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晗的学术之争

关于吴晗的学术之争

作者：壶公评论 写于2011-05

　　二千五百年前，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为史学定义：“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历史》)。显然，同时期的中国史学家们对历史有更为深刻的的理解，出现了“南董笔法”，即齐太史笔法和晋太史笔法，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南史和董狐。

　　所谓“南董笔法”，即南史和董狐秉笔直书的史学观;稍后的孔子著《春秋》，评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而500年后的司马迁发扬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又500年后的南朝刘勰表述为“直肇南董”，所谓“直”者：直观言，直书不隐;深入言，以时代价值观为评判;以学术言，直笔就是论衡天下于正义。

　　“南董笔法”在西方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德国人兰克正式提出“历史事实”的概念，居然因此之故有了西方史学泰斗、科学史学之父的称谓，因之论之，齐太史南史和晋太史董狐就是人类科学史学之始祖了。不过，当秉笔直书的史学观在西方兴起的时候，在东方的中国却淹没于一个蛮族的政治了。近代中国无信史，是满清文化和东正教文代共同导演的结果。

　　作为信史的历史学是有生命的，董狐直笔出现于晋国三分的前夜，约在公元550年前。《左传》记载了这一个“董狐直笔”的现场：

　　宣公二年，“赵穿攻晋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这里的“大史”就是董狐，董狐直笔以史寓义;孔子是文化史学论者，评董狐则在阐述义;一千七百年后，元代有戏剧《搜孤救孤》，是苦难时代人们舍生存义信念的彰显;二千多年之后，欧洲人伏尔泰再写《赵氏孤儿》，则是在基督教窒息生命的赎罪理论之外寻找另外一类更加文明的自律理论，中国的“义”就是伏尔泰所求。

　　以事实为依据，阐述德、义的历史是有生命力的，这是董狐关于“赵盾弑其君”的记录流传千古的原因。或者是，毛泽东也意识到自己处于赵盾的位置，当中国的恶势力利用时代变革的不成熟，制造了饿死4-5千万人的大事件，他并不象赵盾那样“亡不越境，反不讨贼”，而是奋然而起，向那些制造了民族大灾难的“走资派”和旧中国的“还乡团”发起猛烈的反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一些制造历史的学者仍然习惯于戏弄历史，毛泽东同样以愤怒的态度对待这些颠倒历史者。在毛泽东看来，置大众于灾难的人不是他，他也没有逃避拯救民众的责任，或者说他即不是“弑其君”者，也不是赵盾式的逃避者，因此并不接受董狐直笔式的模仿，于是吴晗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首当其冲者。吴晗的个人命运即决定于当其时的大时势，也决定于他后期深陷于中的造史迷途。吴晗或者说是迷失的，但是他很难为自己做学术辩，他很难改变与当代以篡改历史著称的茅于轼相同的形象，后者却是名符其实的以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为目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当纵恶者反诬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是否有自我辩解的权力?

　　毛泽东的辩解不是个人的，而是神圣的，无论世道如何阴阳交错，正义者唯有以善、德引导世事，善、德的导引是要成为新文化的，决定民族的命运。当我们现在看到现代“三大家”的垃圾文化遮天蔽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毛泽东曾经的努力产生由衷的敬仰;当我们现在看到极右翼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极尽诬蔑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吴晗史学观的不幸，也不能不寻求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

　　千古流转，经史同参，道证于信史。痴情于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信史于我们民族的意义，而对于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彭真来说，似乎并不明白信史的价值。道或真理，不证于信史，道是不存在的，真理也是空泛，又谈什么时候“人人平等”，如同新自由经济高唱经济学的科学性，却明明是在害民误国，

　　处于大变革初期的人们是不成熟的，正是因为人们自身的不成熟决定了大变革的初期性质。作为领略了后果的当代中国人，当我们正视文革初期的人们，能够产生这样的感觉：

　　懂得中国历史的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例如吴晗，他把东正教的斯大林史观误读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却不了解中国文化，例如彭真，他倡导的真理与中国文化的道理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真理是排它、僵化，典型的自以为“正教”的东正教的语义。而道理内孕信史的连续性，是包容的，即道分阴阳、理一分殊;是和谐的，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即天人合一。

　　当我们的民族面临死亡大灾难的时候(当其时，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几千万)，人们在检讨，是政策策略的错误，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自身存在难以治愈的病症?人们对社会认识的深刻程度也在这里得到检验。

　　在现代的我们看来，政策策略上的问题并不严重，在战争的废墟上刚刚站立的新中国是极度贫困的，抗美援朝之后的中国几乎陷身绝地，这一时期的政策策略几乎就是悬崖绝壁上的攀行，容不得一点点错误。最受后人诟病的是这一时期实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大策略，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两大策略，应该说大跃进是突破重围的一类方式，是战争时代的拼搏;而人民公社，它源自俄罗斯文化的米尔制度(沙皇俄国的村社)，本身就是恶劣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有效的生存方式，例如当代行之有效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是在西方重重压力下产生的组织，同样内涵米尔精神。

　　问题在于文化，满清灭亡中国后，中华民族的文化被淹没了，中华民族的人性被扭曲了，贪婪、懦弱、残忍成为民族性的重要特征。这就是造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充满战争的原因，这就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充满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贪官污吏遍天下的原因，而新中国建立最初的16年中这种文化现象能够幸免吗?

　　于是，当面临民族巨大危机时候，毛泽东站起来了――他意识到危机发生的根源――这个问题在甲申三百年纪念的时候已经谈得很多了，事实上，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对恶质人性的容忍都是有限的，为了人民的生存，毛泽东随时都将站起来――为人民站起来的就是毛泽东，例如重庆的薄熙来。彭真却犹豫了――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社会本质性的认识上他是茫然的，事实上，对恶质人性的放纵必然导致民不聊生，也必然导致内战。这就是文革初期出现的学术与政治之争的思想背景，金戈铁马锵锵与紫燕呢喃痴痴在这里交集。

　　关于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因为历史是人群自身的创造，既然人是活的，历史也不可能死寂。薄熙来新政、文化大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存在本质上的类一，不同的只是振荡幅度的强弱。社会振荡的程度实际上与人性的放纵程度有关，有掠夺者的肆虐，必然有民众的暴起;有反动派造成的5-6千万生命的丧失，必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文强式的恶行，必然有薄熙来式的清算。。。振荡是一类动态的平衡。

　　关于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带有偶然的成份，以毛泽东个人而言，有一个思想深化的进路，他对海瑞精神是倡导的，对《海瑞罢官》是欣赏的;他对《海瑞罢官》的非阶级论有一个支持批判的态度;关于《海瑞罢官》的翻案说则有一个从认可到赞同的转变。促使问题深化的时机即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非阶级论的阶段，促使问题深化的原因即在彭真发起的抵制运动。性质发生转变了，于是关于一个戏剧的批判与造成5-6千万民众死亡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了。

　　从此，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组成的核心领导集团对“党委”失去了信任，运动从依赖“党委”领导的“社教”、“四清”转变为抛开“党委”闹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一切的发生都有内在的逻辑，群众运动很难演变于中庸，文革终于进步到抛弃资产阶级法权的阶段，“一月革命”发生了，原来的国家形态出现裂缝。“一月革命”相对应的是“二月逆流”的反对，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核心领导集团出现裂缝，毛泽东与林彪的分裂了，至此文革事实上失去最基本的保证，文革已经失败了。

　　关于文革发生的偶然性，不能不关注那一场发生于中央层面的政治与学术的对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