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印象（之六）上学去

（之六）上学去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保存着这样一幅画面――放学后，没了喧闹声的校园看上去空旷；落寂，刚被打扫的教室里，所有的条凳都被翻放在课桌上，空气中有点尘土的味道，余暉穿过彌漫于空气中的灰尘经过散射后把黑板上方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那几个红色的美术字抹上一层金色，黑板的右下角写着值日生的名字。教室外，那棵高大的榕树以４５度角横贯于操场上空，宽大；浓密的树冠覆盖了半个操场，榕树的气根垂在操场围墙外的江水里。归巢的鸟儿不甘寂寞地在树梢上兴奋地交流着什么。透过围墙的门可以看到附近的江面上泊着几艘渔船，在船尾有炊烟在升起。回家的路上再度回首，身后的校园已隐没在升腾起的江雾中，雾中那个昏黄的光晕是教工食堂的灯光．．．．．．一切都好像在昨日，一切恍如在梦中。

那所小学校园的前部是原来的圣水娘娘庙，后部则是昔日的航海俱乐部，是那种混凝土，砖墙的三层建筑。开学前的一天由奶奶领着去看榜，两扇绿色庙门中间的墙上贴着两张红纸，一张是陆上居委会的，一张是水上居委会的。站在人群里，我惶惑于身边竟然有这么多叽叽喳喳的年龄相仿的小孩，在这些人中我看不到我的朋友。我在街道幼儿园的朋友福生已比我早一年上学，而且幼儿园里也没有这么多的小孩。奶奶指着陆上居委会的红纸对我说，你被分在一年级二班。于是我就从这所小学开始了启蒙教育。

对新入学的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书本是新的，混杂着金属及油漆气味的铅笔盒是新的，笔盒里面带着松木香味的铅笔是新的，装载这些东西有着浓烈染料味道的绿布书包也是新的，周围的环境是新的，教室里的面孔更是新的。那时的学校并没有分重点；非重点，所有的小孩都是就近入学。于是我的那些同学的家长们就来自不同阶层，各色人等，有工厂工人，有渔民，有拉板车的，有当医生的，有刑事在押犯，有码头装卸工，有环卫工人，有知青，有商店售货员，有教师等等。大致上来自陆上居委会的和来自水上居委会的各占一半的份额。那时学校并不仅仅是等着学生上门去报名，而是和居委会配合，确保辖区内所有到了入学年龄的儿童都入学，我就曾看到当时的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到一户渔民家中，动员他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去。（有资料统计七十年代是学校入学率最高的时期。）新的课本发下来后，就由奶奶帮着用旧的挂历纸把封面和封底包起来，奶奶的手巧，她会包边上带角的那种。我记得当时头一篇语文课是“天安门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现在每当我在放学时间经过那些小学时，总是感叹于学校门口那种盛大的接送场面。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小轿车，或爷爷，或奶奶，或外公，或外婆，或父亲，或母亲，或保姆黑压压一大群人。我不知小学的“路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路队”这个词。我们当时放学时可没机会享受到这么隆重的待遇，当　时的　老师根据学生的住址，把住在附近的学生组织成一个小组，在放学时按小组排成各个纵队走回家，这叫“路队”。各个“路队”同时也是各个“学习小组”，因为当时班里多双职工家庭，学校放学时往往家长还没有下班，于是学校就把住在邻近的同学安排到一个学生家中，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完成作业。待写完作业回到家时，那些双职工家长也已大约回到家中，而且这也方便家长们了解自己孩子的去处。当然有的人是不排“路队”的，我记得有四，五个同学的家长工作在水上运输公司，船即是他（她）们的家，船停在哪里，他（她）们的家就在哪里。在小学三年级以后，我们当时班里的男女同学之间就已很少讲话，但是他（她）们几个是例外，因为要互相转告各自家长的船晚上停靠在哪个码头。他（她）几个不用排路队回家， 甚至有时候当他（她）家的船泊的较远时，学校还允许他（她）们提早下课。其实想想也可理解，任何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大环境变了，自然“路队”啊，“学习小组”啊等等也就成了被人遗忘的名词。只是现在这种接送孩子的阵仗，其社会成本实是让人够呛。

在闽，粤一带存在一个这样的群落――“疍民”，这是一个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的群落，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原住民，有说是被贬入船籍的犯官后代，在地方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不乏对他们的描述。总之这是一个备受歧视的群体，在古代他们是只能生活在船上，不被允许是不能上岸的。前文所述的水上居委会即由这些人组成。解放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定居岸上，有的则仍然生活在船上，以打鱼为生。但其中也有许多人工作在水上运输公司，只是由机帆船代替了原来的传统木帆船。我的同学中有近一半就来自于这个群体。我也有幸见证了当时的教育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普及到这个群落里。爷爷对我讲，解放初，高小毕业就算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了，可见当时文盲占决大多数。二十多年后的七十年代，我看到了小学教育已普及到了全社会各个层面。前几年的一天，在父亲宿舍的楼梯口遇到一位女士向我问路，蛮清秀的面孔只是说话有点结巴，当时并不经意。过后想想有点脸熟，很像一个小学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已经忘了，但是她同桌的名字我还记得――翁国华同学，翁国华黑里透红的圆胖脸庞，有一双修长的腿，只是说话结巴，其它同学他都不怕，但是却有点怕他的隔壁位，也就是那位女同学。本来那位女同学是灵牙利齿，翁国华偶有的几次和她交锋，即被她一顿数落败下阵来，只见他浓眉倒竖，急的憋红了脸，但挣扎半天却憋不出一句话来。那位女同学后来学他说话的样子挖苦他，不想自己却落下了病根。翁国华的父母就工作在水上运输公司，船就是他的家。从他的嘴里我经常听到一些陌生的地名，那是他们家的船晚上停泊的地点，后来我知道其中一些距离学校相当的远。所以学校有时会允许他提早下课。清晨我们上学时有时会看到翁国华赤着脚，背着书包，手里提着瓦罐健步而来，那是他的午饭。教工食堂的蒸笼也顺带帮他们蒸饭，他们几个的午饭也在教工食堂解决。我记得有一次做算术练习，翁国华在大部分同学都没完成情况下，他先做完练习并解出了其中较难的部分，算术老师当场表扬了他，并让他提早回家。当时我看他虽是极力掩饰，但是其得意和骄傲却是发自内心的。

“德旺，德旺。偷吃鸡饭．．．．．．”，这是班里的同学在排路队回家时，看到德旺走远后，对着他的背影喊的。德旺听到后总是很生气地跑回来，谁要是不幸被他抓住，德旺往往要向那人的头上猛凿几个暴栗，但大多时候同学们都已四散跑走了。德旺是我的同桌。德旺个子高和我同坐后排，因为他头上总是隔三岔五地长癞子，不知那位想象力丰富的同学说他是钻到鸡笼里偷吃鸡饭时，被鸡啄的。德旺的父亲是拉板车的车把式。他和我不是一个路队的，但他喜欢和我玩。每天上学前他都先来我家，然后和我一起走去上学。当时我们还有毛笔字课，主要是临贴。字贴多是毛主席语录，有“学习雷锋好板样”，“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等，德旺歪着头，抿着嘴全神贯注，努力握住毛笔，小心翼翼但僵硬，颤抖地往米字格上描字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徳旺的堂弟郑传宝也在我们班上，他的父亲和德旺的父亲是同行。有时他们哥俩上学前就一起来我家，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德旺总是有各种各样社会上的花边新闻，所以成为他的朋友并不是一件无趣的事而我也一向是一个好的听众。传宝是校里游泳队的，班上还有三，四个游泳队成员。他们每星期二下午上完第二节课后就到区里的游泳池集中训练，另外还有几天的清晨也到那边训练。训练后有免费的牛奶，蛋糕等补充营养。由于经常锻炼，所以他们几个的体质相对要好很多，而我那时则是经常生病请假。当时我住的那个院里，老余叔家的老二也是游泳队的，他比我高几届。记得有一年学校游泳队里有几个人代表市里参加了全国的选拔赛，老余叔家的老二也是其中之一。待到比赛后回到家里，他成了院里的明星，有寻问成绩的，有听见闻的，大杂院内整整热闹了好几天。在那次选拔赛后和我们同一条街的那个扫大街依姆的儿子被选入市队。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初考后，校游泳队里有好几个人考入省，市重点中学，体育运动和学习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当时提倡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课业也不繁重，课余有大把的时间玩耍。那时大杂院一楼前厅兼做居委会的会议室，老人们有时就在厅里读报，开会，里面有两张大的方桌。下课后我们就把两张方桌抬到前天井拼成乒乓球桌。不过楼里还有其它高年级的小孩，如果被他们先占着了，我们也就只好作罢。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好玩的，踢踺子，溜铁圈，弹弓枪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全是利用一些废旧材料，可谓低碳环保）。我做的左轮状弹弓枪只能做到两连发，有人做的居然可以四连发，五连发。当时还有一种用大号镀锌铁线做枪身，七，八个自行车链条串在一起做枪膛，用中空的自行车辐条的固定螺栓做枪口，用顶端锤成尖状的大号铁丝做撞针，火柴做弹药的“火枪”，这个我做的比较成功，几乎每发必响。还有的人在枪口前面加装一个旧的子弹壳，再往子弹壳里加入黄色火药及铁砂，这就有点大杀器的味道了，所以学校没收了一批这种“火枪”。由于我们那里临近江边，所以还流行玩船模，橡皮筋做动力，用罐头盒的铁皮剪成螺旋桨。在洪水退却时，选一个水流最湍急的地方，比赛看谁的船能够冲过激流。这时往往吸引了十几，二十多个小孩。大家高挽裤管，任浊黄的水流冲过膝头，时而屏声静气，时而高声叫喊。一楼老林家的外孙，由于家里刨，锯，凿子等工具一应俱全，船型也做的比较合理，他把船头正截面做成深“Ｖ”型，适合高速运行，所以每每在比赛中获胜，而水上居委会的那些小孩虽然船模做得精细，逼真，但因为船型不大适合高速运行，所以往往在比赛中落败。现在有时小孩子会问我，我小时候玩什么东西，是不是当时都很穷，没有玩具玩。我告诉他们，我那时候有许多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如今小孩子们的玩具几乎都是买的，而且许多都已经后现代，超超现实主义了，但动手能力可能反而不如我们当时。

三十多年过去了，翁国华现在哪里？德旺他们又在哪里？他们的人生际遇如何我不得而知。那天在父亲宿舍楼前偶遇那位女同学时使我又想起他们以及当时的一些人和事。印象中那位女同学有一位随和的父亲，整天乐呵呵的，还有一个小弟。她住的是二轻系统的宿舍，夏天傍晚经常看到他们摆一张小圆桌在街边吃晚饭，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子。大约十多年前我住的那个大杂院，她的二轻宿舍，还有我们昔日的那所小学都被拆迁，城市的面貌正变的日益光鲜，亮丽。一次在和老婆逛一条新开张的步行街时，随便走入一家服装店。却发现店主是原来大杂院的邻居，那个昔日的知青女民兵排长。只是谨慎，憔悴的面孔代替了我印象中曾经的爽朗健谈与笑容可掬。当年知青回城时，她正值婚龄，她的父母为此还找过我家里帮忙寻找合适的对象。最后她嫁了一个解放军连长，我们当地人，船家的后代。当年她带着她老公回娘家时，我见过她老公几面。高大的身材，孔武有力的面孔加上那套装６５式军装，正是人们心里标准的解放军形象，挺有亲和力的一个人。后来我家搬走了，不久后大杂院也拆迁了，我就没有再见到她。后来听其它邻居说起她时，听说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的老公后来转战于赌场，没白天没黑夜地在牌桌上推牌九，她不得不独自撑起那个家。牌九是解放前码头一带流行的赌博方式，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我站在那试图在她脸上寻找她过去的点滴痕迹，但是枉然。从她的店里出来，已是华灯初上，我们融入熙攘的人流里，周围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渐迷人眼，城市的夜生活开始了。在经过一家音响店时，从里面飘出婉转的童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过去的事．．．．．．”。

有时当身心疲惫时，回想回想儿时走过的路，其感觉犹如在冬日里守在火炉旁啜茗一杯滚烫，浓香的茶，闪烁跳动的炉火在漫漫冬夜里温暖着身心。时间的流逝也许会冲淡一些东西，但有些东西经过时间的淘洗后却愈加熠熠生辉，尽管曾经因蒙垢而被人弃之一旁。再漂亮的肥皂泡也总有破灭的时候，当那些表面的奢华烟消云散后，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精神的一部分。七十年代如同一个时代的余晖，有时想想自己真是幸运，曾经置身其间。对于我辈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已足可回味终身。历史进程中的这扇门一旦被打开，即便后来被人费尽心机重新关上，那些挡在门后自作聪明，自鸣得计的人们可曾听到另一个潮头拍打门板的喧嚣声。“天不生仲尼，如漫漫长夜”，诚哉斯言。何谓革新进步？何谓守旧倒退？稍微翻点史书，其实是清清楚楚。我只是奇怪于那些站在虚幻的道德高地上指点历史，指点江山的人们，尽管他们手握各类资源，貌似强大无比。但是，在他（她）们看似理直气壮，唾沫四飞的同时，难道他（她）们没有感觉到自己脚下的高地在一点点坍塌，在土崩！在瓦解！！在化为透明的空气！！！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长夜总会过去，这令人窒息，扭曲的荒诞剧总有落幕的时候。中华民族必定会淌过这污泥浊水去迎接另一个黎明，你看那东方的天际，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