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卫红：峥嵘岁月（上）

韩卫红：峥嵘岁月（上）

——回忆文命初期跟着毛主席造反到天安门毛主席接见

作者：韩卫红

　　象我这样平庸无为的草民，大半辈子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唯一能提起来的就是参加过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用了后半生的精力，带领着全党几千万共产党员和全国亿万工农兵革命群众，历时十年才完成的一场伟大的、触及人们灵魂的、震惊世界的大革命。

　　在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我先是响应党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走资派的反，后是作为红卫兵代表参加国庆观礼，住进中南海，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一段经历，是我有生以来最荣幸、最难忘、最值得回忆的。

　　对文革这件事儿，我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是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上些年纪的人是都有些怀旧，可作为一个人，一个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对于文革这样大的事被彻底否定而不感到心痛，岂不是昧了良心？须知，彻底否定了文革，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毛泽东的后半生。也就基本上否定了新中国，否定了建国以后的共产党。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否定过去不是比忘记更严重吗？以革命的名义回忆过去，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清醒地把握现在，端正方向，增强信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3周年之际，回忆紧跟毛主席，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日日夜夜，使我们倍感和毛主席心连心。至于别人对文化革命如何看是另外的事，我们同意的是毛主席对文革的论定。一九七五年他说：“对文化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一定一致。”一九七六年毛主席临终前，召见那个叛主窃国的华某人，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又一次说到文化革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待一下。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我作为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当然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而且毛主席离开我们越久，就越怀念毛主席，越怀念文化大革命。

　　一提起文革，我就想起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fen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朋友，你一定也读过这首词，你在读这首词的时侯，感到激动吗？我们这些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老“红卫兵”、老“革命造反派”，这种激动是非常强烈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和谁谈起文化革命那个年代，都不能不说那是一个非凡的年代。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无论他当时的处境怎样，介入的程度如何，要想把它从记忆里抹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毛主席、共产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毛泽东时代的“弄潮儿”来说，那种感受，叫我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吧，你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在狂风暴雨中追求欢乐的海燕。你读过郭沫若的《凤凰涅磐》吧？烈火浓浓了，香烟浓浓了，在烈火浓烟中追求永生的凤凰。象海燕搏击那大海，如凤凰翱翔于烈焰，其中的感受那才叫激情满怀。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激情。

　　还有一首叫《东方红》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文化革命那个时代，人们就唱《东方红》，就信仰毛泽东，就学习马列主义，就搞阶级斗争，就讲究为人民服务！你不信仰毛泽东，不学习马列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咱俩就得斗。大鸣、大放、大辩论，还有革命大字报，咱俩就得辩个清清楚楚，斗个是非曲直，说个明明白白，直到你认了错，再帮你挖出了产生错误的社会基础、思想根源，找到避免重犯错误的道路，才算尽到了革命同志之间的责任，也才体现出了阶级兄弟般的友爱。当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对于我来说，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只能是一个食不饱腹，衣不遮体，靠讨饭度日的乞丐。所以在我的心里，谁要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说半个不字，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说坏话，只要叫我知道了，我就绝不答应，就要跟你斗到底！我的这种立场和态度说白了，这是阶级的本能。上了五年大学也没改，坐了六年监狱也没变。直到现在我这个人，也还是这么“不时尚”，还是这么“原生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答案只有一个：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对！修正主义错，资本主义错！什么好？什么坏？答案也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好，社会主义好；资产阶级坏，资本主义坏！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大公无私高尚，自私自利卑鄙！人生价值的追求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讲，就讲诚心诚意地干社会主义，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这些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生理念。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这就是我们这些毛泽东教育出来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也就是我参加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持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们一步步背弃共产党紧紧依靠劳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政权变成了谋取集团私利的工具，结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效仿苏修集团，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他们控制了中央的不少部委和北京市委，把北京搞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时退二线的毛泽东在北京也很难扭转定局。重导苏联覆辙的危险就在眼前，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要付诸东流了。一九六五年秋，毛主席带着江青，离开了令他感到窒息的北京。毛主席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以姚文元为首的写作班子，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指出：该历史剧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其影响极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开始，人们都还以为是学术界的讨论，后来围绕着《海瑞罢官》的批判的深入，涉及到了政治问题。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于是《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了。我没有看过《海瑞罢官》这个戏，从当时的批判文章中了解到，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纠集军队中的右倾势力组成“军事俱乐部”，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预谋串通，在会上向党中央、毛主席搞突然袭击，上书发难，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得不偿失”。提出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发动左派对右派进行了反击，结果军头们失败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痛遭批判，彭德怀被撤职罢官，由林彪取而代之出任国防部长。我是农民的儿子，家在农村，对城里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不大清楚，但我却亲身经历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全过程，亲身体验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优越性。在人民公社里，铲除了几千年来剥削制度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实现了党、政、军、民、学五位一体，政权掌握在人民群众选出的管理委员会手里。因为没有私有资产，所以管理委员们也无私利可图，只能给人民群众当“公仆”。他们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同酬，谁也不特殊。什么官僚主义，什么贪污腐败，统统被杜绝。这对于大公无私，不谋私利的人来说，真可谓如鱼得水，称心如意；而对于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人也真是百不趁心，寸步难行！。其实“人民公社”就是群众自己创造的。一开始是我家邻县七里营合作社的社员们，在生产大会战中，为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需要，几个高级合作社打破社与社的界限，组成了一个大联合合作社，名叫合作联社。毛主席视察七里营时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他非常爱护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他听说群众给这个新形式起了好几个名字，有的叫它农业联合社，有的叫它人民公社，有的叫它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并亲笔为七里营写了“人民公社好”的题词。《人民日报》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一经倡导，“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很快便席卷了全国。那个时候叫人民公社化。如果说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铲除了剥削和压迫，巩固了共产党在城市的人民政权；那么，人民公社则在农村铲除了封建关系和私有制，巩固了共产党在农村的人民政权。这样就极大地铲除了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彭德怀指责不该搞人民公社，鼓吹倒退和剥削，不就是要我们回到旧社会，重过暗无天日的苦日子吗？《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为彭德怀叫屈，为资产阶级招魂，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显易而见，遭到批判理所当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触动了刘邓司令部的要害，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及其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先是封锁舆论界，拒不发表和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继而把批判《海瑞罢官》框在纯学术的范围内，接着又向学校派驻工作组，对学生运动实行镇压。北京的几个大学成了他们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重灾区。一夜之间几百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立即回到北京，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中央文化小组，建立直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通知精神的鼓舞下，右派对左派的镇压，遭到了左派更强烈的反击。一场毛主席亲自点燃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样势如破竹的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开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业已经完成，教育实习告结束。只是由于当地学校的需要，我被嵩县一中借用，代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四月十八日，嵩县一中召开大会批判《海瑞罢官》，我出于出身贫苦的阶级本能，走上了批判吴晗的讲台。不料我的批判发言竟震动了嵩县一中。这是我第一次介入现实的阶级斗争，第一次意识到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战斗的责任感，第一次享受到了战斗的欢乐和满足！从此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我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在向我招手，我应该毫不犹豫的投身其中。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共产党、毛主席叫我翻了身，是新中国，是人民把我培养成了大学生。我的一切都应该属于共产党、毛主席，属于国家和人民，现在党需要我为保卫革命成果去战斗，我必须奋不顾身的冲锋在前，别无其他选择。六六年五月初，嵩县县城又召开了规模宏大的万人大会，批判资产阶级。我作为嵩县一中的代表又一次作了批判发言，我又一次体验了战斗的欢乐。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我不能忘本，我为我做了应做的事，而感到自豪。那天，我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好象地主、老财、资本家就要翻天复辟，就要向无产阶级，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当枕戈待旦，彻夜难眠。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接到通知，返回开封师范学院。学校已驻有市委派的工作组，也正在开展大批判，除了《海瑞罢官》外，还有吴晗、邓拓、寥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我买到这两本书来读。原来竟是一些“伊索寓言”式的小文章集成的集子。这三个人物在编着圈儿骂共产党。说什么穷棒子翻身没有当家作主的本事，共产党是“三个鸡蛋的家当”成不了大器。基本手法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躲在阴沟里放冷箭。读起来当瞎话儿哄小孩子，还满有味儿；可仔细一品，就叫人如梗在喉，有一种被奚落、被羞侮的感觉。低年级的同学批判的热火朝天，我们是毕业班，最关心的是分配结果和离校时间。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决定。六月五号，开封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伍秀芝的住室，被她所教的一群低年级的娃娃们查抄了。她保存的那些封、资、修的唱片、录音和一些诸如巴黎香水、口红、高跟鞋、海绵乳罩之类的东西，被娃娃们作了暴光式的展览。娃娃们指出并批判了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贴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武秀芝”的大标语。开封师范学院一下子开了锅。不少学生说艺术系的娃娃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猛烈轰击的第一炮，好的很，娃娃们就是勇敢的革命小将，纷纷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支持。校党委和工作组则相反，指责娃娃破坏了学院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师院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责令参与此事的娃娃们承认错误，悔过自新，揭发闹事的右派、反革命。要求各系党总支都要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排除干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密切注视运动的动向，严密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态度。妄图封杀艺术系娃娃们的革命热情。娃娃们不服气，不认输。他们集合起来到院部要求招回在省里办展览的高年级同学，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也又被院党委指责为请愿闹事，遭到围攻和非难。凡是参加请愿的和为请愿活动说公道话的，都被文革小组找去谈话，在班里接受批判。凡是在讨论发言中，涉及对党委有意见的，就一律斥为“攻击党的领导”，不但要给以批判，还要作为政治问题整理专案，内定为右倾学生，放到运动后期抓“右派”。刚刚开始的文化革命，就这样被压下去了。这就是开封师范学院文化革命中爆发最早的“六·五事件”。

　　北京开始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因镇压学生运动被撤职罢官，《人民日报》为之发表了《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的社论，党中央这强有力的举措，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受“校文革”和工作组压制的学生们，象久旱逢甘霖，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我没有在班上参加运动，就被抽到系材料组当组长，受院党委直接领导，任务是抄录当天贴出的大字报，汇总整理后上报院材料组。我是六二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又一直是党员培养对象，运动期间，更是党组织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候，所以我努力地工作着，吃住都在材料组里，每天都是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才休息，生怕向领导反映的情况不及时。可是大字报的内容多是批判见于报端摘录，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学生们私下传递的传单和小道消息却多的很，其中反映上层斗争的火药味也特别强烈。似乎党的存亡，国家的命运，主席的安危，人民政权的得失，都系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搏之中了。院党委三令五申，严密注视学生的思想动向，对个别学生跨班级、跨系进行的串连活动，更是要严密监视，及时上报。校园的空气紧张得很，沉闷得很，好象一场暴雨就要来了。我从所接触到的消息中，得以了解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结合学校的实际进行思考，求索。就说“六、五事件”吧，伍秀芝在舞台上给人的印象是好的，可意想不到的是，她那虚弱的躯壳里隐藏的是不可公开见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灵魂。现在被赤裸裸的暴露于光天华日之下，让纯真的人们再也无法正视于她，原先的一朵鲜花竟显形为不齿于人的丑类。就事论事，娃娃们是在天真无邪地批判资产阶级，本无可厚诽。院党委和工作组为了捂盖子，保自己，乘机向娃娃们大打出手，人人过关，追查什么“反革命”、“小右派”，岂不是白色恐怖，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六、五”是被压下去了，但是“六、五”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中国的前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并没有真正解决。

　　北京的消息越传越多，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情况更具体。但学院里的大批判还是没有一点生气。材料组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整理上报的了。我有充裕的时间和便利，经常接触中文系以外的同学，和他们交流思想，阅读他们从校外传来的最新消息和“中央首长讲话”。还有一些从未读过的主席语录和内部讲话，读了之后，叫人豁然开朗，信心百倍。“过去一切剥削阶级都说‘造反无理’。是马克思把这个千古不变的教条翻过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我和材料组的靳景贤、李九云利用材料组的便利，连夜加班把这些语录、讲话油印成传单，向各系散发。凡是读过这些传单的同学，心里都象燃了一把火。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六十五分钟的时间，在长江里畅游了十五公里的长篇通讯和巨幅照片，号召革命青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到“江河湖海”里去学习游泳，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主席健康的体魄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使革命学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学校里的大批判，在党委和工作组的压制下，又起来了。这一次主要形式是“大字报”和“大辩论”。班组里面，观点对立，阵线清楚。本班同学已经无法坐在一起心平气和的讨论了，只能靠大字报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院党委和工作组退居幕后，变换了遏制革命的手法，一切由校文革小组出头露面，他们自己观点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组织好多赞同大字报、大标语，贴在周围来支援。一张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组织好多相反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在周围，进行围攻，甚至在大字报上乱写乱画。费了好大气力写出的一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晌时间，就被乱画、覆盖，糟蹋得一塌糊涂。于是人们只好站在自己的大字报下看着，用口头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你不同意，咱们就现场辩论。双方同学各站一边，推出自己的发言人，各自抱着双臂，规规矩矩的站在自己阵营的前面，不能指手画脚，一对一地辩论。如果一方的发言人是女的，还要拉开一个的距离，站到圈儿里，以免对方节外生枝。但不同意见的学生之间辩论，往往是多数派的学生被辩得哑口无言，最后被揭开了假革命的老底儿无法存身，只好靠人多势重把获胜的少数派哄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于文革小组意见的少数派，要想发表出自己的意见是非常困难的。但被压制的少数派，在艰苦的努力着，奋争着，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发的开始打破班级的界限，两个系、几个系的少数派把大字报贴在一起，把一个大墙面一下子贴满，校文革组织的围攻大字报只好贴到远处而威力大减。这期间，我虽然在材料组，不能回班级和同学一起写大字报，但我和各系的少数派是消息相通的，我为有他们这些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学而自豪。我根据大字报上的观点和署名，在各系之间又认识了不少的充满正义感的同学。除了我们中文系大四以外，结识了其他年级的汪俊峰，王在文，楚战国，段文德等，还和外系的张继烈、郭爱琴，刘震，高撼，韩玉生，李素娥，王富德，陈春思，刘万杰，冯润生，党锁，王先顺，廖旭登，白志林，张洪，王建，李全中等。

　　随着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和发展，北京又成了革命的中心，北京的革命形势直接影响着全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并全文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揭发校党委和市委工作组，在北大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不久，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也从北京传到了开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主席在大字报犀利无比，切中要害，其中所说的情况，和我们学院是多么相似呀，在那受压抑的日子里，我们读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倍感亲切。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和我们真是心连心哪！

　　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真是久旱禾苗逢甘雨，待放花蕾遇春风。毛主席，党中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压在心头的石头搬掉了，个个都心情舒畅，振奋异常。“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句句都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带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我端详着报纸上毛主席的照片，那慈祥的笑容，温暖着我的心，一股暖流在我周身融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不能再在材料组为镇压革命学生的党委和工作组服务了，我要投身到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去战斗，我决计冲击开封师范学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计对推行这条反动路线的走资派韩倩之造反！

　　八月二十一日我贴出了《造韩倩芝的反》的大字报，列举事实，公开指出院党委书记韩倩之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残酷迫害贫下中农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捂盖子，保自己，实行白色恐怖，充当开封师院的匡亚明，是镇压艺术系“六·五”革命小将的侩子手。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批判，彻底打倒！。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开封师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大字报一起贴出的是我的《改名声明》，把原名“韩兆修”，改为“韩卫红”，以示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志向和决心。我的大字报得到了不少同学的支持和声援。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我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行动起来，先着手做群众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于是我从各系对院党委持批判观点的同学中，选择性的串连一些既有代表性，有活动能力的同学，作为在各系发动和组织揭发院党委韩倩之的联络人。八月二十二日吃了早饭，我就到各系逐个去找我认定的同学串连谈话，沟通思想。这些同学大多和我的想法一样，都认为组织起来力量大，所以我们相见，一拍即合。当天我串连到的有：中文系的曹增瑜，常呈斌，刘纪纲，张俊山；政教系的李素娥，王富德；艺术系的张继烈，郭爱琴；体育系的李全中；外语系的张洪，王建；数学系的刘万杰。历史系的廖旭登；地理系的张聚兴；化学系的白志林；物理系的党锁等。一切进行顺利，所以我也更加起劲儿。一吃晚饭我就又跑了一圈，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在中文系资料室开个碰头会，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共同讨论一下师院文化革命的形势。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钟，全院相约的同学准时到达资料室。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除了和我认识外，他们之间却很少相识。只知道来的人观点是一致的，所以都能袒诚相见。碰头会由我主持，先是学习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不能牺牲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接着，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大家从各系应约而来，虽然互不相识，但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关心国家大事，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为了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就是为了避免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而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私利或别的什么目的。再一点就是我们都有一颗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心。是这颗赤诚的心和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聚到了一起。过去，我们只是同学，互不了解，但今天起，我们坐在了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共商开封师范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同志，就成了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为了增进了解，我提议，各位同志应该开诚布公的，实事求是的，向大家作一个自我介绍。介绍的主要内容是姓名、年龄、出身，现在哪个系，哪个班。然后简明扼要地说明你对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委书记韩倩之的认识，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下面，我先自我介绍：我，原名韩兆修，现名韩卫红，中文系六二年级四班学生。河南原阳县人，贫农出身，从小要饭，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全家。父亲解放前扛长工，解放后是农会骨干，当过供销社主任，现任生产队长。大哥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二哥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现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三姐是中学政治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大姐、二姐逃荒时撇在徐州。三哥解放前给了人家，前年才回来，现在是大队会计。社会关系的主要成员历史清白。我从小学起就一直靠救济金、助学金读书上学。现在是中文系文革材料组组长。我认为院党委书记韩倩之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是走资派。我在大字报中阐述的就是我的政治立场和基本观点。我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风吹浪打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做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我说过后，自左而右，一个接一个都严肃认真地作了自我介绍和政治表白性发言。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一、回去后积极串连观点相同的同学，搜集材料，批判韩倩之的反动本质，揭发他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严重恶果。二、充分利用大字报这个锐利武器，打破系与系的界限，组织高水平，大分量的大字报，形成规模。抗击校文革对大字报的围攻覆盖，不断扩大大批判的阵地。三、确定建立联络小组，各系参加一个联络员，以便于互相支援。当场定下的人员是：中文系刘纪纲，政教系李素娥，艺术系张继烈，体育系李全中，外语系张洪，数学系刘万杰，化学系白志尧，历史系党锁，物理系王先顺（因去北京有廖旭登代理），地理系张聚兴。韩卫红总召集人。王富德，靳景贤负责相互联络。联路地点就定在中文系材料室。会议直开到十二点散会。

　　中午吃饭路上，我和刘纪纲商量，把中文系相同观点的同学通知到风雨操场开个通气会，鼓鼓劲。随后告诉靳景贤，让他通知楚战国，汪俊峰郑中信，祝红军等人，然后再分头通知各班。我匆匆地吃了饭，到风雨操场时，已经有二十多个人了，还陆续有人神秘兮兮地走进来，越聚越多。现在想起来的有曹增瑜、黄泽生、白石头、李天运、张信科、张金成、潘震德、祝钟铨、刘仁惠、刘纪纲、靳景贤、尚家贞、张俊山、高丁臣、石长义、杨锦纶、郑国友、王法全、王广西、邢永义、王在文、段文德、楚战国、汪俊峰等。这是中文系的第一次秘密集会，没有多余的话，没有激烈的口号，不声不响，神情严肃，大家目光坚定，心心相通。我站在大家面前，心里噗噗直跳。当时的我，真觉得到了雷池的边沿。这一造反，就意味着对自己以往观念的决裂。一生的命运祸福，包括家庭和亲属的前途和未来，就看这跨越雷池的一步啦！这意味着，我终生选定了毛泽东，跟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决定为了国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甘愿放弃个人得失。而且文革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胜利才有为国为民争得实际利益；如果失败，不可避免的就要出现毛主席所预见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就不可避免的沦为资产阶级的阶下囚，劳动群众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阶级的本能，使我不能容忍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翻过来再奴役我和与我相同命运的苦孩子，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攻击共产党，我不能容忍任何人攻击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必须选择造反的不归路！在这么多的同学前面，我再一次揭露了韩倩之站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权力为其地主老子置办柏木寿棺，尽忠尽孝；在学校顽固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迫害贫下中农学生上吊自杀，特别是文革以来，他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扭转斗争大方向，把艺术系“六、五”小将打成了反革命。韩倩之就是我们学院要斗跨的走资派，开封师范学院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就是造韩倩之的反。我又向大家介绍了上午各系碰头会议的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冲破阻力，打破班系界限，互相串连，互相支持。号召大家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字当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资产阶级的反，造韩倩之的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风吹浪打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永远忠于毛主席好战士！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不能牺牲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伙伴的尸体，踏着他们的足迹，英勇地前进吧。”现在我们观点的人还是少数，但我们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只要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斗争，就会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

　　闻讯来参加会的人越来越多，我的话讲，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共鸣。到场的同学都很激动，散会时，大家高声朗诵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走出了风雨操场。

　　几乎与中文系同时，各系也都召开了相类似的会议。

　　散会后，我从黑板报上看到二十四日下午在大礼堂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会的通知。根据这一情况，我认为是一次争取大会发言的好机会，于是就让靳景贤通知王福德，分头通知各系联络员，下午两点在中文系资料室开会，讨论如何争取大会上发言问题。两点钟，联络员准时到会。我便向大家说明我的想法，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校文革通知，明天下午要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韩倩之肯定要在会上作讲话，根据现在的情况，他们肯定还是要矛头向下，批判“六、五事件”，还是要抓“右派”抓“反革命”，批学生，揪老师。我们要针锋相对，借大会之机争取发言，揭露他们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批判学院党委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揭露韩倩之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控诉市委工作组操纵校文革对“六·五”革命小将的残酷迫害。这样，势必会受到大会的阻拦。我们要想发言，就得有一个争取发言的办法。所以请大家来共同商量。接着大家就讨论开了。先是大家一致同意争取发言，接着讨论落实三个发言人和发言内容。第一个是外语系的张洪，揭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外语系造成的恶果；第二个是艺术系的张继烈，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六、五”革命小将的残酷镇压。第三个是韩卫红，撕开韩倩之的虚伪面纱，揭露韩倩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嘴脸。接着又讨论如何取得发言机会。可是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出一个行得通的好办法，我也很是着急。结果还是毛主席的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我们既想发言，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韩倩之，又想让他们许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发言，要批判就只有一个办法，革命！造反！除了造他们的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于是大家开始认真、详细地讨论造反方案。第一方案是三个人上台要求发言，直接作揭批发言；第二方案是不允许发言，我们就造反。坚决制止韩倩之矛头向下，镇压学生运动，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错误行径。把大会变成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控诉韩倩之反动罪行的大会。争取第一方案能够发言，但不抱幻想，按第二方案作好造反准备。这第二套方案具体起来就是：一、认真落实各系能联系和发动起来的同学人数；二、要求我们的同学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坐在前面。三、中文、艺术、政教三个系的同学比较多，开会时要集中坐在舞台的两边的台阶附近；四、靳景贤和王富德分别负责左右两个通向舞台的阶梯，保证畅通。五、我和张洪、张继烈三个人上台要求发言，若被拒绝，就抢占麦克风开始揭发批判韩倩之。六、如果发言遭到阻止，台下由艺术系王明贵负责贵带一铜锣，以锣响为号大家一齐上台保护发言，一定要把大会变成控诉韩倩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七、我作为总联络员，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络处置，进行统一指挥。八、强调严守机密，造反方案不得向外泄露。这次会直开到将近六点才结束，各回各系分头准备，约定第二天中午一点整在中文系资料室汇总准备情况。

　　二十四号中午一点，各系联络员陆续来到。汇总情况落实发言的人都准备好了发言稿，参加的人数也已落实。按原计划准备基本就绪。所以不到十分钟就散会，分头行动。

　　下午两点半，全院师生大会如期在大礼堂集合召开。大会由韩倩之主持，院学生会主席，院文革小组的侯志英作批判发言，他慢条斯理地东拉西扯了十分钟，也没有扯出什么新东西来，我们听不下去了，我和张继烈、张洪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一起走上舞台要求发言。果然如我们预料的那样，被韩倩之一口拒绝。我们一看发言不成，就直接跑到舞台中央的讲台边上，我一把夺过麦克风，趴在麦克风上面喊：“同学们，我们要造韩倩之的反，要揭发控诉韩倩之迫害艺术系……”我们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把侯志英吓呆了，但他却攥着麦克风就不放手。我一句话没有喊完，侯志英就气急败坏地把麦克风从我嘴边拉开。我用劲儿抓住不放，我俩一夺，话筒和底座就分了家，侯志英手里攥着话筒，我手里拿着底座。就在这争夺话筒的刹那间，台下艺术系的王明贵，一看我们发言受到阻止，就按约定，“呛！”一声，把手锸拍响了。在舞台前面的同学，从两个阶梯口一齐冲上了舞台，按分工，有的去看守扩音设备和电源，有的到讲台周围保护我和张洪、张继烈继续进行批判发言。但没有预想到的是，支持校文革的学生也蜂涌而来保护侯志英和韩倩之，一个女生抱着侯志英的腰。紧接着一些支持文革的职工一上来就把我们往舞台下边推，个别员工对我们的同学出手就打。舞台上叫喊成一片，好几个同学的脸上都淌血了。韩倩之一看批判会是开不成了，舞台上也已经把我们置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了，就对着麦克风大声喊：“散会！散会！革命的同学们都回去吧！”随即电房里便拉了电闸，整个礼堂陷入一片灰暗，人们纷纷离开。转眼之间，大礼堂已是人走座空了。剩下的只有我们要批判韩倩之的几十个人，被孤零零地困在舞台上。大家既无奈又气愤，韩倩之解散了大会，还说革命的都走了，我们没有走的岂不就成了不革命、反革命吗？这出乎预料的情况，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危急之中，既不能发言批判，又无法回到系里去。大家为难的哭起来。面对这预料之外的局面怎么办？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无奈之中我只好把大家招集到舞台中央的毛主席画象前，先让大家排成四队，报数查人，共是五十六人。接着就领着大家一段又一段地朗读毛主席的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但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还在受难，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什么困难吗？”……在朗读毛主席语录的过程中，我思考着如何把大家的情绪稳下来，鼓上去。扭转被动局面。紧急之中我流着热泪开始对大家讲话：“同学们，战友们，今天我们造了韩倩之的反，我们的行动，彻底揭了开侯志英假批判，真保皇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暴露了韩倩之捂盖子，保自己；试图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本质。我们还要对韩倩之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还要控诉韩倩之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为六、五革命小将伸张正义。是韩倩之心中有鬼做贼心虚，解散了我们的批判大会，还挑动学生斗学生，煽动职工打学生试图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韩倩之犯下的新罪行！他搬起石头砸住了自己的脚！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韩倩之也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我们今天的造反行动和韩倩之对我们的镇压，必将使全院师生员工进一步认识韩倩之的资产阶级本质，觉悟起来，和我们一起造他的反。反革命围攻出左派，韩倩之把人轰走了，我们并不孤立，真理和正义在我们一边，广大革命师生在心里是同情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我们的心向毛泽东，连着天安门。我们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千难万险不低头，海枯石烂不变心。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一切革命者的逻辑，我们是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一定会胜利！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檫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伙伴的尸体，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英勇前进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我慷慨激昂地竭尽全力地讲，喉咙都沙哑了。大家很快从被围攻和殴打的恐怖中解脱了出来。悲愤使大家鼓起了斗争的勇气。个个义愤填膺，人人斗志昂扬。又有不少同情我们的同学从外面走进礼堂，走上舞台和我们站到一起，对我们造反行动表示真诚的支持。天就要黑了，大家已无法回系里吃饭，只好坐在毛主席的巨幅画象下面，互相紧密地依偎着，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思念毛泽东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心里明……”来抒发为难之时，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切思念。相互激励着革命的斗志和情绪。前来支持我们的同学越来越多了，这些同学和我们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唱，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对毛主席的思念和毛主席的语录歌，可以表达心灵的相通，任何其他的语言都变成多余。

　　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既要保证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又要防止动机不纯者的混入，我警觉地意识到我个人的能力是太有限了，原来松散的联络小组已经不能适应当前革命造反的实际需要了，必须马上召开一次联络员会议，组建一个正式的勤务组，只有发挥集体的智慧，才能担负起统一思想，果断决策，及时把握造反走向，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重任。该断不断，必受其乱，造反之后的局势瞬间万变，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我立即指令王富德、靳景贤分头通知，紧急会议在舞台东头的播音室召开。会议决定：一、分系核实现在舞台上属于造反的人员，要求每个造反的同学都必须是自觉自愿、真心愿意造韩倩之的反，必须是决心和大家抱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也不畏缩动摇。逐人登记造册并注明家庭出身。有勉强犹豫思想的决不挽留。二、各系正式推选一个出身好、政治可靠、表现坚定的人为勤务员，负责全系的召集工作。三、由各系勤务员共同组成院勤务组。会议很快就转成分系活动，各系的结果也很快就出来了。中文系的陈红兵，政教系的李素娥，艺术系的张继烈，外语系的张洪，物理系的廖旭登，数学系刘万杰，体育系的李全中，化学系的白志尧，历史系的党锁等，分别当选为各系的勤务组组长。接着这些人继续开会。会议决定：一，建立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总勤务组，推选韩卫红为勤务组组长。二，立即整顿队伍，准备上街游行，到开封市委请愿。三、劝离个别不宜参与的同学（主要是出身不好，容易被对方抓辫子的）让他们在家坚守阵地，及时了解我们上街后学校内部的动向。会后我按照勤务组的决定，我重新把大家召集起来，在毛主席象前，列成四队，清点了人数（六十六人）后，宣读了由各系勤务员组成的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总勤务组名单，接着宣布总勤务组决定：为了揭露韩倩之镇压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表示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总勤务组决定连夜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到开封市委请愿。并强调：参加游行的同学，都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严防阶级敌人趁我们困难的时候，钻空子，抓辫子，扰乱我们的队伍。不经勤务组批准，任何人都不允许擅自行动，更不允许乱喊口号。千万不要让个别人的不良行为，扰乱了我们的大目标。为了表示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我含着热泪，面对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举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带领大家一句一句地庄严宣誓：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缔，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伙伴们的尸体，高举起他们的旗帜前进吧。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经过宣誓，大家的悲愤化为必胜的信心。我们有紧跟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满腔的革命激情，要迸发，要流淌，要涤荡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革命的激流势不可挡。我们抬起对其宣誓的毛主席画像，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从大礼堂出发了。路上我们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韩倩之！”“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群情激愤，勇往直前。

　　队伍从大礼堂一出来，就有不少同学跟上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从礼堂走到大门口，队伍已经有一百多人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既振奋，又担心，振奋的是队伍壮大了，说明我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是正义的，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我们必胜的信心更大了；担心的是，这么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会不会使我们队伍的阶级成分复杂化？我对加入队伍的人员的阶级出身可是一无所知，万一他们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怎么办？但是又想到，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候，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敢于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革命造反行动，我就应当对他们表示欢迎和信任，即使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他们的行动也是对剥削家庭的背叛。队伍出东大门沿明伦街向西，走过小桥，直转西南，走福寿街走向北土街。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追上了我，两个年长的人把我拦住，激动非常地拉着我的手，声音颤抖着对我说：“我们是中文系的两名教师，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我们一直看在眼里，我们敬佩你们这些大无畏的革命小将。我们代表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对你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由于我们的身份是教师，现在还不能公开站出来和你们一起去游行，也不便告诉你我们的姓名。但是，我们相信，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我们在学校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我们和你们永远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和你们永远心连心。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吧！”我们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我们的心也在一起跳动。游行的队伍在前进，急迫的局势不允许我们多言就挥泪告别。有老师这紧紧的握手和鼓励，使我感到，我们的战斗决不是孤立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和同学们正在看着我们，正在盼望着我们的胜利。我暗暗的鼓励自己，战斗吧，胜利就在前面！

　　沿北土街向南，从学院门向西直到市委，市委书记徐学龙在一个会议室接待张继烈，李兵，白石头，汪俊峰和我五个代表，他对我们的遭遇没有表示一丝的同情，并以市委对开封师院无权管辖为由，把我们推给地委。白石头毫不客气地质问徐学龙：“既然师范学院不归市委管辖，市委为什么向师院派工作组？工作组组长邵俅是不是你们市委的干部？邵俅在学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你们管不管？这样的工作组该不该从开封师院撤出去！？”徐学龙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支支唔唔地说：“你们提出的问题，市委真的不能表态，你们是省管学校，地委是省委的驻汴派出机构，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去找地委。”我们对徐学龙的态度十分气愤，最后，汪俊峰向徐学龙当面表示了强烈的抗议：“我们警告你徐学龙，你必须对你今天的表现负责，你对我们采取的这种态度，肯定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只有彻底悔悟，痛改前非才有光明前途。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徐学龙在汪俊峰的斥责下，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我们愤怒地离开会议室，随即把情况如实向大家作了传达。大家被市委的态度激怒了，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强烈要求市委从师范学院撤出工作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韩倩之！”“打倒邵俅！”“打倒徐学龙！”使劲地跺着脚走出了市委。

　　沿鼓楼街、寺后街，从四面钟向北，到开封专员公署的东门口。这时候我们队伍的人更多了。我们只好在马路东面停下来，一面重新整理队伍，清点人数，再次劝说一些不太适宜的同学暂时不要站入我们的队伍。同时派出白石头、汪俊峰、李兵为代表到地委联系，要求领导接见。这时校文革的人也尾追过来了，有的已经开始向我们寻衅辩论。为了防止意外的围攻，我不得不命令我们的同学坐在地上，并规定无论是什么人进行挑衅，不经批准都不准站起来。地委很快答复要接见我们。先是开封地委副书记，开封专员公署专员扬体泽在大门里面的大厅里热情接待我们的代表，他认真地听了我和白石头反映的情况后，让我们把同学们安置在地委礼堂休息，当听说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就赶紧安排后勤的人去给同学们弄饭吃。过了一小会儿，扬体泽专员又领着地委书记张申、副专员袁煦、办公室主任刘绪宗等来到礼堂看望大家。张申书记当场发表了态度明确、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开封地委，代表开封专员公署对开封师范学院同学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你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造了资产阶级的反，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是革命的小闯将，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你们受苦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就大胆地提出来，地委能办到的，一定给你们办。地委办不到的就尽快向省委反映。”张申书记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热泪盈眶，有一种找到了老家的感觉，不时地报以热烈的鼓掌。我向张书记提出了五项要求：第一、我们要当“红卫兵”，要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我们要有队旗和红卫兵袖章；第二、要求撤出市委派驻师范学院的工作组；第三、韩倩之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我们要求撤他的职，罢他的官；第四、在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给我们彻底平反；第五要求省委领导接见我们，支持我们。张申书记听了后说：”大家都很累了，先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和省委领导联系，反映你们的情况和要求。”张申书记走了不大一会儿，地委办公室主任刘绪宗就来通知说省委要我们派一出一百六十个人到郑州去。然后叫我们把队伍带到自由路的邮电局作好去郑州的准备。到郑州后，我们被安排住到中州宾馆对面的河南省人民政府招待所。院文革也派了一百六十个人尾追到郑州，住在河南饭店。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多钟，省委办公厅打电话说省委领导要听我们汇报，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才派车来到招待所，把我和陈红兵、白石头、王富德、汪俊峰五个人作为代表拉到河南饭店中楼二楼会议室，听汇报的是省委派省国防工办主任李庆伟和省纪检组组长丁石。汇报以白石头发言为主，其他人补充，最后我向省委提出四个要求：一、要求省委主要领导接见，表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二、要求省委直接派人进驻开封师范学院，直接领导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为我们的革命造反行动彻底平反。三院党委书记韩倩之和开封市委驻师院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强烈要求省委撤消开封市委驻师院工作组，撤韩倩之的职，罢韩倩之的官，把韩倩之和市委工作组组长邵俅交给群众揭发批判。四、我们要成立革命造反队，建立“红卫兵”组织，要求省委给我们做队旗和红卫兵袖章。并把画好的队旗和袖章图样交给李庆伟。李庆伟听了我们的情况和要求后，表态对我们因造反而受到的围攻、压制表示同情，对挨打的同学表示慰问。又说省委领导委托他当我们与省委之间的联络员，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可以直接找他反映，他保证及时把情况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如果反映的不及时，可以造他的反。今天就是受省委的委托来听我们汇报的，至于省委领导什么时候接见，他会随时和我们联系的。下午由白石头向大家汇报了情况。

　　八月二十六号上午九点联络员李庆伟派人送来了按图样给我们做的队旗和红卫兵袖章。队旗的上面一行是镰刀斧头组成的党徽，和校名“开封师范学院”，中间是“革命造反队”五个大字。袖章的中央是党徽，“红卫兵”三个字围绕在党徽周围。勤务组为此召开专门会议，我说：省委答应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做好了队旗和袖章，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到省委的基本态度了。这是我们革命造反所取得的一个初步的胜利。旗帜是同志们用革命造反的实际行动和鲜血换来的，旗上的党徽表示我们的革命造反队，要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是我们造反队的中坚力量，是造反队的骨干。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胜利，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接着我们认真讨论了在造反队中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条件和办法。大家议定，一百六十个来郑州参加汇报的同学，都是革命造反队的第一批战士。“红卫兵”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由各系在队员中评选。勤务组会后，分系开会评选红卫兵，一百六十名造反队员评选选出了六十六名红卫兵。下午在省政府招待所召开全体大会，正式展示了“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的大旗，戴上了红袖章的红卫兵在热烈的鼓掌中整齐的列队于鲜红的队旗下，重温了造反时的誓词。通过这次红卫兵的建立活动，革命造反队的组织更紧密了，战斗力也更强了。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多钟，李庆伟打来电话，省委领导纪登奎要接见我们的代表。九点纪登奎的秘书李天资带着一辆旅行轿车，把我和白石头、汪峻峰、陈红兵、王富德、张洪、李兵七个代表接到黄河路的省邮电会议室，纪登奎、张耀东、李庆伟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坐下来细心地听了我们的汇报。最后纪登奎说：“我听了你们的情况，很好。刘建勋书记，王维群副省长、戴苏理书记和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很忙，特委托我和耀东秘书长来和大家见见面。你们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受到了围攻和殴打，你们受苦了，我们对你们在开封师范学院的革命造反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你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破阻力，敢字当头，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愧为英勇的革命闯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薄，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省委支持你们，但你们也要知道，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造反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要联系实际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不但要敢于革别人的命。造别人的反，还要敢于革自己的命，造自己的反。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你们提出的要求，庆伟同志都向省委汇报了。有的已经给你们办了。有的还不能马上办。你们要求罢韩倩之的官，撤徐学龙的职，这就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办得到的。处理人的事要慎重，要由组织部门来决定。我可以告诉大家，省委对开封，特别是对开封师范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非常关心的，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省委决定派李庆伟同志当你们的联络员，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和庆伟同志联系。”他打开《毛主席语录》本，和我们一起读了三条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政策和策略是当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又说：“你们要努力奋斗，你们的前面还会有很多的阻力和困难，但是你们只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注意政策和策略，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革命不动摇，就会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阻挡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说完，他站起来和我们握手，一点儿客套都没有就告别了。我们回省招待所时，已经十二点多了。下午我把纪登奎的接见情况向大家作了传达，然后进行讨论。纪登奎是当时河南有名的好干部，毛主席曾多次接见他，并称他是“老朋友”。所以纪登奎代表省委的支持表态，大家觉得很有分量。同学们纷纷表态要求尽快杀回开封，和韩倩之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傍晚，纪登奎的秘书李天资又来电话，通知明天在郑大操场要召开“郑大联委”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刘建勋有重要讲话，我们决定参加大会以后再回开封。晚上在省招待所接着召开大民主会，全体参加，共同分析形势，明确任务，提出办法和建议，并对几天来勤务组的工作进行了评议。

　　八月二十八日早饭后，两辆大轿车把我们接到郑大操场参加“郑大联委”的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刘建勋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讲话。散会时，纪登奎和李庆伟再次来到我们车上，站在脚踏板上，扒着车门，大声地向我们喊话：“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的战友们，革命小将们，你们好，省委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行动，你们要回到开封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要把开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起来，进行到底！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革命，再革命！造反，造反，再造反！”他的喊话，激起了同学们狂热的欢呼。当天下午我们就坐火车回到开封。

　　校文革一百六十名尾追我们的“消毒人员”，在省城受到领导的批评，没出郑州就散掉了。他们当中先回开封的人，在我们之前就带回了省委支持造反的消息。

　　火车下午五点多钟到开封，没有下车就看见了欢迎同学归来的横幅，还有校文革派来的接站车。我们没有理睬，在站台上列好队，红卫兵都带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旗手是体育系的李全中，高举着“开封师范学院革命造反队”的大旗，艺术系的高撼和王明贵护卫在旗手的两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每个同学都是英姿飒爽，满面红光。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要用自己的姿态，向开封人民汇报，这是一支胜利之师，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出了火车站，沿土街一直向北走。傍晚的彩霞映红了古城开封，我们的歌声回荡在古城的上空。“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胜利的歌声满天飞。35635—，65312—，胜利的歌声满天飞。1、2、3、4—”。嘹亮的歌声引来很多的市民，到大街观看我们的归来。

　　在师院礼堂的平台上我们再次重温造反时的誓词后，解散回到自己的班级。

　　我们回来了，我们胜利了。开封师范学院这座久负盛名于世的学府，一夜之间红旗插遍！到处都是“欢迎革命战友胜利归来！”“向革命小将们学习，向革命小将们致敬！”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大标语。

　　八月二十九号早上，造反队勤务组会议决定，一、召开赴省情况汇报会，向全院师生汇报省委领导接见情况，进一步掀起揭批韩倩之执行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发展大好形势，壮大造反队伍；二、张俊山、曹增瑜、张信科、汪峻峰、负责整理一份韩倩之的系统材料向省委汇报。三、黄泽生负责组建造反队评论组、材料组和广播站，戴平章，陈明明为播音员。

　　上午十点汇报会在602大教室举行。屋里屋外都是人。我主持会议，白石头作汇报。北京航空学院的张聚恩，马丙奇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宋德方应邀出席。传达到省委给我们做了队旗和袖章，纪登奎代表省委两次接见表态，称赞我们造韩倩之的反是革命行动，参加造反的同学是革命小将，省委坚决支持我们回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开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进行到底，鼓励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革命再革命，造反造反再造反时，屋里屋外群情激奋，欢呼声接连不断，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中文系的教师刘彦杰，代表教师的“卫东队”，政教系的李福来代表“红旗队”，成新民代表“东方红队”分别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声明，对“八·二四”革命造反行动给以崇高的赞扬，称赞“八·二四”战士是英勇的革命闯将，是师范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表示要以“八·二四”小将为榜样，与革命造反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来自北京的三个“首都红卫兵”分别代表“北航红旗”和“北师大红卫兵战斗师”表示对革命造反队的声援和支持。最后我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八月二十四号的造反，得到省委的支持，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看到，韩倩之还没有撤职，还没有罢官，工作组还没有撤走，校文革及其官办的红卫兵战斗师还没有瓦解，保皇势力还在顽固地挣扎，还在磨刀霍霍，窥测我们的动向，侍机反扑过来，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他们是南霸天、还乡团、胡汉三！我们千万不能被眼前的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革命的任务还很重，阻力还很大，道路还很长。领导的支持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是置身于同学之中，发动更多的同学起来，和我们一起联系学校实际，继续粉碎韩倩之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诉韩倩之对革命派的围剿和镇压，发展师院的大好形势，让我们师范学院成为巩固的革命造反的根据地。北航红旗的张聚恩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将一事无成。我们青年学生，年纪小，包袱轻，顾虑少，行动快，但是我们的天生的弱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就要遵照毛主席教导，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向结合的道路，甘当工人农民的小学生，密切的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使命，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是革命的主力军。诚心诚意的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是我们青年学生的唯一出路。所以纪登奎同志就要求我们造别人反的同时，还要造自己的反，革自己的命。作彻底的革命派。”散会了，造反队的同学们，象一颗颗革命的火种，撒遍了学院的各个角落，掀起了揭发韩倩之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罪行的高潮。院党委和校文革的保皇组织“红卫兵战斗师”乱了套。开封师范学院成了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的天下。

　　八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在开封市人委的二楼会议室，由《革命造反队》、《红旗队》、《卫东队》、《8·31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的代表，向省委联络员李庆伟作了关于韩倩之问题的专题汇报。并递交了书面材料，强烈要求罢韩倩之的官。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师院大礼堂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会上，李庆伟代表省委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撤消韩倩之中共开封师范学党委书记职务的决定》。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徐学龙在会上发表了拥护省委决定，支持“革命造反队”的讲话，宣布撤出开封市委驻开封师范学院工作组，宣布韩倩之和工作组组长邵俅犯有严重错误，交给革命群众，接受批判斗争。韩、邵二人当场被揪上舞台，剪了头发，挂了黑牌，戴了高帽。汪峻峰，张继烈，刘彦杰先后在会上发言，对邵俅、韩倩之进行了控诉和批判。会后，邵、韩二人又被牵着游街示众。徐学龙在办公楼樯上贴出了“支持韩卫红等人革命造反行动”的《一张大字报》，宣布自己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愿意接受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

　　工作组走了，韩倩之倒了。以“八·二四革命造反队”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在开封师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运动向纵深一步发展，《革命造反队》在各系，各班都相继成立了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战斗队，如《拼刺刀》、《主沉浮》、《下五洋》、《云水怒》、《金猴》、《千钧棒》等。与造反队相同观点的兄弟组织《8·31》、《卫东队》、《红旗队》、《东方红》等，在对外的辩论中也自然的和“8·24”成了一个体系。为了适应这个发展了的形势，革命造反队和红旗队、卫东队、8·31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为统一的“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八·二四”）。运动飞速发展，队伍迅速扩大，“八·二四”内部的一些激进的思想也开始蔓延，外语系的张洪和中文系的贾平定成立了“鲁迅游击队”，游离于“八·二四”之外。形势的变化，“八·二四”勤务组决定召开第三次大民主会进行自我整风，以便统一认识，把运动推向深入。北航的学生参加并积极的推动了这一活动。相比之下，我似乎有些保守了。由于几个组织联合，需要建立新的勤务组，我作为“八·二四”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被列为当然勤务组负责人之一，不再参加各队选举。全院十个系各选出一人为勤务组成员，共十一人组成“八、二四”新一届勤务组。选举后的勤务组是：陈挺立、韩卫红、陈红兵、刘万杰、张继烈、白志林、韩玉生、李全中、党锁、王继武等。陈挺立，是造反队里唯一的共产党员，任勤务组组长，我和陈红兵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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