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中国外交同样需要“以史为鉴”

在新中国历史上，带“9”字尾的年份必然发生重大历史事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而又奇特的“通例”。零九年亦无例外，仅在本月初即同时发生两大事件：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历来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疆独暴乱；同日，澳大利亚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等人因涉嫌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并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而被国安部门依法逮捕，爆出改革以来首宗涉外经济间谍案。这两起“碰巧”同时发生的事件虽然分属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却从不同的侧面暴露出我国内外政策的诸多深层弊端——过度开放、对外绥靖及纵容汉奸。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总喜欢提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说法，以此“提醒”日方应该吸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行径的历史教训，并“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然而，考诸改革三十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历程，中国政府基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战略判断，逐渐放松了对于西方国家所必要的政治警惕与安全警觉，不遗余力地持续推行“全方位对外开放”。面对西方势力和汉奸买办公然损害国家利益及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行径，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对于内部明目张胆的各类汉奸卖国行径采取放任自流的纵容姿态（这就是今天的力拓案居然成为首宗经济间谍案的原因），而对于西方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击及军事威胁则采取形而上学式的“韬光养晦”策略，基本放弃传统的、辨证的外交斗争原则，导致所谓“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实际上蜕化为“和平麻痹”、“不战而降”。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自身更应该进行“以史为鉴”式的总体反思。　　

既然是“以史为鉴”，我们还是从二战说起。众所周知，面对侵华野心早已暴露无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掌握中国及东北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与张学良执意奉行“不抵抗政策”，不仅导致“九一八”的国耻，最后仍然无法避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关于蒋、张两人的历史责任，海内外史家已有大量论述，但有一点似乎为人所忽略，笔者在此仅作扼要补充：蒋张两人不仅是大军阀，还是当时中外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利益维护者，他们自然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时代力量，也就不会想到团结民众、发动民众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后来才由中共提出组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反而只顾保存一己的权位及军力，片面强调中国的弱小以及日本的强大（张学良在其晚年回忆中表示‘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一味无原则地对日妥协退让，还幻想借助“国联”（即欧美势力）去阻止日本的侵华战车（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可见，蒋张两人面对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及蛮横无理的入侵强盗仍然意存侥幸并消极避战，在关乎国族存亡的重大问题上抱持毫无自信、丧失斗志的软弱心态，如此必然无从避免任人宰割、国破家亡的失败命运。　　

无独有偶，当时执掌苏联的斯大林在面对蠢蠢欲动的德国法西斯侵略战车时，虽然利益动机不同，但同样犯了对敌绥靖的战略错误。史家一般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在战前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既是出于自私的民族主义目的（协议瓜分波兰），也是受了希特勒的战略欺骗（当时德国的社民党左翼有句流行语，‘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希特勒’）。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此一招致苏联蒙受巨大战争损失的战略错误，有其更为深远的历史原因。早于1924年列宁逝世后，极具个人权欲及民族野心的斯大林采取各种“阴谋阳谋”逐一清除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及季诺维也夫等党内左右翼政治势力（此外还有三十年代的‘大肃反’清洗运动），进而“首创”了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把苏维埃架空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自己成为大权独揽的专制独裁者，这就意味着斯大林彻底背弃了列宁所创建的、代表社会主义理想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亦逐步蜕变为一个斯大林及其官僚集团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的极权国家，这与马克思、列宁以及广大工人农民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因斯大林掌权后即犯下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二战初期的苏联才会由于无法纠正斯大林个人独断专行所造成的战略误判而蒙受巨大损失（斯大林甚至为免刺激德国而一再推迟备战并竭力鼓吹‘苏德和平友好’），而苏联亦因此长期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沙文主义，大肆推行干涉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霸权行径，此一具有“沙俄特色”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也是造成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右倾政治路线迅速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斯大林所强力推行的工业化经济政策固然使得苏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与美国并立的“超级大国”（其‘农业集体化政策’却失败了），但亦由此造成了偏重军工及重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终被美国有机可乘，使用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综合策略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说起片面的“发展经济”，其实有一个亚洲国家的历史教训非常值得中国借鉴，这就是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美势力帮助下重返王位的巴列维国王对内积极推动“现代化建设”，对外则逐步投靠美国。他提出伊朗要实现10%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在20年内赶上西方国家，进而“在80年代内加入世界五大国的行列”等诸多宏伟目标（类似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开放道路）。巴列维的现代化计划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成果，伊朗成为当时世界第四大产油国及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年度石油出口收入曾经高达200亿美元。然而，巴列维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以伊朗人文盲率超过50%、国民素质不高为由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又以国家落后需要建设为借口，大力压制伊朗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辩论，更以“符合伊朗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名义长期维持其“合法”的专制政体及官僚体制。　　

显而易见，巴列维此一“政经分离”的矛盾政策，必然导致伊朗的“现代化建设”因自身各种难以克服的政治弊端和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而难逃失败的下场。巴列维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引进外资及发展对外贸易，但蜂拥而至的西方商人所追求的各种利益显然与伊朗的国家利益有着本质区别甚至是绝然对立的，外国政府及外国公司利用伊朗急于引进资金技术和发展外贸的心理，常常向伊朗出售最昂贵却又最不适合伊朗的技术及设备。与此同时，掌握各种特权与资源的王室成员及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外资合作的石油开采和贸易中往往“一夜暴富”，越是接近王室的人就越容易“先富起来”，使得伊朗在短时间内即涌现两千多个拥有亿万财富的家族。这种因不公平分配和官员贪腐所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自然导致伊朗产生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巴列维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的各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伊朗街头的各类“黄赌毒”现象对奉行禁止赌博、投机、饮酒等戒条的伊斯兰教义产生强烈的冲击与破坏，这尤为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不能容忍。60年代的伊朗什叶派阿亚图拉塔里加尼、马达里和霍梅尼均公开反对国王的独裁统治，指出专制独裁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通过宗教复兴运动发起一系列反对王权的政治斗争。进入70年代，伊朗人民持续掀起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罢工运动迫使伊朗石油工业全面停产；1979年伊朗人民的伊斯兰民主革命运动终于取得成功，巴列维国王被迫下台并流亡海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并通过全民投票确立了第一部“伊斯兰宪法”。1980年7月，巴列维在临终时就自己的政治过失表示忏悔，“我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盲目地相信西方，相信西方的友谊，我让国家超出它所能接受的程度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和现代化”。　　

此外，还有两位苏俄最高领导人的忏悔同样值得一表。苏联首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年力主“改革”并因此成为亲西方的“典范”，后来又一手葬送了苏联并使自己成为末代总统，大多数俄罗斯人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仍然在西方受到赞扬和欢迎，但历史与现实却让他不得不为当年的“改革”表示悔过，“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见06年第五期《环球人物》杂志）。0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对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干涉俄罗斯内政提出了尖锐批评。另一位同样促成苏联解体并让俄罗斯“拥抱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在他“提前退休”让出总统权力并最后一次对全国电视讲话时为自己的失误向俄罗斯国民道歉，“我为你们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请求原谅；我为未能理解大家的希望请求原谅；我为自己未能把国家领进一个富足文明的未来而请求原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过于天真幼稚了，实质上（改革）问题要复杂得多。而许多人在这一复杂的年代里经历了磨难与失落”。无论如何，曾经身为大国元首而能公开为个人的执政失误向国民致歉，叶利钦仍不失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也可说是俄罗斯民族的幸运和骄傲。　　

根据美国学者彼得·施韦泽的《胜利—美国行政当局的秘密战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解体中所起的作用》一书透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伊始即认为“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鉴于此一战略目标“越出了现行政策的范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私下制定及实施了一项旨在“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的战略计划。但这项行动计划按照当时美国的政治标准而言是不合法的，因此这一行动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历史证明，由于苏联政府领导层（包括国家安全机构在内）的不称职或不作为，致使美国的此项战略预谋果然获得巨大成功。所谓“殷鉴不远”，当人们联想起中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当局的消极对日政策，以及抗战期间各类汉奸伪军数量竟然超过侵华日军，还有当前充斥于中国全社会各领域的各类汉奸言行，不由得为国家及民族的前途命运捏一把冷汗。事实上，外部敌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视而不见，对于当前已经非常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与民族生存危机麻木不仁。值此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就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以史为鉴”式的总体反思实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