理论书籍的计划，包括做笔记、讨论、座谈和检查学习进展情况等等。正因为在培养干部方面有成绩，所以为后来抗日战争的开展和推进准备了一批有一定实践经验和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

全党在这个时期的斗争，也在党内培养了良好的作风，形成了光荣的传统。这就是：无限忠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紧密团结，遵守纪律，自我批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过，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只是初步的，他的内容随着后来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且得到充实和丰富。

现在把这些内容分述如下：

无限忠诚

这是指对共产主义事业、党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我们的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到对事业无限忠诚，这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对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不牟私利，决心为光荣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当时，虽然敌我力量悬殊，斗争处境恶劣，国际上只有一个苏联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同志们深信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自己为之而奋斗的事业是无限崇高的、伟大的事业，是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的。所以，即使自己在斗争中落入敌手，也不屈服、不出卖，而是坚定地表现出无产阶级战士的英雄本色，保持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艰苦奋斗

这里指的是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艰苦奋斗。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艰巨的事业。我们不但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是要永远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创造一个无阶级差别、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的社会。压迫者、统治者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们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法西斯的暴力手段来维持其统治，所以要革命就一定要艰苦奋斗。这个时期，党处于地下斗争环境，英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殖民统治不断加强镇压，竭力摧残革命力量，我们面对着的是暗探的跟踪、追捕，警棍的殴打，特务的毒刑、牢狱的监禁，甚至被枪杀的危险，可是，我们的同志坚定乐观，不害怕、不动摇，艰苦奋斗。至于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那些专职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们，更在艰苦朴素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每月只取得三几元生活费，多数同志靠一辆陈旧的自行车，为革命终日奔波于小镇和乡村之间，日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而忙碌，忠心耿耿为人民而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

这里指的是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既要一不怕苦，艰苦奋斗；又要二不怕死，英勇牺牲。一个人倒下去了，更多人站起来继续干，这样我们就能把革命长期坚持下去。这个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在思想上是有做出牺牲一切包括个人的生命在内的准备的。1940年新加坡“五一”大游行示威事件中，罗良助、梁清典两位同志就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正是由于同志们在思想上有足够的准备，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许许多多党员和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而壮烈牺牲在战场上和刑场上，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紧密团结

这里主要是指我们组织内部，即党内和革命群众组织内部的紧密团结。我们的同志参加革命，都是出于自觉的，不是被迫的。大家都是怀着对万恶的敌人的刻骨仇恨的，因此，认识到同志间应该亲如手足，紧密团结。“同志”是多么亲切的称呼，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阶级兄弟。珍惜同志间的战斗情谊是同发展共同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不是无原则的。我们要把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内部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 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时期，组织内部各方面的同志在团结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尊重热爱领导和关心爱护同志，上下级亲密无间。党和革命群众是巩固和坚强的。因而，尽管面临敌人的严重摧残，我们的队伍仍然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步伐整齐地不断向前迈进。

遵守纪律

这里指的是党内同志们遵守纪律的精神。全党必须服从这样的统一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这主要表现在上述这四个“服从”方面。同志们对工作分配和调动表现在“服从”方面尤为突出。许多同志随时接受调动，有的甚至脱离家庭到偏僻地区做地下工作，也没有二话。遵守纪律是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纪律是有强制性的，纪律是铁的。这就是说，任何党员、干部都要遵守，谁触犯它谁就要受纪律的处分。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干部由于犯了纪律而受到必要的处分，当然这不是为处分而处分，而是为了教育其本人和教育全党，以便巩固党，提高党的战斗力。

自我批评

这里指的是党本身和党员本身的自我批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和其他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建立初期的几年内犯了“左”的错误，正是依靠自我批评而加以纠正的。我们党是在不断克服政治上的某些冒险倾向，组织上的关门主义，逐步掌握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个时期我们党内组织生活，党员的自我批评也是比较健全的，几乎各级组织，从党小组到地委会每次会议都有批评这一议程。虽然批评是以自我批评为主，要靠同志们自觉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及其危害性，并且找出根源以及定下克服办法；但是，同志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也是绝不可缺少的。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批评要诚恳，要与人为善，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这个时期，无论是党组织或党员本身对于掌握自我批评这一武器都是比较好的，达到了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提高同志们的素质的目的。

实事求是

这里指的是我们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同志在处理日常工作和斗争时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建党初期的几年，我们党和我们同志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差，经常从书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所以斗争遭到挫折，工作碰到钉子。这个时期的后一个阶段，我们党逐渐重视调查研究，逐渐注意从实际出发。我们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就经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我们同志的工作方法，特别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经常按照情况的需要而作必要的改变。这样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就能恰当地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结合，我们的斗争也就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作成绩也就越来越显著。

联系群众

这里指的是我们党和我们的同志应该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这个时期的前一阶段，由于我们党犯了“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所以脱离群众，处于孤立的状态。1936年以后，我们党纠正了错误。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我们对群众的要求、愿望进行调查研究并集中起来制定政策，这些政策得到群众的拥护，并把这些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这样，革命运动就得到迅速的发展。当时我们党不但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又处在地下的工作状态，只能坚决走群众路线。我们的同志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就有可能紧密联系群众，就有可能领导上万的地下群众组织的成员，以及领导十多万公开团体的成员，并把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努力学习

这里指的是我们党的干部和党员都要努力学习，学习理论和学习工作经验。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要从书本上学，而且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我们要学习工作经验，才能逐渐领会并总结、概括这些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我们学习理论，不要犯教条主义。我们学习经验，不要犯经验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这个时期，特别在后一个阶段，同志们学习方面是努力的，但是由于高级干部不断损失，所以经验积累就缺乏继承性，这样也就很难有系统总结，并使之上升为理论。

积极工作

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同志应该为革命而积极工作。我们反对空谈家，提倡切切实实地埋头苦干，因为革命的发展是要以一点一滴的工作成绩的积累才能促成，量变才能促使质变。我们做工作既要积极，又要认真，既要做多，又要做好。这就是说，不但要数量多，而且要质量好，在一定意义上说，要求质量好还是更重要的。我们提倡积极工作，反对空谈，并不是反对学习理论，反对读书学习，空谈和读书是两回事，积极工作和努力学习并不矛盾，而且是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同志们参加革命，因为都是出于自觉的，因而他们工作态度是正确的，自觉精神和积极性都很高，废寝忘食，无私无畏，忘我工作，为后来的同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党的革命传统，是一个无形的巨大力量，对我们的同志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有力号召，它是从革命斗争中得来的无价之宝，我们要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

（全文终）

来源：取自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出版《马共文集第一辑：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一）——建党初期阶段》

附：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牛兰夫妇上海被捕的故事

牛兰(Hilaire Noulens)在上海被捕一事发生于1931年6月15日。根据当时上海有关报纸报道，牛兰的身分被公共租界的英法巡捕发现，是由于6月1日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在马来亚从事秘密活动的法国共产党人（杜克罗斯 Duerous），发现他的文件中有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根据这一发现，很快将牛兰抓获。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由于牛兰是在中国被捕的第一位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而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再加上苏联很快下大力气动员了中国当时的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以及国际著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德莱塞等，以各种方式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释放牛兰，包括国民党当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理所当然地认为，牛兰应当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无疑。

因牛兰夫妇被捕后始终坚不吐口，直至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江苏最高法院正式判决二人无期徒刑，国民党也未能得到任何口供，故关于牛兰的确切身分，一直未能搞清楚。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苏联两国重又开始在抗日问题上进行合作，国民政府很快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了牛兰夫妇。于是，牛兰一案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资料来源:《档案春秋》 2007年第10期作者:朱鸿召

来源：取自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出版《马共文集第一辑：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一）——建党初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