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与评析

改革开放前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经验的历史考察与评析

作者 石建国

原载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自东北开始，企业管理体制的探索亦是如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五三工厂经验”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建立起仿照苏联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源自东北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成为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独特创造，影响巨大，意义深远；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外部封锁、“左”倾氛围日渐浓厚和国内资本稀缺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建设，“工业学大庆”运动应运而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传统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活力。东北国营企业以其独特的经验创造，在促进共和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制度完善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如何接收和管理现代工业大企业，尽快建立起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共执政之初面临的重要任务。东北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背靠苏联，基础雄厚且解放最早。中共中央对东北国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十分重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广普及“厂长负责制”、“五三工厂经验”，直到后来的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无不是中央政府对东北企业管理经验的肯定与推广。考察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东北工业基地的地位与作用，考察我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可以提供不少启迪。
　　
　　一、东北国营企业管理的起步
　　
　　东北解放后，鉴于其工业基础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进行帮助，以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后盾。面对重任，东北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创造性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要求东北“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的任务。东北工业不仅为全国的经济恢复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其经验也成为我国国营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滥觞。
　　
　　(一)编制工业恢复和发展计划
　　东北工业恢复任务繁重，而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力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统筹规划，保证有限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早在1948年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就设立了东北工业部，统一管理东北地区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1949年1月12日，东北工业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计划机关的指示》，决定成立工业部、局、直属公司、分局、厂、矿各级计划机关，从而为制定工业计划做好了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据当时在东北工业部任计划处处长的袁宝华回忆，该部计划处人数最多时达180人。
　　1948年，东北局曾制定过局部的工业恢复计划，但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这个计划是不全面的，执行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后来，东北工业部先后编制了1949年工业计划、1950年工业计划等，随着经验的积累、技术机构和人员的加强，对于计划的制定也趋于实际，操作性也更强。这期间，重视统计、地质工作和建立健全日报表等制度逐步丰富了计划的内容。从1951年开始，东北地区开始编制东北五年计划，到1952年5月，该五年计划已经编制完成，成为共和国第一个编制比较完备的地区发展计划。
　　
　　(二)管理人才的培养
　　除去管理经验的积累外，这一时期，东北还培养了一批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功不可没的领导者和管理人才。像李富春、王首道、陈郁、王鹤寿、邵式平、吕东、安志文、袁宝华等，后来皆成为共和国经济战线的领导者。学界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东北小计委奠定了国家大计委的基础，从人才、管理和经验的角度而言，此言应是不虚。如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中财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特地要东北工业部派人到北京介绍经验。从历史上看，东北工业部以及东北的工业恢复和发展计划，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的成立与“一五”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推行厂长负责制
　　东北地区的厂长负责制是学习苏联“中长路”(即“中东铁路”，抗战胜利后，全线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经验而来的。“中长路”在企业管理上实行一长制，后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形成《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并于1951年7月19日上报中央，明确提出厂长在国营企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的负责制。当时在全国其他地区，国营企业实行的或者是党委领导制，或者是军代表制，东北局这一举措无疑是全新的。李富春曾就厂长负责制问题致信陈云并转刘少奇，对厂长负责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能够批准在全国推行。刘少奇认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或少有既懂得经济工作和技术又懂得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来管理工厂。因此，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好工厂的”。但刘少奇就这个问题也没有说死，他建议将这个问题带到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一五”计划后，厂长负责制曾经在全国推行，但到中共八大后停止。
　　
　　(四)落实经济核算制
　　在工业恢复的过程中，东北许多工矿企业存在着管理混乱、生产经营亏本、只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以及造成巨大浪费的问题。为扭转这种现象，1949年7月29日，东北工业部发出《东北工业部关于加强经济核算制开展反对浪费斗争的决定》，并指出这是“目前工业部门经营管理上的中心一环”。东北工业部要求“自下而上地提倡和推广创造生产新纪录的经验，实行定额管理制度，配合经理工作部门积极研究如何改善我们的订货和产品分配计划，改善生产品的检查制，改善原材料的供应，避免成品积压，规定流动资金的数额，加速资金的周转，其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改进质量，减低成本”。
　　1951年2月12日至3月6日，中财委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在会上，李富春提出，“经济核算制是管理企业的基本原则”。这标志着东北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与支持，这个经验后来在全国各地、各工业部门陆续得到推广和实施。
　　
　　(五)增产节约与“三反”运动
　　在建立健全国营企业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过程中，东北各级党和政府还组织开展了各种群众运动，努力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废除剥削制度，消灭私有观念，从而为建设中的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这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工业战线上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增产500万吨粮食财富而斗争》的号召，决定在工业战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这项运动在东北开展起来以后，其经验得到中央的重视，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学习推广东北的经验，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
　　二是开展了“三反”运动。随着经济战线上的开源节流，势必要打击和抑制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等问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东北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运动。1951年8月31日，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同年11月，东北局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此报告。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又接连发出相关的决定和指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三反”运动。
　　东北国营企业对于管理制度的改革，标志着新中国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探索的起步，为刚刚接触大工业管理实践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路径参考。但从其特征来看，这些做法以及经验仍属粗线条的、较为宽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范畴。
　　
　　二、“五三工厂经验”
　　
　　在国家即将迈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即将开始时，如何建立国营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怎样对待和理顺企业内的党政关系?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企业管理体制探索的重中之重。东北“五三工厂经验”正是在此背景下生长和发育起来的。
　　国营五三工厂，又称国营第三二一厂，是兵器工业部枪弹生产重点企业，其前身是192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建立的奉天军械厂枪弹工场。沈阳解放后，中共将该厂改称为东北军区军工部五三工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五三工厂的生产任务骤然增加，而且连年成倍递增。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五三工厂的党、政、工、团组织在明确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思想基础上，领导全体职工，高度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逐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五三工厂的成绩和经验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也引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视。195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总党组关于推广和贯彻“五三工厂经验”的报告，该报告将五三工厂的经验主要概括为三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是政治与经济工作相结合。“五三工厂经验”给全国国营企业解决了中央一直努力探索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起国营企业正常的工作秩序。为了将该厂从旧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五三工厂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通过进行时事政策及唯物史观等基本的阶级教育，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政治认识。同时，该厂还建立了工会等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诉苦运动，以群众自身经历和现身说法来教育群众，从而使职工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在改革旧机构的同时，该厂还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化管理。通过民主改革，该厂职工觉悟提高，纪律加强，团结也大为加强，从而为企业的生产改革创造了条件。为推动生产改革，五三工厂首先规定了产品的国家标准，接着落实经济核算制，开展新纪录运动，实行定额管理，制定日生产计划，改进工资制度——由超额奖励制过渡到计件工资制，贯彻生产责任制，等等，从而实现了计划管理与经济核算制相结合，从根本上改造了旧企业。
　　二是党政工团明确分工，互相密切配合。“五三工厂经验”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党委、行政、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互相配合。车间以上党政工团干部坚持每天一小时学习党的政策和决议，学习理论和业务以及重大时事问题；每天党政工团干部都有“碰头会”，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处理具体问题，然后确定工作的方针步骤，统一干部认识，认真贯彻执行。这样，企业领导层就能做到目标明确，思想一致，步调一致。
　　三是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五三工厂干部在上述两条经验的基础上，还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厂领导干部和工会小组结合生产及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定期进行检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以及职工群众的愿望诉求，从而巩固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领导与群众的结合，推动工作不断前进。
　　1952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奖励五三工厂的联合决定》，授予五三工厂为模范工厂的光荣称号，发奖旗一面，奖金五亿元(旧币)。为推广“五三工厂经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还发表了社论。1953年4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决定“在全国推广五三工厂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工会工作的经验”。五三工厂成为全国第一个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嘉奖的先进单位。
　　至此，在如何处理国营企业内的党政领导关系、实现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并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东北总结了典型经验。这些经验既有模仿苏联做法的痕迹，亦有东北经验的独特创造。上述经验特别是“五三工厂经验”的系统总结和推广，不仅对东北本身的工业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而且对于全国工业的恢复与建设，特别是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三、“鞍钢宪法”
　　
　　苏共二十大以后，曾被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斯大林模式”受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援引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缺点与不足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反思。在“以苏为戒”的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开始独立探索本国工业化的道路，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企业管理体制的反思与创新。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关于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被毛泽东称之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我国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也是东北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大家知道，“鞍钢宪法”是1960年提出来的，但“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是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4月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向中央呈送的《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中，就对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4月18日，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报告。中央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在整风运动中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为高涨之后，对于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和提高，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的。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
　　1960年初，中共中央两次发出指示，号召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报送了题为《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3月22日，毛泽东代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高度评价了鞍钢总结的经验。毛泽东所提出的“鞍钢宪法”主要是针对苏联企业管理的模式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亲自总结的这套经验，随即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
　　1951年，中央曾决定推广“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但到中共八大，即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了“一长制”。个中原因，除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企业领导层业务水平较低、管理人才普遍匮乏外，如何处理企业内部党政关系恐怕亦是重要的一点。“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左”的政治氛围日益加重，再者，在当时“超英赶美”的口号下，赶超苏联、摆脱苏联工业化模式和具体做法恐怕也是中央主要领导的想法之一。苏联坚持“一长制”，我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苏联坚持严格的科层管理和计划管理，而我国则擅长用群众运动来完成政治任务，并逐渐把它移植到经济建设中来。因此50年代末期，“鞍钢宪法”既有国际国内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亦有中共革命实践中“路径依赖”的痕迹。
　　从今天来看，虽然当时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确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不说，“鞍钢宪法”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充分调动企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完善企业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正如中共中央所评价的那样：“许多企业积累了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厂长负责制的丰富经验；积累了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丰富经验；改革了很多不合理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运用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这些成绩表明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大大加强，证明了党对企业领导方针的正确，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职工群众，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这是办好我国工业企业不可动摇的方面。”
　　“鞍钢宪法”提出后，在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日益占据中国政治生活的氛围下，旨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鞍钢宪法”被异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应该看到“鞍钢宪法”的历史价值。后来“鞍钢宪法”逐渐被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所接受。在风行一时的日本“丰田生产方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鞍钢宪法”的影子，这也是中国企业管理经验对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四、“工业学大庆”
　　
　　20世纪60年代初，“左”的思想倾向日益加重。如何在单一公有制和摈弃“奖金刺激”的方式下走出企业管理中激励不足的窘境?怎样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企业负责人与国家讨价还价的问题?如何在困境中提振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成为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思索的重要问题。仅仅依靠上述“五三工厂经验”和“鞍钢宪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不够了。“既然不能提倡物质刺激、又无法采取解雇或降低工资的惩罚措施，鼓励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自然成为重要激励办法。”此时，大庆经验适时而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工业战线上企业管理的典型。
　　大庆油田会战困难很大，其突出表现有：人力不足，资金奇缺，设备材料匮乏，生产设施不配套，气候恶劣，生活条件差，队伍技术素质不高、缺乏勘探开发大油田的实际经验等等。在客观物资条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唯有从思想上打开工作的突破口。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要求广泛开展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活动，并以此为指导，解决会战中出现的生产生活问题。大庆油田以“两论”起家战天斗地、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思想和实践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大庆人以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为榜样，强调树立“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将突出政治、无私奉献的企业管理效能发挥到了极致。
　　石油工业部于1964年元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2月5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认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不久，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油田经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被学习、借鉴和推广开来。
　　“工业学大庆”运动，前前后后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除去政治挂帅和无私奉献外，大庆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1981年，中央在《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中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革命精神、求实精神、献身精神。
　　“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工业学大庆”运动曾被中央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从而将运动推向了顶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出现了一种全面否定“工业学大庆”的倾向。1980年9月，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李力安向中央写信，提出要对“工业学大庆”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该信作了批示。1981年9月24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对大庆油田的经验做了具体概括。同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2月30日，石油工业部政治部发出文件，指出：“过去石油战线开展的学大庆运动，对发展石油工业，加强石油队伍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正如中央47号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自此，中央对于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政治评价终于一锤定音，该运动也从此偃旗息鼓，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五、思考与启示
　　
　　在东北工业的发展进程中，除去上述几次影响巨大、覆盖全国的经验总结及其推广外，尚有20世纪60年代肇始于辽宁的职工技术协作等创新活动。可以说，东北工业和东北企业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内，以无可替代的角色创造和总结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经验，当然也有许多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国营企业的管理与发展，功不可没。纵观改革开放前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路径，不难发现东北经验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经验内容经历了“由物到人”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东北经验，尚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创建时期，因此，体制模仿和机构创建所占的因素占经验内容的主导地位；在资本和技术给定的情况下，改善管理，注重创新，成为国营企业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于是就有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应运而生。从理论逻辑上而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特质要求企业主体的同质性和同一性，要求企业管理必须服从计划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统一安排，即每个企业都是整个经济计划链条中的一环。但是，在排除了市场因素的前提下，在激励机制失灵的环境中，国家还必须要发挥和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既要求同一，又鼓励创新。在经济体制、资本、技术、激励机制皆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要增加企业生产，唯有从“人”这一主体出发。于是，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便成为企业管理的努力方向。这样，东北经验的侧重点就经历了最初的机构、制度到人的思想因素这一历程。
　　第二，通过党政组织加以总结和推广。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除了企业自发的学习以外，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和政府有组织有目的的总结和推广。这种行为既带有组织动员的特征，又带有行政命令的色彩。一般而言，工业生产与管理的创新都是从工矿企业的基层生长发育，然后由管理部门定位典型，并通过缜密的调研和系统的总结后，将其内容加以丰富，特点加以提炼，使之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然后上报给上级政府和管理部门，最后，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或相关部委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往各级政府和各个大中型工业企业。
　　第三，借助意识形态加以灌输和宣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水平较低等因素，政府监督成本太高，企业职工和社会成员出现怠工、偷懒等搭便车的现象难以避免。在物质条件难以显著改善的前提下，唯有从意识形态层面着手来制止上述行为的发生，并用一系列精神运动来替代物质激励。这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的生产生活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学习的榜样，如工人师傅孟泰、战士雷锋、铁人王进喜等英模人物，也出现了“五三工厂经验”、“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等先进典型。此外，政府还通过工、青、妇、侨等各种官方、半官方组织，将政府职能同意识形态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广泛宣传不计物质利益、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各种先进典型，发动群众运动，整合意识形态，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四，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实施。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作为中共领导人民开展阶级斗争最为重要的途径，得到了党的极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运动同样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建设当中去，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派出生一些负面效应。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群众的意愿能够准确地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真实，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方向。群众本能直觉的真实的感知力，并不代表把握历史方向的洞悟力。在一种错误价值取向的诱导下，他们从本能中产生的激情，也会燃烧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走到历史的反面。”因此，改革开放后，群众运动退出了企业管理体制的舞台。
　　总之，东北经验的形成与推广，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路径一样，是逐步由模仿苏联转向独立探索，由单一的生产技术创新到整个管理制度的创建，且呈现出系统化、规范化的特点。东北经验从东北一隅推广至全国，由点及面，为中国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和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内容。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无论对于我们充分了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进历程，还是客观评价东北工业基地的历史作用，都将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