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先生“用五个本科生换取易中天留校”是怎么回事？

左右互搏先生在楼下转贴了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口述的对易中天的评价《易中天的成就与检讨》，认为刘道玉先生这是为易中天站台。本网友觉得，刘道玉先生与易中天的关系既然是“伯乐与千里马”，现在“千里马”出了事，“伯乐”出来维护，属于人之常情，倒也无可厚非。

本网友感到难以理解和认同的是刘道玉先生口述当中的这段话：“他是我任校长时候毕业的研究生。他本来是新疆定向培养的教师，按规定毕业后要回原籍工作。当年他毕业的时候，他的导师胡国瑞先生找我，他说“他是我一生培养的唯一的研究生，我现在是古稀之年，后继乏人，需要学校把他留下来。”我完全支持胡先生的意见，我也爱才如渴。所以通过学校反复交涉，后来是用五个本科生交换的易中天，才得以解决。”

刘道玉先生说“他是我任校长时候毕业的研究生”和“通过学校反复交涉，后来是用五个本科生交换的易中天”，这话其实并不准确。倒不是说这些不是事实，只不过这些并不是全部事实而已。如果大家不了解全部事实，多半就会以为：刘道玉先生作为校长，十分器重易中天，极力向教育主管部门争取，终于按照当时的政策进行了变通，留下了易中天。

然而，全部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百度百科的介绍指出：“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可见，易中天是在1981年毕业留校的。百度百科对刘道玉先生的介绍则是“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刘道玉先生1981年刚刚从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转任武汉大学校长，在教育部高教司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必然是动用了这些“影响力”，这才能够“用五个本科生”交换了易中天。若是换了一个普通校长，仅凭“学校反复交涉”，由于当时“按规定毕业后要回原籍工作”，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刘道玉先生本来是学化学的，就算像数学家苏步青教授那样“文理兼修”，也不至于精通易中天当时研究的文学史。就算他再“爱才如渴”，也未必真的了解易中天先生当年的才华究竟如何，为什么居然能“慧眼识人”呢？原因就在于“他的导师胡国瑞先生”：“胡国瑞（1908~1998）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诗、宋词研究。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并跻身于武大“五老八中”的“八中”之列。”

说到底，还是导师的“权威”名头太大。刘道玉先生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身份转任武汉大学校长，希望能够迅速取得一定的政绩，确立自己的权威，以便大力推进“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他又是刚刚上任，面对本校知名的中文权威的要求，当然不敢怠慢。

以五名本科生作为交换条件留下易中天先生，这件事情本身就触及了当时的规定，所以也算是一项小小的改革了。可见，易中天先生的留校，实在是一件“三赢”的事：刘校长为自己将来的改革小试锋芒，胡教授得到了一个得意的弟子，易先生也避免回新疆埋没才华的结局。

当然，有赢必有输。“输家”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五名被用来交换易中天先生的本科生了。有人可能会问：或许那五名本科生原本就是新疆来的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原本来自新疆的，按照规定本来就是要回到新疆去，新疆方面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属于交换条件了。因此，被用来交换易中天先生的那五名本科生，一定是原本来自其他地方的，却被刘道玉校长或者亲自出面或者通过院系领导出面，总之是说服或压服，主动或被迫去了新疆。要知道，虽然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是由学校安排的，但是也是有基本原则的，那就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要改变大的去向，是必须取得学生本人的同意才行的。

用学生的前途做筹码进行利益交换，原来从1981年就开始了！当然，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我们在小说里不是经常看到“我用十个奴仆换你这名手下，如何”么？而且，一切皆可交换，这也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虽然本科生的个人前途不应该是校长的私人财产，但这个规矩仅仅是1949年到1976年之间才有的，既与“文化传统”相违背，也不合于市场经济，当然是应该被改革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