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女性家庭城市化变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

陈双波同学及左右：

    来信收悉，知道你们很上进，我很高兴。我上午在教师休息室给你们说的思路希望你们参考。我认为你们选择新市民的研究话题非常好。我在以前的研究中一直认为，农民城市化的榜样就是新市民，但由于这些人在流入城市的方式上大都采用了男性新市民个人式变迁的非和谐性的路线，这就给他们置身的城乡两方面的新旧社区的和谐和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胡锦涛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一）带来挑战。而且，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新市民男性公民所代表的家庭，最明显的是家庭基本功能的退化和异化。而家庭的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价值诉求。因新市民家庭功能的退化和部分异化，直接带来的是广大新市民幸福指数的连年下跌。贾平凹写过一本小说叫《高兴》，我曾经问过和小说主人公刘高兴同类型的长安大学收破烂的何孝飞师傅，何是陕北人，他说他不会很高兴，只是不太痛苦而已。所以，我更相信贾平凹是遵循着唯心史观观照下的“被生活”的精英主义路线来写这部小说的。广大草根的真实心情可能是黄纪苏和王小东先生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反映的心情。即是说比较烦！

    你们也知道，在后现代语境下，一个明显的动向是人们对回归家庭的渴望。这在西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在现代化（终结于1973年美国的“滞涨”）极度鼓吹“离家出走”的“无家性”和“祛身性”哲学理念，从而导致了某种异化的话；那么，重视人自身的“身家性命”和“我想有个家”的诉求，就是当代普罗大众的最为渴望的正当需求，而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肯定：前现代农耕文明的以家为本；否定：现代社会的以社会组织为本和离家出走的倾向；当代后现代社会的整合趋势）视点下的新动向，即向东方前现代儒家“家文化”所营造的诗意的栖居的回归。本来两极就是相通的嘛。君不见，在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经常蕴含的价值理念就是好男人如何对家庭的百般呵护，但谁不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啊！然而，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新近三十年的历史，诚如李昌平等人的研究所言，由于城市导向下的社会制度设置所造成的二元结构的刚性存在，农民向上社会流动可谓步履维艰。回眸新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城市的的繁荣的确是以广大农民的牺牲和农村的凋敝为代价的，在一些男性农民工出来打工的家庭，更造成了留守儿童，老人无助和农业女性化的现象。人们把这称之为三八六一九九兵团。这些农民家庭成员牺牲了天伦之乐，牺牲了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牺牲了自身健康发展从而快速融入城市的梦想，他们创造了巨额财富GDP，却给自己留下发展中的停滞和问题。截至2005年，中国劳工的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创下历史新低，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七，比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整整少了近二十个百分点。仅仅为美国百分之七十四的一半不到，如果我们多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式的“给人民以应得”（马克思语）的社会工作和民生工程，通过政策推进和资源倾斜，把基层第一线劳工的收入翻一番，则“劳工神圣”这一五四运动以来就业已形成的新启蒙口号就有了推广的基础；也就能兑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让第一线劳动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的宏大愿景；也自然就实现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这一和谐社会的实质性价值诉求。而且如果这样做了，毛泽东九泉之下有知，也会安慰而含笑，因为这正是对他老人家生前就秉持的沧桑正道的悦治之道的兑现！这时你就会发现，做大做强中国就不啻是一亿精英的人生理想，而成了十三亿炎黄子孙的共同理想，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也就不担心“共识破裂”和民心涣散的问题了。从这个高度来审视转变新市民融入城市的方式问题，发现其意义不可小视。因为这就是主体维度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生产力学说中有一条重要原理，即有相当思想道德素质和娴熟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是生产力诸多实体性要素中的第一位和最可宝贵的要素，这和邓小平所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并无多少矛盾，因为这里的科技从主体维度讲就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工作者不是一个身份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实践概念，有谁敢说只有那些有文凭的人才是科技人员？！有谁敢说只有文凭才能生产和垄断知识？！我认为，为北京奥运会建造鸟巢和水立方等运动场馆的新市民，在主体劳动技能上，是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凭什么他们只有干活的命而没有共享的资格？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在主体身上，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转变劳动者自身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方式，也就是俚语所说的转变他们的“活法”。显而易见，那种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制约（比如户籍制度等等）在新近三十年来只能像“双栖明星”一样来回在城乡之间迁徙和夹缝求生的广大新市民们，其“活法”就不能认为是最优的。如果不是城市各种限制他们的藩篱，他们会自然的“反认他乡是故乡”，到一个新地自然就会落地生根而不会怀恋故土。因为女人到哪里家就到哪里，带着家小来城市发展的新市民们，其故土的概念在他们心中，也许就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标帜。具体说，每年上亿人次的春节大迁徙，绝对不是新市民的自我选项。为了解决问题，我认为加大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的第一线劳工收入的权重，加大政府的政策推进（比如说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各方面公共政策的推进，尤其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倾斜和民生工程的襄举等等）的力度，帮助新市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提高自我适应性，以实现其人格特质从传统型向现代化型（后现代化语境下的人的现代化）的转变，是解决问题的三个关键性因素。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结构，生产力部门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结构，人与自然的生态结构，以及中国发展与发达国家发展的结构等等，必然会得到统筹与协调，在这个统筹和协调的过程中，新市民所涉身的城乡社区必然会重新和谐，城乡一体化格局必将早日到来，广大劳工的收入也必然会实现较快增长，中华民族也就真正能实现腾飞。所以，研究新市民城市化问题时，不妨把家庭式变迁作为一种选择。你们现在申报大学生挑战杯把新市民问题作为重点项目，这很好，希望你们把这个课题做好。（公开发表时有所改动） 

                                                           顺颂

             学安！                                                           2010.5.13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