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看任继愈和季羡林的离世

首先要说的是，我完全不知道任继愈先生的名字。因为我不是象牙塔内的学者，平时也不关心中国的学术。　　

但是同为学术界中人，同为象牙塔内的学者，我却知道季羡林先生。为什么，这当然要感叹互联网的伟大了。　　

我记得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当然这也是在互联网上知道的消息，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国学大师。　　

而我呢，则向来对国学大师这四个字的要求比较苛刻。总觉得一个人自己没有原创过一本国学典籍，怎么能称之为国学大师呢，顶多也就是个伟大的古文翻译家或者国学解说家罢了。　　

好在我从不知道任继愈先生也被人称为国学大师过，而且我想，他肯定也不认同这个说法，所以我的苛刻应该没有针对他。　　

其实我觉得像任继愈先生这样的人物，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肯定不会被宣传的，而且他也不会喜欢这类虚浮的东西。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任继愈先生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优秀的那一面传统。　　

至于季羡林先生有没有坚守，我不知道，但至少他的弟子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国学大师，四处招摇。　　

为什么任继愈先生不能被宣传呢，因为如果宣传了任先生，那么就会让人民看到一个普通的事实，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打倒，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喷气式’过。　　

那么紧接着问题就会出现，既然如此，那么到底那些类型的知识分子被打倒过呢？其实我不知道。因为中央也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　　

不过推测上来看，可能有二种人吧，一种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一种是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攻击社会主义的人。前者要改造思想，后者可能就不但要改造思想，还要进行批判了。　　

对于脑筋死旧的知识分子来说，那就是地狱，士可杀不可辱吗。思想上的再造简直比肉体消灭更令人不能接受，好像新中国没杀掉他们反而是不尊重他们一样。也不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是不是真的面对死亡时能视死如归？　　

但是对于新型知识分子来说，将自己放在人民的洪流当中，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有用的人才。　　

新华社的评论也很有意思，介绍两个人的篇幅差不多，但是位置上，则把任先生放在前面，其实已经能说明对两者的态度。还有丧礼的举办也很有意思，季羡林是由北京大学办理。而任继愈先生的丧礼则是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这似乎说明了，季羡林撑死也只是共产党的朋友，而任继愈先生才是共产党的战士，才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报纸上配发的图片更有意思，国学大师季羡林一身蓝布土服，而任继愈先生则呢子大衣，系着围巾，一身西式装束，风度翩翩。　　

这似乎就是旧与新的差别。旧知识分子，国学大师；坚守科学无神论的新知识分子。　　

任继愈生前并不喜欢热闹，吹吹打打，所以不必为他叫屈。而他的辞世，报纸终究给出了相同的版面，至少让普通人知道了他的存在，其实对后世的人，尤其是对一些年青学者是会有启迪的。　　

我们这个国家以前的学问，不论是儒，还是释，还是法，还是道，其实总体框架之上，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封建集权制下的一种学问。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另立了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学术观，而任继愈先生的这种‘科学无神论’的学术观点，无疑是无产阶级学术观旗下之一种。新中国六十年的新学术观要与几千年的封建学术观相对抗，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现在任先生去世，至少会让一些并不想钻进古旧学术观，可是却又不知还有其他研究道路的年青学者们明白，这个世界，还是有人在用一种全新的学术态度对待学术的。　　

能知道这些，就会有年青学者能继往开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最后有一件事还是不得不提，那就是毛主席在研究和继承中国文化上的作用，从任继愈先生的任职就可见一斑，真是为国把心操碎啊。

【羊城晚报】静水深流 凤毛麟角　　

任继愈先生学兼儒道释却不信仰宗教，一生坚守“科学无神论”　　

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邓琼

　　国家图书馆，任继愈先生那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被隔成两间，内室治学、屋会客，每逢周一、周四上午，老人总会如期而至。2007年11月和2008年3月，羊城晚报记者两次前来，有幸就教于先生。

　　斗室中的哲思妙论，除去见报种种，尚有如下吉光片羽：

　　问他：“一辈子研究宗教，您信教吗？”他慨然一笑：“就是要不信仰才能研究，我是无神论者。马克思说过，如果跪着看谁，谁就一定比你高了！”

　　想问：“毛泽东为什么评价您早年的佛学研究文章是‘凤毛麟角’？”他正色一应：“不说这个，不谈我自己，谈天下大事。” 又问：“为什么坚决‘抵制’宴请？”他打个比方：“就像定期存款吧，你还有一百元呢，我剩下五毛钱了，不一样啊！所以我的时间非节省不可！”

　　再问：“您设定过人生目标吗？”沉吟半晌：“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

　　兼问：“最近手头何事正忙？”他洒脱应答：“《中华大藏经续编》启动了，大概还需要5年时间，我希望能活到96岁，做完它！”

　　可是昨天，93岁的任继愈先生就飘然远去了。

　　他不属于迎风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他是中国学术发展之静水深流。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

一生研究宗教拒绝匍匐于“神”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受命建立宗教研究机构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待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且一辈子的研究主要与哲学挂钩。

　　1956年，任继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　1959年10月13日深夜　，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泽东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　1963年12月31日　作了批示。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让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们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老少不一，工作时间有长有短，但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

　　不信教却有两名“偶像”　　

　　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 ，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贩卖伪科学，宣扬地地道道的现代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把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等等。    

　　出任公益广告代言人　　

　　2001年，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据了解，“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分长城篇、敦煌篇、山川篇、建筑篇等。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感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  　　

（原载于2006年第7期《人物》杂志） 

学界追思　　

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　　

　　任先生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孙家正（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学兼儒道释当代少有　　

　　听到任继愈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我父亲汤用彤的研究生。西南联大解散后，北大迁回北平，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我之所以对佛教开始有一点了解，不是从父亲那儿学到的，是从任先生那儿学到的。我经常去他家，不仅仅他是我的老师，他的夫人冯钟芸（冯友兰的侄女）也是我中学的老师。　　

　　任先生的学问相当广泛，他是从中国的儒、释、道三方来做研究的。他做研究生时的论文就是研究宋明理学的，后来又研究佛教，同时还研究老子。他的关于老子的翻译和解释的书已经出版三次了，去年出第三版，我看到他又作了修改，可见他做学问很严谨，而且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主持《佛藏》的出版，花了很大功夫，尤其是把中国保存的《赵城藏》出版了，全世界只有这一部。他也非常支持我编《儒藏》，是编委会顾问。像他这样学问涉及儒、释、藏三家的学者，当代中国很少。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上班上到今年3月　　

　　任继愈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这十几年来都坚持每周一、四上午来馆里上班，接待来访、借还图书等等，自己在家的时候更是治学不辍。去年发现癌症，5月份动完手术，在家休养了不过一两个月，又开始每周定期到单位“上班”。今年3月，癌病复发又再次住院，就没有再能回到图书馆了。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国家图书馆曾经向老人提议在办公室内加设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但被老人谢绝了。他说：“我每周只有两天在这里，没有这个必要。”其实，他就是怕麻烦别人。任老一贯的处世原则就是“少想想自己，多为别人考虑”。他每次到馆，从不让司机把车开到办公楼门前，因为觉得那样会妨碍别人出入。　　

　　———国家图书馆任老身边工作人员

儒教是教说”震动世界　　

　　我从1978年成为任继愈先生的学生，30多年来一直追随着他。先生教给我们最基本的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　　

　　先生最著名的哲学主张就是“儒教是宗教”。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个无宗教的民族，中国文化也不是无宗教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世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宗教文化。先生陆续发表了《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在中国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李申（哲学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生坚守科学无神论　　

　　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他这一生，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有过除了做学问之外其他的消遣和爱好。　　

　　任先生临终前一直关注两件事：一是《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进程，另外就是呼吁要建立我国的“科学无神论”学科。　　

　　整理编纂出版《中华大藏经》这件事，可以上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1997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任先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劳动！现在又开始做《大藏经续编》，收录散佚的其余佛经以及其他佛教文献。出齐之后，加起来字数多达数亿，会成为一座中国历史上收罗最为广泛、内容最为宏富的汉文佛教典籍宝库，是功德无量的大事。　　

　　任老一直认为，宗教虽然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说到底，人类文明是以科学和无神论为基础的。近年来，任老有个想法，目前的社会思想状况多元复杂，各种宗教力量都在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无神论的相关理论、学说、宣讲却相对缺失。任老觉得，这种失衡的状况会对年轻人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必须要重视“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因此他才一直孜孜倡导要建立这一学科。不过，在他临终前，中国社科院正筹备成立一个科学无神论的专门研究中心，预计明年能开始运作，任老可以放心了。　　

———杜继文（佛教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任老语录　　

　1.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2.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　　

让大师的灯盏照亮未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１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

　　从学术成就来看，就学术影响而言，或拿治学品格以论，两位先生可谓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学界痛悲、举国痛惜！

　　互联网、手机、电话……现代资讯快速传递着国人深深的震惊和哀痛。透过人们以各种方式留下的悼念和心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大师的珍惜，对大师的呼唤！

　　大师非一日可造就———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成为巨材的心灵旅程。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困难的土地。祖国、人民，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到生命最后一刻。最朴素的情怀，决定了他们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思想、人文的高度，确立起他们学术的制高点。

　　而他们终成大学者，靠的是踏踏实实的严谨治学，靠的是为学术而死的殉道精神。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中国哲学史（４卷本）》、《中国佛教史（８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７卷本）》……浩瀚著述，让人叹服任继愈经年累月的求索跋涉；在季羡林的著作中，光是一部“文革”困境中译就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９万余行的泣血文字足以让后人心灵震颤！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这盏孤灯，曾映照面壁苦修的达摩，相伴敦煌临摹的张大千，也照亮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之路和修行之道；他们执掌的，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文化的信仰与忠诚！    

　　“季羡林是令人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远在其学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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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漠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凸显出两位大师之于当今社会巨大的财富意义。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今天，两盏燃烧了９０多年的油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膏油，顽强燃烧到最后一息。让我们从大师手中接过这余热尚存的灯盏，注入新的热血和信仰，点燃起新的光焰，照亮我们的社会，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任继愈先生意气风发上班去。看老先生的风度翩翩，怪不得八十多年前，就有人说参加共产党是时髦举动，看看任老先生，还真是一生时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