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个系统工程

中国崛起是个系统工程

王达三

　　各种“决定论”一叶障目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盼望着自己的国家崛起了。国人每到年尾就掐着手指头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几？何年何月赶日超美成为世界第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崛起。目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经济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把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快速、稳定、持续的良性发展看作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认为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之时就是中国崛起之日。然而历史经验表明，GDP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和蒙古人覆灭宋王朝，前两者GDP甚至不到后两者的1%；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占世界总量的22%，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也要比日本更富有；20世纪以色列打赢了四次中东战争，但其经济实力与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差也很悬殊。

　　“制度决定论”的支持者则认为中国发展目前遭遇到“制度瓶颈”，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在于解决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制度突破”激发和释放中国发展的更大潜力。诺斯的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说一个国家崛起主要取决于制度却未必如此。历史上，奴隶制的斯巴达打败了民主制的雅典；部落制的满族入主郡县制的中原；近四百年世界各大霸主皆为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保证不了任何一个霸主一枝独秀、万年长青。

　　一些人的兴奋点往往集中在中国对国际“文明制度”亦即欧美制度的借鉴和接轨之上，但却忽视了欧美制度的内部差异性和全球范围推广的限度性。其他国家若不顾自身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而一味地对之加以模仿和效法，有可能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从而掉入“制度陷阱”，不可自拔。非洲一些“民主国家”长期身陷贫困、疾病、混乱乃至内战的漩涡；“拉美现象”造成的拉美左派崛起实际上是对欧美制度的反思和修正；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等“民主国家”政变频繁。“民主是个好东西！”举出上面种种例子，不是否认中国制度革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是提醒制度借鉴和制度接轨需要慎之又慎，尤其是不能“乌托邦化”欧美制度。中国制度革新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现实需要，同时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自主而又自信地创建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文化决定论”认为，中国崛起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的“硬力量”或“肌体”的强大，而在于实现中国“软力量”或“精神”的崛起，亦即中国文化的崛起。剑走偏锋的“全盘复古论”和“全盘西化论”都遭到了抛弃，主流的意见是既要继承和光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要吸收和包容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实现中国文化的“古今一贯”与“中西合璧”，催生并引导人类文明的新方向。这种看法虽然颇有道理、应者云集，但操作起来却有难度。一方面，文化同样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外历史上野蛮民族打败文明民族、游牧民族打败农业民族的例子不胜枚举。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朝代，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孱弱的朝代。另一方面，中国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抛弃和割裂自身传统最为彻底的国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既没有占据主体地位，也没有占据半壁江山。绝大部分国人不懂四书五经，有何能力实现“古今一贯”？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奢谈“中西合璧”与其说是中国文化吸收和包容西方文化，不如说是中国文化泥牛入大海，被西方文化所吸收和包容。

用“大历史观”看中国崛起

　　指出三种“决定论”的各自问题不是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也不是否认它们与中国崛起的高度相关性，而是说任何一种“决定论”都不可避免地犯有本质主义的错误，容易忽视中国崛起的复杂性、系统性、艰巨性。事实上，谋求和实现经济兴盛、制度革新与文化复兴构成了中国崛起的三大核心任务，需要齐抓并举和齐头并进，不能攻一点而不及其余。

　　这三大任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代中国的三个历史时段：洋务运动的“器物救国”时段、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救国”时段、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救国”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救亡图存，三大任务历时而发、依次递进。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崛起，三大任务同时并举、相互依存。这一现象也说明，讨论中国崛起需要有个“长时段”的历史视域。

　　“长时段”是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他眼中，“长时段”大约是三十到五十年，也可以是上百年。一百年对解释欧洲民族国家短暂的历史是有效力的，但对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解释效力却是有限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个“大历史观”，主张用五千年的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历史发展有六大规律：高低相间，盛衰循环；长短相间，盛长衰短；二世而亡，盛世突变；盛必统一，衰必分裂；衰自内忧，衰必外患；衰而不亡，衰必复强。这也提醒人们有必要回到中国历史的自身，探寻中国崛起的内在机理和自我调整机制，而不应把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现阶段的现实问题。 

警惕和防范未盛先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崛起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宿命。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崛起时，还要时刻唱响“盛世危言”。从目前来看，中国崛起还只是一个预期，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还不到说“盛世危言”的时候，而是要考虑、警惕和防范中国的未盛先衰。

　　近来美日联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层面打压中国战略空间，堵截中国战略通道，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国地缘政治形势开始恶化而不是好转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国际阻力将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崛起的关键也在于中国自身的改革。中国目前存在着严峻的问题：两极分化和东西差距加大、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腐败现象、能源紧缺……不但使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而且严重威胁着国人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

　　每个问题都相当严峻和紧迫，都无法使人高枕无忧，都给中国的崛起埋下了重大隐患。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稳妥解决，中国面对的将不是崛起的问题，而是未盛先衰的问题。在讨论中国崛起之前，我们更应当讨论一下，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