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郭镇之

2001年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杂志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在美国和国际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i]，包括赵月枝博士[ii]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校区发布了新闻，《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讣告（而且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iii]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是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是以厚重的批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麦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麦兹一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批判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工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后来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出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到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在美国帮助下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了。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他的工作经验，发展了席勒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iv]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系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麦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位置。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由于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迭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UCSD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学术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道”，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懂得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有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费，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也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费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大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通力合作，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之中的。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都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消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话。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积累性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书《文化产业：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了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 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 1991），针对的是“信息社会”美国的危机。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 The US and UNESCO, 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主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国批评者的反思》（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这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v]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他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vi]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便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举止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能不被打动。[vii]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viii]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不过两年，席勒便去世了，令人痛惜而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在媒体驱赶下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不过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ix]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后来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政治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笔者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进步的方向移动了一点。

作者致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华裔批判学者赵月枝博士的很大帮助。她不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情况。作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郭镇之简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视与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参考资料：

Lent, John A. (1995). 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ed.). (2001). Television & New Media, Special Issue: Remembering Herbert I. Schiller. Vol.2, No.1, February 2001, Sage Publication

Mosco，Vincent（1996）：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Wasco, Janet, Mosco, Vincent & Pendakur, Manjunath (eds.) (1993)：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Norwood, N. J.: 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纸媒媒文本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上）

附录：

媒介批评家赫伯特·席勒的讣告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校区新闻，2000年1月31日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校区著名传播学者、媒介批评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逝世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校区（UCSD）传播学荣誉退休教授赫伯特 I.席勒在长期患病之后，于2000年1月2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逝世，享年80岁。他在人们还没有使用“新信息经济”的名称多年之前，便记载了它的种种主要弊端。

席勒在其众多著作和演讲中，对两种主要的倾向提出了警告：一种倾向是，在美国国内，私有势力对公共空间和公共体制的占领；另一种倾向是，在国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美国公司垄断着文化生活。他的8本著作和发表在学术性和大众化期刊上的几百篇文章，奠定了他在传播研究中和就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公共辩论中的主角地位。

席勒是UCSD传播系的创始人，也是极受欢迎的教师。他总是在挤得满满的教室里演讲，将对媒介的犀利批评与冷面幽默结合起来，他还以容纳学生自己的思想而著称。

席勒经常为一些领导观点的刊物撰稿，也常接受约稿，这些刊物中包括The Nation和Le Monde Diplomatique。 

席勒近年来常常到纽约大学教书，该大学媒介生态学教授、《我们自娱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作者尼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说，“赫伯特·席勒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说他塑造了对当代传播和美国文化的研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席勒受经济学训练，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媒介研究，1969年，他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1973年出版了《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他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由于这种联系，媒介提供民主论坛、监视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这些最关键的作用常常发挥不足。这种批评代表了与当时媒介研究传统智慧的决然分裂。在50～60年代，对政治经济权力的争议已经极少引起关注，他重新引进了这种讨论，并通过讨论永远改变了媒介研究的学术议程。席勒的早期著作与其他极少几位学者一道建立了现今已广为人知的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批判学派。

席勒的著作出现在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属政治行为主义的时代，因而也在学术圈外产生了广泛的冲击，激发了许多各种各样媒介批评者和行动者的灵感。他的作品被广泛翻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在那里，媒介对统治集团的屈从和美国公司在世界媒介市场上的垄断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争议。

一位芬兰学者，也是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主席的卡尔·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这样说：“赫伯特·席勒是全球范围的媒介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在这个分裂为东方、西方和南方的世界上流传很广。”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就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论坛上掀起激烈辩论的时候，席勒的著作在界定西方媒介行业批评家的立场方面非常重要。

在20世纪80～90年代，席勒将注意力转向“信息社会”的兴起，出版了《谁知道：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文化产业：公司取代公众表达》（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和其他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的论点是，新的信息技术扩展了权力之间的联系（这是他在早先的著作中批评过的），从而使公司的权力深入到世界的新部分和生活的新领域（包括教育）中去。

席勒著述至其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最近完成的《生活在头号国家中：一个美利坚帝国批评者的反思》（L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 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这本书部分地是他对自己政治思想发展的陈述，将于今年由Seven Stories Press出版社出版。

席勒于1919年生于纽约城，是Benjamin Schiller和Gertrude Perner（原名）的儿子。他在曼哈顿北部的华盛顿高地长大，并进入纽约的DeWitt Clinton中学和 City College学院。

他喜欢说，自己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与20世纪的美国同行。他的父亲是一个珠宝匠人，在大萧条初期失业了，只是在10年之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美国经济向战时经济转变的时候，他父亲才重新得到稳定的工作。席勒自己之所以能在纽约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只因为有了G1法案；而他之所以能成为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则是在苏联发射了Sputnik卫星之后，由于美国推进高等教育的举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勒作为在柏林的占领军官员，目睹了企业垄断社会秩序的多数战前经济在西德的重建。

1970年席勒到UCSD建立传播科系。在整个70年代，传播系在UCSD都是非常脆弱的实体，它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但是在学校的学术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有几次，它几乎被取消。1982年，传播系终于成为学校一个正规的科系了，两年之后，它建立了博士点，并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传播学博士项目。

席勒在传播系的同事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教授回忆道：“当我1978年来这里的时候，赫伯是心脏、灵魂，是对媒介批评研究感兴趣的学生的集合点。对传播的讨论从一个小小的博士项目变为世界级的科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赫伯精力和决心的一个纪念碑。”

席勒身后有居住在拉霍亚市的遗孀阿尼塔（Anita），有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尔马市的丹（Dan）和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匝克（Zach）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孙子女。

网址：http://ucsdnews.ucsd.edu/newsrel/general/dschiller_obit.htm

翻译者：郭镇之

[i] 其中的一些，显见得是忙人的应景之作，但有好几篇，却是充满感情的，十分动人

[ii] 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和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丹·席勒（Dan Schiller, H. Schiller的儿子，《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系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唯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开创的两门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月枝影响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给予许多具体的帮助

[iii] Mowlana, Hamid. Remembering Herbert Schiller. in Television & New Media, pp.19-26 , P.24.

[iv] 席勒说，他没有成为“被引导、被告知、被影响、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种系统化结构的一部分”。Maxwell, Richard，Remembering Herbert Schiller Television & New Media, p.6

[v] Lai-si Tsui，Herbert Schiller: Clarion Voi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 A Different Road Taken, 155-172

[vi]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p.18,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Summer 1981), pp. 15-23

[vii] McChesney, Robert W., Herb Schiller: Presente! P.47, in Television & New Media, pp.45-50

[viii] Zhao, Yuezhi, Herbert Schiller, The U. 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 p. 55. in Television & New Media, pp. 51-55

[ix] 最近得知，《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已由刘晓红翻译，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