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以情思与学识的开拓——读《张冲传》杂记

　　给我以情思与学识的开拓

　　——读《张冲传》杂记

　　【甲】

　　按着老习惯，每年元旦之前，我都要给亲友们分别发个电邮寄张贺卡，表示惦念和祝愿。去年年底，给夷平的电邮却多说了几句，告诉他要寄点习作过去请教，问他让快递送到哪儿?元旦过后，便把历年来所印的博客文集：《拾之八九》(1998-99)、《尔拎易拎》(2010)、《依依不舍》(2011)、《一二一辑》(2012)、《移山纪》(2013)、《意思·意思》(2014)，装了一个纸箱，按他所给的通信处寄将过去。没几天就接到他的夫人林旭的短信，告诉我书已收到;夷平现在美国，过几天就回来。不久，便收到夷平的回话。说也有书要给我。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作为资深教授、海归博士，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此以前，当他还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就曾经给我寄过他参加保(卫)钓(鱼岛)运动时的文字。想来，他和林旭回到祖国，分别受聘担任上海华东大学纺织学院院长，中科院上海营养研究所所长助理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著述，至少是学术成果，可能赠我一阅的吧?出乎我意料的是，春节之前，他竟然莅京登门来访，还真的亲自把书给送来了。

　　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见面寒暄和交谈近况之后，夷平把书拿出来了。天啊!一寸多厚，一斤多重，而作者却不是他自己。不过，该书作者马雨农先生，与我还算有过一面之交。当年我在《光明日报》社从事《中流》月刊编务之时，他也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我俩虽无直接交往，却也经常在集会时有见面的机会。可是他所写的这本传记的传主，此前我却毫无所知。他的巨著题名为《张冲传》。张冲是谁?我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从封面上看，有一张头像俨然是“国军”的将领。封面上端有两行字：“蒋介石的亲信密使周恩来的挚友良朋”。因此，我就立即想起上个世纪40年代在“陪都”重庆曾任中将宪兵司令张镇。他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发展的中共党员。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谈判期间,在签订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文本《双十协定》的前夕，也是毛泽东即将飞回延安的前夕，曾经发生八路军干部李少石被枪击暗杀事件。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女婿，当时名为《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秘书,周恩来的亲密助手。为了保护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把张镇找来,提出安全保卫的要求。张镇便遵嘱亲自护送毛主席到下榻的寓所,并命宪兵九团团长、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常德同乡蔡隆仁具体负责对毛主席进行特别保卫。毛主席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张镇还亲自护送到机场。(马注：张镇[1999-1950年] 字申甫，号真夫，湖南常德人。初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被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发展为共产党员，毕业后分配到校政治部任干事。1925年，赴莫斯科入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遣送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副官，跟随蒋介石参加过徐州、武汉、陇海等历次新军阀混战，为其服务。1940年底,宪兵司令部由芷江迁往重庆。1941年晋升为中将宪兵司令。后来他在台湾，中共身份被发现，1950年2月17日，蒋介石下令暗杀了他，却又在1951年2月1日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因为一时也记得很不清楚，我就冒昧地问夷平，是重庆宪兵司令吗?那人也姓张。夷平摇了摇头，没再说话。我当时就有点诉苦地说，我现在读书的时间很少。每周有三个上午得陪我老伴上协和医院做血液透析。刚刚网购到丹阳写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只能在病房外的走廊候诊时抽空阅读，到现在进度还到不了一半。夷平说，你别着急，慢慢来。于是，夷平却就此关心起我和老伴的病情来了。时近中午，我要请夷平留下一起去吃顿饭。他很客气地推辞了，说：下一次吧!急着告辞就走了。

　　【乙】

　　夷平走了，我的问题还在：张冲是谁?

　　按照老习惯，看前言，读后语。自己去找答案吧!

　　没有前言。可在那个位置上，是一篇代序。出乎我意料的，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一篇旧作。一篇对谁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请网友们也一起来读一读吧!

　　原文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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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张淮南先生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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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先生逝世将三个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我认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坎，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这种至死不息的卫道精神，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淮南先生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日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这种动定成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淮南先生也是守之至死不渝的。综合先生生平，蒋委员长挽之为“赴义至勇，秉节有方”，可谓深知其人。在我印象中的张淮南先生，尚可续上“临事有恒，持躬至谨”两语，以为之赞。

　　五年来，我与友党人士相识，无虑数百，唯囡工作关系，始终安危与共的淮南先生实为其最。今逢开会追悼之日，怆痛之情，不能自抑我对于往事的回忆。

　　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还，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先生这种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精神，直贯注到他临终前致某先生书及和我的谈话中，犹殷殷以两党团结为念，可见他在一开始奔走团结时所表现出的忠诚，并非偶然了。

　　其后，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七七”变作，“八一三”继之，先生不仅忙于团结，且复奔走坛坫，未几，即出国赴苏，完成树立强援使命，而国内团结少先生参加者却近半年。接替之人竞至一翻成议，肇成以后纠纷不解之局。迨先生归来，虽一再图谋挽救，终因事态已成，难于根本改变，居常引为憾事。然亦正因先生归，武汉之局，得以开展。于此，亦可见先生一身关系之重，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己匪异人任了。

　　由武汉而重庆，淮南先生更是辛劳备至，一方面既忙于国际团结，另一方面又忙于国内团结。其时，国内一部分人士已转移其眼光对内，而先生独持正义，力主以团结御侮为尚。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不幸，抵延后，我因折臂出国就医，不与先生共安危者几及一年。此一年中，国内风波迭起，赖先生斡旋其间，得使局势来臻恶化，而我则养伤国外，真觉愧对先生。

　　去岁夏初来渝，复与淮南先生往还，而团结之局，亦日入险境，但先生努力不稍懈。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六月苏德战争起，方冀先生不得施展于国内者，将偿志于国际之活动，不意竟先一日而病倒。病榻相慰，初尚以纳粹第五纵队作祟戏语先生，孰料一病缠绵，竟致不起。数次视先生病，辄蒙以两党关系为问，临末一面，犹殷殷嘱我与某先生保持联络。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

　　然面，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再求一如淮南先生者出而继任巨艰，赓续前功，应早在国民党贤明当局的选择之中了。可是，淮南先生已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已不负于蒋委员长特达之知，印在吾党，亦深痛丧此良朋，何况国民党失此忠贞，其损失何可计算?!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尽多英才，尤多关心团结致力御侮之人，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望的了。

　　目前形势正如吾党毛泽东同志所说：“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而民族领袖蒋委员长更号召全世界反侵略各国联合奋斗，团结制敢。在这种国际团结的任务面前，我们国内团结，如不加紧，如再恶化，不仅无以兴奋世界反侵略各国的联合奋斗，抑且无以对前方将士被难同胞的流血牺牲，更无以继淮南先生五年来奔走团结戮力御侮的遗志。果如此，追悼又有何用?

　　但是，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我们追悼淮南先生，我们便应踏着淮南先生的道路前进。淮南先生的道路，就是团结的道路!

　　张淮南先生精神不死!

　　国际与国内团结万岁!

　　(原载1941年1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

　　除了这篇悼文，我在书的封底，还见到了当年国共两党首脑和负责同志写给张冲的挽联;

　　◆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淇已千秋。

　　——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等挽张冲

　　◆ 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挽张冲

　　◆ 国土无双斯人不再：

　　九原可作万里相招!

　　——朱德、彭德怀挽张冲

　　◆ 赴义至勇 秉节有方，

　　斯人不永 干将沉光。

　　——蒋介石挽张冲

　　马雨农先生为何会给张冲立传呢?在他的《后记》里，他把这本书的来历交代得十分清楚;大家不妨也读一读：

　　全文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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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马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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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传记从开始酝酿，到付梓出版，有四年时间了。但此刻把它呈献给读者心中仍感忐忑不安，总觉得时间还嫌不够，作品尚不成熟。担心还有差错。

　　(一)

　　对传主张冲，原本并不熟悉。为他立传，事出偶然，但也有一点因缘。

　　张冲先生的女儿张雪梅女士和女婿邱清华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我们同住在杭州，常有往来。2008年春天，在一次闲谈中说到了张冲。其时，二老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一再惋惜他英年早逝。当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如果有条件，可以收集点资料，写点东西。但老人却很认真地对我寄予了厚望，并逐渐具体成了写一本传记。受他们的委托，我深感责任不轻，特别是事后不久，雪梅女士不幸病逝，邱老也年逾九句，体弱多病，长住在医院，更觉得压力沉重。

　　一旦真正着手写张冲的传记，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有关张冲的史料实在稀少，搜集起来极为困难，几乎需要沙里淘金般地去寻找。而且，有些文章所述内容常有矛盾，也有一些似是而非，需要查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文献记载，搞清来龙去脉，予以确认、鉴别。不少事例，犹如文物考古一般，需要对搜寻到一些片断，作查证、比对、拼接。工作量之大，出乎意料。这可能也与张冲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有关。我只能尽力而为，多下功夫，力求丰富和准确。

　　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利用业余时间，尽可能地收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熟悉抗战前后的历史背景，梳理张冲一生的历程。两年多后，有所收获，有所积累，但仍觉得还不充分。本想再多花几年时间，深入挖掘，但邱老期待的目光，不容我慢行久拖，只得尽力加快节奏，以不负他和其他家属的期盼。好在2010年8月，我完全卸任公职，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可以开始潜心写作。

　　由于这个题材基本上是自找的，没有什么任务观念。虽受家属之托，但他们都十分豁达，一再表示，除了尽可能地提供资料之外，写成什么样都不予干涉，作什么评价都悉听作者自便。所以，写作的心态比较宽松，只求文责自负，对历史负责，对良知负责。

　　(二)

　　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曾说：“历史研究，贵在求真。”他还认为，应该采取摆客观事实的纪实性写法来写传记。本书的写作，就是想遵循这样的原则，作一点尝试。为此，写作中引用的文献材料比较多，写得犹如学术考据的风格。有时为了说明一段真实的历史，甚至把一些引证辨析的过程，也写入了书中。这是特定条件下，鉴于特定人物的一种选择。张冲本人留下的史料既少，有记载和说法有多有矛盾，需要作些论证。而且，张冲所经历的，大多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所交往的，又是蒋介石、周恩来等重要历史人物，所以在叙述其生平时，作者常常有敬畏、拘谨之感，不敢妄加发挥。只能力求比较全面地搜寻与传主有关的文献史料，客观地展现他的人生历程;力求多引用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权威论著的文献，尽可能地再现一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样做法，也符合作者的职业习惯。此书的写作，更多地采用新闻的笔法，而不是文学的笔法。所写的内容，力求做到有事实依据，有来源出处。不捕风捉影，不随意演义。力求做到细节的陈述，也有据可循。但这只是愿望而已，限于水平等原因，离此要求肯定还有不小差距。效果如何，尚待检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在写作中发现，以往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如张冲寻找伍豪的启事、张冲随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会谈等，与事实似大有出入，原本想采取回避的做法，各说各的;但由于这些事件与传主关系甚大，而流传的说法已形成相当广泛的影响，实在很难避开，不得不作了正面的质疑和商榷。作者愿以一家之言通过争鸣和辨析，探明真相。相信读者定能作出明断。

　　本书的遗憾很多。由于收集史料困难，书中还留有一些疑点和空白。本想去台湾访问，查阅国民党保存的档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成行。查阅大陆保存的档案，也非易事。即便是一些已知的线索，由于条件限制，终也未能如愿查得。因此，有关传主的一些经历，笔者在没有掌握准确史料之前，只能暂留空白、暂时存疑或暂且不写。作者对历史研究纯属外行，书中所述的历史问题，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限于时间仍嫌仓促，成稿后未能多加推敲，差错之处诚望读者朋友，特别是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希望有机会再版时改正、完善。

　　(三)

　　在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很多热心人的帮助，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邱清华先生自始至终一直关心我的工作。尽管病养在医院，他仍不时来电垂问进展。我去看望他时，常予指教和鼓励。他在病床上仔细审看了初稿。邱老的公子、张冲的外孙邱夷平先生通过他的朋友、学生从台湾帮我收集到张冲的一些珍贵资料。夷平师效张冲的风范，富有爱国热情。他和夫人林旭赴美国深造，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学业有成，但都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来报效祖国。他们分别受聘担任上海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中科院上海营养研究所所长助理，都是一个行业的专家。邱老的女婿曲宝库先生，帮我收集资料等，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

　　张冲的孙子张良若、张骞兮、张俭若，接受作者的采访，提供了张冲遗存的信函复印件，以及其父张炎所撰《张淮南先生行年小谱》手稿复印件等宝贵资料。他们大学毕业后，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作出了贡献。他们自幼随父母生活在新疆，历经坎坷，后来陆续回到故乡温州定居。张氏兄弟，继承了张冲慷慨助人的家风。张俭若先生帮助作者联系访问乐清，张良若先生亲自陪同作者寻访故居旧地。在乐清，得到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陈绍鲁、市档案局局长吴金汉先生的大力帮助.查阅资料，拍摄到了张冲的遗信手稿。2011年11月下旬，本书初稿 写成后，张氏兄弟专程到杭州审看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觅。在琯头，张冲的外甥孙 郑振晓先生陪同我再访故里、墓地，并实地考察了中雁荡山的环境。

　　尤其要感谢的是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他的指教和帮助，使我获益甚多。在初稿开始写作时，杨先生的几部大作一直是我主要的参考书。他对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和国民党联共与反共经历的权威论著，是我熟悉这段历史背景的引路指南。一些与张冲有关的内容，还多有引用。2011年初，因有些问题不解，我冒昧写信向杨先生求教。杨先生发来邮件，诚恳地解答我的问题，井慷慨赐予我多件有关张冲的资料，帮了我的大忙。如蒋介石与张冲来往电文中几次出现的“前途”一词，就是请教杨先生才搞明白的。杨先生是史学大家，尽管教学著述极为繁忙，但仍拨冗给以指点，使作者深受教益，深为感动。

　　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受到热心朋友的帮助，深感友情的珍贵。在北京，我的学长、《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帮我联络咨询事宜。北京交通大学校史馆张其坤馆长接受采访，赠送了校史出版物。在温州，市记协孙宏杰主席和周潮忠副秘书长陪同我访问了温州中学，并到温州市图书馆查阅、拍摄资料;《温州都市报》薛元总编辑委派记者黄小玲陪同我访问了乐清、琯头。在乐清，还承张炳勋先生介绍情况，惠赠大作。在上海，市记协贾树枚主席陪同我访问了上海文史馆，并在吴孟庆馆长陪同下采访了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张令澳先生。我的大学同学丁广烈先生则安排我采访了98岁高龄的“二流堂主”唐瑜先生，介绍有关潘汉年的情况。在南京，江苏省记协周世康主席帮我联络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朋友;南京市文化局离休干部陈智女士，给我介绍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情况，并惠赠她的大作《农人之春逸史》;南京图书馆夏彪先生，不仅提供我借阅、拍摄的方便.还有心为我收集资料。在哈尔滨，哈工大校史室陶丹梅老师，为我提供了校史资料;黑龙江省记协崔尊秘书长，陪同我访问哈尔滨日报社志室，得到康铁主任的帮助。在西安，时任华商网总经理蔡国栋先生，为我安排了两天的访问。在杭州，《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俞文明先生、浙江广电集团高子华、陈九九、吴伟先生，浙江省记协陈宗泽、傅亦军先生、魏加芸女士等，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还有我的家人，不仅尽力为我安心写作创造条件，还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

　　还要感谢团结出版社粱光玉社长和特约编辑、《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宏伟先生，他们的热情鼓励和精心工作，使本书得以如愿出版。尤其是梁社长，亲任责任编辑，给予很多指点。本书在写作中，还得到诸多朋友的帮助，参阅了大量学术著作，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详见附录参考文献篇目。采用的照片，除家属提供和作者自摄外，还有一些转自其他书刊。其中有的因不明出处，未能注明作者，甚为抱歉，期待联络后补正。在此谨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马雨农

　　——2012年4月20日谷雨节于杭州

　　《后记》读罢，粗心的我，才在封面下部经常用以安置封腰的地方发现，有暗红色衬底上反白的文字，对传主做了简介：

　　“张冲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他早年加入国民党，游学苏联，淫党务活动被军阀逮捕。获悉后任‘中统’要职，参与过著名的顾顺章案、牛兰案、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是‘伍豪事件’的策划者。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密使，他为中苏谈判、国共谈判呕心沥血，成为周恩来的挚友良朋，为促进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他还是民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拓者，推动了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你说，这本书是不是必须读一读呢?

　　【丙】

　　读完了《代序》和《后记》，当场我就在手机上给夷平发出了一则短信：

　　“夷平：我已读过悼文和后记。真悔有眼不识泰山。深谢厚赠。请容我拨冗细读深学后再告心得。顺问林旭安好，并祝京旅美满完成。麦。2015/04/14”

　　接着，夷平很客气地用手机回话说，你的书我也要好好看一看。

　　我认识夷平的年头也该说不短了。

　　夷平真是一个热情、坦率、谦虚，有胆识、敢担当，讲情义的人。也是一个很容易成为朋友的人。

　　我们相识的经过是很意外的。上世纪末，我每天还在《中流》杂志编辑部坐班的时候，他从美国给我们的刊物介绍和推荐了负笈海外的作者和她的稿子。这就是后来在《中流》连载的署名丹阳的《海外飞鸿：给友人的信》。这部稿子得到的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热情赞誉，是我们刊物历来少见的。不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就为之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出版之后，也和原来在刊物上连载时一样，备受读者青睐。而且，后来在台湾也出版了单行本。到了《中流》被无故夭折之后，有的朋友还往我家里写信要求代购此书。可能也因此缘故吧，后来有不少有机会从事出版的同志，还不断从此书中选用一些篇什收入其所编专题的集子中。可惜，其时我已经到国外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去了，没有办法为作者和推荐者收集齐全留作纪念。现在只好冠冕堂皇地推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回馈历来急公好义的夷平。不过，我们也从此并没有因之而断掉了联系，哪怕是遇上了俗语所说的背时的时候呢!至少每逢过年过节的功夫，总还要相互招呼一声，问一声好，祝一声好。但是说老实话，自己想起来心里还是深以为憾的。

　　仅仅基于上述，我也不能把夷平亲自送上门来的巨著置之不理的。现在，终于偷闲用了将近两个多月的功夫，把它读完了。

　　首先，我把夷平和张冲先生的关系搞清楚了。

　　原来，张冲先生是夷平的外祖父。在我们老家，外祖父被叫做外公，外祖母就被叫做外婆。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啊，便是打断了骨头也连着筋的!

　　夷平的母亲张雪梅女士，是张冲先生和原配夫人高志骧的小女儿。

　　外祖母高志骧，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她父亲高性朴老先生教育，在其父创办的西河小学读书，从小识文断字，后来经自修还具有初中文化水平。1914年2月与十周岁的张冲定了娃娃亲。1920年底结婚成家。30年代婚变后，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就到偏僻的山区芙蓉镇教书去了。不过，她一直并没离开张家，还在侍奉婆母，培育子女。直至1940年8月张冲病逝后才搬回娘家。在张冲离开故乡，不断奔波劳碌在北京、重庆、哈尔滨、南京、武汉、西安。。。。。。之地，奔波劳碌在在国内外之时，她就和父亲一起，隐居乡里。在乡亲眼里，他是个善良而识大体的女性。张冲三婚之后，他一直在几所乡镇小学任教。抗战后期，女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她积极支持，把自己的家当做了地下党的交通站，来来往往的游击队员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婶”。后来有的游击队老队员回忆说，阿婶“态度慈祥和蔼，初见面就使人觉得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阿婶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她供给这么多的同志吃喝，从不吝惜，毫无怨言倾其家庭财力支持革命。。。。。。见我们的同志来了，她总是笑容可掬，热情接待。”因为她一向的确为抗日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解放后曾当选乐清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夷平的母亲张雪梅女士，出生于1923年12月29日。当时张冲正在北京求学。1939年，女儿刚过15岁生日，张冲就关心其其婚事和学业，虽允许她自主，但“要求勿因恋爱而分心”，“嘱咐努力学习，视学问为济世之本”。当年12月，大约是初中毕业之前，他给女儿写信提出：“一个人有健康身体，美丽灵魂，劳动习惯，平民生活，始可称佳人。”后来，张雪梅应该说是并没有辜负父亲的切望。她的一生，的确有着“美丽灵魂”，过着“平民生活”。1944年，张雪梅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投身革命。后来，就在乐清做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浙南大众总编辑、温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委员等职。她一生兢兢业业，朴朴实实，为人极为低调，乐于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张雪梅2008年10月逝世，单位给她所作的悼词中，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最能反映她的个性特征：

　　“她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她关心报社员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不管哪个职工遇到困难，只要她知道，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当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她总是带头捐款，捐款数额也是最多的一个。几次晋级工资，她都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最后省里指名为她增加一个增资名额，她硬是把这个名额又让给了上夜班的同志。”

　　至于张冲从小就为女儿担心的婚姻大事。张雪梅后来果然是自主选择了自己相中的对象。只是未及与父亲商量，张冲已撒手人寰。但可以告慰张冲的是，女儿的婚姻极为美满。张雪梅1947年4月在中共浙南括苍支队工作时，与支队政委邱清华相恋成婚，喜结良缘。志同道合的一对革命情侣，相濡以沫，相伴终生。邱清华后来曾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教卫办主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l994年1月离休。夫妻经历相近，而出身也相似。要知道，邱清华的堂兄就是“国军”的知名将领邱清泉啊1

　　这样的品行，这样的婚姻，皆如父所愿。张冲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作为朋友，夷平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他的家世。原因何在?不好猜测，更无需责怪。何况我也没有向他讲过我的家世呢!在这里，请允许我附带说几句题外话。在夷平家，除了他之外，我还有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那就是他的堂伯父邱清泉。记得，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专案组每到牛棚里单独关押我的囚室开始提审的时候，头一句话就是，你好好读了《敦促杜垏明等投降书》没有?临到结束提审的时候，末一句话又是，你还要好好读读《敦促杜垏明等投降书》!而在那篇著名的文字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邱清泉的大名了。很可惜，我这个属于“死不改悔”行列里的一份子，始终没有从那篇教材中受到教育。因为在下一直认为自己头上没辫子、屁股后没尾巴，不承认任何的揭发和捏造的“罪证”。结果是被连降三级，留党察看，复员回到参军之地接受劳动锻炼。其实那时我已经名列职工花名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和其他工友一样，干活吃饭，无所谓锻炼不锻炼的问题了。因为已经和大家打成一片，也就水乳交融，不分你我。正像一位战友形容一位烈士生前的性格一样：在大人物面前不觉得是个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不觉得是个大人物。所以在那以后，我就学会了“平视”一法，对人既不低三下四，也不眼望九天。如果还非要给我扣上一个“锻炼”的名义，那么对整个工人阶级确实是很不敬的言行，甚至于有点颠倒主仆了。由此，我倒是要感谢那位“熟悉的陌生人”的。让我重新寻找回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这段感情的经历，我不曾和夷平交流过。所以在此也交代一下。算是我们两家并非没有牵连的一点证明吧!

　　【丁】

　　但是，很抱歉，在此之前，我真的对张冲先生一无所知。尽管他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史上，其言行是那么有关家国轻重的人士。我为在夷平面前的失态而惭愧，也为我在事后向夷平的道歉而自慰。不过，现在已经把张冲先生的传记拜读了一过儿，还是应该讲讲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启迪吧?

　　如果归纳成一句话，我想要说的是，张冲先生生前的行状，打开了我前所少见而且并未深究过的一个世界。

　　近日，有一个女教师向单位辞职，理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一个聪明人，知道要打破自己的局限。可惜，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这一点觉悟的确是迟了一点。读完《张冲传》，我更深刻地体验到，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有很多优秀的人物，我们并不了解。

　　张冲先生的事业和生平，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这里，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冲先生的一生。如果非要我说，那么我只能讲，他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和忠诚，应该永远成为后人的楷模。

　　他的人生道路是很曲折而且很艰辛的。作为国民党人，身为当地组织的重要成员，他曾和共产党人联手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亲日军阀的逆行。还曾利用共产党人的支持的帮助，开拓了我们祖国电影事业的道路。可在后来，他又与闻了逮获顾顺章并使之变节的经过，还策划了陷害周恩来的伍豪事件的全过程，并且插手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的搜捕和处置，等等。尽管在这些劣迹中，他是那样的坚决和积极，有着他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因素。但是，这和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是没有重要作用的。蒋介石曾经从军阀手中解救了他垂危的性命，他能不对蒋介石感恩戴德么?他又勉为其难接受了蒋介石要他和俄国妻子离婚的政治要求，蒋介石能不相信他的忠诚么?蒋介石不仅发挥他对俄文的语言造诣和对苏联的研究心得，去建立中苏之间互助关系;而且利用它对自己的唯命是从的感情，信任和放手让他和中共交往谈判，达成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的局面。他和蒋介石之间这种特殊的条件，就使他具备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客观态势，也使得张冲先生主观的意愿得到了尽可能的展现。想当初在哈尔滨学俄文之时，他同从苏联逃脱出来的俄侨中，就接触到“路标转换派”的思潮。具有这种想法的“白俄”，看到到白卫军反对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彻底失败，在作了理性反思后认为，“必须寻找另一辽路”，“主张‘转抓转变路标’”，“转变策略，放弃旧的立场”，“放弃武装斗争，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解与合作”。也许是与此等念头有牵涉，有联想，张冲在日寇疯狂侵略、家国面临危亡之际，对于停止内战、停止剿共，共同对敌，抢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不能没有自己的的见解的吧?先在西安事变中，后在皖南事变中，以至我国历史上国共第二次合作整个过程中，至少他始终会他认为，中共也是爱国和要抗战的，并不甘心当亡国奴，这样的力量包括军事武装，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应该改变同室操戈为同舟共济，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所以，他和周恩来等我党的负责同志，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交融。这从周恩来的悼文和毛泽东的挽联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吧?可惜的是，张冲先生英年早逝，中断了他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愿景前途，中断了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中更多地建树的丰功伟绩。祖国大陆同胞以及故乡乐清乡亲，对他身后的深切的怀念和无尽的追思，都是真诚的、衷心的，不存在任何的另类的思忖和含义。。。。。。

　　【戊】

　　话说到这里，我还不能不说说马雨农先生这本巨著中所达到的史学上的成就。

　　首先，他对于传主张冲先生的描述，应该说是朴素而丰富，准确而实在。不仅旁征博引，言必有据，而且不作合理想象，不妄下断语。对能够找到印证的史料，都作了确凿交代。暂时得不到证实的事情，也明示存疑。如果用毛泽东主席的语言来形容，那就是“实事求是”吧!这种精神和作为，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新闻报道中，以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的诸多业务，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啊!

　　最后，还要感谢马雨农先生的是，他的书，不仅把我领到张冲这位值得尊敬的前辈跟前，而且也引导到许多著名的不可忽略的历史事件中，比如伍豪事件，牛兰事件，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等，那过程之细致与具体，那情节的准确与深入，都是我前所少见、前所少闻的。那作用，至少是给我提供了历史教科书的一个分册吧!让我对抗战初期的全局，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都有了一个鸟瞰的印记，形象的图鉴。。。。。。

　　读后感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还有一句不能不对马雨农先生也是对夷平老友说的话，谢谢你们给我情思和学识上带来了意外的丰收。谢谢了!

　　(2015/04/27)

　　——附录：

　　《张冲传》作者简介

　　马雨农，1946年2月生，浙江平湖人。1961年9月至1970年3月，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后当过建筑工人。1974年进光明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编委。1993年5月调任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1995年9月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浙江人民广播电视台台长;1999年11月任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局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12月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总编辑;2005年3月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91年被评为高级记者，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10月退休。现为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新闻学会会长。著有《知音曲——马雨农新闻通讯选》、《论说杂记——马雨农新闻文论选》、《林巧稚传》(合著)等。[据《张冲传》封面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