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戴旭 之九  “我是军人”

这四个字，出现在戴旭的书中、演讲中，频率不算低。尤其在戴旭所营造而成的特殊“气场”中，总有一种特别的况味——当然多为昂扬和响亮，可是某些时候，似乎也隐隐的一丝涩重和悲情。

不易细数洋洋数百万言中这四个字的精确出处。何况，加之“生为军人”、“军人使命”、“当代军人”等相近和孪生的字眼，这样的句式更随处可见。

记忆清晰之处，比如在谈到新疆暴乱时，某地方高官对戴旭的“天然气”之说惊呼“怎么我们就没想到呢”，戴旭不假思索：那是因为你不是军人。我是军人，必须有军人的视角……

此等语境之下的“我是军人”在戴旭言论中颇具代表性。许多时候，当共同面对世界上某一现象，戴旭的“庖丁”特质则迅速弹出，其个性特征，又使得他往往无所顾忌甚至毫不留情，锥刺层层表象，直指要害。有时，这样的表现难免过于前卫、叛逆，由他的“奇谈怪论”引发的争议也不在少数。这时，“我是军人”成为“最戴旭”之处。

当戴旭与众经济学家舌战GDP，当反驳某洋人“贸易缔造和平”，当他剥茧金融危机背后中国被“债券绑架”，当他“够狠”地给中俄支招“撕烂美元”，当他站在北京这颗“头颅”打量沿海那颗“心脏”提出“3000公里战略纵深”，朝鲜核问题里的“局”，以及他眼中杨靖宇的牺牲……往往此时，他需要面对一张张惶惑的甚至目瞪口呆的神情，唇枪舌剑的质疑也不鲜见，此时，“我是军人”或明或暗地化解着他的凝重，或许还是情急时的盾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为自己立论的唯一出发点，并助推他行至高处。

以“我是军人”作为起始的军人，戴旭肯定不是第一，但是却鲜有这种戴旭式浓烈的情结。每当从戴旭这里读到或听到这四个字，我的第一反应是悸动。我不是军人，对军人的观察难免偏颇和局限，可是我却对这种“贴心贴肺”的主人翁动作甚为鼓舞。纯粹地从“军人”出发去打量和研究这个世界，总比那些仰仗军人外衣尸位素餐甚至谋一己之私来得高尚——我这样认为。

我喜欢、希望听到戴旭经常将这四个字挂在嘴边、写在案头。每当这时，不是军人的我总受到莫名的鼓舞，给软沓沓的现实一个提气的理由。我相信戴旭每每说出这四个字时，肯定暗涌着一种自豪和剑气，也是他驰骋理想领地的法宝。“军人”这个身份就是戴旭身上一柄利剑。可以囊中无钱，却不能腰间无剑，何况这柄剑无异于为戴旭量身定作，窃以为，这个世界上戴旭是最宜军人的少数人之一，戴旭为军人这个字眼注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内涵，并将这一内涵发挥到淋漓。为何要扼杀这个性呢，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唯其“个性”，方为戴旭。倘若戴旭不为军人，似应遭天谴。

对于戴旭的军人身份，网间也有不少异议。比如有网友就说，戴旭作为军人很是优秀，但作为外交官却是失败。且不说这个命题的真伪，那位网友首先以“绥靖”定义了外交，认为如果戴旭作为外交官，中国的战争肯定要多出许多，外交官就是要“化解冲突，消弥战争”——这也许是当下多数人的看法。我想，网友们肯定针对了戴旭对外交的“谬论”：外交不仅是交往、交流，同时还是交涉、交战。这又与戴旭解读清朝GDP如出一辙地回望晚清，那时的满朝文武可是一味地“化解”、“消弥”，甚至不惜车载斗量地送去真金白银，事实却是被惨烈瓜分。

如果将戴旭解读为“好战”或穷兵黩武，显然对戴旭是不公正的，也说明读戴旭时的蜻蜓点水和浅尝辄止。戴旭的那些所谓“养兵三日”或“可惜这辈子没赶上战争”等言论，难道不是“我是军人”的热切本能。戴旭认为外交官才是最需要懂得军事，他也崇尚外交智慧，认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是中国发展的机遇”。而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戴旭经常会在他所“期待”的战争之前加上“正义、合法”等字眼，甚至也不乏对战争、道义、人性的理性思考，他在回望二战时，这样写到：胜利的正面镌刻着正义压倒邪恶的伟大功勋，但胜利的背后也残留着一块人类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疤……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只要想到那些名词，就中心让人们对自己的本性产生迷惑。

“和平在哪里？

“历史的回声中，只有克劳塞维茨的声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

网友也许在评论军事、外交的时候，还想说另一个词——政治。政治有时实在暧昧。政治虽在某些人眼里也需要个性，但事实上却往往对个性有着本能的排斥，这也是政治本身决定的。从前有位军人说，政治使男人成熟，优秀的男人使政治充满魅力。如果将政治“玩”到这个境界，说明这个人应该从军人过度到政客，也不排除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在感觉里，戴旭与政治，放在一起，隐隐地尴尬，似乎很难和谐。当然事实上，这个世界需要政治家，同样不能离开军人，各得其所并非不可以。

    “我是军人”，还是戴旭行使责任和使命的最佳载体。应该说，他的那些责任冲动，虽与个人理想有关，但更多的还是来自“军人”所赋予的天职，可以使他当仁不让地热血沸腾，并担负起自己对家国的保卫。

希望戴旭不厌其烦地说出“我是军人”。希望他不间断地中军人的——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