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十五论之附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前进，回归科学社会主义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前进，　　

回归科学社会主义　　

　萧湘延　

     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间，苦难的中国给各种思潮、各种政治势力以足够的表演舞台，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立宪派到民主主义革命派，最终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过去150年的基本结论。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条道路、两个方向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阐述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理。我只想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在中国，只要有人多吃一口饭，别人就没得吃。不要说吃饭，就是喝水，有人多喝一口，别人就没得喝。在中国，首先要讲公平、要讲共同富裕。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有前途。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西化派”、“零八宪章派”根本没有前途。他们是反动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言人，在中国，他们是不结果实的恶花。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社会。资本主义的复辟尚未完成，毛泽东的法统依然存在。这种状况不可能继续下去，不可能和谐下去。暴风雨迟早要来，革命迟早要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小革命”， “小革命”就是小规模的革命，就是党内的健康力量与觉悟的群众，上下联动、内外合流，发动一场小规模的革命，把社会主义挽救过来，重新回归社会主义。谁是党内的健康力量？根据大家的观察，目前就是以习近平、薄熙来为代表的没有忘记红色传统、革命初衷的红二代。小革命，优点是社会代价小，流血牺牲少，破坏性小，缺点是不会太彻底，会留许多残余。小革命，目前是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可能有一些渴望“彻底革命”的同志心有不甘，但是没有办法，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能顺势，顺时代大势。以张宏良、张勤德为代表的同志提出“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斗争路线，是符合当前形势的，是正确的。有人攻击说是“穿西服的宋江”，是投降派、保皇派，这不善意也没有道理。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善意提醒，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是必要的。　　

如果“小革命”没有成功，党内健康势力会继续处于弱势，不断边缘化，促使社会上的左派同志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通过激烈的武装斗争、街头政治的手段，夺回人民政权。这就是大革命。小革命失败，大革命就一定会到来。中国必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不搞真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习近平、薄熙来不干、不敢干社会主义，张近平、李熙来会干、会敢干，只不过他们不是老一代革命家习仲勋、薄一波的儿子而已。中国要干社会主义的人大有人在。大革命什么时候爆发？大约在2020—2030年间。这个时候，毛主席亲手培养的文革造反派基本上不在人世了，而我们——70年代出生的革命者却正值人生盛年。文革造反派死了，有的人有资格去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的人没有资格，但基本上没有在导师面前坐着汇报工作的资格。大革命会比较彻底，不会沾上太多的污泥浊水，但是流血很多、牺牲很多，社会代价很大。当然也没有办法，这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宿命。文革造反派能不能给导师们坐着汇报工作，关键要看这几年的表现。　　

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大约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彻底打败资本主义势力。口号是“反帝除奸、救党保国”，或者是“反帝反腐除汉奸、救党救国救社会主义”。关键措施：在政治上，清洗一切贪官污吏、裸官和死硬的资改派分子；经济上，没收一切贪官污吏、裸官和死硬资改派分子的非法所得，作为国家的民生基金，用来改善群众的生活；收回被变卖、侵吞的国有资产；取消房地产商、取缔黑矿主，由国家统一收回空置房，贱价卖给或租给工人、农民工和普通知识分子。没收房地产商的非法所得，由人民政府出面将钱退给成为“房奴”的普通群众；没收黑矿主的非法所得，返还给当地群众和地方人民政府；切实保护中小企业主的利益；对顽固抵抗的贪官污吏、裸官，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国家追捕令。　　

第二阶段：在战胜西化派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宏观上建立计划、市场相互补充、有益有效结合的运行机制，在微观上进一步发扬光大鞍钢宪法，让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当家作主；大力宣传学习南街村、华西村，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新型合作化道路；对私有经济严格实行限制、利用和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全面恢复共产党先锋队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级人大中工农兵知识分子必须占多数的比例；在县一级实行真正的直接民主，人民群众必须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改善民生，建设公租房、全民义务教育、全民医疗养福利等。　　

第三阶段，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深刻总结苏联败亡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立人类历史上最昌明、最进步、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领导全世界人民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春天。　　

伟大导师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革命成功固然重要，建设成功也至关重要。回归科学社会主义，以下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　　

一、关于重建强大的公有制经济　　

没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就是重建强大的公有制经济。首先在工业领域，要建立强大、高效的公有制企业。不仅要在关键行业关键领域占绝对优势，而且必须在社会各个行业占绝对优势。除了中央掌握大量国有企业外，省、市、县各级包括乡镇都要有强大的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要通过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和福利优势超过私有经济。对私有制企业要严格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公有制企业要通过“和平战争”的形式，逐步消灭私有企业，最终建立占绝对主导地位、科学、高效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当然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实际，可以适当保留一些私营经济，但绝对不允许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二要不断健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人类社会未来肯定会归于计划经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计划经济对应的是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对应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既要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发挥计划的作用(侧重于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是公有制企业。三是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老革命家马宾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公有制企业管理制度的伟大创新。无论是在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公有制企业管理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劳动者并没有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公，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致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经济竞争的失败，是苏联东欧国家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我认为有这样几条：一是在各级人大建立各级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机构，严格监管，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履行管理职责；二是健全职工大会制度，企业领导层由全体职工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三届。如果出现重大经营失误和严重经济问题，首先交职工大会予以罢免，再交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三是企业党组领导成员，由企业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并报党委、人大主管部门批准，并履行相关职责。四是企业监事会由全体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组成人员是兼职，不脱离劳动。通过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企业永葆生机与活力，并在与资本主义的企业斗争中取得胜利。五是企业新增员工实行聘任制，一旦成为企业的员工，就会成为企业的主人，享有一切权利。允许员工自由流动。员工流走，当然也带走了其相应的社会保障。也许有人对这样的设想表示怀疑，让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当家作主，会导致工人搭便车的行为。而且南斯拉夫做过这样的尝试，结果是工人将企业分光吃尽。但是我们这样的管理体制和南斯拉夫的管理体制是有区别。南斯拉夫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企业是市场竞争主体，在市场中竞争不力就会破产。在强大市场竞争面前，工人必须对自己的饭碗高度负责，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选举，必然是选择最有能力的人去担当国有企业的负责人。　　

二、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国农村建设发展的成功，对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探索中国农村的建设道路，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起码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是人口众多；二是资源匮乏，无论是水资源、还是土地资源，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是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资源配置很差；四是农业资源种类丰富；五是支持农业发展的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六是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七是封建残余、小农思想非常浓厚，而且容易死灰复燃。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最深，吃得最透，对中国农村的改造，充满了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智慧。任何一个有志于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人都要从毛泽东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经过斗地主分田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形式，最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小农经济的局面。建设中国农村，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都是不行，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这样的研究者，不是愚蠢，就是思想上的懒汉，就是别有用心的“西方鹦鹉”。　　

中国农村有小岗村、南街村两种模式，代表中国农村的两种方向、两条道路。小岗村模式就是分田到户，回归并固化小农经济的模式。而南街村很明显，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走集体化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小岗村除了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其它一事无成。全国绝大数村庄和小岗村一样几乎一模一样。而南街村、华西村则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虽历经挫折和暗算，但是集体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真正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像这样不屈于时，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存在有几千个，每一个村都是活力十足。事实证明，小岗村小农经济的道路，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路；而南街村、华西村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是充满光明的道路。尽管南街村、华西村有许多有待改进完善的地方，但他们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代表着中国农村的建设方向。　　

当局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不肯正视生产关系已经严重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事实，死抱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不放，不敢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敢正视南街村、华西村等坚持集体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结果是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走过场，毫无成效。　　

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办法只有一个：组织起来。要想彻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还必须跳出农村解决农村问题，跳出农业发展农业。客观地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必然有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变成现代化的产业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进城农民有两种选择，一是变成雇佣工人，成为被资本家奴役剥削的对象。这种转变对进城农民毫无意义。二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人，成为工厂企业的主人，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这样的结果对广大农民而言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也是最正确的道路。实现这样的转变，关键在于重建强大、普遍的公有制济企业。解决农村问题离不开城市的发展，解决农民问题离不开工业发展。建立强大高效的公有制经济体系，是真正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前提和基础，没有强大高效的公有制经济体系，要想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是不可能的。　　

要想解决中国现在已经非常严峻的“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组织起来，逐步改变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模式，走新型集体化道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起码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大力发展集体经，积极探索最有效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二、建设基层民主政治；三、精简乡镇机构；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五是大力发展卫生、教育等农村社会事业；六是统筹城乡发展，建立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七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八是切实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俞可平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他是一个半吊子，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既讲经济民主又讲政治民主，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一是重建强大高效的公有制经济。这是保证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二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行民主政治，我认为一个党两个党并不重要，或者说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关键是要看人民群众是否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保证选举不被政治势力操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真正的民主选举，这是建设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非常简单也是非常必要的两个条件。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实现这两条基本目标。　　

当前，中国最需要民主，无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都有这样强烈的要求。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开出解决政治弊端、官场腐败的唯一药方。自由派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非常肤浅、了无新意。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他们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由派挥舞的大旗是自由、民主，开出治国药方只有两个：一是多党制，一是私有化。历史和事实证明，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催生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走上邪路的私生子，是作为历史反动、复辟的力量而产生出来的，不可能提出先进的治国理念，也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和进步的未来。自由主义者非常肤浅，视野非常狭隘。不必引经据典，不必寻找高深的理论，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就一目了然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还有更多的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都是搞多党制、自由竞选，但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问题丛生。　　

苏共为什么会亡党亡国，苏联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苏联人走到了一半，进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建立了完整而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但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劳动人民并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苏联是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全社会从上到下由官僚集团控制。后来这个官僚集团的整体叛卖，使苏联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绝大数苏共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官僚资本家。今天中国已经走到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边缘了，随时要面临的是官僚集团的整体叛卖。由于没有民主制度，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群众的监督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中国官吏如此贪腐横暴，就是因为没有民主选举，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　　

我渴望民主，是最坚定的民主派，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但是我不主张立即实行民主。我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张是：首先必须重建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不占绝对主体地位之前，不能搞民主选举；在没有彻底清除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之前，不能搞民主选举；直接民主首先搞在县一级，县一级必须搞直接民主。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前，必须有五到十年的恢复重建期，要实行坚决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势力保持高压态势。现在有人讨论是一个党还是几个党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党还是几个党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人民群众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起码的是必须让人民拥有选票。　　

我对县一级直接民主制度进行了粗略的设计。　　

一、关于县级党委民主制度。县设委员会和常委会，必须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县委常委由7人组成；每个常委，必须有两名候选人。省委推荐1名，地方推举1名，共14人。任何具有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都可以成为县委常委的候选人；候选人向全社会公示、公布财产；候选人由国家财政划拨相同的竞选经费组织竞选活动，直接选举产生。县委书记由省委常委会根据在选举产生的县委常委中任命，并报中央组织部批准；其余各常委的任职，由县委书记推荐并报省委常委会批准。县委常委是专职的，县委委员是兼职的。县委书记是县人大主任的候选人，副书记是县长、县政协主席的候选人。如选举失败，县委书记、副书记只担任党内职务。县委委员由县内各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大会休会期间，县委常委会向县委全体委员会报告工作，并负责全县党务日常工作。县委常委是专职的，县委委员为兼职。每届任期四年，县委常委可连选连任两届。　　

二、政府、人大、政协和政法机关的选举。县长、县人大主任、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长，由全县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县委书记是县人大主任的推荐人选。县长由县内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县长候选人3名，该县党委在县委常委中推荐1名，各民主党派推荐1名，群众推举1名。县人大主任候选人3名，为县委书记、各民主党派推荐1名、群众推荐1名。县政协主席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候选人2名。县委副书记1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推荐1名，在全县范围内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由国家财政拨付相同的经费组织竞选，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不得收取任何政治献金，一旦发现有贿选行为，马上取消候选人资格。政府副县长、组成人员若干名，由县长组阁，报上级党委批准；县人大副主任由在县内分选区由人民群众直接产生。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为兼职，领取办公经费补贴。乡镇一级改为县的派出机构，党委、政府、人大组成人员各由县党委、县人大、县政府派遣产生。乡镇任期与县一级任期相同，县内任期结束，乡镇一届任期自然结束。（民主选举是需要经费的，是需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因此，选举的环节不宜太多，在关键环节真选、选好就行了。）　　

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组成人员，在任期内不得调动。任期结束后，自由选择社会职业，一律不再享受党内职务、政府行政待遇。领导班子成员离任之后，可以根据任期内该县经济发展速度、人民满意程度、廉洁程度，经审计后，发给一定的奖励金。　　

县内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工厂企业的党组成员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设党组书记、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务，四年为一任期，党组职务、级别不与行政职务挂钩。党组书记接受县委领导，充分发挥监督、制约作用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党组书记不得干涉行政负责人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党组不是领导职务，除了书记常设外，其余的不常设，使群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关于文化建设问题　　

文化建设相当重要。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新文化必须以马列主义为魂魄，必须真正吸收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当前的中国，因为路线的问题，文化建设出现严重失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权主义、封建迷信思想泛滥成灾，社会空气空前败坏。文化败坏、社会腐败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落后的政治体制，再一个是错误的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依赖于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的主体地位，才会有大公无私的思想；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雷锋的出现；只有真正的民主制度、真正人民当家作主，才会使整个民族焕发出无穷活力。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就不会有先进的文化。　　

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新的文化大革命。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深入民族灵魂的革命。这种革命必须促使全民族与旧有的文化意识、私有观念、剥削观念逐步决裂。这场革命是艰苦的、长期的，毛主席在垂暮之年，以毕生的思考、追求，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尽管失败了，但文革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发动新的文化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这样几点：一是必须对全社会、全民族进行深刻、彻底、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深入全民族的骨髓。必须举全国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科学化、常识化。二是必须对旧有观念、旧有文化进行彻底改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代人、几代人能够完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历史局限性，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也有他的局限性。改造传统文化、决裂旧有观念，既要轰轰烈烈，又要和风细雨，要逐步渗透到人的灵魂深处。“文化大革命”失误在于过度依靠运动、阶级斗争的形式，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让坏人钻了空子，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部分好人。只要建立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只要建立高效率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就能建立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人民就会逐步、真正与旧有观念决裂。三是必须倡导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四是必须倡导节约、环保、清除消费主义的文化，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科学地改造自然。五是必须与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化产业拉开距离，让文化建设脱离铜臭味，与利益保持一定距离，让人类在享受真实的广泛的健全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同时，享受更加高尚的精神生活，营造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　　

五、关于宗教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基于社会发展程度，宗教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须有正确的宗教政策，要以马克思这个重要思想来指导宗教工作。当前，中国西藏、新疆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关键在于宗教问题。30年来，整个宗教政策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太现实、太势利。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有正确的宗教政策：一要严格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任何人有权信仰宗教，有权不信仰宗教，逐渐改变某些少数民族全民信教的状况；二要大力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让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深入人心，对宗教的世界观釜底抽薪；三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步边缘化宗教上层分子，彻底改变现在给宗教上层人物以很高政治地位的状况；四是除了出于文化保护的目的，保存一些历史久远的庙宇、道观外，彻底捣毁庙宇、道观。对全民信仰宗教回族、维吾尔族、藏族修建寺庙必须严格控制，彻底改变乱建庙宇的现象。不断压缩宗教的生存空间，逐步消减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四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让党员成为具有崇高道德、社会威望、发展能力、弘扬先进文化的社会群体，成为稳定社会、对抗宗教的中坚力量。五是加大对宗教典籍的管理力度，严格印刷出版发行，由国家出面进行封存，除供研究外，严格控制印刷出版。六是彻底改变当前扶持宗教发展的政策，断绝财政资金支撑宗教场所的建设。对社会资金建设宗教活动场所，要严格加以控制。　　

六、关于西部开发与建设问题　　

中国的西部,相比于东南地区贫穷落后。广袤的西部不是中国的累赘，不是边疆，而是我们的腹地，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有赖于西部大开发的成功。刘亚洲将军说：“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的宿命。”这是深刻的见解。西部大开发，我以为有这样几条关键性的措施：一是建设西宁—兰州—银川城市群，使之成为西北经济重心区，成为西北最大的、中国重要的工业经济带，聚集西北将近3000万的人口；二是修建青藏大运河，从青藏高原修运河，进入新疆、河西走廊和内蒙古，整治开发国土，可以得到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国土面积，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要使大西北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粮仓。迁移甘肃、宁夏、青海、四川、云南山区居民进入河西、新疆，移民实边。同时迁移更多少数民族进入垦区，与汉族杂居。三是近期西部大开发要以新疆开发为重点，把新疆建成国家经济重心区。四是在甘、青、川、滇交界的地震多发区、极度干旱区、大山区建立国家生态保护区，维护生态环境。四是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和水资源，发展设施农业，改变藏族人的生活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进入西藏，实现汉藏杂居，逐步实现民族融合。同时组建西藏建设兵团，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西部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民族问题主要出在西北、大藏区。解决西部民族问题，要切实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快西部的发展速度，切实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在西北建立经济重心区，提高西北在国家发展中的分量。　　

七、关于社会建设问题　　

在政治经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外，提出社会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社会建设。   　　

人口。计划生育不能动摇，要逐步实现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对孕育期的妇女发放财政补贴和全体休假制度。凡是法定孕育期间的妇女，无论职业、民族统一发放生育补贴、哺育补贴，让所有妇女有优越条件去孕育后代，让所有孩子都有平等的起跑线。　　

卫生。必须坚持卫生公益化方向，要建立城市中心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卫生室健全的卫生体系，严格实行医药分离的政策，严格国家医护人员的聘请录用政策，对所有医护人员做到全员财政供养。建立强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为全体国民提供严格、科学、健全的医疗服务。　　

教育。教育关系民族未来，决定民族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教育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教育事业，要有优秀的师资，要让国家一流的人才去当老师，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对师范大学的学生实行免费制度，严格教师资格证制度。中国是大国，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走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相结合的道路，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必须走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的道路。要有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培养世界一流的产业技术工人和现代农民。对中小学教育，要健全管理机制，改变教学模式，要使学生养成一个好的思维习惯、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学校不是净土，大学不是象牙塔，中国教育的乱象，是各种社会问题在学校的反映。钱学森在临死之前，慨叹中国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我想有这个几个原因：一是无孔不入的官本位文化；二是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不愿意从事艰苦科学研究；三是甚嚣尘上的享乐主义；四是无处不在的权威意识；五是模糊甚至错误的社会理想。教育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的问题，真正使教育为社会主义培养大批优秀的接班人，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彻底改变错误路线，必须重建社会主义信仰。　　

社会保障。中国不可能照搬北欧福利国家，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水平合适、广泛覆盖、真正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八、关于军队建设问题　　

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没有强大的军队。一个政治制度落后、腐败丛生的国家，不会会造就一支先进强大的军队。落后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军队的落后腐朽。只有真正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解放军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钢铁长城。封官许愿、金钱收买、雇佣军的建军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军队是一所大熔炉、大学校，可以培养国家最优质的人力资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重建强大高效的公有制经济体系，才会使人民军队成为强大先进的军队的。真正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可以杜绝军队卖官鬻爵的现象；重建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就会畅通中下级军官和退伍士兵的出路。中下级军官和退伍士兵不可能在军队里面呆一辈子。他们转业之后，就可以成为公有制企业、农村合作组织的优秀的管理者、员工。无论是保卫社会主义，还是建设社会主义，他们都是钢铁长城。　　

九、关于外交问题　　

正确的外交战略，是我们获得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一、必须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不管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只要中国不想做美国人的孙子，中美就是战略竞争对手。和美国相比，中国的条件很差，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差不大，资源不如美国丰富，人口又是美国的三倍。处理美国的关系，要牢记两点：一、美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障碍，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必须时时提高警惕。二、和美国竞争，必须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要拼民心、拼民主、拼制度、拼经济。一个腐败丛生、阶级分化的中国绝不是美国的对手。二、必须正确处理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占据主流，搞社会主义建设，闭关锁国不行，剑拔弩张也是不行的，必须坚持正常的贸易往来，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三、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坚决摈弃目前的势利眼外交和老好人外交政策，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心骨和贴心人，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共同发展，联合进步；四、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与他们建立紧密的商贸关系。中国还要成为全世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为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学习研究条件、庇护所，为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提供必要的经费。苏联已经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复兴的可能。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努力成为引领复兴社会主义历史潮流的中坚力量。　　

十一、关于台湾问题　　

台湾岛与大陆仅仅隔一道浅浅的台湾海峡，与中国东南经济核心区近在咫尺，又与日本紧紧相连，不是建国的地方。台湾独立没有前途。台海之争的背后中美之争、资社之争。台湾之所以迟迟不能统一，笔者认为，一是中国势力不如美国，当局缺乏足够的力量、胆量实现全国统一；二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对台湾民众吸引力不大。共产党与国民党是近一百年的老对手。蒋经国临死之前开党禁，使台湾实现了真正的形式上的民主— “钱主”的制度，这是一大历史进步。资改派主导的中国改革，企图通过提供方便、利益诱导的方法，将台湾纳入了大陆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融合，使其不敢贸然宣布独立。这个办法有一些效果。台湾问题不可能久拖不决。按照某些人的想法，实现台湾统一，有可能是坚持现有经济制度不变，让国民党、民进党等台湾政党进入大陆，共产党进入台湾，“国共合流”，搞资产阶级的多党制。这样的统一，表面代价最小，实际上代价很大，为了一个台湾岛输掉了整个民族的未来。最好的办法是，大陆通过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强大公有制经济体系，实行真正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大陆通过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文化，不断打压台湾资本主义生存空间，最终实现台海统一，促使台湾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如果中国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恢复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开启中国民主进程，历经十五年的努力，就可以实现台湾的统一。　　

毛主席曾经风趣地说：“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个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在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占世界人口的１／５的大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世界历史的创举。中国只要深刻总结苏联败亡的历史教训、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体制，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就一定会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我有一个判断，古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的王冠，中国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王冠，美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王冠。在不远的未来，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成功，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国，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王冠。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无限光明，只要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就会迎来社会主义复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