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左翼刊物《批判与再造》答《三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上）

无意中看到了台湾左翼刊物《批判与再造》对重庆易衍文先生《三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文稿中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的阐述。易衍文先生文中谈及当前世局、二战后的世界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及中国哲学史等问题，可能限于手头资料，也可能是引述目前不少人的类似观点，对所涉及的问题的论述存在一定的谬误与可商榷之处。《批判与再造》以谦虚、认真的态度提出了纠谬与不同看法。《批判与再造》严谨、认真的行文和治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所谈问题对关心国事的所有人均有帮助。以下为《批判与再造》答易衍文先生《三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一文的原文。　　

答《三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上）　　

发布于2011/05/27 社会主义探索 Leave a Comment

　　

重庆的易衍文先生继《二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之后，又很热情地给我们寄来了《三论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文中谈及当前世局、二战后的世界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及中国哲学史等问题，考虑到可能有不少读者对这些问题不甚明了或存有类似观点，我们针对文中的谬误与可商榷处提出纠谬与不同看法，以供读者思考。因文长故分两部份登载。──编者　　

易先生：　　

谢谢您再赐新作，并寄来照片与发表过的系列文章。由像片见您双眉如雪，两鬓飞霜，虽已耄耋之年，犹精神矍烁，奕奕焕采，想必是位革命的老同志，无怪为文热情洋溢，虎虎有生气，意气昂扬不逊年富力强者。来文充满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毛泽东的高度崇敬与丰沛的爱国热情，我们深有所感。但您文中的有些陈述与历史事实不符，而若干观点则有商榷的必要，本于求真知、辨实情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加以厘清，供您参考。　　

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　　

一、您在第一节中问道：「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靠谁来建设美好的社会？靠谁来消除战争、剥削、腐败、黄赌毒…等等丑恶现象呢？」继而对薄熙来书记领导的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唱红打黑颇表赞扬，如果我们的理解无误，这似有以为依靠政治领导人的良知善念，便可消弭当前祸害之意。但我们认为中共干部能出现一些痌瘝在抱、关心民瘼，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好官，固然可喜。但大陆目前泛滥成灾者，不仅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贪腐，还有民间资产阶级为图私利大肆剥削工农群众，泯灭良心贩卖各种掺假、含毒商品，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短视近利，摧毁生态环境等等不可饶恕、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漫衍于神州大地，无日无之的灾难，考究其源，就在整个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体制。个别贤良能吏的德政，纵有小益，终究无俾于大局，不过如杯水车薪耳！翻查中国二十五史，即使在衰世末代也总不乏一些视见高远，忧国爱民的忠臣名士，意图力挽既倒的狂澜，扶将倾的大厦，但最终又焉能拯生民于水火？又何补于家国的败亡？正如国际歌歌词所言，我们不期待什么救世主，当然更不用效古代迂阔的书生空发「圣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浩叹。真正可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当然，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不能是一群盲目无知的蚩蚩之氓，而是对变革体制的必要具有明确认识，对社会主义怀有坚定信念的人民。这就需要有能动之以情，说之以理的思想理论的传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说得很透彻：「批判的理论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所以，重要的不是期待圣君贤相，而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看穿统治阶级撒下的漫天迷雾，认清苦难灾祸的根源，具备鉴别是非善恶、判断公共事务的能力。果如此，则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吏，何者上，何者下，升迁贬黜皆能操诸人民之手，又何必将社会主义事业寄望于一、二贤明领导之力？又何惧乎不逞之徒以权谋诈术欺骗民众，窃取权位，作威作福？事实上，今天大陆的官民资产阶级已由上下里外结成势力庞大的利益同盟，断非仅凭少数高层干部的主观意志所能扭转局势。要改弦更张，重建社会主义，没有人民群众力量的主动性、积极性，绝无可能成功。依靠、相信人民的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凭激情盲动，倏忽暴起，一轰而散的乌合之众，而是有思想理论武装、具高度觉悟的、由自在的阶级提高为自为的阶级的人民。也不用怕会天下大乱，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主心骨依然坚不可摧，而且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威望越来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来越大，只要善加清理历史问题，因应新的客观形势与条件，重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便不致出现溃散局面。中共党内与民间的右派多年来之所以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极尽造谣、诬蔑毛泽东之能事，就是因为不摧毁毛泽东的崇高形象，不贬损毛泽东思想，他们全面彻底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亿万人沦为雇佣劳动奴隶永难翻身的企图便无法得逞。对破除右派极力鼓吹宣传的那整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只要真正搞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亦非甚难之事，这是我们可以乐观的地方。　　

朝鲜战争的真相 　　

二、您在第三节以满腔激情赞颂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但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其中与史实不符之处。　　

1.您说： 「我请求全世界的朋友，全世界的人民，给中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颁发一枚最大的“和平奖章”！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啊！　　

在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的天空就布满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乌云。蒋介石先生好想呀，他期待“三次世界大战”能够帮助他反攻大陆，彻底消灭共产党。　　

美国，本来期待以“朝鲜战争”作为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爆点，先小试牛刀，逐步扩大，目的：消灭全世界的共产党。」　　

以上您对“朝鲜战争”的认知基本上是错误的。美国当局并没有想藉“朝鲜战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相反，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所戒慎恐惧者，正是害怕因“朝鲜战争”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故只想打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力求将战事局限于朝鲜半岛，极力避免波及中国东北。原因倒不是在美国自我吹嘘的爱好和平，而是北京与莫斯科已于1950年2月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攻击中国大陆势必牵动苏联出兵，进而掀起世界大战。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大半兵员已解甲，军事布署又以防卫受二战重创、亟待重建的欧洲为重心，实无力兼顾欧亚两个战场，尤其苏联在1949年即发展出原字弹，美国并无垄断核武的优势，真要打起大战，美国难有胜算，讨不了什么便宜。再者，美国在欧洲及亚洲的盟邦如：英、法等国，虽一起派兵参与了联合国联军，但在尚未从二战创伤中恢复元气下，却也都忧惧“朝鲜战争”会扩大为美国与中、苏的对抗，演变成全球卷入的大战，再蒙战祸，特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参战，连战皆捷，把美军再逼退至38度线以南后，更反对美国要联合国增兵再战，强烈要求美国及早求和谈判。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布署原以日本、菲律宾为重心，把朝鲜半岛划在防线之外。它之介入“朝鲜战争”，一是害怕朝鲜劳动党统一朝鲜后，助长亚洲赤潮涌动，危及美国霸权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再者，亦恐不出手救援它所卵翼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会动摇世界其它盟国的信心，损及美国霸权的威信，造成资本主义阵营的涣散离心，促使更多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但也不愿因小失大，冒险掀起世界大战。　　

不独美国怕打世界大战，苏联也避之唯恐不及。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始终小心谨慎，不愿露出苏联支持朝鲜劳动党武力统一的蛛丝马迹。在说苏联对“朝鲜战争”的处理态度前，先谈一下“朝鲜战争”本身。对“朝鲜战争”的具体起因，也就是南北朝鲜两方，谁先点燃战火的问题，中外史家迄无定论。但朝鲜半岛在二战后因美苏两大强权以北纬38度线分割占领区而分裂的不正常局面，是当时南北双方的人民与政权都不愿长期忍受的不幸，都有及早统一的心愿，所不同者在南北政权的阶级立场对立，各自希望以本身的制度统一对方，故朝鲜的南北双方或早或晚终须一战，至于何方先发，以何事端触发，则其余事，属于必然性中的偶然性。而南北政权阶级立场的对立又因二战后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对峙而卷入美苏争雄的斗争中。南朝鲜专制腐败的李承晚政权，早已丧失民心，却仗恃美国的支持，屡屡在南北朝鲜边界挑衅，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而劳动党在二战后已在南朝鲜积极发展组织，深知民心思变，金日成乃决定先发制人，1949年底至1950年4月，便几次向斯大林表示将发动攻势，打垮李承晚政权，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希望取得苏联的支持，但斯大林却另有考虑。苏联经历二战的惨烈战祸，元气大伤，亟需休养生息，斯大林只希望先保有二战中在欧洲取得的进展，暂安于与美国协议划分好的势力范围，他担心若公开支持北朝鲜的武力统一，一旦美国介入，会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触发世界大战。故要金日成谨慎筹谋，确保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让美国来不及插手，再采取行动。金日成告以北朝鲜已有充分准备，预料发动攻势后，南朝鲜的人民亦将起而响应，可保胜券在握。斯大林见金日成信心十足，虽表同意供应武器装备，但仍心存疑虑，在金日成尚未于1950年6月25日出兵前，便召回所有尚留在北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与技术人员，以免万一他们遭俘，被指控苏联支持北朝鲜的武力统一行动。“朝鲜战争”初期，金日成挥军南下，势如破竹，汉城等地相继攻陷，眼见将拿下南朝鲜最后一个重镇釜山港，胜利在望，美军却于1950年9月15日入侵朝鲜，在仁川登陆，自此战局逆转，北朝鲜军抵挡不住武器优良、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军，节节败退。9月底美军已公开表示将越过38度线，北朝鲜首都平壤岌岌可危。10月1日，金日成紧急向斯大林、毛泽东求援，希望能直接出动援军入朝作战。斯大林仍不愿与美国直接对抗，要金日成请毛泽东发兵。金日成在5月13日虽曾就武力统一之事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并获首肯，但6月25日发动攻势之前，却未知会毛泽东，令中共有措手不及的突兀之感。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甫一年，正待重整多年兵连祸结、残破不堪的山河，以重振国力，台湾也尚未统一，可谓百废待举，自顾唯恐不暇，故中共高层干部多半不赞成出兵。但毛泽东从国际主义与中朝国境相连、唇亡则齿寒的角度思考，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见《彭德怀自述》），终于说服了有疑虑的高干，最后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过，考虑到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落后，又无空军可取得制空权，必须请苏联提供较好的武器装备与空军的支持，方能出战。毛泽东派周恩来至苏联向斯大林提出了参战的条件，但斯大林仍顾虑若派空军进入朝鲜半岛支持作战，会与美国直接冲突，有引起世界大战之虞，坚不同意，仅允诺苏联空军驻防在中国境内，并以半价供应坦克、大炮等武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苏联的空军掩謢，不利作战，志愿军的伤亡必然加重，但毛泽东还是毅然决定参战：「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就在平壤陷落的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挥兵进入朝鲜，不旋踵便连打两个大胜仗，逼退已进攻至鸭绿江畔的联合国军，12月6日收复平壤，24日就把联合国军全赶回38度线以南。所谓「骄兵必败」，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以后，一路打得十分顺手，北朝鲜军队完全丧失了还手能力，10月15日他与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会谈，志得意满地告诉杜鲁门说，朝鲜战局赢定了，据他判断，中国人不太可能派兵介入，即使会派兵也只能有5、6万人，可轻易加以解决，不足为虑，尤其他们没有空军，「若中国人妄图驱兵直下平壤，必会遭到痛击，尸横遍野」。11月4日，麦克阿瑟又发豪语，声称11月24日发动总攻势，联合国军便可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大获全胜，底定朝鲜半岛，让士兵返家过节。但事实与麦克阿瑟的预期完全相反，联合国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东西两条战线的部队纷纷弃甲曳兵而逃，全面溃败，粉碎了麦克阿瑟的狂言。至此，美国方如大梦初醒，知道“朝鲜战争”已无胜算，议和之局在所难免了。　　

如上所述，美苏两大强权都刻意避免让“朝鲜战争”酿成世界大战，但蒋介石确实想要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唯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发生全面冲突，他才能有机会在混战中藉美国之力再返大陆，重温金陵春梦。“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原打算放弃、任由中共武力统一的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陡然升高，杜鲁门立即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派出第七舰队防卫台湾，造成中国两岸分裂至今仍未统一，而本来已被美国弃如敝屣、想去之而后快的蒋介石，身价也随之大涨。蒋介石绝处逢生，大喜过望，便摩拳擦掌，积极向美国请缨，要求与他同样顽固反共的联合国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调用国民党军队参战。麦克阿瑟为此特别访台与蒋介石商议国民党军队参战事宜，并向华盛顿建议允许蒋军投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从纯军事观点着眼，不同意杜鲁门只想打有限的局部战争的政策，认为要打赢“朝鲜战争”，就不能自缚手脚，把战事局限于朝鲜半岛，而必须进攻中国东北，轰炸大陆的重要城市，阻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并摧毁苏联空军的空中掩护能力，他甚至向杜鲁门建议，协助国民党反攻大陆，让国民党军队从南方进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杜鲁门闻之骇然，认为这样的主张无异是要冒险激起世界大战，必须动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故坚不苟同。麦克阿瑟在二战中战功彪炳，被推崇为二战英雄，因此而骄矜自满，目空一切。二战后，他代表同盟国占领日本，成为君临日本的太上皇，在日本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对华盛顿的指令常阳奉阴违，杜鲁门多次召他返国述职，他皆借故拒绝，并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朝鲜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故态不改，依然率行己意，多次公开发表与华盛顿相左的战略构想，令国际难明美国的真正意图，造成华盛顿的极大困扰，杜鲁门对此颇为恼怒，终于忍无可忍，在1951年4月11日，下令解除他的总司令职务。　　

“朝鲜战争”的影响深远。美国是二战中武器最精良、战力最强大，领导同盟国赢得胜利的国家，战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却在“朝鲜战争”遭到重挫，三易其帅，备尝苦果。经这场大较量，美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了。“朝鲜战争”是美国战史上的一大挫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回顾“朝鲜战争”感慨系之地说：「我们卷入一个错误的地方，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连用了四个「错误」来形容“朝鲜战争”，足见遗恨之深。代表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议的最后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回忆录中说：「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签订没有获胜的停战协议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失望的痛苦，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想必也有同感。」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令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大大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曾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当局警告，美军不可越过38度线，否则「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华盛顿视此为虚声恫吓，未予重视。结果，在“朝鲜战争”中遭到意想不到的重挫，不但损兵折将，死伤惨重，耗费了巨额战费，还在国际上大失颜面，教训不可谓不深。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在1953年9月1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从此，华盛顿对北京的宣示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原本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二战后他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的实力悬殊，没有胜算，故不赞成中共与国民党打内战，中共胜利后，仍怀疑毛泽东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样只是个民族主义者，刚开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与美军作战的能力也信心不足，待“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疑虑完全一扫而空，苏联对中国大陆的141项建设的援助，才确定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方得以顺利完成。　　

“朝鲜战争”也大为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历经百年外侮，积弱不振的中国人，竟能在“朝鲜战争”中，以对比悬殊的武器装备，力挫世界第一强国的气焰，证明了任人欺压的历史已成过往烟云，不复持存。正如毛泽东在上引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另段讲话所言：「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取得这些重大的成果，固然靠人民志愿军的将士用命与大陆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盱衡全局，不局限眼光于国内的一时困难，力释群疑，决定参战，复日夜关注战情，以过人的胆识韬略，下达战略战术，指导彭德怀作战，做到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也就不可能在“朝鲜战争”中大挫美国帝国主义的猖狂气焰，既保住了北朝鲜，也安靖了中国东北边境，使无外患之忧，可安心从事建设。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不朽伟绩，绝不为过。　　

“朝鲜战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大多已出版，许多中、美、苏的机密档案资料也已解密，请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赫鲁晓夫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以及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在1990年代解密的档案的中译文相关材料。近十余年来不少论述冷战历史、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中外著作都引用了这些史料，可资参考。　　

毛泽东的贡献与历史地位　　

2.您在第三节中把未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核弹战争都归功于毛泽东，但您对古巴导弹危机、文革、苏联垮台原因的认知却多与史实不符，故我们分别略述于后。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两个核弹大国起初虽表面上互摆强硬姿态，致世局险象环生，大有箭拔弩张，核战一触即发之势，但实际上双方深知真要彼此大甩核弹，两大强权只有同归于尽一途，故暗中又通过多种渠道，频频往返磋商，讨价还价，最后各有退让，自找台阶化解了核战危机。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危机，事后美、苏的国家领导人还在办公室设置了“热线”电话，可在关键时刻随时直接对话。冷战时期，美、苏搞核武竞赛，主要是用来实行“保证互相毁灭”的恐怖平衡政策，并不敢玩自取灭亡的真正核弹战争。关于古巴危机的一些绝秘文件，如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首脑赫鲁晓夫紧急磋商的十几封信件，已于1992年解密，并译成中文发表。这段历史可参阅刘金质的《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主要是他独榄党政大权，专横跋扈，却在内政、外交上搞得一团糟，激起苏联高层不满，而于1964年10月14日逼他辞职，中苏共的论战纵有影响，也非主要决定因素，不宜说：「“九评苏共”（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把赫鲁晓夫打下了马！」再者，中共虽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但论战期间一直力求双方关系不正式破裂，即所谓「分而不裂」，并未「宣告同苏联决裂」。关于中苏共的论战，曾参与其事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着有《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请参阅。　　

您说：「为了化解世界矛盾，毛主席决心作出最大牺牲，那就是：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三个打倒分量不轻啊！」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化解世界矛盾」，而是另有国内与国际的因素。关于「文革」问题，请参阅本刊2006年4月第31期的《「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及本刊发表过的相关材料（已收录在本网站的「反思文革」栏目）。　　

您热情洋溢地颂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顶刮刮！美国人服了，尼克松访华，化敌为友，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苏联衰败下去，赫鲁晓夫下台，勃涅日勒夫上台；勃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慢衰、慢衰、慢慢衰，终于招架不住。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乌云哪儿去了？中美关系和好了；苏联垮台了；不能不归功于毛主席！不能不归功于“和平共处”路线的胜利。毛泽东挽救了世界，避免了一场可怕的核战争，难道不应该获得一枚最大的“和平奖章”吗？　　

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他给了世界人民一次“免死”的机遇；给了地球一次免于毁灭的大拯救！」　　

这里面也有诸多误解。「尼克松访华，化敌为友，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服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是美国早在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打倒国民党后，即认为毛泽东非靠苏共扶植当权，不是莫斯科的傀儡，故处心积虑想分化中、苏共，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却因种种因素，久未得逞。到了1970年代，因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甚至在1969年为珍宝岛而兵戎相见，美国本身也深陷越战泥淖，国内严重分裂，纷扰不休，故想趁机联中制苏，既拉拢北京一起反莫斯科，又请北京帮忙解决越战的困境。这主要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所搞的纵横捭捭阖之术，与服不服文化大革命无关。关于尼克松在1970年至北京访见毛泽东，商讨建交、进联合国等事的第一手材料都已公诸于世，请参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毛泽东传（1949-1976）》，及尼克松、季辛吉的回忆录等书。　　

苏联垮台的主因也非毛泽东之功，而是苏共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背离马列主义，走修正主义路线，开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监督，享受特权的阶层，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注定了它败亡的命运。中共在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与苏共论战的第九评，即您也提到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1997年，美国的左翼学者科兹（David M. Kotz）与驻莫斯科采访多年的记者威尔（Fred Weir）合着了《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结合访谈的实证材料与理论分析，很具说服力地指出，苏联的崩溃并非人民的意志使然，而是少数在党、政、国有企业等部门握有实权的上层特权阶级，他们在思想上已无社会主义信念，入党做官，只为图个人私利，故不惜搞垮苏联体制，置亿万人民生计与国家利益于不顾，复辟资本主义，从中大捞特捞巨额财富。这本出色的研究完全证实了毛泽东早于1950年代后期便已预知，并不厌其烦地再三警告苏联当心垮台的深远洞见。苏联崩解，原有的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无不陷于经济低迷不振，政治混乱的局面，固无论矣，实力最强的俄罗斯也沦为靠出口石油、天然气、原材料来勉强维持经济的二流国家。国内贫富悬殊如天壤之别，一小撮富豪骄侈淫佚，穷奢极欲，而大部份人民由于不再有由国家提供的医疗、住房、教育等福利，生活水平急遽恶化，从成年人到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上升，生育率下降，人口锐减，据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在2003年11月的报告，自苏联于1991年崩溃后，俄罗斯每年减少80万人口，男性的平均寿命剧降至58岁，这个趋势至今犹未根本扭转。而失业人口居高不下，无家可归者众，数百万妇女沦为娼妓，每年数十万妇女流往世界各地卖淫，道德沦丧，社会治安败坏更无以复加，一年被杀者达20万人，犯罪学家估计，每五分钟杀一人，青少年吸毒、罹患性病的比率亦甚高。反共右派每爱控诉斯大林当政，肃反杀人过多，但如今俄罗斯各方面境况之悲惨则远过于斯大林时期。无怪乎闻名世界的俄罗斯反共文人索尔仁尼琴也要痛惜苏联的崩溃。　　

重读昔日中共对苏共的九评，对照大陆当前的现实，何相似乃尔！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我们足资警惕者。　　

毛泽东终其一生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的被压迫人民与民族，不畏艰困险阻，不屈不挠地奋战不懈，他的贡献是右派无论怎么丑诋诬蔑也抹灭不了的，他崇高的历史地位永远不朽，纪念他的丰碑牢牢树立在全世界各地的被压迫人民心中，更是无论如何也推倒不了的。2008年11月18日，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胡锦涛探望古巴哈瓦那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时，情不自禁地用中文高唱「东方红」歌颂毛泽东，在亚、非、拉丁美洲国家至今也仍有不少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革命组织，继续战斗，毛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是普照被压迫人民的温煦的红太阳。毛泽东生前一再强调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文革」中，林彪等人大肆吹捧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1970年12月18日他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说，「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Commander，Great 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辞去。」发动文革之初，毛泽东为了突破XXX/XXX掌握的党政官僚体系对他的阳奉阴违，不得不运用他革命领袖的威信与魅力，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打破僵固的官僚体制。当时鼓起个人崇拜只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权宜之计，并非目的本身，一旦搞得过火了，毛泽东便加以制止，故他对斯诺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早在「文革」之初，《人民日报》于1966年1月24日发表了林彪在全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同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但林彪不听劝，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加夸张地吹捧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对林彪过甚其辞的颂扬很不以为然，7月8日在给江青的信上说：「我的朋友（按：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指的就是他为了冲破官僚体系对他批判修正主义的抵制，必须借助于搞点个人崇拜来发动群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运动起来之后，他便有意对个人崇拜降温。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提到不要再到处挂画像、佩像章，过度搞对他的个人崇拜，并批评林彪所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6月12日，他批示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实际上，他从不骄矜自负，妄自认为思迈马恩，功盖列宁，也从不以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里程碑。1969年2月7日，他召集中共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商讨撰写中共九大报告时说：「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特别在对外国的宣传上，毛泽东尤其刻意要求不要突出他个人与毛泽东思想，以免犯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1967年6月，他针对对外宣传工作有一段指示：「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也不要失去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1968年9月他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删掉了源自前述林彪1966年5月18日讲话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并加了一句批语：「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老子《道德经》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娴熟辩证法的毛泽东是深谙其中道理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铲除了中国数千年的私有制，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使数亿工农劳动人民挣脱枷锁，翻身为人，并且胸怀寰宇，极力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革命，不仅功耀千秋，勋炳史册，远迈华夏千古人物，为中国历史所未曾有，他的思想还将对未来世局发挥重大影响，殆可断言。是故我们只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即已足矣，毋庸再赋予他过多的光环，这点想必您亦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