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诉求与认同危机：论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重塑

安全诉求与认同危机：论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重塑
 
作者：王淳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一、导入问题：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塑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语言政策、法案和项目。这些政策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与领导力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外语教育，将外语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力视作捍卫国家安全、提升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及推进美国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手段，标志着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心的转变。
　　美国提升国民外语水平和外国文化意识的实践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要求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开发“较少讲授的语言”课程。1958年《国防教育法》强调了提升国民科学技术和外国语言能力的紧迫性及其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美国总统外国语言与国际问题委员会197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就曾指出，“在国际军事、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对美国的资源、公众智慧和公共敏感度提出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形下，美国人的外语技能和国际问题研究能力却是每况愈下”。[1]美国参议员保罗·西蒙在其专著《张口结舌的美国人：直面外国语言危机》中也深刻阐述了美国在外国语言文化教育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2]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转向，主要体现为发布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外语政策，将外国语言教育政策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包括国务院的“语言继续教育计划”项目、国防部的“语言改革路线图”项目、投资于重点高等学府设立的15个语言资源中心，以及在马里兰大学成立高级语言教育中心，重点围绕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2006年全美大学校长峰会上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倡议”（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国家安全语言倡议”是一个由白宫组织协调，由国务院、国防部、教育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共同参与的政府“部门间”倡议，其目的在于培养国家安全急需的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朝鲜语、俄语以及印度语族、波斯语族和土耳其语族等“关键语言”的高级专门人才。[3]其“部门间”性质一方面集合了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资源和专长，另一方面鼓励各部门之间的磋商与协作。
　　“国家安全语言倡议”的根本理据正如《加强美国的外国语言技能：2008年“国家安全语言倡议”初步结果评估报告》中所指出的：“外国语言技能对于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与文化精神的传达，鼓励改革以及保持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尤其是世界的关键地区。”[4]该倡议旗下的“STARTALK项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外国语言资助项目”（教育部）、“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国防部）、“国家语言服务团项目（NLSC）”（国防部）、“富尔布莱特美国学生关键语言加强奖学金”（国务院）、“国家旗舰语言项目（NFLI）”（国防部）等“国家安全语言项目”正是围绕“国家安全利益”这一根本理念而设计的：“在国家安全领域，美国及其盟国面临强大的敌人--敌对政府和跨越地缘政治边界的非国家敌人--他们不仅威胁着我们的传统福利社会，还拥有发动生化战争甚至核战争的能力。我们需要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去探寻这种威胁的根源，然而我们的国家缺乏直面我们的敌人所必需的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5]
　　二、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塑的外在动因：安全诉求
　　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家安全，成为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首要目标，也是国家安全语言战略形成的直接原因。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负责国土安全的联邦部门曾招聘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普什图语、达里语和朝鲜语的美国人提供文件翻译、网络数字材料编译、因特网通讯监控、口头翻译这些紧急语言服务，并且要求他们在公共场合和非公共场合代表美国利益。然而，由于一些通晓上述语言的阿拉伯裔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裔移民成了恐怖袭击的重点怀疑对象，使得语言服务的组织工作一度陷入困境。同时，美国国防部也意识到高水平的语言文化沟通技巧是影响反恐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更是获取情报信息的“最后一道屏障”，于是迅速启动了“国防部语言改革路线图”的审议程序，要求所有的军官必须精通一门外国语言，并规定基层部队编制中必须至少有一名士兵具备某些外国语言的沟通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甚至称“语言能力是情报界最为迫切的需要”。[6]
　　事实上，美国的安全诉求不仅仅限于军事上的利益和需要，而是涵盖了国际政治和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等方方面面。9·11事件之后，美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被赋予更广泛的内容。“后9·11时代”美国安全战略的制定者、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巴奈特在论文《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003年）及著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中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成功驾驭全球化的“核心功能国家”（Functional Core）和被排斥于全球化之外的“非一体化隔阂国家”（Non-Integrated Gap）。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夹心层，即所谓的“边缘国家”（Seam States）。巴奈特认为，这些“边缘国家”扮演着从“核心功能国家”向“非一体化隔阂国家”输出恐怖主义和不稳定的角色。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些潜在的“问题国家”会在其他国家通向全球化的道路上设置鸿沟和障碍，因此21世纪的安全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重点围绕“非一体化隔阂国家”和“边缘国家”展开。美国要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构筑和加强“核心功能国家”应对“9·11式恐怖事件”的免疫系统防线，其次要与“边缘国家”合作构筑抵御“非一体化隔阂国家”的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因素（恐怖主义、毒品、传染病等等）输出的“防火墙”，最后是遏制“非一体化隔阂国家”的势力范围。[7]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则是从“边缘国家”向“非一体化隔阂国家”输送安全与全球化理念。
　　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美国国会议员拉什·霍尔特向议会提交“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致力于学习世界各关键地区的语言与文化，我们将无法捍卫国家的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危险的。”[8]“外交人员、士兵和安全部门必须能够与当地母语人群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建立有效的工作联系，以及理解对方的忧虑、逻辑和价值观，特别是理解言语的细微差别及隐含意义,从而使美国政府确信当地政府与美国合作，与那些传播落后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9]国家安全领域对语言能力的要求还包括情报分析、法律实施、国土安全和反暴力行动等方面。
　　面对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政府深刻地意识到，外语能力和外国文化理解能力的匮乏，削弱了美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对国内外安全局势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从“边缘国家”向“非一体化隔阂国家”输送安全与全球化思想的努力，同时也限制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和对国际地缘政治关系格局的掌控力，以至于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维护全球化进程中的商业利益和经济安全是美国国家语言战略调整的另一个动因。美国政府意识到，只有提升国民的外语技能和对世界各地文化、习俗和工商惯例的深刻了解，才能保持美国在未来海外市场的竞争力。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英语的全球化。美国前国会议员里奇·拉齐尔认为：“美国要想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外语能力和理解他国文化的能力。”[10]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ED）曾发布题为《面向全球领导力的教育：国际问题研究与外国语教育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报告，呼吁加强美国学生的外国语言文化教育。[11]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迈克尔·佩特洛在向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中指出，“跨国公司和小企业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通过有效手段将产品推向世界，与海外雇员及商业伙伴进行有效沟通。我们的企业需要具备多语能力和跨文化意识的雇员，比如在与全球商业团队合作或与海外客户谈判时，外语技能以及对外国文化的敏感度至关重要”。[12]因此，一些语言如汉语、日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俄语和葡萄牙语等被纳入“关键语言”行列，这不难看出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着眼于维护全球商业利益和未来全球竞争的意图。
　　三、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塑的内在动因：认同危机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演变与美国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语言既是历史的文化积淀，更是民族信念与国民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则是以语言文化为依托的宏观社会建构，是以关于语言的态度以及整个信仰系统作为基础建构的一种语境。因此，国民认同的驻存与演化以及民族意识形态的同化与融合在国家语言战略制定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以及相关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理念和法案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文化渊源。
　　美国现行语言文化政策的理论根据是源于欧洲文化中的“单语至上论”和“语言尊卑论”。追求“语言一致”和“文化同质”是美国开国元勋们一贯的理想和信条。约翰·杰伊把美国描绘成“从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民族，一个说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行为举止、风俗习惯相同的民族”。[13]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有容纳一种语言的空间，这就是英语，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熔炉把我们的人民变成美国人，变成具有美国国民性的美国人，而不是成为在讲多种语言的寄宿处的居民。”[14]形成美国认同意味着接受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是说美国是一个移民之国，第二个是说美国特性仅仅界定于一套政治原则和信念，其原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制度。[15]英语和基督教也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关键内容，所有这些的根本就是“盎格鲁－基督教文化”，同化对于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
　　这种“同化主义”模式下的语言文化政策抑制了多元文化的生存空间。进入20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已牢固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虽然英语从未在法律上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但已形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能熔化所有“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语言的熔炉。[16]始于1981年的“英语官方化运动”（也被称为“唯英语运动”）就是一个明证。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土著语言法案》只是“亡羊补牢”的安抚政策。[17]贯穿整个20世纪的“双语教育”也具有浓厚的“过渡性”色彩，其最终意图依然是使受教育者逐步过渡到主流语言，尽快地融入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其实质依然是“单语主义”和“单元文化”，巩固和维护“一致性”的民族认同。[18]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民族认同不断被弱化。在颇具争议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2004年）中，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民身份认同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认同的地位、实质和容忍程度都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体，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19]更重要的是，这种微观解构的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加速演变。
　　亨廷顿将美国国民认同弱化及其加速演变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征；第二，“第三次移民潮”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他们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与美国有本质区别，加之受语言的限制，对他们的同化比以往更加困难；第三，少数族裔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他们通过维护少数族裔权利的政治家来影响政治；第四，冷战结束后，相对于亚民族身份、跨国身份、双重国籍身份和他国身份而言，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下降了，因为国民认同既是由自我界定，同时又是自我和他人交往的产物；第五，精英的非国民化。[20]这一加速演变过程的结果是，亚民族认同、超民族认同、双重认同，甚至他民族认同对美国民族认同提出了挑战。
　　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撼动了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文化多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语言多元化。除了英语，目前美国全国社区使用的语言超过380种。[21]社区医疗、教育、行政执法、法律服务、警务等领域面临因语言不通导致沟通困难和效率低下的情况已经非常突出。移民问题自美国建国起就与美国如影相随，美国也被看作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移民的付出和贡献，就不会有当前美国的发展和繁荣”的观念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美国政府意识到，语言障碍不仅制约了移民传统文化的维系和传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移民的对立情绪，成为美国国民认同加速弱化和瓦解的重要催化剂。“一致的语言英语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美利坚人相互理解、消除隔阂”等许多根深蒂固的政策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可能导致语言冲突、种族仇恨，最后导致政治冲突和民族分裂的并非语言多样化，而恰恰是“语言一致性”的政策导向。随着新移民人群的日益庞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文化多元与语言多元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战略的调整是认同危机下民族特性解构和文化多元的必然结果。
　　四、维护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与维护霸权的国家意向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塑的外在动因与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商业利益、国际政治和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及军事安全诉求息息相关，它是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塑的现实理据。内在动因在于美国民族认同的解构和“非歧视性”的文化多样性建构的矛盾，它从历史动因和文化渊源的视角揭示了美国国家语言战略转变的内在动能。
　　然而，美国国家语言战略重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推进意识形态传播和维护全球霸权的国家意向。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选择：全球主导权还是全球领导力》（2006年）中尖锐地指出：“美国除了维护目前的霸权地位别无选择，美国作为全球安全不可或缺的维护力量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2]美国国家语言战略起初是出于安全需要的一种防御策略和被动选择，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先发制人”的使命和战略意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认为：“在我们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要取得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传播民主的能力。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自由社会的好处。但如果不具备沟通所需的语言能力，上述努力都将是徒劳的。”[23]由此可见，语言已成为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和强势文化价值的战略武器。
　　维护霸权的国家意向与全球化战略目标休戚相关，如何确保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领导力与经济安全成为重要命题。要实现全球化的战略目标，需要有高水平的外国语言技能和对世界主要市场文化的深刻理解。美国要应对21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必须加强教育体系对外语技能和文化维度的重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维系有赖于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能力，然而一些美国企业仍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需要的迫切性。可见，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不仅仅着眼于国家安全，更从全球化的视阈出发服务于未来商业利益和全球化竞争。
注释：
　　[1] James A.Perkins,“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p.457.
　　[2] Paul Simon,The Tongue-Tied American:Confront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risis,Continuum,1988,p.235.
　　[3]http://www2.ed.gov/about/inits/ed/competitiveness/nsli/about.html.
　　[4]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Office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Enhancing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Washington,D.C.,2008,p.20.
　　[5]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Meeting America'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January 2006.
　　[6] http://www.dni.gov/press_releases/2010_Fact_Sheet.pdf.
　　[7] Thomas P.M.Barnett,The Pentagon's New Map: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G.P.Putnam's Sons,2004.转引自Adrian Pop,“Globalization,Regionalization and the EU-Japan-US Triad”,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Vol.6,No.3,2006,pp.25-37.
　　[8] Rush Holt,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2003.
　　[9] Frederick H.Jackson and Margaret E.Malone,“Build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We Need:Towar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a National Language Framework”,2009,p.2.
　　[10] Rich Lazio,“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A Call for Action”,2004.
　　[11] Education for Global Leadership,“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U.S.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February 2006.
　　[12] Michael Petro,“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the Federal Workforce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f th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2007,pp.2-4.　　
　　[13] 唐晓琳：《联邦制国家多元语言政策模型及其评价》，《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期，第69页。
　　[14] http://www.snopes.com/politics/quotes/troosevelt.asp.
　　[15][19][20]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第12-15页，第210-264页。
　　[16] 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98-199页。
　　[17] 崔凤华、李春生：《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双语教育历史及其现状探析》，《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6期，第67-68页。
　　[18] 刘艳芬、周玉忠：《美国20世纪语言政策述评》，《山东外语教学》2007年第15期，第45页。
　　[21] 参见MLA Language Map,http://www.mla.org/map_data& dcwindow=same.
　　[22] 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New York:Basic Books,2006,p.12.[23] Bush,Remarks to the U.S.University Presidents Summi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6.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