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亲友

秦桧的亲友

刘子健

一  小引

    秦桧这人，真是遗臭万年。凡是读过书的，包括学童在内，无人不知他是屈辱求和，残害忠良的大奸臣，就是不识字的，也从流行的戏曲里，得知他是冤杀精忠报国岳飞的大凶犯，这千古罪恶，令人愤慨无已，甚至传说有的油条叫油炸烩，就是炸桧的讹音，大家要泄恨的意思。在抗战期间，秦桧更成为卖国的代名词。而有的日本学者，附和军人侵略，普通名之曰御用学者，居然还厚颜著书，说秦桧主和，并非卖国。目的很显著，妄想中国屈服求和。而中国人看见这种著述，更觉得秦桧令人不齿。   

    最近看见两本中文的岳飞传记。一本是根据旧作，加以增订。考订史籍，更胜於前。另一本叫《岳飞新传》，确是新式写法，明晰生动，不为考证所累。但也都是正面文章，不屑於分析一下秦桧究竟多坏。历史应该力求全貌，不能因为其人可鄙，其事可略。

    本文绝非翻案，只是确切的补充。先声明三点意义。

    第一，从方法论说，无法研究秦桧本人，但是可以查考他的周围，特别是从他的亲友来观察。如众周知，秦桧父子当权的时候，已经抹杀了若干档案的记载，令人无从查考。所以南宋後来的史家，尽管查国史，找实录，看会要，都无法追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已经尽其所能，也没有多少秦桧的资料。元代修《宋史》，未见《要录》。明人也看不到，一直到清代才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要录，这才稍有线索。

    一般忽略了高宗的手段，隐蔽对金求和的史料，不要人说出秦桧的作为，他是主要因素。秦桧父子毁去档案，高宗不可能不知道，而是愿意他们这样做。秦桧死後，高宗公然宣布诏书说：「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媾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要录，国学基本丛书本，页二八二七）这样一说，谁还敢提当初屈辱讲和的经过?不但如此，高宗根本不许人提出秦家的过失。不久，他又下便诏：「然朕以秦桧辅佐之久。又临奠之日，面谕桧妻，许以保全其家......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论列。」（要录，页二八七五）

    李心传等有名史家，何尝不知道高宗讳史，只是在南宋时代，无法批评中兴圣主，只好推在秦桧父子身上，说他们摧残了纪录。但无论是谁，终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秦桧的亲友，还是有案可查。

    第二，一般印象总疑心秦桧是女真金人的奸细。否则，他本是金人抓去的，怎能不受监视者的觉察，公然带著家眷，轻巧南归？可是，这只是怀疑，并没有实证。何以呢？一则如果是奸细，怎样和金人暗通消息。这很难做到事後也没人泄漏出去。二则不但南宋笔记里找不到痕迹，而且岳珂著书，为他先人岳飞申寃，有《金陀粹编》的专书，另外还有《桯史》的随笔，也不提秦桧有替金人做奸细的嫌疑。

    可是秦桧的确很熟悉金人的动静，这又怎样解释呢？从他的亲戚里去找，线索有了。他有近亲是刘豫伪政权下的高官，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容易把消息透过来。换一个方式说，秦家和他们的亲戚，有的帮宋高宗，有的帮刘豫，私下联系，两头活动。只要讲和，对於他们高官的身家，总是有利的。这条线索，是前人没注意到的，可以订正史册。

    第三，秦桧的妻子很值得注意。上文引高宗诏书说，临奠之日，面谕其妻。这是极稀见的事。秦桧之子秦熺，也立朝颇久。高宗何以不面谕其子，而特别要面谕其妻呢？整个宋代，大臣之妻，向不干预政事，而秦妻王氏确是特例。南宋佚名的《朝野遗记》就有特出的一条：「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岳飞狱具。一日桧独居书室......若有思者，王氏窥见笑曰，老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也。桧掣然当其心，即片纸付入狱。是日，岳王薨於棘寺。」（见《说郛》，涵芬楼本，一九七二影印，卷廿九，页廿一至廿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五，页七六上页，引之，但有脱误字）。

    宋代有人写这傅闻，元曲里就成为「东窗事发」的故事，说因为岳案，秦桧夫妇受阴世刑罚。从此各种通俗演义，大小戏剧都无不以王氏为杀岳飞的帮凶。民间流行之後，士大夫也同意采取。因此杭州建岳庙，前面铸了铁人跪著认罪。既有秦桧，也有王氏。而且王氏跪像，赤露上身。妇女的像，而供众侮辱解恨，这也怕是仅见的特例。

    正史上的材料不能解释吗？也不尽然。一去追溯秦桧的亲友，立即发现这些亲友多半是王家和王家的关系。连上文所提的可能，亲戚在刘豫那边可能先知金人消息，暗通声气，也是王家的亲戚。    三点声明说完，开始叙述史实，大致分为五节，计有岳父兄弟，妻子的弟兄，任伪官的表亲郑亿年，结为干亲的御医王继先，和另一位姓王的朋友，叫王次翁。

二  岳父兄弟

    秦桧是建康（现代的南京）人，家世并不显著。宋代重视科第，盛行榜下求婿，名门高官，自己的子弟未必争气。为了维持家声，巩固势力，蟠踞官府，庇护子孙，往往把女儿嫁给中了进士的新贵。王氏就是这样嫁给秦桧的。

    王家原籍四川，但已久居开封都城一带。祖父王珪（一O一九————一 O八五）是有名的宰执。在实行王安石新法的时期，从一O七O到一O八五，都在台上。但并非真正相信新法。神宗去世，他看出朝廷的情势改变，又转而拥护恢复旧法的太后（传见《宋史》卷一三二）。王珪词章很好，有《华阳集》六十卷（四库珍本）。华阳就是四川老家的地名，但已经和唐代以前不同，并不是什么郡望，早就寓居在外，过官僚生涯。

    王珪两个儿子，王仲山和王仲薿，远在秦桧主张向金人求和之前，早就不能尽职守节，公然降敌。其中王仲山尤其无耻，而他就是王氏的父亲，秦桧的岳父。

    当时，一一二九（建炎三年），金兵打过长江，这是游牧民族，破天荒第一次渡江，是从前苻坚等人所不能比拟的。渡江以後，兵分两支。一支从南京附近直扑浙江，从浙西赶到浙东。宋高宗计划，从宁波航海，迳向台州温州沿海。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君主航海，破天荒的经历。另一支金兵，追赶逃向江西的太后。从建康（南京）打进江西，或降或走的知州，有十四人之多。王仲山、王仲薿就在其中（《要录》，页五六六）。

    王仲山知抚州（即王安石老家的临川），金兵将到，即以城「降拜」。降已丧名节，而拜则更无耻。金人没要他做官，却利用他的儿子（不知是那一个），「权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银，赴洪州（即南昌）送纳。」王仲薿知袁州（即宜春），已近湖南边境。也用不著金兵去打，和他哥哥一样，赶紧投降（《要录》，页五七七）。

    名门兄弟，连袂降敌。消息传来，南宋震惊。朝廷虽然躲在浙东，深觉不得不严词痛斥，以儆效尤。诏命说：「今两兄弟，为郡江西。临川先降，宜春继屈......虽尔无耻，不愧公议，然亦何颜下见先人？」所谓先人，即曾任宰执的王珪（《南宋书》，卷卅一，页九—& amp; amp; mdash;十）。这责词简直是破口大駡他们兄弟死不要脸。

    金人渡江南下，只是突破。目的限於追袭高宗和太后，以断南宋承继的根据。女真既无充足的人力，也没有征服长江流域的计划，甚至统治黄河流域，暂时还得利用伪政权。因此，南下的追兵不久就退回北方。许多降拜的官吏，也并不一定跟他们走。有的参加了刘豫的伪齐政权，有的厚颜归正，仍然留在南宋。王仲山的下落，缺乏史料，无从查考。但据说他在山东有产业，还帮助了原来被金人掳去的女婿女儿，秦桧夫妇，回到南方。这段传闻说：「王仲山原有别业在济南。金（人）为取千缗赆其行......人知其非逃归也。」（《要录》，页七二O，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朱胜非的回忆录，不一定可靠。《要录》在他处常常指出它的误载。但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宋和伪齐之间，并未断绝交通，亲戚之间，更不会不设法通声气。在这里固然没有证明，但下文讨论郑亿年的情节，自会明白。

    王仲山虽然无声无臭，弟弟王仲薿却忝不知耻，还在政界不断钻营，因为他和大臣汪伯彦交结。可是在一一三O（建炎四年）言官提出他在袁州「投拜」敌人之罪，应加惩罚。於是贬为沂州团练副使，潮州安置。（《要录》，页六二九）换言之，还留给他一个官衔。一一三五年（绍兴五年），秦桧回南宋，出任大臣，立刻设法替他恢复名誉。刑部检举他的档案，就不提他降金的丑态，另找理由，解释贬责。说他「知越州日，起发花石」，所以「责授散官。盖隐之也」（《要录》，同上，又参页八八四）。但是言官不肯因此罢休，还是旧事重提。於是只好决定恢复王仲薿旧的官阶，而作为退休。这段记载说：「责授沂州团练副使王仲薿复（就是恢复）中大夫（官阶），与宫观（就是有收入的退休）。言者论其不廉不忠，乃诏更俟一赦取旨（即等下一次大赦再考虑执行这命令）。」  （《要录》，页一四六九）

  王仲薿当然不甘心。第二年上疏称述元佑时代宣仁太后主政，恢复旧法。他的父亲王珪是赞成的，有神道碑为证，不该受谤说他不忠，反对旧法。高宗据此陈说为理由，下令王仲薿「复左中大夫，与宫观」（《要录》，页一64，又页二四一五）。换言之，不等大赦，终於取得退休的荣誉。当时，言官就不再说话。一一三八（绍兴八年），秦桧正在筹画向金求和，居然任命他内亲王唤（王仲山之子）【[日奂]，下同，不会输入，  AA】任要郡知州（见下文），辛次膺觉得忍无可忍，竭力弹击。记录说：「左中大夫王仲薿，与直秘阁王唤之父，在建炎中，皆尝投拜。唤不当与郡，仲嶷不当复官。二人，枢密使秦桧妻党也。桧力营救。次膺乃并劾之曰，是将有蔽朝之渐。时桧议复遣王伦使北请和。次膺言，国耻未雪，义难请好。面陈及上疏者六七。（高宗）不从。乃以母疾求去」高宗也不肯，而用妥协手段，将次膺外调，出任荆湖南路刑狱公事。（《要录》，页一九OO—& amp; amp; mdash;———九O一）。

  一一四三（绍兴十三）年，在和议已成之後，王仲薿年逾八十，还大做文章，向朝廷歌功颂德，以干恩典。这段总叙，值得钞录：「左正议大夫（官阶）提举台州崇道观（退休待遇的宫观空衔）王仲薿复显谟阁待制（恢复比前列更高的官阶）致仕（完全退休）。」为什么呢？「仲嶷始坐江西降敌失官。後复故秩。至是献绍兴圣德颂於朝，且遗秦桧书......书未报而仲嶷卒。权中书舍人刘才邵（显然是讨好秦桧）因言其所颂，既进归美之实，而权制典雅，真得家法之传（父亲是宰执），乃有是命（上列的任命）。」原文注引王明清《挥麈录余话》：「王仲薿（字）丰甫......後秦......再入相......以启恳之。会之（秦桧字）为开陈，诏复原官，奉祠（即宫观）放行。......诸孙皆奏京秩。年八十余卒。」（《要录》，页二四一五）降敌之後，居然载誉归老，荫及诸孙。

    哥哥王仲山先死，但他追敍了没有呢？就当时的纪录看，好像没有。但他是秦桧的岳父，怎会没有？也许隐蔽不宣，也许秦桧当权时毁改档案，故意删了。可是瞒不了。一一五六（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後第二年，有个姓杨的提出呈请：「为父昨守吉州，因金人侵犯，弃城。乞依王仲山仲嶷例，追复原官并恩泽。」（足见王仲山也已经敍复了）这纪录接著说：「上曰：祖宗时弃城皆用军法。今得不诛，幸矣！仲山仲嶷皆秦桧亲党，录用以示私恩，岂可为例？（宰执）沈该等因奏当时一般弃城之人，独仲山仲嶷两人追复官职，他皆不与也。」（《要录》，页二八八九）这後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高宗厚颜，公开承认王氏弟兄得的是私恩。而这时的宰执，已经不想再为秦桧或王家维护。表面上好像恭顺高宗的意旨，说这私恩特殊，不可为例。实际上是暴露往事，秦桧徇私特甚，唯独照顾王家，越规追复，丝毫不管法理公议。而且王仲山的几个儿子，都做官。其中还有很得意的，详见下节。

    结束本节，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史话。既描述南宋初暗斗的尖锐，也显示秦桧口锋的毒辣。

  《要录》页七九五，引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一节，今本不见。说绍兴元年，范宗尹和秦桧同相而不和，商量处理江州临江等地，李成寇至，守臣弃城的案件。和当初王仲山弟兄降敌类似。范宗尹「欲宽之，桧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质於贼，什么话不曾说，岂可贷耶？盖讥觉民（范宗尹字）尝仕伪楚耳。」《要录》的编者李心传赶紧加上两行按语，指出王氏弟兄降金是早一年的事，秦桧还没回到南宋。而江州这些该罚的官，地点与王氏弟兄不同，降的也是贼寇，不是金人。这两回事弄到一起，是王「明清盖甚误」。其实呢是李氏按语错了，完全没懂这节记载的深意。是范宗尹攻击秦桧，岳父弟兄既有降敌之丑，却又力求宽恕。而秦桧反击，极为有力。范宗尹曾在张邦昌首尾三十三天的伪政权之下任官，又有什么资格攻击人？南宋初年，曾受伪命的不在少数。而秦桧则以上书金敌，要求保存赵宋，因此被掳，又自动回到南宋，当然有理由傲视他妻子的弟兄。
   
    王仲山有五个儿子，因为不知他们的年龄长幼，这里一概称为秦妻的弟兄。其中比较能干，和秦桧合作较多的是长子王唤。北宋亡国，康王（即後来的高宗）由河南北部绕道鲁南再转往归德，设立大元帅府。中途路经单州，王唤是守臣，率官郊迎。过了两年，王唤任江阴统制官，曾奉令拒敌（《要录》，页一一，又四一一）。又过两年，一一三一（绍兴元年），王唤忽然得意。「诏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名，自来年颁行。中大夫直秘阁新知饶州王唤（被任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唤以郑居中（是其岳父）故，积迁至大官。时方讨论，故有是请」（《要录》，页八三O——八三一）。郑居中是北宋末期，声势很大的宰执。当然在朝中不少旧部，支持王唤。但《要录》的编者没注意，那时候秦桧已经第一次登台了。

    王唤主要的靠山，还是秦桧。据说，两家还另有隐私。王唤有个私生子，而秦无子，秦被俘北去，王唤就把这人算成秦的儿子，奏报朝廷，赏他官衔。秦回南宋，很喜欢这事，当即承认父子关系。这人就是後来帮助秦桧很有权势的秦熺（《要录》，页八O二——八O三，引王明清，《挥麈录》）。姑无论其事是否属实，这两家的关系密切可知。

    秦桧初次上台，地位并不稳固。王唤的职位也随著浮沉。同年，他又被任为提点江淮等路坑冶铸钱，可是「後半月，复寝其命，以言者论列也。」过一些日子，还是任命他这事，只换一下地方，提点江浙京湖福建广南路坑冶（《要录》，页八六五，又九八O）。再稍後，宰相吕颐浩罢免和秦桧接近的二十余人。其中就有王唤和他弟弟王昞。御史还特加弹劾。（《要录》，页九九九，又一OO四）

    秦桧在初期下台後，王唤也闲了几年，一一三六（绍兴六年），张浚拉拢秦桧，王唤即在张的都督府，任随军转运副使。不到三年，秦桧独相，他又恢复知州的高位，知泰州。言官又反对，但并不见效（《要录》，页二O九九，又二一五三）。从此，一帆风顺。在泰州兼管通州，名义是通泰制置使。又升淮南东路转运副使。先加直龙图阁的官衔，後又提升秘阁修撰的官衔。

    一一四二（绍兴十二年）金人依议把徽宗的棺材和韦太后送来南宋。王唤有好机会，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他以转运副使的地位，献给转运司，「银钱十万缗两，以助奉迎两宫（徽宗与太后）之费。」一十万之数，并非特多。但他一立榜样，「四方率皆献助矣」(《要录》，页二三二二，又二三二八）。朝廷凭空收入大增，岂非王唤首创之功？第二件，太后中途借钱，出了误会，又是王唤临时竭力筹措，挽救难关。《要录》，页二三四O记载得很生动，有些惊险的曲折：

    太后称贷於金之副使，得黄金三百两，且约至边境，倍息以还。后既得金，营办佛事之馀，尽以犒促者，悉皆欢然。途中无问言，由此力也。既将抵境上，使必欲先得所负，然後以后归我......遂询於（奉迎大臣）王（庆曾)......（王）心惧秦（桧）疑其私相结纳（太后），归欲攘其位，必贻秦怒，坚执不肯，傧相（伴迎者）待界上，凡三日......既衍期，张俊为枢密使，请备边，忧虑百出，人情汹汹，谓金已背盟中变矣。秦适以疾在告（假），朝廷为备边计，中外大恐。时王唤以江东（即淮东）转运副使，为奉迎提举一行事务，从王（庆曾），知事急，力为王言之，不从。唤乃自裒其随行所有，仅及其数以与之。金人喜。后即日南渡，疑惧释然。

    太后到了临安，当然把这事告诉高宗。本要重罚王庆曾，但秦桧因为喜欢他真正事事听命，竭力庇护。奉迎大臣怕秦桧起疑，王唤是至亲，并无顾忌，一力担任，解决困难。因此大得高宗欢心，连连升官。凡是奉迎太后的官员，都进一级。而王唤特升集英殿修撰的官衔，派为两浙路转运使，参加办理安葬徽宗。葬事未毕，又升临安府尹（即首都特别市长），加直学士衔。（《要录》，页二三五三;四，二三64，二三六九，又二三九五）

    王唤在临安府任上，还做些文教工作，以增名誉。他为太学筹措了固定经费，够养三百名学生。整顿秘书省，恢复北宋旧制。暇日天气好，召集官员，举行曝书会（《要录》，页二三九八，又二四O二————三）。未足三年，调知平江府，即最富裕的苏州。以王唤的才具与官运而论，很可能再升大官。但不到两年，一一四七，在秦桧未死之前八年，他就不幸先死了。

    弟兄之中官位次於王唤的是王会。他本来只做小官（《要录》，页二三六九，二四七二，又二五三O），在王唤死後，秦桧可能特别提拔他。先升兵部侍郎。一一四九（绍兴十九年）以敷文阁直学士衔，知湖州（《要录》，页二五九九，二六三三，又二六三六），一一五五（绍兴二十五年）七月，又调任平江府，他哥哥的旧地（《要录》，页二七五八）。不巧之至，十月间，秦就病死。王会从此倒楣，是受他外甥秦熺冒失妄冀之累，二是小人乘机攻击他。

    秦桧临终，秦熺就妄想代替他父亲。高宗断然斥之，并即令秦熺罢官致仕（《要录》，页二七七O，又二七八一）。谁知他不识风势，还另有要求，说秦桧归葬建康（即近代南京），全家回去，请求把他在平江的亲旧王会和知建康的长官对调一下，以便王会照顾秦家（《要录》，页二七七四）。因为高宗在临奠秦桧的时候，「面谕桧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要录》，二七七九）。他以为高宗还会厚待他家。其实，所谓保全，只是消极的不处罚不追究的意思，并无积极优待的涵义。这种对调地方长官的无理要求，那会准许？反倒给人攻击的口实。

    御史汤鹏举立刻指出秦熺丧父，「止有营私之心，初无忧惨之意......如乞王会知建康，共办父之丧事，可也。乃云应得相聚，照顾家属。建康驻屯大兵......事体非轻。若止为私家相聚，朝廷何赖焉?」（《要录》，页二七八一）高宗得此抨击，不但不准所请，还把王会也罢黜了。

    在这事以前，小人看秦死了，已经开始找王会的过失。有人说他过生日，有知县送他黄柑万余(《要录》，页二八三O）。这是不值一笑的小毛病。而另一件事却异常曲折。那时，秦桧虽死，岳飞的寃狱并未昭雪，还认为他谋反有罪，而不以为然的人，就被指为不对。李若朴是若虚之弟，而若虚和岳飞相知。岳飞下狱，李若朴正任大理丞，参加审讯。事隔多年，侍御史周方崇忽然提出：「岳飞之狱既具，若朴独以为非，务於从轻。今复守湖外（黄冈），其异议如是，得不为之虑乎？」（《要录》，页二八五二；又参阅王曾瑜，《岳飞新傅》，页三O七）这是站在秦桧那边说话，可是一掉头，又指摘李若朴交结王会，好像王会也靠不住。这真是乘机牵累，毫不讲理。

    王会下场，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初则落职，罢宫观，勒停。不久，贬循州居住，他迟迟不去，又下令押发。不久，又从循州远移海南岛的琼州(《要录》，页二七九三，二八四四————五，又二八八四）。不但如此，凡是和王会交结的人，一一罢斥（《要录》，页二八二四，二八三O，又二八三二）。高宗所谓保全是指秦家直系。他利用过了秦桧，并不想保留秦桧的势力。所以便翦除王会，毫不足惜。明朝文徵明的满江红，题在岳庙。最後两句道破高宗和秦桧的政治关系。说「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此词不见文徵明集中，见於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集》)。专制君主，对待臣下，往往是既不讲公道，也很少留情。

    顺便带一下，王仲山还有三个儿子：王晓、王暦、王著，都是小官（《要录》改作王歴，不从日字，是避乾隆名弘历的讳）。王历做过江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官。王晓王著先後都在温州做过通判（《要录》，页二四八七，二六八一，二七O五，二七六O，二八二四，二八三O，又三三九一）。其中王晓，并不晓事，而王著，也无可著录。一一五八（绍兴廿八年）秦桧已死了三年：「中书省言，右丞议郎王著王晓，皆王会兄弟。凭恃权势，恣为不法。昨从罢黜，公议未平。今乃辄造朝，干求差遣。诏竝令吏部与远小监当。日下押出门。」（《耍录》，页二九五九）王门秦门，从此中落。


四  曾任伪官的表亲郑亿年

    郑亿年这名字，在历史上很生疏，谁知此人事迹，却是千古怪事，而且关系微妙，先提出他可怪之处罢。

    《宋史》无传，《东都事略》并不详细。明代钱士升的《南宋书》卷卅一，不但有传，而且很具体。他降金任官，又接任刘豫伪政权的高官。刘豫废，金宋讲和，他立即到临安任职，好像他到处都可以做官，一可怪也。金宋和成，按规定金国可以索取他们的人或家属。郑在名单中，而南宋恳求，独留郑亿年。二可怪也。中间和局一度破裂，郑居然大言，以百口保金人绝不背盟。他如何会有这种有把握的见解？三可怪也。他的古怪，很可能，就是秦桧办外交的大秘密。

    他父亲郑居中，开封人。最初接近蔡京，但後来颇遵纪纲，守格令，因博好评。他曾使辽，也不赞成联金攻辽。在北宋惹祸之先，他已去世（传在《宋史》，卷三五一）。

    亿年是次子。他中进士，曾引起风波。李邦彦主考，由得考官莫博到各房里去找卷子，找到亿年的试卷，结果名列第九。有此情节，何况他又是宰执之子，物议沸然。幸亏微宗手诏庇护，平息风潮。

    北宋亡国时，亿年已是秘书少监，中上的职位。金人威胁张邦昌称帝，他就接受伪命。三十三天後，张自己投诚高宗，亿年和他哥哥修年也南下。在扬州时，任职学土（《要录》，页二八二）。宋廷从扬州，退临安，又向宁波海上进。同时遣散百官，任便居住。亿年躲在宁波山间，为金兵所获，带回北方（《要录》，页六O 二，又六一O）。

    一O三O（南宋建炎四年），金人设立刘豫的伪齐。亿年任工部侍郎，又移吏部（《要录》，页七O五，参页七三九）。当时南宋对於在北方任伪官的，不但不斥罚，还要特别安慰他们留在南方的家属。这叫「以安反侧」，希望他们回头归正，和「召安」是同一的「柔道」。亿年的弟弟侨年，「以其家流落为请」，即任为宣州通判(《要录》，页64一）。又有命令凡在伪齐任高官的，都「命所在州根刷期（服）以上亲，赴行在。候到，取旨迁擢，以其用事於伪齐故也」（《要录》，页八九二）。换言之，有政治作用，要注意笼络，同时监视。但这命令，并不严格执行。例如亿年妻在台州。她身故，朝廷还赐钱千缗（《要录》，页九二一）。

    亿年在伪政权尚颇顺利，一O三二年，任开封府尹。四年後又调兼吏部礼部两部侍郎（《要录》页九七五，又一六三五）。金人废刘豫，复以亿年知开封府（《要录》，页一八八四——五）。但是他已定计，脱身回到南宋。因为他知道秦桧会帮他立脚。

    他和秦家王家是三重的亲上加亲，亿年的母亲王氏，就是王仲山之妹秦妻王氏的姨母。所以亿年和秦妻是表兄妹。而亿年的表兄王唤，前面提过，又娶了亿年的姐妹。由表兄弟而又成为郎舅。这还不算，下一代又结亲。秦桧的儿子秦熺，娶的就是郑修年，亿年老兄的女儿。所以在王家两重亲戚之外，秦桧和郑亿年，虽不是直接的亲家，也可以说是由表郎舅而成为叔伯亲家（《南宋书》未提王唤那段姻亲，尚非全貌）。

    亿年到临安，「上表待罪」。同时他又从开封带来，他暗中收藏的皇室「祖宗御容五十余轴」（《要录》，页二O六五，又二二一六)，表示他忠心耿耿的见面礼。经秦桧关说，复以亿年为直学士。他又不满意，还要求恢复他在伪齐原有的更高的名义。执政李光反对，但反对无效。高宗竟给了亿年资政殿学士的职名。曾任金伪两处高官的罪人，有什么理由站在朝廷上？这不是像《南宋书》所说，秦桧「庇护」这两个字所能解释的。他之可以一再要求，他之所以能高踞其位，这样出人意表的，唯一无二的特例，一定他有所凭藉，而秦桧和高宗不得不敷衍他。这特例的重要性就在此。

    命令郑亿年恢复（伪齐）资政殿学士的制词很妙。「略曰：还秘殿之隆名，赋殊庭（即刘豫朝廷）之厚禄，非为尔宠，盖所以昭大信於四方」（《要录》，页二一四九）。换言之，这特殊措置，实在讲不过去。只好说并非为他，只是拿他作榜样，对外宣传。御史廖刚攻击说：「亿年身为从官，委质叛臣。今而归国，赦其戮，幸矣。乃宠以秘殿雄职，授以在京观使。臣恐此命一行，节夫义士，莫不解体。」（《要录》，同上）这是针对制词不但没有宣传作用，反倒使人心涣散。

    廖刚之外，儒臣陈渊也竭力抗辩。除《要录》之外，《宋元学案》，卷卅八，也提及陈的痛论。而四库珍本陈的《默堂集》，卷十二，页廿六;—八，有「论郑亿年除资政奏状」原文，值得节录几段：

    今者忘万世之公，而论一时之权。用贼豫之所以悦亿年者，以宠亿年，特使为善者不劝，而为恶者不惧......臣谨按亿年故相居中之子，虽尝为从官，无他技能，而有从贼之丑从之而得美官，必有取非其道者。因赦而复之......其可乎?......且资政隆名，贼豫......兴之者也。固不可以言复矣。     这篇痛论明说朝廷荒唐。亿年任伪齐资政，南宋怎能说是恢复他的名义？高宗和秦桧，都很聪明，怎会如此荒谬？廖陈二人的反对，又都理直气壮，怎样办呢？不报。何以无法答覆，不能解释呢？其中必有难言之隐。这隐情是什么？

    这是一一四O（绍兴十年）正月的事，和议正炽。不料金国内政起了变化，主战的中止和谈，再占河南，进攻两淮。廖刚已升任工部尚书，直指亿年说：「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亿年气塞。秦桧以为蔑己也，乃曰：（寥）尚书晓人，不当如是。亿年惧，求去。」於是给他宫观退休（《要录》，页二一七四————五）。这段画面冲突，露出线索来了。亿年能供给南宋金人的军政情况。再回头看《南宋书》，曾轻轻提及亿年在伪齐，曾参予伐宋（即进攻南宋）的机谋。再审查他的全传，别无见长或重要经历。可见他的政治资本，主要在熟悉北方的军事策略。

    有这线索，不难推理。千古疑窦，都怀疑秦桧是金人的奸细。金人故意放他回来，策动南宋求和。这怀疑较难成立。因为秦桧初回时，无从策动求和。过了六七年，经过赵鼎张浚中止合作，张浚急进，而激起兵变，高宗才倾向求和，因此秦桧才能进言，力揽和议。其次，秦桧要和金入直接交通，技术上也有困难。总不会没人知道，没人漏话。再其次，秦桧如果真是金人奸细，当时笔记也许就会写下，至少后来岳珂为祖父岳飞申冤，写的《金陀粹编》，和《桯史》这类的随笔，应该有些线索。然而竟完全没有。

    但事实上，秦桧的确随时在注意北方动静。这怎样解释呢？郑亿年就是解释。南宋伪齐虽然对立，南北的汉人之间，不难暗通消息。更何况是三重亲戚之间？不难推想，郑在北，供给消息。秦就得据以画策。换言之，郑必对秦有功，所以敢回来南宋，所以敢一再要求，甚至恢复在伪齐曾任资政殿学士的名位。而秦也把内幕报告高宗，高宗也不得不同意。而这内幕，不仅是谍报，而是南宋决定国策的重大参考资料，怎么公布？因此任命郑，而言官反对，只好不报。

    还有反证。金人据和议索人，郑亿年也在其中。南宋同意要求，唯有郑，又是例外。历史上又以为秦桧的亲戚，所以保证他，不让金人要去。假定把郑放走，而万一金人从他身上，得知从前的内幕，便能测度南宋的国策，那还了得？

    这段索人请留的事，怎样经过，也值得细叙。

    一一四一（绍兴十一年），金人於失利之後，放弃进攻，而高宗也致力於统治，释三大将兵权，巩固他的半壁江山，无意再战。和议从此定局。据条约，金人可以索取原来归附北方的人或他们的家属。金帅来的公文，列举若干名人。其中说：「郑亿年资政......系汴梁......人氏。早岁朝廷尝委以近上职任。」请亦送回金国。南宋照办如文，但请求留郑。回文说：「其母（即秦桧岳父之妹）亦以此中亲眷不少，只欲留此养老，诚出恳切......亲书状缴纳，想蒙情察也。」金帅先没反应。请示他政府之后，才来公文说：「所附郑亿年申状，寻具奏闻。准奉圣旨，为已经放还，只合在彼（南宋）居住。」南宋再次去文，还道谢金帅，「过蒙恩念，特为取降圣旨。」所以结果是：「凡士大夫北留者，家属悉遣，惟亿年得留焉。」（《要录》，页二三二七;——八，二三三Osh;—二三三九，二三五一，又二三六一）。高宗和秦桧是不放心把他放走的。

    郑亿年虽然退居於宫观，是避免朝中纠纷。高宗和秦桧特加优待。徽宗下葬，郑任复按使。事後升级，提举临安洞霄宫，赐田二十顷。最要紧的是「恩数视（同）执政」（《要录》二三三六，二三六O，又二三64）他享了十几年福，但秦桧一死，右正言张修旧事重提：「以宰相子，身为近臣。不能捐躯报国，乃甘事逆臣刘豫。既还朝，大臣力为之地。高爵重禄，坐享累年」，这时高宗已无所顾忌。郑亿年落职，贬到南安军居住（《要录》页二七八三，又二七八五）。他的千古怪事，就此结束。


五  干亲——御医王继先

    秦桧，除了内亲王家和迭为婚姻的表亲郑家之外，还结有乾亲。王继先是高宗的御医。「有宠。秦使其夫人敍拜为兄弟，往来甚密」。他的儿子秦熺也「厚结」继先。从继先那里可以熟悉高宗在闲暇时的动静和意向。因为不上朝而进宫见皇帝随便谈论的，只有继先一人。高宗说：「朕於药医尝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医者诊脉。才有亏处，便当治之」（《要录》，页二五二九，二五五二————三，又一七O八）。这医者地位之高，与宰相相提并论。「台臣有论秦桧王继先者。上曰：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言者遂沮」。那敢再说？（《宋人轶事汇编》，页六九，引《四朝闻见录》）

    继先如何得宠呢？传说他是开封人，「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这恐怕是挖苦他的话。因为他相当文雅。一则编写医书，见於书目著录。二则收藏古董，有名女词家李清照的丈夫，前知湖州的赵明诚，逃难南下，搬到金华等地，出卖多年收藏的金石，就是继先买去的（《要录》，页四四九— ———四五O）。还有一点，要十分注意。高宗有父风，颇喜翰墨，尤其是书法，他自己书法，也有相当功夫。他接近的人，都是较有修养的。而且高宗时对太监有戒心。一则因为徽宗信任童贯粱师成等太监，公论都认为是亡国原因之一。二则高宗初年，也仍然放任太监从中用事。而苗刘兵变，迫他临时逊位，立刻就杀了康履等几十名太监。从此，高宗不敢让太监们放肆，太监们自己也敛迹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御医王继先是唯一的近习幸臣。

    高宗为什么十分注意医药呢？除了上述，重视卫生，随时诊治之外，还有个特殊原因。据说，继先「治海气，有奇效」。海气究竟是什么？不详。也许是俗话，也许和讳言的高宗隐疾有关。一一二八（建炎二年）金兵突然冲到扬州，高宗半夜仓皇渡江——就是後来盛传泥马渡康王的夸张故事——据说因为「矍然惊惕，遂病薰腐」，现代称为阳瘘。从此缺嗣，後来才以傍支宗子孝宗入继（《要录》，页六六九，又《宋人轶事汇编》，页七四，引《朝野遗记》）。这是事实，因为另有记载说王继先「尝劝上服仙灵脾......亦名淫羊藿，虽强阳，然久服......子不成」。（《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O，页一四———& mdash;五，引《遗史》）。

    当然，姑无论这些传闻是否可靠，王继先的医道绝不止此。如宰相吕颐浩有病，高宗立刻差遣他去治（《要录》，页二O六一），其他大臣得病，也时常如此。又设立翰林医官局，令其主管。但继先知道正式官职，容易招致人言，因此辞谢，既可改为自己升官，还可以请求以恩数同授给几个儿子（《要录》，页六七三，一O三二——三，一一三六，二O六九，又二三三四）。

    他有三子。悦道也是医生，曾为太后治病，最後升任直秘阁（《要录》，页七七八，又二七四七）。次子安道，是武官。甫任浙西马步军副都总管，便遭御史论罢。高宗也觉到这任命错了。「今和议虽成，大严武备。可督诸路，招填将兵。至於将官，亦须择人。前者，多以子弟（如王安道）及堂吏为之，安能称职乎？」（《要录》，页二三O七，二五五三，又二五八二）。他的三子守道，由转运司主管文字的小官，一直升到直秘阁。秦桧之死，不影响王继先家。续以「供进汤药有劳」许以恩数同授孙子王錡，又是直秘阁（《要录》，页二五九一，二七七五，又二七七九）。他的女婿，也曾一度添监浙江税务，但为宰执封驳。而且说：「继先之徒，以技术庸流享官荣......使其应奉有効，仅能塞责而已。想金帛之赐，固自不少。至於无故（添差），增创员阙，诚为未善。」（洪迈，《容斋四笔》，国学基本丛书本，页二三）

    这都是小事。继先利用他的势力，常在幕後徇私引援。「凭恃恩宠，势焰蒸灼」。据说他的力量，几乎和秦桧相等，甚至高过宠用的太监张去为（《要录》，页二一七九，又二五五二————三）。连军队高级人事，他也插手。据说王进在池州任诸军都统制，「不恤士卒，惟厚结王继先及诸内侍」。另一位将官王胜，因为大将张俊不肯升他，就恳求大将韩世忠设法。韩「宴王继先，命王胜出拜继先为父。继先见上，言胜大可用」，即任镇江都统制。因为这类事，「诸将不敢少忤」（《要录》，页二三七二，二三六九，又二五五二— ———三）。

    宋金停战二十年，王继先也享尽富贵。一一六一（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纂位南征，要立马吴山。王继先竟敢出头，干预国策，还主张杀主战的大将。《要录》，页三二O九——三二一O引赵甡，《遗史》如下：

    初，刘錡都统镇江之军，屡请决战用兵，朝廷......未许......一日，汪应辰献复和策，坚持和议。且言，......用兵之议，恐误大计。继先因间见上言，今边鄙本无事。盖缘新进用主兵官好作弗靖，喜於用兵，重敛邀功耳。若斩一二人，则和议可以复固。上不怿曰，是欲我斩刘錡乎？

    上在刘才人位，进膳不举箸。才人怪之。遣中人物色圣情，因何不怿。乃得应辰之策，继先之言。才人侍上，因用言宽解上意，大抵与继先之言相似。上怒问曰，汝安得此言，才人不能隐，遂具说遣中人物得继先之言，上大怒。刘才人俄以他事赐第别居。

    这事传到外廷，侍御史杜莘老抓住机会，奏劾王继先十大罪状。《要录》，页三二一O——— —一节录不少。而《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O，有原文，页十——— —十五，有两千多字。大要说：㈠广造第宅，占民居，侵官街，塞运河，号称快乐仙宫。㈡强夺良家妇女。㈢钦宗丧礼时，违制燕饮。妓女舞而不歌，谓之哑乐。㈣怕金兵来，家财先移湖州。㈤养恶少数百，私置严甲。㈥纵子贪污，役使禁兵。㈦受福州富民海舟，舟中百物具备。凡受赂即为解免大狱。㈧各地建立生祠，复藉以兼并大刹。㈨吞没珠行财宝，又诬人奸罪，以致编管。㈩用药谬误，反挤陷名医，或皆畏避。

    高宗随即惩罚。拘收王家在临安以及外地所有第宅房廊（即出租铺面）田园。拆毁所立生祠。强买奴婢，放还遂便。王继先本人致仕，令在福建路居住。子孙任官者，一概勒停。还有其徒三人所校本草，原来希望由官刊行，查有譌错，不可传世（《要录》，页三OO二）。

    过了一年，高宗怒气已平。又下令放宽，听王继先「任便居住」，即不必限住福建，但「不得辄至行在」（《要录》，页三三九七— ———八）。再过一年，高宗自称太上皇，孝宗继位。又过了五年，一一六七年（乾道三年），「太子得伤暑病，医误进药，疾遂剧」。高宗孝宗皆亲视疾，「乃急召医师王继先於福州」（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适园丛书本，甲集，卷一页十六）。但太子三日即死。王继先是否到了临安，不详。

    总之，高宗偏安，表面上是中兴圣政（南宋後来，常用这四字为书名的起词），并无大过。实际上是信用专人来控制各方面。而信用未必得当。赵甡之的《中兴遗史》（赵的正确名字，见点校本），有这样的结语：「大抵，上（高宗）以国事委之桧，以家事委之（太监张）去为，以一身委之继先」。  


六  忠於秦桧的王次翁

    如果题目定为秦桧的亲戚，说完内亲和表亲郑亿年就可以打住。但既然说讨论秦桧周围的人，就不得不提起他的朋友。其实上节说的御医王继先，名为干亲，基本上不过是朋友。而在秦桧死後，高宗不许他的家人留在临安，从此毫无势力。王继先仍在高宗身旁，也没听说他照应秦家。

    当权的人，周围都是依附权势的人。树倒猢狲散，根本没有朋友。不过这话也过分。第一点，在当权的时候，要办事部下不乏得力的能手。这些人有受提拔与曾效劳的关系，广义说来，也可以算朋友。一般因为秦桧屈辱求和，对他的政绩以及选用的能员，都不觉得值得注意。这是偏差，有待补充。因为如果他政绩差，纵有帮助讲和之功，高宗未必一直信用他，至死方休。

    本文并未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既作此建议，不妨举个实例来唤起注意。中国地税，极为重要。一是政府主要收入，二是弊端百出。方田，即确定田亩品等大小，产权和租佃的登记，在北宋讨论了近百年，始终没搞清楚。实行新法，亦复如此。而在秦桧当政时，提拔了李椿年，先後到各地区推行经界法，并不测量;———那近乎不可能;—而是由四邻地保整个重新报明审定。也可以叫做清查法。就是如此，已经颇费办理，临时需要解决纠纷。不服的还要上诉。另费手续。虽然有人批评，许多人不满，但大致说来是成功的。一直要到明代的鱼鳞图册，才超过经界法的成绩。以往虽然有文章讨论经界法，可是没有注意到秦桧当政。再扩大点，可以提出一串列建议性的问题：是否在秦桧的时候，南宋立下稳定的财政基础？假定是或近似，是否可以说高宗求和之後，最注意的是财政？又是否可以说秦桧在讲和之後对高宗仍有财政上的功劳，所以高宗对他如此长久的信任。

    第二点，秦桧久居其位的反面，也就是旁人不得久预朝政。据向来的看法，都以为秦桧固位嫉才，深怕旁人出头，又取得高宗欢心。抢他地位。这解释还需要检讨。至少另有三种从推理可以想到的可能：（甲）高宗容他这样做，是因为高宗自己也是这作风。在秦桧之前，任宰执的多半不过两三年，只有少的，没有多的。秦桧之後，高宗亲政，又是如此。秦桧多年久任，是唯一例外。等於高宗的代理人或大总管。在他之下，照样的时有人事更动，并不叫人久於其位，或久主其政。（乙）相反的可能。也许有些土大夫早巳看出高宗猜忌的心理和不让人久位的作风，更看透秦桧使用同一作风，更为阴险，所以早下决心，甘愿外任。与其在朝廷里应付维艰，不免跌倒，不如在大州当长官，独当一面。（丙）第三种可能是高宗年少登位，并无行政经验。而秦桧亦没担任过事务的首长。他以画策议论出名，并不是行政领袖。因此，这两个人都不会用人，都不能团结办事的人才。底下有人会办事，反倒慢慢由摩擦而冲突，终於被罢免。这个可能性相当大。例如秦桧明知他儿子秦熺的才智并不高，而倚为左右手。但又知其孤立。病笃，以後事托付两个宰执，汤思退和董德元，并赠黄金各千两。汤不收，董收了。高宗亲来视疾，桧已不能语，而冒失的秦熺竟问高宗，代居宰相为谁。高宗毫不客气，答道：「此事卿不当与」（毕沅，《续资治通鉴》，标点本，页三四五七八）。

     另一说，高宗来，桧不能言，「怀内出一剳子，乞以熺代辅政。上视之无语。既出，呼干办府事，问何人为此？则答以曹泳」。因此第二天就把曹勒停，安置新州（《宋人轶事汇编》，页七七一，引《齐东野语》）。无论那一说，都可见秦桧临死前，缺乏布置，考虑甚差，远不如高宗的老谋深算。

    假定有这些可能，则上文所说的稳定财政基础，又需要修正。南宋只是着重人事统制，而并未改善行政统治。经界法清查，主要还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并不减低民间疾苦。这些话都是举例说明从检讨秦桧手下广义的僚友，可以透视南宋全局。

    第三点，始终忠於秦桧的僚友，偶亦值得注意。刚才提起的曹泳，就是一例。但比他重要得多的是王次翁。《宋史》卷三八O有传，劣迹昭彰，一无好评。姑简略的举几项大事。（甲）秦桧在讲和之前，一度感觉地位动摇，在焦急之中，托王次翁去探听口气。听见不要紧，赶快乘机力言，非久任秦桧不可。（乙）王次翁从头就参与密谋，先解除张韩岳三大将的兵权，然後谋害岳飞。（丙）帮助秦桧，在赵鼎下台之後，加以诬告。（丁）讲和得成，太后被护送回宋，王次翁是事迎使。那时候他用的名字是王庆曾（《要录》，页二三三九）。就是前文所敍的，太后需要还给金使借她的钱，他坚拒不给，因为怕秦桧疑心他私下交结太后。要不是王唤解决这事，太后走不了，南宋还害怕金人要再打。王次翁这样的作风，是像谋士政客，不像行政人才。而秦桧信赖这类人，也就反映他自己重视计划，对人多於对事。

    王次翁百分之百的倾忠於秦，宁可因此得罪太后而丢官。好在他退官之後，秦馈问不绝。《宋史》列传结语说：「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之。始终不二者，惟次翁尔」。《宋史》如此说，其他史料，例如地方志怎样讲呢?

    笔者从学生时後起，一直都听说方志资料丰富可贵。十几年前担任一课研究入门，借到旁枝的教材讲义，读了一些有关方志的书和文章，觉得方志的价值的确很高。但也发现有一点不妥。大家都不批评方志的缺点。

    其实，方志里的记载，往往抄袭，并无经过考证。有的数字，照抄官府例行的报告，无从核实。地理风俗，或得诸传说，或偶据人言，不一定完全准确。许多诗文，并不出色。若干事迹，未免溢美。方志最大的毛病，是隐恶扬善，远过於正史的褒贬。正好像现代各国的商会或旅游机关，介绍本地风光，尽其能事。所以万不可误以方志传记为信史。王次翁的传就是例证。既替宋代儒风照耀，又为本地士绅增光。考语说王次翁「文章似王安石，德行似司马光」。仿佛是才德俱美，古今完人。根本不提《宋史》那篇传记。如果偶然碰上，也判两人。想不到是两种写法。

    笔者有这经验，故而借本题，提供史学界参考。就秦桧或南宋初年而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最好的史料。元代修《宋史》末用，明代也不见此书，直到清代，才从《永乐大典》里辑出来。乾嘉史学大家毕沅著《续资治通鉴》，得力於此书甚多。而只有两三处注明《要录》偶误。国学基本丛书的普及本，有加点的便利。而近年影印的四库珍本，又多了若干页，但不太多。像王次翁这样的题目，要录中有相当的材料。以之为据，再考证他书，即可论定。  

    本文可能对於了解秦桧和他的时代，稍有贡献。可是要声明此文不免草率，因为用的时间甚少。一方面是另有文债要还，另一方面是得力於工具书。京都挚友梅原郁兄编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人名索引》，用起来真是一索即得，赐捷无比。谨以此文献给梅原兄志感。写到这里，又不禁想起从前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煨莲）先生，他创立哈佛燕京社的引得编纂处，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多达64种，真是造福史群。可惜笔者只选过他一门功课，学力至今还差得太远。只希望教课稍暇，再多多读书，好另成一篇较能接近水平的作品，纪念洪老先生。谨此附志。


原载《食货》十四卷七、八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