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仇杀、乱杀”与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

“自杀、仇杀、乱杀”与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

向  毛

今年上年发生“富士康”的12跳自杀，福建、陕西的“杀学生”、“杀幼童”乱杀，湖南的“杀法官”仇杀（以下简称“三杀”），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夷山下摆战场，不分敌我乱开枪”的世纪噩梦，社会哗然，国人震惊。时下，人防人人，人人防人，恐怖笼罩，与“和谐”社会大相径庭。

一、“和谐”社会里何以“煮豆燃萁”

我儿时目睹过一次人的自杀，那是新中国前夜。一个枯瘦如柴，走路撑拐杖，年方20多岁的族兄登门乞讨。“奶奶，我吃了几天包谷球，拉不出屎来，不吃又饿的心痛。”我奶奶见状，一边叫坐，一边到灶屋端出一碗稀饭来。族兄边吃边诉说：“我吃饭了，老婆女儿还在饿呀！”我奶奶信佛心善良，接过话说：“我家10多个人，一人少吃几口，你三娘崽就可度过一天，明天就来我家吃吧！”族兄吃饱饭，又端着一缽饭离去。

第2天清早，远处传来了哭声。奶奶和我闻声走去，是昨天讨吃的族兄上吊自杀了。一根草绳悬梁，垂头吐舌，眼角泪痕，双脚挣扎碰伤，倒地的木头血迹未干。“应时而生，顺理而死”，他的自杀有悖天时人世情理。

看“把戏”的人叹息，也有谴责。秋收还有一个多月，收获在望。两个亲叔叔，有粮周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长痛不如短痛，视死如归。在他看来，人死就是无梦的长眠。

我长大后的工作关系，接触和亲自参与多起自杀、仇杀、报复社会乱杀事件的调处。可以说，凡是自杀、仇杀、报复社会的乱杀，无一不与个人、家庭、社会责任息息相关。

自杀，自已杀自己，是一种“痛苦”又很“无奈”的过程。求生，人皆有之。“宁在世上呆，勿在地下埋”、“好死不如难活着”，这是人性普遍性；求死，人皆也有之。“长痛不如短痛”，一了百了，这是人性特殊性。我从族兄和调处一些 “自杀”事件中发现，“自杀”者自了，是万念俱灰，不可逆转的归宿。他们是“弱势者”，苦不聊生者，社会的厌世者。他们过早结局，与个人性格有关。“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哪节差”。一生多变，好差兼之，缺少自爱、自珍、自强能力。其次与家庭有关，父母之爱、兄弟之爱、夫妻之爱、邻里之爱、人世间之爱为零。再次与社会有关，社会是人们的大家庭，人民群众是“大家庭”成员，社会（大家庭）的公平公正，合理分配，风气良莠，是社会成员（个人）生存、生活、学习、工作、事业发展的保障。与时代拥抱，就是家庭成员在社会（大家庭）里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平等做人、和睦相处。

仇杀，因有仇恨而杀害他人。什么叫“仇恨”？中国千百年来人们认同是“杀父夺妻”，债有主，恨有人。仇杀者杀“他人”，杀官杀富杀奸，多有暗笑。“杀人者”被闻者理解为“为民除害”；“杀人者”被依法罚惩，又说成是“除害为民”。

乱杀，即报复社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无辜。从“杀学生”、“杀幼童”、“杀法官”等惊心悼胆恶案看，乱杀者无人性、胆子大、手段毒，受过教育有文化、志高挫大；受到过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官吏、法律的伤害。他们一旦下手，不计后果，“杀一个够本，杀一双获利。”杀人越多越自豪！

我族兄“自杀”和调处其他“自杀”事件，自杀者多是生活所逼走上不归路。而今年上年发生的“自杀者”事件，事出有因，并非生活上过不去，而是“权贵”们为了私利私欲，把人当做会说话的“牛马”或“血汗工厂”的永动机。触物思情，激起我的自忖。“和谐”社会，“小康”生活，有人为什么不想活着，要一跳或一刀自了？是生活艰苦吗？再累再苦也艰苦不到毛泽东时代“三年苦日子”生活。那时，许多人因缺吃少吃，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弱不禁风，还有极个别者被饿死。如黄连之苦，没有人要去自杀？我家乡大队、公社是穷乡僻壤，几千人近万把社员群众，吃糠粑粑、瓜菜代、上山挖葛，下地找草根，煎熬三年都活命下来。

“三杀”，给无辜受害者、给人民群众、给当前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和恶劣影响。同样，飞来横祸，也给“三杀”者个人，家庭带来了大不幸。有多少代有多少人因“逆子”行为受到世人指责、谩骂，甚至十年后的“报复”。“三杀”案件已远去，受害者不能复生，伏法者不可能一杀再杀。亡羊补牢，活着的人怎么办，执政者有无救民之良策？如何地让“煮豆燃萁”的悲剧谢幕，让“兄弟一笑泯恩仇”的喜剧开演？

深刻认识分析“三杀”事件责任，在个人、家庭、社会责任中“社会责任”占主导，应承担重要责任。时势造就英雄，英雄爱国惠民，大公无私，关心民疾。时势也造就枭雄，枭雄乱党乱国、自私自利、坑害人民、无恶不作。“社会责任”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爱民责任。亡羊补牢，补的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爱民”责任。一要尽责，对分内应该做的事要尽职尽责、尽善尽美。公务员要姓“公”，立党为公，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公平公正，遵纪守法，作风正派。二要负责，凡是自己权力管辖内出现的违法乱纪，人亡家破者，承担过失和渎职之责。党员者，不能用“党籍”替代而免除行政处罚；领导者，不能用“职务”撤降而减轻刑事追究。三要问责，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质疑和责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实事求是依法申报个人、家庭财产，人民群众有知情权。

二、“三杀”案件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激烈反映，要综合治理

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倡的“一部人先富裕起来”愿望已经实现。同时，他生前担心出现的“两个如果”即“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也破土而出。贫富差距，天攘之别；社会风气，黑恶当道；为富不仁，权贵沆瀣一气；法律不公，以钱代法……等，为社会深层次矛盾爆发，祸国殃民事件提供了导火线。

纸包不住火。用枪杆子镇压，用金钱收买，用黑恶势力摆平，纸包的火会燃烧，星星之火，迸发成辽原烈火。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要“两手抓”，标本兼抓，实行综合治理。

1、“以人为本”，最大的实现是让大多数人民“长乐”

“以人为本”是治国强国的谋略之一，我国古今“伟人”和思想家、政治家都有提出或认同过。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唐朝的马周。他在向唐太宗“奏折”书上说：“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从长治久安出发，他又建言“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长乐”。儒家学说创立人孔子、孟子，他们在论说中多次提出“苦”“乐”观。认为“与少乐乐”不如同大家一起共同快乐“不若与众”。古人的“以人为本”显而易见是天下所有老百姓的快乐。

今天的“以人为本”，应该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以人为本”说的是人。人有广义上的人，即能够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有狭义上的人，有男人女人的性别之分，有富人穷人的财富之分，有官员老百姓的贵贱之分，有强者弱者的势力之分，有守法者犯法者的好坏之分。我们以那个意义上的“人”为本，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法律，政府政策为那种“人”说话、办事。若为广义上的“人”即所有的劳动人民“说话、办事”，社会深层次矛盾即极少，发生了易化解。立党为公，造福为民，大公无私，共同致富，公平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鹊笑鸠舞，天下人何而不乐？若为狭义上的人即“男人、富人、官员、违法犯罪者”说话、办事，甚至还受到美国“人权高于主权”霸权主义支配，社会深层次矛盾会像农民割韮菜，割了又长，越割越长，民心大乱，国无宁日。

今年上年发生的“三杀”，就是“以人为本”对“人”不公平不公正的恶果。腐败滋生，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国家的法律，政府的政策是“以官为本”、“以钱为本”、“以势为本”维护的是“权贵”们小集团利益，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生存、生命、生活、读书、就业、医疗、事业发展等，体无完肤。

2、“和谐”社会最大的实现是社会公平公正

中华民族，人才辈出。在近代、现代史上，“伟人”们和一些爱国之士，提出过许多利国利民的治国方针。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消灭三大差别”和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这些主张，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随着倡导者有限生命的终了，其正确主张也成为历史的过去。

“三杀”者除了神经病患者外，杀自己、杀他人、杀无辜，都会想到“后果”。敢干“绝子灭孙”的坏事，敢冒“千夫所指”之众怒，他就不怕别人“以暴易暴”报复？“凶犯”敢冒人情、亲情、父母养育之恩和众人安全不顾，可见，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待遇，及侵犯个人权利之仇恨，深恶痛绝了。

“和谐”社会是人们的理想社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社会实现要有社会公平公正保障。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天攘之别，“权贵”们权为私用，利欲熏心，为富者不仁，富可敌国，嗷嗷待哺者和权贵们能“和谐”吗？“血汗工厂”的剥削者压迫者能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谐”吗？国有资产被权贵们卖光、抢光，工人下岗，工人阶级不复存在，私人企业主能和打工仔们能“和谐”吗？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从国家体制上法律上政策上解决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恶瘤，即两极分化和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

肯定，否定，两种截然不同声音胶着。肯定者是无权无钱者，否定者是权大势大者。

权贵们承认“社会两极分化”，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千万”、“亿元”财富是贿赂公行，贪污盗窃国有资产得来的。他们胆虚，“申报”财产就露馅了。

权贵们承认改革开放产生了“新资产阶级”，就意味着承认他们“失败”和“走了邪路”、“官商勾结”、“权力致富”得来的金山银山，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追赃。

改革开放出现“两极分化”和产生“新资产阶级”，印证了俩位“伟人”的政治预言。

毛泽东生前说过“党内有资产阶级”；邓小平也说改革“不是两极分化”；他假设“两个如果”出现（《邓小平文选》三卷111页），对策是“限制”，征收所得税；邓小平眼尖，有政治预言“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健在的时候，对两位“继承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铁腕铁心“挥泪斩马谡”，把他们撤职靠边。

“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的危害，会夭折“改革开放”成果，断送“共和国”命运。如果说今天改革开放出现的“社会深层次矛盾”，追根究底其罪魁祸首，无疑是“新生资产阶级”。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今天的新资产阶级本质没有区别：旧中国资产阶级是剥削生产“剩余价值”，榨取工人的血汗钱，“新的资产阶级”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一年或几年就变成了“千万”、“亿元”富翁；旧中国资产阶级艳美“三妻四妾”，用剥削的金钱养颜养身，“新资产阶级”贪色“二奶”成群，“情人”成堆，花国家公款包养；旧中国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新资产阶级”唯金钱肉欲是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卖了工厂卖国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千古一理。当一个人起码的生存，生活权利受到他人挑战和剥夺，人本能的善良，美好，就会转化为凶狠、毒恶，搞社会动乱。

3、“小康”生活最大的实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国喊了几百年，中国也讲了几十年。白天白讲，晚上黑讲。在中国，执法者“唯上”不为民，“唯钱”不为法。”“文革”时，我工作的地方流言“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流言”的始俑者，据说是混入“造反派组织”的几个“五类分子”子弟。当然，这个流言谁编谁都不得人心，受到广大群众抵制批判。今天，许多同事重提旧事，不同的声音吃惊，举双手赞同。他们的理由是，今日的“公检法”是社会“黄赌毒”的代名词。“一等警察交警队，拦着马路乱收费；二等警察治安队，赶走嫖客自已睡；三等警察刑侦队，案件不办先喝醉；末等警察派出所，村村都有亲家母”；“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法院一杆天平称，一头是法律条文，一头是美女金钱”。

民言民谣有夸张，“公检法”干警贪钱、贪色，以权代法，以情代法，以钱代法。造成多少人，多少家庭人亡家破举不胜举。“公检法”是国家的专政工具，系国家安全于一半。党群关系，成为“油水关系”，“警民关系”成为“水火关系”，火上烧油，社会深层次矛盾由谁来治理？重庆市的“打黑除恶”，会在中国各地开展吗？

中国政权腐败有“周期率”。物极必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也有“周期率”。

201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