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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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1965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一书以翔实的史料、理性的思考，全面介绍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这一年的历史足迹和政治风云的变幻。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本刊将连续转载这本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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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38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重回故地，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从本书对毛泽东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一、1965年3月毛泽东下榻武汉梅岭

                              非同寻常的新年伊始

    1965年3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新年镜头。
    元月3日，北京。
    备受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第一号公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书记回到北京，讨论修改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12月14～28日）通过的“十七条”（12月31日停发），将其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十七条”表述了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十七条”对前两种提法没有持可否。“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前面两种提法什么社会什么党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以用，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空军训练工作会议代表和两次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功人员，以及来京参加汇演的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团、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元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毛泽东对这封信做了重要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一年过去了，陈正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从亲身经历中，陈正人感悟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批示的时间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一针见血地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① 毛泽东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毛泽东的重重忧虑和思绪随着专列的滚滚车轮，驶过河南郑州、许昌、信阳、鸡公山，向湖北省境飞奔而去。
    1965年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102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毛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主席下车，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主席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主席不喜欢那一套。1965年初，湖北省、武汉市警卫处刚刚合并为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我和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警卫处处长魏福祚三个人远远站在一旁，只见王任重快速为主席打开“吉斯110”轿车（三排座）后车门。“吉斯110”轿车的司机姓易，原在武汉市委这边，后来调到省委东湖那边工作。
    
                                  榻梅岭第一仗

    当年“吉斯110”轿车司机易永喜，今年75岁，早已退休，住在武昌一普通民居里。从1953年2月，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易永喜就给主席开车，据他回忆，毛泽东第一、二次到武汉都住在汉口惠济路16号，今天的汉口惠济饭店。
    毛主席第三次到武汉，住在汉口永清街100号武汉市委招待所。进进出出，毛泽东都是坐易永喜开的德国“别尔卡”轿车。“别尔卡”是解放初期武汉市委从上海一位大资本家那里买来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到武汉都下榻武昌东湖南山甲所。1957年苏联在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举办工业展，展览结束后，展品中的一部“吉斯110”轿车和一部吉斯救护车卖给了武汉市。救护车分配给了同济医院，“吉斯110”交给了他开，专门接待国内外重要客人。以后，毛主席一到武汉，专列从停靠汉口大智门变为武昌的徐家棚或武昌南站附近的鲶鱼口，“吉斯110”临时成为毛泽东的专车。
    1958年毛泽东就是乘坐他驾驶的这辆吉斯轿车，从武汉到大冶铁山视察，中途毛泽东下车休息一下，被农民发现了喊了起来，一下子田头劳动的社员围了上千人，《湖北日报》摄影记者张其军的相机都被挤坏了。中国普通老百姓深深地爱着领袖毛主席，那是自发的拥护和热爱。
    易永喜谈起1965年去102仓库接毛泽东，感到就像发生在昨天。他激动万分地说：
    “那天（3月16日），我从反光镜中看见主席坐进吉斯车。王任重、张体学和秘书徐业夫都坐后面的车子。汪东兴打开前面车门坐进副驾驶座，他友好地打招呼：‘小易，又见面了。’
    “我嘴巴笨，‘嘿嘿’一笑，心里兴奋极了。我驾驶着“吉斯110”，随着警卫处的前导车，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后面几辆小车鱼贯而行，第三、四辆小车内分别是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卫士。最后一辆后卫车坐满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省委招待处处长申兴国也坐在这辆车上。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警察。”
    1965年3月中旬，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毛主席将来武汉的指示后，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三红”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一黑”（指“五类分子”）。警卫处工作人员大量深入到基层，毛主席路过的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社区以及辐射的区域，都做到了万无一失。那时候一级警卫发动群众，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
    梅岭一号警卫科长金文骏、工作人员邬素英、服务员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那几年，毛主席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工作人员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欢得很。王任重、张体学陪同主席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钟头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主席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2005年3月10日易永喜口述）
    当天晚餐是东湖客舍老厨师付加宽和主席随行厨师小东一起做的，家常四个菜，没有海鲜、没有鸡鸭。惟有付加宽师傅做的“武昌鱼”是个特色菜。毛泽东喜欢吃武昌鱼，从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下榻汉口惠济路16号，付加宽就在组织的安排下为主席操厨。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第一天，付加宽往往一显身手，做道名菜“武昌鱼”。提起毛泽东吃自己烧的“武昌鱼”，今已80岁的付加宽如数家珍：
    毛主席吃的武昌鱼，是地道的武昌鱼，在鄂州通长江的水闸那里捞的，古代那里才叫武昌。鱼长得又大又肥，七八斤重的多得很，也便宜。可毛主席叫人嘱咐不许我蒸大鱼，说吃不完浪费了。斤把重的就可以了。大鱼可专门蒸鱼肚，又好吃又简单，斤把重的武昌鱼不肥，不好吃。么样（怎么）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蒸武昌鱼时，上面加一条肥肉，鱼肉相融，蒸出来像海子味，味道奇美。火候要掌握得好。蒸好后放上烧好的冬菇、火腿，又好看又好吃。当时条件差，不懂肥肉膘油有“胆固醇”。
   （2005年2月28日付家宽口述）
    晚餐后，毛泽东办公室的台灯亮了起来。那晚，湖北省委公安厅警卫处警卫科长金文骏在梅岭一号外面值班。梅岭一号里面全部由中央警卫团毛泽东卫队值班。金文骏当年30出头，1953年参加公安工作，1954年调到武汉市公安局警卫处，不久和武汉市委招待所邬秀英结婚。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武汉，这对夫妻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和服务工作。
    梅岭老职工说，金文骏虽是个警卫干部，书卷气较重，平日喜欢读报纸，也喜欢记笔记。报上的重要新闻他记，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的活动他也记。他有好多个当年的记事本。1965年毛主席到武汉，金文骏珍贵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起居和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情。近年金文骏血压高导致半身不遂，但说起往事仍记忆犹新，在他和邬秀英的记忆中：
    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每天晚上，梅岭一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
    印象特别深的是毛泽东到梅岭的第五天。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1日如期召开的消息和公报。《人民日报》编者按很像毛主席说话的语气：“本报今天刊登了关于苏共领导非法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公报，以及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并且将继续发表各方面对于这个会议的评论……”
    3月21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参加者的评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
    3月22日，毛泽东到汉的第七天，《人民日报》发表资产阶级报刊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评论。
    3月23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八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长篇檄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这篇评论再次给国际论坛巨大的震动。“莫斯科三月会议”这件事也给毛主席带来新的思索和忧虑。
    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下午起床后散步，从梅岭一号出来，若有所思地走向南山甲所，从南山甲所慢慢转到东湖边上，步履沉重。平日毛主席散步喜欢和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这些天，毛主席喜欢背着手一个人静静地散步、静静地思考。
    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时已进入公开分裂的紧要关口。中苏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实质是与维护国家主权交织在一起的。1954年、1958年两次台湾危机，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指责；1958年7月，苏联要求组织联合舰队，次年春又提出共建长播电台，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严正立场；1959年6月苏联下令禁止正在起运按照合同交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8月，赫鲁晓夫四处发表言论公开反对在远东地区试验核武器；1960年全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反华言论铺天而起。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苏、英、法四国拥有核武器。1963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签署发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苏联与西方联手，企图共同进行核垄断，首先阻止正在进行核试验的中国拥有核武器。7月31日，毛泽东亲自审定中国政府声明，建议全世界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同时表示了中国打破核垄断的决心。8月4日，苏共两大重要喉舌《真理报》、《消息报》同时转载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并发表了诽谤和侮辱性语言组成的按语，在此全文抄录，以窥一斑：
    “下面我们刊载了1963年7月31日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这个自命不凡的名称是中国领导人给他们的文件所加的，这个文件不外是诽谤苏联和苏共，曲解和歪曲苏联政府的行动，曲解和歪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实验核武器条约的性质和内容。
    “每一个读完新华社散发的这个可耻文件的人都看出，这个文件是不配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欢迎其列宁主义政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上占有版面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发表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全体苏联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在这种严重攻击中国、孤立中国、要挟中国的条件下，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我党相继发表九篇重要文章，当时被认为比较系统地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评论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基本观点，时称“九评”。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同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1月上旬，为了争取团结，避免分裂，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1月7日酒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挚友）乘碰杯之际，向前去参加庆典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鼓动“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搞掉毛泽东，和我们搞掉赫鲁晓夫一样”。中国代表团当即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以国防部长酒后失言一语带过，中国代表团退出酒会坚决抗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在向其他兄弟党发信后给我党来信，提出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筹备委员会，时间从赫鲁晓夫原定的1964年12月推移到1965年3月1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一致认为，我党已于1964年8月30日复信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开分裂会议，表示绝不参加分裂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时间、内容与兄弟党没有任何协商，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不予参加和理睬。
    1965年2月5日，因越南战争升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同他会谈，再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柯西金7日至10日访问越南。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给柯西金以颜色。中国政府10日在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游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挥手天安门。全国各大城市10日、11日共有1000多万人参加支援越南抗美的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也间接给柯西金的越南之行以鼓励。
    11日，柯西金折回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同他会谈。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会谈气氛比较紧张，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怕分裂、害怕争论进行了尖锐的回击，但言谈中对中苏两党和好的前景仍留下了希望之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和柯西金一行合影。2月12日在中国各大报刊登载。
    3月1日至5日，苏联共产党不顾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方反对和缺席，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7年莫斯科81党代表会议，缩小为16党代表和观察员，加上个别党派分裂分子，一共19个单位。3月10日草草发表了一个公报。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中央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远利益的努力，一意孤行开了一次分裂的会议。我党接待柯西金时留下的希望之门，苏共中央并没有珍惜。
    1965年春天非同寻常。1964年12月，在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柬埔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印度尼西亚、古巴、布隆迪九个国家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被美国打入“冷宫”，美国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一般问题“提升”为必须三分之二国家通过的重大问题，再次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日本佐藤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给美国以有力支持。12月26日，美国派出装备有十六枚射程达一千八百英里的火箭潜艇到从关岛到我国沿海附近，进行核讹诈。12月29日，我国政府就美国政府派北极导弹潜艇到亚洲大陆沿岸海面活动发表声明。美国置之不理，并对中国南邻越南狂轰滥炸，战争不断升级，向中国施压和示威；北面苏联，从经济要债到政治要挟，不惜公开分裂给中国以颜色。在中国问题上，苏美渐行联合之势，他们孤立和打击有独立精神的中国，希望豢养俯首称臣出卖民族未来的喽罗和伙伴。独立是新中国的脊梁和生命。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又到了要冲破井冈山多面来敌“会剿”的重要时刻。国际上的硬仗已打响，联合谁？打击谁？怎样联合？怎样边打边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转移，中央苏区的失利和延安的成功，一幕幕出现在毛泽东的眼前……
    万事开头难啊！从哪里开头？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是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三湾改编是挺进井冈山的第一步。没有三湾，就没有井冈山；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新中国……
    可今天的队伍再也不是秋收起义后的千把人了……
    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三湾”在哪里？

                      乔治乌•德治、邵式平、柯庆施相继去世

    毛泽东的心情与日惆怅。当年梅岭一号服务员王天亮清楚地记得：
    1965年，毛主席住下十天后，吃饭不太香，饭量减少了一点儿，我焦急地向招待处处长申兴国反映，建议是不是打些麻雀、东湖竹林里挖点儿小竹笋，给毛主席换下口味。麻雀当时和苍蝇、蚊子、蟑螂一起被称为是“四害”。这个任务落在警卫处几位同志身上，下班后有了为主席服务的新任务，他们一个个兴奋得很，我也要参加，他们还不要我。
    “干烧麻雀”第二天放在了梅岭一号小餐桌上，毛主席仍没有很好的食欲，只吃一小碗饭，饭量继续减少，连续十几天都是如此。付加宽着急了，他请教北京来的同志，问菜谱要怎样改进？记得北京来的人一个个都摇头，说毛主席没有说菜不好，老人家是在为刚刚病逝的战友难过。
    （2005年5月王天亮口述）
    那个年代，每个星期都有政治学习，梅岭一号是一周两次读报。原来毛主席下榻梅岭不久，《人民日报》3月21日刊登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于3月19日病故，享年64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吊唁，在京领导人前往罗马尼亚大使馆吊唁。乔治乌.德治是长期领导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共产党人。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比较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及准则，做出了重要贡献。
    3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个讣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邵式平同志，因病不幸于1965年3月24日2时48分在南昌逝世，享年65岁。华东局成立了邵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柯庆施。
    邵式平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互为敬重的战友，也是方志敏的同乡和挚友，江西弋阳人。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他和方志敏等人领导了弋横武装起义。1929年底信江特区苏维埃成立，方志敏被选为主席，邵式平被选为信江军委会主席。1930年7月，邵式平任工农红军第十军政委。那时候，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建立了大片红色根据地。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到处传诵着“南有朱毛，北有方邵”。
    南昌邵式平哀乐还在播放，担任邵式平治丧委员会主任的柯庆施在成都心肌梗塞去世。时间是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柯庆施时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享年63岁。中央成立了柯庆施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三次组成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4月11日，柯庆施的遗体专机运往北京。这一天东湖迎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和他的夫人及随行人员，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坐飞机从北京到武汉，下榻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下午，陈毅来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
    董必武、柯庆施、陶铸、邵式平都到过武汉东湖。1958年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住在东湖南山甲所，刘少奇住在南山乙所，周恩来开始也住在乙所，后主动搬到洪山宾馆，和其他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住在一起。董必武、林伯渠等“五老”住在东湖的翠柳。罗荣桓、林彪等元帅住在汉口惠济。那时东湖百花房子刚刚修建，1961年才建好。今天，罗荣桓、林伯渠、柯庆施、邵式平音容犹在，惜人去楼空。
    毛泽东身边贴身卫士周福明回忆：
    1965年春，毛主席在东湖饭量减少。每天下午起床后原来打打乒乓球的，现在很少打了。散步的时间增长了。我们几个人天天跟着主席一起散步。那一次跟着主席南下，有顾作良，做主席的生活管理员，东林发是主席身边的厨师，还有机要员谢静宜、护士长吴旭君、摄影师钱嗣杰等人。我当时是贴身卫士，天天跟随主席从梅岭一号走到南山甲所，从甲所再慢慢走到百花，从百花再慢慢转回梅岭一号，好大一个圈，比往常大得多。我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天天迈开大步跟着主席走。
    （2005年12月29日周福明口述）
    4月10日，刘少奇在北京曾会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左勒菲尔卡.莎布里。刘少奇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肃清贪污盗窃，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政府能肃清他们，如搞得好，就能肃清，搞不好，也不能肃清。我们就要依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和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领导核心与人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忠实于人民的领导核心与广大人民结合得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否则，就不行。” 刘少奇将不腐败的希望，寄于领导干部和领导核心。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一行在北京会见刘少奇后，非常想见毛泽东，陈毅陪同前来武汉东湖，4月13日下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陈毅在东湖百花设晚宴招待贵宾。当晚，毛泽东和阿拉伯贵宾侯赛因一行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已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过这颇具感染力的大型节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在同一时刻爆炸成功。今天，毛泽东亲自陪同阿拉伯朋友在武汉再次观看，其中蕴涵着重温、礼节和深深的萦怀。
    《东方红》每一首历史歌曲，再次牵动毛泽东如歌如血的记忆。那晚，谢滋群、申兴国跟随进入武汉剧院，整个剧院是公安等系统发票专场演出，保卫工作上了双保险。当湖北省歌剧团独唱演员王玉珍高唱《农友歌》时，他俩看见毛泽东右手轻轻拍着大腿，打着节拍。当齐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的节拍停了下来，他右手扶住下巴，盯视着舞台刀枪齐舞，歌声飞扬——
    拿起武器闹革命，
    工友农友真英雄，
    秋收起义成了功，
    一杆大旗满地红，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
    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
    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跟着领袖毛委员，
    走向雄伟的井冈山，
    革命要有立脚点，
    地是根来枪是胆，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咳，
    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万年根，咳，
    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毛泽东那天在剧院戴着黑边眼镜，如痴如醉的观众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就坐在他们中间。
    专车司机易永喜，那天没能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演出，他一直守候在“吉斯110”车上，直至将主席送回梅岭一号，他才回到梅岭二号休息室，被服务员请到餐厅吃夜宵。易永喜一到大餐厅，往常热闹的场景变得冷冷清清，一问才知道，汪部长发话，北京来的人，没有特殊工作情况，不许吃夜宵。
    毛泽东的“午餐”和梅岭夜宵时间接近，他吃完饭后，继续开始“下午”的工作。
    毛泽东在梅岭的日子，表面上像往年一样一天天延续。
    其实不然。战友的嘱托、人民的歌声和天下之大势，迅速在毛泽东心目中凝聚为一种声音……


    二、1965年4月梅岭异峰迭起

                           4月27日电话急召张平化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睡觉前，对前来请示新一大工作的汪东兴发话：“请平化同志来一趟。”
    1974年张平化重访韶山，晚上住在韶山宾馆，夜不能寐，曾向负责接待他的钟楚光谈过此事；1982年张平化又一次到韶山，向韶山管理局局长齐身旺再叙此事。1991年11月张平化最后一次到韶山，此时85岁的张平化已出现老年痴呆的某些症状，许多人不认识了，但他一眼认出钟楚光，接着说“毛主席上井冈山”。原来张平化当年陪同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已刻在他的脑海深处，他对钟楚光讲过此事，自然也“克隆”下来，没齿不忘。
    1965年 4月 27日上午，张平化一到办公室，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没有多说一句话。按照组织原则，张平化也没多问，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紧急工作，乘广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南站，东湖客舍已派来“吉斯110”等候，司机是武汉市委的老同事易永喜。
    易永喜车子开得又稳又快。武昌南站到东湖几里路，张平化却觉得好长。武汉是他的娘家。年轻人可能不知道，1949年 5月 16日武汉和平解放。5月 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经中央批准，张平化、谢邦治、吴德峰等7位同志为武汉市委常委，张平化被任命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职工委员会书记。1951年4月市二医院发生了“纪凯夫事件”。事情原是医院监委XX故意诬陷职工纪凯夫盗窃，公安局抓了纪凯夫。职工不服，上告到中南局，中南局又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开刀，揭开“三反五反”运动的盖子。中南局根据中央精神，严肃处理了武汉市与“纪凯夫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多位领导同志。1952年l月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在那时候，领导干部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当然对工作失误或严重失误的同志，中央并非一棍子打死。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建立防洪指挥部，王任重担任指挥长，张平化担任副指挥长，工作不分日夜，几十个夜晚没有睡一个好觉，发挥群众的力量，使武汉没有受一点损失。1954年5月张平化“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
    1955年张平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初在庐山继续召开八届八中全会，7月底张平化被通知上山。那时湖北武汉临时增援了庐山会议10辆小车。“吉斯青工110”在山上不好行驶。易永喜开着“华沙”车一起上了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派人通知张平化到电站大坝水库去一趟，易永喜开车送去。恰逢主席在大坝游泳，招手叫他下水。张平化会划拉两下，游到主席身边，老人家问他，敢不敢到长江里游泳？那几年毛主席多次在武汉大桥附近下水，一游二三十里。每次都是王任重陪同。张平化心里痒痒的，正准备哪天跟着毛主席去试试，就笑着说；“有主席领着，敢。”主席笑了，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湖南去当第一书记，有什么意见？”……这一次，又通知张平化从长沙到武汉来一趟。这会是一次什么重大决定呢？在党内高层政治分歧严重之时，张平化和所有参加 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都不会忘记：12月27日主席在会上讲，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张平化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会上出现了坚持集体经济还是包产到户两种不同意见。认真想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两种意见的继续。
    张平化记忆中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蔚蓝色的海水流向天边，海天一色。
    海滨会议厅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少奇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刘少奇引导大家分析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到 1957年的水平。面对当前农业出现的困难，与会者对恢复衣业生产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相当一部分人对农村集体经济信心不足。说要把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至少要五六年，有的说要七八年。刘少奇启发与会人员，要在困难中找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措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困难中找积极因素”这句话开拓了大家的言路，会议气氛迅速活跃起来。与会同志纷纷介绍了本地区一些增产的典型。安徽省介绍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广东、广西介绍了“三自一包”的经验；湖南省介绍了“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经验。刘少奇在会上也讲了他1961年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考察“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这种办法能增产。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办法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看到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便在中心小组会上，责成中南局代表中央起草一个在全国试行“产量责任制”的方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请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负责组成一个起草小组，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执笔，各省委书记的秘书提供本省有关“包产到户”、“产量责任制”的典型材料。
    张平化的老秘书梅永禄当年列席了整个会议，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立即打电话给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正，请他将浏阳县北盛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一份材料送北戴河会议。刘正只用几天时间，就写出了《关于浏阳县北盛区试行“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报告》说：大部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欢迎“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吃饱饭的办法”。其他几个省的调查材料也大同小异。中南局的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关于试行“产量责任制” 的办法》草案初稿就写出来了。正准备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时，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视察工作，来到了北戴河。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对形势抱着乐观态度。
    8月9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心小组会，听取前段会议讨论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和中央局的书记们介绍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前几年刮“五风”的影响，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伤害，要想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没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少数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 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毛泽东当时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2005年7月17日梅永禄口述）
    毛泽东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性质看得如此严重呢？张平化还未来得及继续回忆，小车进了东湖客舍。
    吉斯110一到梅岭一号，汪东兴立即从接见厅迎了出来，微笑着和张平化走进主席连着书房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张平化，招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漫谈起来： “湖南的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样？” 张平化简要地作了汇报。特别谈到醴陵军山公社是个典型。湖南省委4月20日刚刚发出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主席笑着说，典型的意义也在于自觉革命。张平化对主席这句话印象很深，后来在对本省各级干部的讲话中经常引用。主席又问到工业、铁路，等等。最后话题才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毛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张平化1959年秋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回过两次井冈山。井冈山老老少少都在念叨毛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张平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起来，两眼紧紧看着主席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含笑点点头。
    汪东兴目光请示着主席，说：“是不是派人沿途先看一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对他们两人说：“这个你们定”。
    张平化和汪东兴商定，湖南省委再派一个同志陪同他一起先上井冈山探探路，安排一下。
                        （1990年12月25日和2004年9月24日钟楚光两次口述）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等梅岭汇报

    4月中旬，周总理和陈毅先后来到梅岭，向毛泽东请示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庆典事宜，还和东湖客舍的工作人员一起照相留念。周恩来、陈毅率领代表团从武汉到昆明出访。朱德当时坐镇昆明，会见了经由昆明出席万隆纪念会议的周恩来。陈毅以及金日成等朝鲜国家领导人。
    4月 17日，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刘少奇 4月 5日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1965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仅发表刘少奇一人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题词：“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除出去！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而共同奋斗！预祝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万隆精神万岁！亚非团结万岁！”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党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影响深远。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4月18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途中路过北京。越南党政代表团4月10日至17日曾访问苏联。4月19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了苏越联合公报。
    同一天，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4月21日，毛泽东在梅岭三号楼接见正在召开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同志，对民兵工作做出指示。
    是时，贺龙正在四川三线视察工作，4月22日经成都回京。
    毛泽东电话急召张平化的第二天，1965年4月28 日东湖梅岭来了军界三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位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还有一位是杨成武。
    4月28日的梅岭汇报是罗瑞卿提出的。4月上旬，罗瑞卿从视察战备工作的广东打电话到梅岭一号，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接的电话。罗瑞卿请求从广州直接来武汉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相关问题，然后到苏州向林彪请示，冉回京参加4月中旬的作战会议。徐业夫经请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请罗瑞卿回京参加作战会议后和贺龙等人一起来武汉汇报。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从京来到武汉，下榻东湖南山，紧邻毛泽东下榻的梅岭。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毛泽东当时谈到防空降兵时讲：“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人。”20天前，4月9日杨成武向中央军委打了一份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海南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曾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将审查修改过的《沿海地区海、空情况处置守则》重新颁发有关单位执行。毛泽东4月28日的有关指示无疑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毛泽东要求全军随时准备美国军队从空中直接打进来，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继续恶化，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生侦察机多次飞越我上空，仅1965年元月至4月被我打下的就有4架，即1965年1 月2日窜扰我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965年3月31日入窜我华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带上侦察机；1965年 4月 3日和 4月18 日两次入窜我中南地区上空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同年4月，美国飞机多架侵略我海南岛上空，蓄意向我国进行挑衅。
    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三人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取消军衔后军队的服装、帽徽、领章的样式，请主席定夺。按照1964年8月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主席汇报的精神，当年9月中央军委开始着手减薪和取消军衔的准备工作。
    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改革军宫薪金制度的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这样做，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军政、军民之间和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同地方干部的相互交流，有利于促进于部家属积极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这五个“有利于” 勾勒了减薪和取消军衔后，解放军重新回到战争时期上下同甘共苦、团结如一的优良传统。
    解放军实行减薪后，取消军衔自然进入最后拍板。毛泽东对带来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很满意。杨成武告诉主席，他提前到苏州，征求过林总的意见。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梅岭也是罗瑞卿印象颇深的地方。据罗点点回忆，毛泽东曾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梅岭）他的住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这一篇（指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瑞卿认真地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来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重提林彪的那次不同他人的讲话，他点拨罗瑞卿向林彪学习，落脚点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分析问题。现在有些出版物将毛泽东讲的学马列的书那句话“遗漏”，容易让人理解歪了。
    4月 29日当天，罗瑞卿前往上海，探望病重的刘亚楼，再去苏州向林彪汇报。贺龙和杨成武回京。
    同一天，毛泽东也要启程到湖南，准备上井冈山去了。

                           4月29日下午梅岭合影

    “毛主席要走了！”4月29日下午，梅岭上下传递着恋恋不舍的眼神。
    看见王任重、张体学一起来梅岭，一号楼、二号楼的工作人员证实了毛主席要走的消息，把汪东兴给包围起来，纷纷表示希望和主席照张相。汪东兴感到有点儿为难。昨晚主席和贺龙、罗瑞卿等人谈得太晚，思考的问题太多，临行前向主席提出这个要求，不知道主席有没有时间。女服务员一见汪部长这边行不通，很快转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那里，请他向主席提一提，徐业夫笑着点了头。
    据1965年梅岭一号、二号的工作人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梅岭工作人员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同志都比较熟，关系也非常好。这个“好”，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不理解，那是一种不分上下、不分彼此的亲近和关爱，就像一家人那样。1965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在二号楼吃饭，天天见面，有时他们还邀请服务员一起吃饭，吃的都是家常菜。梅岭的服务员都比较年轻，毛主席身边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像汪部长、徐秘书常常把服务员看做自家的孩子，事事要求严格，又轻言细语，没有一点儿架子，有时候服务员还可以向他们说说气话，他们总是笑一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徐秘书（徐业夫）一国领袖的秘书，权力应该说不得了，可徐秘书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看见小字辈服务员也是一脸微笑。毛主席身边工作忙，有时开饭时间过了他才来，满脸都是歉意。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也不要食堂另外做，吃两个馒头就是一餐，简单得很。
    那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非常谦虚，使梅岭一号的服务员、炊事员感到和他们很平等，没有上下和贵贱之分。像谢静宜。吴旭君等人把服务员当做姊妹，有空就来二号楼帮助打扫卫生，那时候每个服务员的工作量比较大，但人人干劲也大，没有人计较多劳多得。谢静宜天天都来帮忙，二号楼服务员魏中华对她说，你们怎么能做这些粗事，这是我们服务员做的。谢静宜笑着说，革命工作哪分彼此。很真诚，没有一点儿作秀。魏中华和谢静宜关系就像一对好朋友，两人有时谈谈闺中之事，有时谈谈老家，她俩都是河南人。谢静宜到北京后，还托人给魏中华带过一次土特产。梅岭二号服务员金翠珍当时怀了孕，闻不得油腥味，上菜、拣碗，她分内大大小小的事，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抢着做，要她注意休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候没有一点儿特权，更没有什么特权意识，她们比普通人更关心人。原梅岭二号服务员魏中华说：
    毛主席走的那天，我正好休班。下午两点钟前后，洗了个头，边梳长发边从窗户里向外看。窗外的梅花大多谢了，少数还挂在枝头，粉红色的，疏疏落落点缀其间，我文化不高，但也感到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我高兴地唱起歌，“红岩上红梅开……”，那是当时刚刚流行的《江姐》插曲，突见徐秘书向二号楼小跑过来，大门口喊声急切传来：“小魏，小魏广找我，有什么急事？“快快，毛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真的！我头发也来不及扎，跟着徐秘书就向梅岭一号跑去。哇，梅岭一号门前空地站满了人，毛主席已经站在了中间，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站在老人家旁边。毛主席慈祥地招了招手，我飞跑过去，王任重笑着将我拉着站在他和主席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就喊了一声“照……了”。
    照完相后，王任重等省里领导直接送主席离开梅岭，徐秘书等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过来和大家握手告别，我好半天都像傻子一样停留在刚才照相的时刻。我太激动了。过后，又感到自己大不该了。
    我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怎么能让70多岁的领袖和那么多的领导、同志等我一个人照相呢？怎么能让毛主席的秘书为我一个小青年念叨的“一个心愿”跑来跑去呢？可当时从上到下没有人感到等我不应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向我招手呢？不要看我站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并不熟悉我，最多他知道我是梅岭一个普通服务员，可老人家却等着我一起照相，这是什么精神品质啊！我文化不高，随着时间的过去，却越来越感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种精神，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张照片一辈子留在我心里。我一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那天，就激动得想哭。
                                             （2005年3月15日魏中华口述）
    梅岭一号、梅岭二号，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张照片上。第一排最左边戴眼镜的就是徐秘书。左二汪东兴、左七化验员小周、左八梅岭一号工作人员邓秀英、左九王任重、左十魏中华、左十一毛泽东、左十二金翠珍、左十三张体学、左十五朱光才，王任重后面的高个子是司机易永喜，二排右二就是申兴国……
    建国以来，这是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工作人员合影人数最多的一次。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一行怀着“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离开梅岭。
    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王任重是有特别感触的。1987年王任重游韶山，曾与韶山管理局副书记毛远达（毛泽东的远房堂侄）谈过当时的感受。
    毛远达和毛泽东同宗不同房，是远字派侄儿辈。毛泽东去世后，他曾代表韶山地区的共产党员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一看见毛远达，格外亲切，这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向毛远达回忆毛泽东对他的多年教诲和培养，也回忆了1965年春毛泽东到武汉，他的思考和疑惑。毛远达回忆，王任重曾讲过当时的困惑：
    1965年1月12月（颁布“二十三条”前两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白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的事’。他比古人讲得好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众人的事’？各个阶级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说是无产阶级的事；国民党说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说是共产党的事。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琪瑞和冯国璋都反对，只有陈宦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袁很高兴，让他当四川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
    王任重说，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室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
                                           （2000年 12月 24日毛远达口述）
    （《环球视野》摘自《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