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中国自杀研究

　　中国目前总自杀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对于自杀，一个就太多了”。然而刚刚起步的中国的自杀研究步履维艰。

　　10月20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举办的“老年抑郁与自杀预防处理培训班”举行开班典礼，同一天西安某高校的一名女生从教学楼的六楼跳楼身亡。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Michael Philips）博士介绍，中国每年有10万5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身亡，自杀已经成为中国15岁-34岁人群最主要的死因。

　　费立鹏博士是加拿大人，1995年就开始在中国开展自杀研究，在此之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所领导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总自杀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每年有28.7万人自杀。另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每年有200万人自杀未遂。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不到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每分钟有将近4个人自杀未遂。自杀除了已经成为年轻人死亡的首要原因之外，在所有年龄段的死因中排第5位。

　　费立鹏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所发生的自杀的特点和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

　　首先，中国的自杀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性别特征：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5倍，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25%。

　　其次，中国的自杀人群的年龄特征与其它国家有所不同。整体来说，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还是老年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太相同的是，在15岁至34岁这个生存率很高的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第一位的是自杀，而在北美国家，自杀则是这个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

　　再者，费立鹏博士说，关于中国的自杀状况最有争议的是自杀者中相对较低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中国有63%的自杀者伴有精神疾患，而这一数字在世界其他国家高达90%多。对这些病例进行仔细的评估后，费立鹏发现，中国人的自杀通常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

　　另外，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对自杀没有较强的宗教禁忌及法律约束。因此，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或存在慢性生活刺激（如患绝症）的人也许会认为自杀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用于减轻自身痛苦，减少家庭成员的情感负担。统计显示，在多数伊斯兰教、天主教影响大的国家自杀率都是比较低的（这些宗教的教义强烈反对自杀）。只有信仰佛教的人中相对高一些。

艰难的自杀研究

　　以上结论说起来比较轻松，但是费立鹏他们研究得出这些结论却是历尽辛苦。

　　和所有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一样，费立鹏和他的同事们对自杀的研究成果也是通过大量调查、分析得出的。费立鹏认为，进行自杀研究和干预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一些有关自杀的基本情况，比如自杀人群分布、自杀率、自杀原因等。这些数据的取得都要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

　　比如说，费立鹏他们2001年开展了一项“中国北方部分地区人群对自杀的态度与知识的定性研究”，选择了中国北方5个自杀率较高的地区和1个自杀率较低的地区作为研究现场。从每个地区分别选择普通群众、基层干部和自杀未遂者组成不同的小组，并且对普通群众按照性别再次分组。由经过严格培训的精神科医护人员担任专题小组讨论会或个体深入访谈的主持人和记录员，每个小组使用相同的提纲。

　　此次研究选取了842名被试者，一共开展了101个专题小组讨论会和18个深入访谈。所有访谈内容都进行录音和记录，然后由3名研究人员利用专业的分析软件进行内容分析。费立鹏介绍，这次研究是填补了国内对自杀态度和知识的大范围人群调查的空白，在国际上也未听说有如此大样本的同类调查研究。

　　此次研究得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成果，比如不同人群对自杀及自杀未遂者所持的态度以及对自杀可能造成的影响的看法，为日后开展自杀干预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高得多，针对农村地区自杀的研究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和干预中心的工作重点之一。

　　费立鹏通过调查发现，农药是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的元凶。费立鹏等人2002年曾开展过一次针对农村地区自杀未遂者的调查，在被调查的326例自杀未遂者中，有83.1%是服农药。主要是因为农药在农村比较容易获得，而且一般人认为喝药可以留“全尸”且痛苦小。调查还发现，农村的医疗条件差也是农村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在服药后就后悔，催着家人送自己去卫生院。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有限，缺乏抢救农药中毒的特效药，甚至连像样的洗胃机都没有，很多原本可以抢救过来的人因此丧命。

　　据中心宣传部主任张晓丽女士介绍，这样的调查开展起来非常困难，他们的调查员经常需要去各个农村卫生所或者医院蹲点等待自杀者“上门”，经常是一天一个都等不到。

　　据费立鹏介绍，农村人对他们所开展的自杀调查研究很配合，而城市居民则对于参与自杀调查持排斥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自杀未遂者，想要对他们作一些跟踪调查非常难。

　　费立鹏他们通过和医院合作、对医院已有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来弥补调查困难带来的不足。据中心主任曹连元介绍，中心成立伊始就与北京急救中心、安贞医院、宣武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了分析城市自杀者的特征，费立鹏和他的同事对宣武医院急诊科1995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长达7年的自杀病例进行了回顾性统计分析，期间就诊总数高达52万多例，其中自杀1534例。类似的调查费立鹏他们开展了多次，工作之繁杂超出想象。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同仁医院原院长刘福源告诉《经济》，费立鹏所作的自杀研究代表着国内进行自杀研究的最高水平，尤其是他们根据国际惯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所探索出的研究方法值得同行学习。费立鹏名片上的头衔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医学博士、北卡莱罗纳州特聘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顾问、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精神医学精神研究方法协作组主任委员……

　　实际上，除了费立鹏和他的同事之外，国内进行如此深入的自杀研究的人几乎没有。

救一个算一个

　　费立鹏他们不仅对自杀进行研究，还竭尽全力进行自杀干预。“媒体可能更注意那些触目惊心的大数字，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费立鹏说，“百分比有时并无价值，一个自杀者，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就是全部，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挽救他们。”

　　设在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预防中心开通了两条热线，其中一条是800免费电话，由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对打进电话的人进行心理救助。“我们调查发现，每一个自杀者最强的感受是，别人不理解他的苦闷。”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功焕说。因此他认为，倾听是所有危机干预者的首要职责。

　　费立鹏的妻子毕曼丽女士在中心的工作就是负责培训接线员，告诉他们如何与倾向自杀者交谈、如何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应该向对方提供什么样的建议等。记者在北京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的热线间看到他们所使用的电话记录及分析设备相当先进。费立鹏介绍，为了方便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的电子系统会对所有打进电话的人进行录音（会事先告知打电话者），电话来源的基本信息也会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打进电话的人的历史记录在这个人第二次打进电话时被自动调出。

　　热线电话中心共有17名接线员，从2002年12月到2005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共接听了55782个电话，来电总数达到229489个，而现在随着热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每天只能接听1/10的电话，而这1/10的被接听电话中仅有18.3%的电话来自北京。费立鹏说，他希望在他们中心开通12条热线，然后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热线网络并且希望申请下来一个3位数的电话号码（像119、110一样），这样无法接听的电话就会被自动转到邻近的热线救助中心。

　　来自珠海的主治医师梁凌燕说：“如果谁真的想自杀，绝对不会打电话或到医院咨询，咨询的人通常还是处在犹豫的阶段，或者说是想听听别人的意见挽救自己，这毕竟是少数。”而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墙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对于自杀，一个就太多了”。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对自杀及抑郁症进行干预的方法，还包括进行培训和宣传活动。此次参加老年人培训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医院和社团组织等，也有一些社会福利院、老年社区等单位主动来寻求帮助。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预防控制中心王声勇主任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说，目前全国不少地区都在模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模式建立当地的干预中心。

势单力孤的费立鹏

　　“最大的问题是一是没钱，二是没基础，三是自己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太少。”费立鹏说。

　　中心现在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和各个基金会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项目的资助，但是这远远不够。仅热线电话每个月的电话费就高达3万—4万，这还是网通公司给了8折价格优惠之后的费用。中心宣传部张晓丽主任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所做的都是“赔钱”的工作，缺乏资金来源，工作开展十分困难。

　　记者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看到，虽然房间很多，但是除了那台先进的热线电话设备之外，每个房间里的设施都很简陋，除了台式电脑和简单的桌椅和资料柜之外，就是掉皮的墙壁了。应邀来为此次老年培训班进行培训的荷兰专家Annette Erlangsen女士说：“他们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能做出这样出色的工作真是令人惊奇，他们的工作热情让我钦佩。”

　　由于自杀研究1995年以前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禁区，所以费立鹏在中国开展的自杀研究几乎全部都是“自己打地基自己盖楼”。一些发达国家能够轻易得到的基本数据在中国也难以得到。费立鹏说，要评估任何模式，你首先要有很准确的数据，到底现在的自杀率、自杀未遂率有多高；然后中间干预，再看看自杀率、自杀未遂率减到多少。但是对自杀率和自杀数量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

　　费立鹏说，中国尚未有国家级死亡报告系统，因此自杀率必须从以下两个死亡登记部门提供的数据中估算出来：一个是由卫生部主管的部门，为1亿人口的样本；另一个是由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控点网络主管的部门，是1000万人口的样本。但这两个样本的原始数据都存在误差。

　　费立鹏说，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对于因伤害致死者很少去探究其死亡原因，也很少做尸体检查。由于未确定的事故或突发的中毒而死亡的人群中，有很大比例实际上是死于自杀，因此考虑到死亡证书上死亡原因的填写错误，自杀率需要作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这些错误进行校正的话，会使自杀率比现在报告的数字提高28%。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综合性国家自杀预防计划，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费立鹏认为，必须由官方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全国性自杀干预模式，以有效控制自杀问题。如果能将全国总自杀率降低20%，就能平均每年挽救5万至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

　　如果说资金、基本数据获得等方面的困难还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话，费立鹏所努力推动的全国性的预防自杀计划的建立则让他感觉力不从心：“我们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预防自杀计划，但做这个我们要有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做，还需要协调卫生部、农业部、妇联、公安部、教育部等众多部门。但是他们知道费立鹏是谁啊？谁会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