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二）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二） 

　
　　　　　　 三、毛泽东长沙九所等待22天

　　　　　　 汪东兴、华国锋井冈山沿线打前站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达长沙，湖南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专线迎接，送往湖南省委旁边的九所。毛泽东下榻九所三号楼，汪东兴及随行工作人员分别下榻四号楼、五号楼。
　　 4月30日晨，汪东兴、华国锋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人，按照湖南省委新近安排，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
　　 湖南省委安排华国锋陪同汪东兴打前站，据说这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长期关注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人大副主任齐寿良曾是华国锋多年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他曾感慨地讲述国锋的一段经历。华国锋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6岁参加交城游击队。先后担任过交城游击队政委、阳曲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天津组成，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道等任副书记。随后，中央从山西、河北、河南、东北等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南下。1949年5月，华国锋从忻州县委书记调到晋中南下工作团一大队五中队，随队南下。齐寿良和华国锋在同一个中队来到湖南，华国锋分配到湖南省湘阴县任中共第一任湘阴县县委书记。1951年4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委担任第三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湘潭县人民武装部政委。1952年8月底，华国锋调任新建立的中共湘潭地委任副书记兼行署专员。
　　 据华国锋的秘书曾万贵说，华国锋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是在1953年。当时湘潭尚未通车，毛泽东专列停在株洲。华国锋接到通知从湘潭赶去向毛主席汇报，主要汇报湘潭农业互助组。华国锋对湘潭手工业、商业的现状也比较了解，毛主席问什么，他红着脸答什么。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当年毛泽东的话对华国锋触动不小，他继续深入基层搞调查，经常参加农村劳动。韶山的合作化比较早，他一个猛子扎到韶山，住在贫农家里，一住两个月，发现了不少问题，实事求是，一一解决。华国锋在韶山口碑好，当地人一直叫他“华政委”。1954年，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年，也是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丰收年。那一年，华国锋发表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级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几篇学习体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汇报给毛主席。1955年7月，毛泽东专列又停在株洲，华国锋再次被通知去向毛泽东汇报。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300多名列席代表。34岁的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介绍华国锋：“这个年轻人是我的父母官。”一句戏言说得华国锋满脸通红，“一个老实人。”毛主席笑着赞扬。由于毛泽东的推荐，34岁的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的经验，特别分析了韶山刘秀华互助组发展为合作社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受到大会的普遍关注。
　　 1960年，华国锋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4月2日，华国锋在《新湖南报》发表《贵在鼓劲》一文，宣传了岳阳县毛田区坚持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种棉花的事迹，提出“贵在鼓劲”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鲜明政治观点。这无疑是对党内当时要不要坚持集体经济，如何坚持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生动回答，此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肯定。不久，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华国锋汇报工作时还特别背诵了毛田区过去的一段顺口溜：“毛田椴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给了果儿不炸花。”现在是科学种田干劲大，棉花丰收喜下家。再次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称许。1964年华国锋兼任湖南省副省长，原毛田区区委记毛致用很快从岳阳县委书记提拔为湖南省省委委员。
　　 当时湖南农业、水利的恢复发展都比较快。1965年春韶山灌区上马，华国锋任总指挥。他整个人下到了基层，召开现场会和讨论会都在大队、小队，请老农和基层干部参加，决定修建灌区的最佳方案。那时候，依靠群众，为群众办事是儿子为父母办事，尽心着呢！不像现在有的地方干部摆起了官架子。干部一自以为当官，欺压老百姓就是迟早的事。
　　 1965年4月下旬，老华接到去井冈山打前站的通知，匆匆忙忙从基层赶回长沙。那年我在下面蹲点搞“四清”，四个孩子都由阿姨管。华国锋没有等及我下乡回来，就和他人一起去井冈山了。
　　　　　　　　 （1999年10月9日华国锋夫人韩芝俊口述）
　　 4月30日上午，华国锋等人陪同汪东兴从长沙出发，沿着铁路线先到株洲再达醴陵。毛泽东专列是直接到株洲还是醴陵，汪东兴等人拟了两个方案，请主席定夺。从醴陵向井冈山进发，当时不通火车，只能坐汽车。路况尚好，一路顺风到茶陵。
　　 茶陵县委招待所修建在洣水河边，艳阳倒影，别有一番诗意。汪东兴和华国锋等人一商量，从长沙到茶陵180多公里。老人家一路颠簸而来，醴陵到茶陵一段又没通火车，应该在茶陵住下来休息才合适。毛主席住茶陵招待所，安全保卫工作动作大了，影响群众生活，也难以保密。茶陵县委办公楼在县委大院里面，绿树成荫，比较安静。他们和管接待的县委李书记商量，能不能腾两间办公室布置成休息的地方。有一桌能吃饭，有一床可睡觉即行。汪东兴比比画画谈得很细致，说床上的木板会自己带来，不用做新的。汪东兴还问了茶陵到井冈山有几条路可走？茶陵县委副书记李颖回忆，他当时回答：有两条。一条是经炎陵县（原酃县，井冈山六县之一）到宁冈上井冈山，路比较近，但不好走，听说宁冈和炎陵县交接的睦村有一段路没有修好，还是泥巴路；另一条是走茶陵高垅，经莲花、永新、宁冈上井冈山，这是一条老公路，路面平整好走。问清楚后，他们画了两条路的简图，喝了一杯茶就离开了。
　　 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从茶陵出来，没有走炎陵县，选择走永新。那天，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接待了他们，领他们先去看县委招待所。一走进招待所大门，几个人的脚步都像听到哨子，停了下来，好像是问，这是县级招待所吗？是一个山区招待所吗？真令人难以置信。那种高大气派，给人的感觉不是奢侈、豪华，而是一种空灵和气势。永新招待所的走廊、房间都很高
　　 汪东兴问梁建国：“你到过北京中南海、故宫？”摇头。
　　 “你去过武汉东湖梅岭？”摇头。
　　 “你去过杭州刘庄？”还是摇头。
　　 “那这个招待所的设计师去过吗？”
　　 梁建国大笑，说这个招待所没有请设计师，是他和当地建筑公司年轻技术员罗兵朵画了一个图纸，就地取材修建的，没有花多少钱，人工大多数都是义务劳动。永新是个穷县，20世世６0年代初，想花钱也没有。这些年轻人和他一样是“土包子”，哪里都没有去过。
　　 “那你怎么想起盖这么高大的房间和走廊呢？你又没有去过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汪东兴终于一口气说出了几位客人共同的疑问。
　　 可我在井冈山工作过。解放初期，我在宁冈县当第二任县委书记，听当地百姓讲了一件又一件往事，毛主席带领他们闹革命的艰难、伟大，一刀一划铭刻在心。从那一天起，我就相信毛主席一定会回来，看一看井冈山。后来我又被省委安排到永新任县委书记，我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修一个高高大大的招待所，迎接毛主席回来。我想，毛主席住的房子一定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又高高大大。
　　 “毛主席真的要回来啊！井冈山上有无数烈士的英魂，他们都想和毛主席说话了。” 当时，我情不自禁流下了滚滚的泪水。他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几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虽然有保密规定，他们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我心知肚明，毛主席要回永新看看了，要回井冈山了。
　　　　　　　　 （2003年7月19日梁建国口述）
　　 湖南省委小车从永新继续向井冈山进发。4月30日傍晚到达茨坪。井冈山管理局就在茨坪中央。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副局长兼井冈山公安局长孙景玉（当时管理局无局长，由孙景玉主持管理局日常工作）出面接待。他俩是第一次见湖南省委副书记华国锋，对汪东兴则要脸熟得多。1957年精简机构，汪东兴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在江西工作多年（1958~1961年），担任过江西省委常委、农垦厅厅长；1958年8月 1日，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后，又兼任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孙景玉作为“朱德组”保卫组长和汪东兴更是熟悉。1961年9月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汪东兴重新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此时，井冈山管理局的孙景玉、袁林一见汪东兴、华国锋一起来安排“中央首长住宿”，两人兴奋地击了一下手掌。
　　 井冈山管理局书记袁林是江西永新人，贺子珍的小老乡，两人老家相隔一二十里地，前后相望。他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苏区反“围剿”时，袁林和贺子珍的弟弟贺敬仁在一个司号班工作，是一对好朋友。袁林、孙景玉兴奋地陪着几位领导，沿着新修的马路，来到井冈山宾馆，一间房一间房地看。
　　 江东兴看得很仔细，对一楼主房的卫生间提了一点要求，对写字桌提出要高大一点儿，最好是三屉桌，好放腿。孙景玉试探问：准备一张木板床？汪东兴说不用，他们自己带来。
　　 这时，再傻的人，也知道是谁要上井冈山了。
　　 汪东兴一语双关地说：你们准备好了，中央首长会来；准备得不好，首长不会来。
　　 我们激动地说：保证做好准备。
　　　　　　　　 （2003年 7月19 日袁林口述）
　　 江东兴一行在井冈山宾馆住了一个晚上。据孙景玉和井冈山宾馆当时的管理员林海泉回忆：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上午，华国锋还到大井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在那里照了相，然后顺道下山回长沙。

　　　　　　 毛泽东长沙生病难离

　　 5月1日，毛泽东正在长沙等待井冈山打前站的同志。毛泽东这次在长沙下榻的九所三号楼，多年来一直被人传说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修建的别墅，不是事实。据当时张平化的秘书梅永禄和湖南省委办公厅接待科科长肖根如回忆，1961年，湖南省委办公厅为省委九位常委在省委机关西侧陈家山修建了九栋别墅式平房，故称九所。九栋别墅建成后，群众反映比较大，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没有搬进去，其他书记、常委更不便搬进去，九所只好改为湖南省委办公厅招待所，又名陈家山招待所，与湖南省委机关一墙之隔，有一门直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湖南比较多。1954年 11月25日，毛泽东专列从江西过来，经株洲到达长沙大托铺专线停了下来。毛泽东坐汽车进城去探望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先生，晚上离开长沙回京。以后，毛泽东到长沙的时候日见增多，南下广州，毛泽东习惯在长沙停下来，从杭州、上海回京，毛泽东也喜欢经南昌走萍乡拐长沙住一住，为了不影响地方，毛泽东一直都住在专列上，专列停靠的大托铺专线周围没有树木，冬冷夏热，地方领导极为不安。可毛主席又不允许为他和其他领导修建招待所。湖南省委只好将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住宅改造为蓉园招待所。1959年6月，毛主席从韶山回长沙接见杨开慧的兄嫂、朋友，都是在蓉园招待所一号楼。1960年，毛主席接见毛泽民发妻王淑兰和养子毛华初一家，也是在蓉园一号楼。九所建好后，毛泽东来长沙，才被邀请到九所休息，1965年被安排在三号楼下榻。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在四号楼和五号楼，靠得很近。九所紧挨省委大院，远远看去它和蓉园就像湖南省委的左臣右相。九所还有一条独立的通道，进山可以不经过湖南省委大院的大门。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年都比较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又不失活泼，一住下，相互开起玩笑，说在梅岭我们住二号楼，在长沙九所四号楼，双数和我们结缘了，“好事成双”嘛。梅岭二号楼挨着东湖，九所四号楼旁边是一座小山坡（陈家山），不高也不大，天然的，就像“金瓶寺的小山”，当时流行的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词就是“金瓶寺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上，第二天起床散步就是登山。卫士、医护人员、机要员等人都跟在老人家后面登。一边登山，一边问：“过两天，我们就跟着您上井冈山了？”满脸都是兴奋。据谢静宜、周福明、顾作良、王宇清等人回忆，1965年春从北京出发时，没有通知去井冈山，在梅岭住了一个多月后，才知道去井冈山，一个个都兴奋得要命，到了长沙，离井冈山更近了，心情也更急迫了。在主席面前，不自觉地打破不知道不许问的禁令，像小孩子一样问了出来。主席微笑着说：“快了。”
　　 但谁也想不到那段日子，毛泽东病了，严重的感冒。感冒不要紧，令人着急的是主席坚决不吃药，大有发展到支气管炎的趋势。医生着急地请他吃药，老人家摇头；护士长吴旭君千劝万劝，主席不听。主席希望加强锻炼，增加自身免疫力来抵抗感冒。对一有病就吃药一直不感兴趣。
　　　　　　　　 （2005年5月2日谢静宜电话口述）
　　 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接见外宾谈了一番话，对我国的保健制度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
　　 “中国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别找我。我说，我一年不找他，算他的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进。”
　　 这次重感冒，主席又不吃药，我们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一次在陈家山散步，我劝主席吃药，主席告诉我，他已吃药了。我很高兴地告诉护士长，吴旭君说：“老人家没有吃药啊。” 我转头又问主席，老人家幽默地笑了起来，说：“我是吃了药啊，我是吃了饭，饭是最好的中药。我还要天天加强锻炼，天天爬山。要用自己的抵抗力来战胜疾病。” 主席就是这样的人，有坚强无比的意志，即使70多岁了，也要靠增加自己免疫力来战胜感冒。这次他又胜利了。后来我看有些书说主席在长沙等了那么多天是张平化阑尾炎发作，其实主要一个原因是主席在长沙患了重感冒。
　　　　　　　　 （2005年5月2日谢静宜电话口述）
　　 毛泽东在长沙身患感冒之时，柬埔寨发生了一件大事。
　　 1965年5月3 日，西哈努克亲王就柬埔寨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向全国人民发表文告。事情的原委既简单又复杂，1955年万隆会议后，柬埔寨坚决奉行独立外交政策，渐渐遭到了美国等报刊的污蔑；60年代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到对柬埔寨王后和国家元首的人身污蔑。1965年4月26～27日，柬埔寨全国展开反美大示威，表示抗议，并要求王国政府同美国断交。西哈努克亲王对1965年5月这段历史曾写过《我为什么与美国分道扬镳》。他认为他的“不结盟政策，受到自由世界政客、首脑人物和新闻记者的诽谤和侮辱”；“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一样，在分配和使用方面都附带着与我们的主权不能相容的条件。”西哈努克沉痛地述说：“美国是在让我们的国家堕落。不能不依赖于他们。如果想要摆脱泰国、南越、老挝等受援国那样的充当外援的俘虏的命运，我们就必须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地与这个援助一刀两断。”
　　 ……美国坐在了东南亚怒火的干柴上。毛泽东看准了这是一个集合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力量与美国抗衡的契机。如果赢得了这个契机，将会改变东南亚和世界政治格局，树立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新的政治地位；如果失去这个契机，美国将通过挤压印度支那三国，进一步逼迫中国就范，中国生存的战略空间将更加危险。我国政府对柬埔寨表示断绝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讲话，立即表示支持和钦佩。
　　 同一时刻，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法国西部海岸萨布勒多朗发表演说，主张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他认为，目前美苏两霸之间的平衡，“如果持续下去，将威胁国际和平”，新的平衡应“建立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和责任的基础之上”。
　　 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也不平静。1965年5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世，当天成立了以林彪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林彪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致电刘亚楼家属。5月8日，刘亚楼的骨灰由专机运抵北京。林彪、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亲往机场迎灵，在中山堂举行了公祭。11日上午，林彪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刘少奇、周恩来等党、政、军在京负责人全部出席，罗瑞卿致悼词。
　　 4日后，林豆豆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刘亚楼的文章，谈到林彪与刘亚楼的生死友谊。
　　 几乎同时，罗瑞卿在《红旗》杂志发表《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长篇重要文章，这是我党我军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5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国内外复杂纷呈的政局，毛泽东似毫无所视又烂熟于心。老人家的重感冒刚被抑制，不巧张平化的急性阑尾炎发作。这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恨不得捶自己几拳，这个阑尾炎发作得真不是时候。毛泽东听说张平化一个劲地自我埋怨，叫徐秘书打电话送去安慰，说：“不要慌，要先治病，我可以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张平化请教中医，立即采取了一种抑制方法推迟做手术。
　　 在长沙等待的日子里，毛泽东找了湖南省委同志谈了几次话，讨论他们的工作规划、农业生产和水利问题。特别是对湖南省的粮食生产，毛泽东格外关心。
　　 湖南历来是我国产粮大省。解放以前，湖南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36年，为196亿斤。由干战争的破坏，1949年湖南粮食产量128亿斤。土地改革后的1952年达到206亿斤。合作化后的1957年为226亿斤。1958年达到245亿斤。但共产风又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和1961年湖南粮食产量均为160亿斤，比1957年低落很多，但比刚解放时还是要高一些。1962年、1963年逐年增长，1964年超过200亿斤，势头很好。
　　 1965年看到湖南全省在两三年时间里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水平，毛泽东是比较欣慰的。他也不由得想起了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那场争论。梅永禄回忆：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有的同志在前几年‘大跃进’时说‘一片光明’。我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形势，他们听不进，现在他们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于是提出单干，全部或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就没有出路。我看单干这股风是从上面刮下去的，越往上层这股风越大。”并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毛泽东那天还说：“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最近我到几个省看了看，找地方和军队的同志座谈，他们认为今年是个丰收年……我看不要很多年，多则三年，少则两年，农业生产就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悲观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湖南1964年、1965年的粮食产量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
　　　　　　　　 （2005年7月17日梅永禄口述）

　　　　　　 毛泽东和胡志明的重要会面

　　 在长沙等待的日子里，毛泽东请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来蓉，商讨为马克思、列宁的六本原著写序，要求一人写一篇，自己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毛泽东深以为必须在党内开展一个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风气。
　　 在等待的日子里，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三万多名美军进驻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帝国主义对整个拉丁美洲挑战》，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一针见血地说：“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器、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汪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淋漓尽致的毛氏风格。5月13日，新华社向全球发布了美国从1948年10月至1964年对拉丁美洲21个国家34次政治干涉和武装颠覆的罪行录。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约翰逊主义”就是新希特勒主义》。毛泽东当年对美国的认识，今天受到西方思想者的高度认同。20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获奖之日的演讲词特别写道：“美国支持过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右翼保守的军政府。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巴西、巴拉圭、海地、土耳、。菲律宾、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智利，这些军政府的暴行，曾经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暴行，但你们不被告知而已。美国政府的罪行是系统性的，是持续不断的，是恶毒的，是残酷无情的。”思想者的对接说明了什么呢？！
　　 1965年同一天，5月14日，我国又一个原子弹在西北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在爆炸前毛泽东就听到汇报了，笑着说，我们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个月，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二颗原子弹爆炸，胡志明75岁生日 （5月19日）快到了。听说胡志明正在长沙，毛泽东高兴地要去看他。胡志明一听毛泽东在长沙，立即表示他来九所看毛泽东。
　　 胡志明当时住在九所七号楼。据当时胡志明身边工作人员杨清萍回忆：
　　 “胡主席是5月中旬从越南来休假的，陪同胡志明来长沙的还有越南大使馆的一些同志。刚住下不久，有电话打来请胡志明在家等候，说毛主席要来。胡主席很高兴，他不是吩咐我们准备迎接贵客，而是要我们告诉他三号楼在哪里，他立即前往去看毛主席。”
　　 胡志明在大使馆同志陪同下走到三号楼门前。毛泽东始料不及，赶紧走出办公室和胡志明拥抱并互相问好，张平化也在三号楼。胡志明发现毛泽东嗓音嘶哑，关心地问：
　　 “毛泽东同志，您病了吗？”
　　 “没有大病，我患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毛泽东携着胡志明的手走进小会客厅，请他在自己的右侧就座。会客厅不大，只摆了几张沙发和条几，气氛亲切、自然。
　　 胡志明请毛泽东保重身体，送上越南党和人民的祝福。同时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说这是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和国际正义事业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笑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一个美国老朋友（斯诺）今年元月9日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问我，中国有原子弹后，我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我告诉他，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类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在越南，美国的不少武器已经成了纸老虎嘛！
　　 话题自然转到越南抗美形势。胡志明谈及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和战争升级，越南人民自觉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打击敌人。毛泽东笑着说，美国过去是用飞机大炮武装了中国的革命，现在又来武装越南的革命。
　　 胡志明微笑着递上一份越南腹地至中国边境数条公路图，他感谢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最大支持。1965年 4月初，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党、军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两国政府和军队相继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同武元甲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4月28日罗瑞卿在梅岭向主席汇报作战问题，专门谈到与越方会谈事宜，已得到毛泽东肯定的答复。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直以越方提出的要求为前提条件，尽全力支持。
　　 毛泽东认真接过越南要求援助的公路图，“笑着说：“我们感谢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对我们的帮助，这里只是尽点后方的义务嘛。”
　　 在毛泽东决定此事之时，据张平化上井冈山后私下认真说，在 1965年5月中旬，他和陶铸、王任重等中南、华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奉毛泽东之命，到北越去了一趟，了解了一些毛泽东极为关心的情况，由此中国郑重进入联合全世界一切反美力量与美苏两霸抗衡的国际大战略之中。
　　　　　　　　 （2005年7月26日孙景玉口述）
　　 自毛泽东和胡志明这次见面后，1965年 6月至1969年 3月，中国先后入越各种技术人才、技术兵种、支援部队达32万余人，至1970年7月根据协议全部撤出。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
　　 那天，大的战略基本确定后，“肚子”小战场也不丢。毛泽东邀请胡志明到小饭厅共用午餐，张平化和大使馆同志陪同。入席后，胡志明问毛泽东是否还在继续用药。
　　 “我不爱吃药。”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饭菜说，“胡志明同志，这就是最好的药。我对医生说过，我不找你，就是你的工作做好了。不发高烧，我是不找医生的。这次是找了。”
　　 “我也不爱吃药。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三号楼服务员郭国群端上一盘红烧肘子，毛泽东夹了一大块放到胡志明的盘子里，又给自己夹了同样的一块，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肉，要有肥有瘦。猪身上长的肉本来就有肥有瘦嘛，他们只让吃瘦的，不让吃肥的，我也有个办法，就是放着不吃。”毛泽东风趣而严肃地说。
　　 胡志明点头称是，他喜食清淡，食量不大。席间，两位领袖山南海北地交谈起来。讲到稿酬，毛泽东说：“他们给我不少稿费，我不用，存起来。有需要帮助的同志，给一点儿。这顿饭就是用稿费请您的，多吃一点儿。”
　　 胡志明表示感谢。颇有同感地说：“在越南，他们也给我不少稿费。。同你一样，也是存起来，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饭后，胡志明回到小客厅稍事休息，起身靠辞，再次希望毛主席保重身体，请他休息，不要送出去。握别后，毛泽东坚持送到楼道口，张平化送胡志明回七号楼。
　　 在毛泽东、胡志明下榻九所的日子里，毛主席和胡主席见过好几次面，每一次都是胡志明到三号楼去。两位不同国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既严肃认真，又轻松友好地最后确定厂中国援越抗美最大的联合行动。
　　 5月19日很快就到了，那一天是胡主席75岁生日。石荫祥是湖南省委招待所厨艺最好的师傅。这一次本来在三号楼为毛主席工作，胡志明来九所后，毛主席请石师傅到七号楼操厨。这一天，石师傅精心为胡主席做了一些好菜，祝他长寿。当晚，湖南省委在小礼堂安排了花鼓戏。胡志明喜欢看地方戏，说地方戏就像他脚上的草鞋一样朴实、耐用。胡志明脚上一直穿的草鞋，是一种越南热带地区很柔软又很扎实的草编织的。在七号楼，杨清萍曾经好奇地问胡主席：“穿布鞋不是也很节省吗？”胡主席亲切地回答说：“我脚上穿的是祖国的草；它提醒我祖国的领土和统一。”
　　 胡志明过生日那天，毛泽东安排刚从北越归来汇报的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几位领导人，去看望胡志明并表示祝贺。杨清萍进去为他们续水，听他们在谈郴州“三绝碑”，兴致勃勃。胡志明也听得津津有味。
　　 据梅永禄回忆：1960年3月，湖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主席专列停在郴州附近，邀请张平化等地方领导上专列座谈。张平化的秘书梅永禄和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都去了。主席问陈洪新：郴州有个三绝碑，你去过吗？陈洪新老实地回答说还没去过。现在有些宣传材料说，陈洪新当时刚到郴州，不确切。陈洪新当时已在郴州任职多年。主席举重若轻地介绍说：宋朝有个秦少游，此人很有才华，不得志，被流放到郴州，报国无门，满怀愁绪写下一首《踏莎行》：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轼被贬海南，情有同感。苏轼很欣赏这首词，特别是最后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三年后秦少游病逝，他闻讯落泪：“少游不幸死逆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他将此词抄录于扇面，痛附一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大书画家米芾闻讯，感慨更多。他就将“秦词”、“苏语”书写下来。后人以“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奉为“三绝”。南宋郴州知军邹恭（咸淳元年），就命工匠将“三绝”摹刻在苏仙岭石壁。史称“三绝碑”。“我们不能连邹恭都不如”，主席意味深长地批评到。
　　 陈洪新返郴后，马上传达此事，带众人参观三绝碑，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拟建护碑亭。1961年3月，国务院文教办张际春主任为此专程来到郴州，访碑、搜集秦观在郴州的资料。很快国家三万元专项经费下拨。1963年10月，陶铸、张平化、王延春等领导人去看了“三绝碑”，准备中南局拨点款。19653月，陶铸和张平化等视察工作来郴州，再次来苏仙岭隽“三绝碑”。看见一片新气象，陶铸便步秦少游原韵，新填了一一首《踏莎行》：
　　　　 翠滴田畴，
　　　　 绿漫溪渡，
　　　　 桃源今在寻常处。
　　　　 英雄便是活神仙，
　　　　 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
　　　　 渠飘束素，
　　　　 山川新意无重数。
　　　　 郴江北上莫辞劳，
　　　　 风光载得京华去。
　　 陶铸、张平化刚去三绝碑记忆犹新，王任重的警世格言也说得人刻骨铭心。杨清萍记得：
　　 谈笑三绝碑时，王任重随着说了一句俏皮话，大意是中国和越南两党、两国、毛主席和胡主席之间的友谊，也是新的“三绝碑”，大家都哈哈大笑。胡志明主席很高兴。
　　 他们临走时有人提议合个影，胡志明高兴地答应了。吩咐服务员、炊事员一起照，胡主席走出门口台阶，谦虚地坐在旁边，陶铸一不留神就坐到中间了。
　　 胡志明主席在七号楼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6点起床，散散步，偶尔跳跳交际舞活动活动。在我的记忆中，胡志明这次在九所小礼堂举行过一次舞会，毛主席没有来跳舞。原来毛主席下榻九所临走前一般都要安排一次舞会，放松放松，也与地方更多的同志见见面，但1965年5月，毛主席在九所时间比较长，却没有举行任何舞会，也没有放映一部电影。
　　　　　　　　 （2005年 7月18日杨清萍口述）

　　　　　　 四、5月21日启程重上井冈山

　　　　　　　 专列中午到醴陵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万里晴空，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十二辆小车整齐排列在“九所”大院。
　　 第一辆车是前导车，全部是警卫人员，身背无线电发报机。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器材，但仅隔两个山沟就听不见信号，与现在的通信设备更不能相比。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周福明也坐在这辆车上。
　　 第二辆是毛泽东所乘浅灰色“吉姆”车，司机赵毅雍。时年38岁。赵毅雍1957年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驾驶技术精湛。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就是他为老人家开的车。其后毛泽东每次到长沙，都是赵毅雍开车。赵毅雍开车很平稳，张平化曾夸奖道，小车里放一碗水过铁道，赵毅雍都可以一滴水不泼出来。赵毅雍是张平化的专职司机，这次自然“割爱”。第二辆车副驾驶座坐的是中央警卫团毛泽东的卫士王宇清，毛泽东坐在后座，旁边坐的是护士长吴旭君。
　　 据王宇清生前撰文回忆：
　　 这次出发之前，汪东兴召集工作人员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布置工作，交代任务。毛主席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用车，能合并坐车的尽量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这次上井冈山，北京随行警卫人员、工作人员都不多，此时分别坐在不同的车上。
　　 第三辆车是一辆黑色“吉姆”车，司机是赵毅雍的弟弟赵林雍。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坐在副驾驶座，汪东兴和张平化坐在后座。赵林雍也是一位技术出众的老司机，1956年底从长沙市公路运输局调到湖南省委开车，平日为省委领导谭余葆开专车。1958年毛泽东来长沙，是他开的车。1958年冬天，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到韶山和平江，都是他开车。那几年周总理多次来长沙，赵林雍也常常为总理开车。他回忆，小车快到80码，总理还看表，问能不能再快点。
　　 张平化夫人唐慕兰坐在第四辆车上。
　　 这十二辆车包括两辆工作车（面包车），一辆专门装毛泽东的书箱、木板和其他生活用品，一辆是通信器材之类。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科长就坐在生活用品工作车上。这辆工作车由接待处张庆祥开。
　　 这十二辆车湖南省委接待处安排了十三位司机，他们是曾正元、刘运泉、赵毅雍、彭仕元、陈心安、凌清刚、张新南、邓运田、雷中玉、李炳容、张庆祥、王成贵、赵林雍。
　　 十二辆车组成的小车队中午十一时许从九所出发，直奔大托铺毛泽东专列停靠处。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湖南省相关领导登上专列。
　　 事后，张平化夫妇曾对老秘书梅永禄谈及：
　　 主席邀请他们夫妇一起坐进专列会议室车厢休息。毛泽东专列会议室，唐慕兰是第一次看见，它和一般单位的小会议室差不多大，一条会议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中间放着烟缸、水瓶，没有鲜花，也没有点心。桌子周边摆满了折叠式木椅。
　　 主席坐了下来，手指身边，唐慕兰挨着张平化坐在主席的右边。专列上的服务员为他们倒了水。
　　 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主席说，1920年11月，他利用一次休假到株洲、醴陵、萍乡进行考察，对这次萍浏醴起义的爆发和失败有了新认识。
　　 萍浏醴起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秋收起义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也是讲造反有理。这个地区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送出不少人才。
　　 张平化心里默默地数着萍浏醴地区的英杰和名人：醴陵有程潜、陈明仁、李明灏、李立三、左权、张子意、宋时轮、杨得志……；李立三、左权、张子意、宋时轮都是渌江书院的学生，大革命时期醴陵农会委员长孙筱山曾经是渌江书院的老师，对他们深有影响。黄埔军校还有一批醴陵的高才生；萍乡有张国焘、何克全（凯丰）……浏阳有胡耀邦、杨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里离这里也不过百里……张平化心服地看着毛泽东，不安地想到自己一直没有从萍浏醴起义的历史角度思考过农民运动，思考过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更没有将这个地区与井冈山根据地在历史渊源上联系起来。他钦佩地望着毛泽东。
　　 主席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往东连接着株洲、醴陵，连接着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泽东缓缓地说：1927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他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车轮滚滚，窗外无声的风景与车厢内毛泽东有声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1927年“八七会议”和 8月底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布置了铁路起义计划。当晚，从株洲再去安源。工人朋友掩护他在安源张家湾一个矮房子里住了下来。
　　 在离这个小屋不远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毛泽东召集厂秋收起义前夕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潘心源、王新亚、蔡以忱、宁迪卿、杨骏等人，决定起义军（工农革命军）编为一个师四个团，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他原是平江义勇军队长。
　　 第一团由武汉警卫团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及平江农民武装组成，团长钟文璋，党代表彭商仁；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井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党代表是张明生；第三团由驻铜鼓县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和警卫团各一部组成，团长苏先俊，苏先俊原是浏阳义勇军队长，三团党代表是潘心源。夏斗寅的旧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没有派党代表。
　　 会议上决定了暴动的路线、时间等事宜。师部决定设在第一团所地修水。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向湖南省委写信，汇报了相关情况，6日和潘心源一起前往三团所在地铜鼓县。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直认为，毛泽东就是从安源这次会议参加者王新亚嘴里，第一次知道了井冈山这个可以打游击的地方。会上王新亚介绍了永新和安福宁冈农民自卫军一起攻下永新县城，永新、宁冈自卫军又退往井冈山。井冈山无形中扎进毛泽东的脑海。成为安源会议制定军事行动时考虑有进有退的支点，会议由此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后路”。
　　　　　　　　 （2003年7月8日贺敏学外甥邱仙元口述）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专列在历史的回顾（回放）中没有驶向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所在地安源，下午2点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汪东兴先下车，毛泽东没有要他们扶，自己跨下车来。
　　 1965年年醴陵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是老关火车站，通东西线火车；一个是阳三石车站，通南北线火车。阳三石火车站离老关火车站8里地，离今天醴陵火车站5里地。李立三故居就在阳三石车站对面不到200米处。1921年冬，毛泽东第二次去安源，是和李立三一起去的，就是从长沙到达阳三石火车站，再徒步到老关火车站乘车的。毛泽东当年去过李立三老家福建圩吗？
　　 醴陵阳三石火车站，是毛泽东早年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个中转站，也是秋收起义一个重要的纪念地。
　　 1927年9月10日，醴陵党组织为配合秋收起义军的进攻，组织四乡农村同时暴动。9月12日下午，当王新亚率领第二团到达醴陵阳三石火车站时，暴动农民已在站台上高举红旗迎接。然后合力一处，轻取醴陵县城。打了个大胜仗，城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敌人集结兵力反扑，二团撤出醴陵县城……
　　 醴陵、阳三石，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蕴涵着血与火的历史，凝聚着志士理想与信仰的嘱托！
　　 1965年5月21日，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在阳三石站台上来回走动。张平化静静地跟在旁边。湖南省委小车队整齐排列一边，小车从大托铺空车提速，早已提前10分钟到达阳三石车站。工作人员已纷纷上了小车。
　　 毛泽东留念地向福建圩方向又望了望，才朝浅灰色“吉姆”车走去，汪东兴一直恭候在车旁，静静为老人家打开车门后，才走向第三辆黑色“吉姆”，和张平化坐在起。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小车队从醴陵再次出发。

　　　　　　 回首文家市

　　 重上上井冈山的小车队从醴陵沿着湖南省道行进，路况甚好。毛泽东一路思潮滚滚。司机赵毅雍听见毛泽东在后座对吴旭君讲秋收起义各团的经历，一幅幅腥风血雨的历史画面出现在眼前——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第一团在修水打响第一枪。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就在修水当年的一所学校里。团部旁边是修水县商会，也是第一师师部所在地。
　　 在“攻打长沙”的口号下，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走过大桥镇，到了江西省修水县与湖南省平江县交界的龙门厂（村名），这里是两省之间的重要路卡。一团经龙门厂一路披靡60里到达平江县交通要塞长寿街。
　　 长寿街是个镇名，一团竟遭到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的突然袭击。团长钟文璋和三营长等一些军官失踪、跑散，辎重、行李、炊事用具全部丢失。那时，总指挥卢德铭还没有从武汉赶回来。一团余部只好从长寿街退回到龙门厂，在一座祠堂里设了收容所。第二天，总指挥卢德铭率师部和一营从修水赶来。部队在龙门厂进行了整编。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换上镰刀斧头红旗，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一团在龙门厂张家祠堂里整顿了三四天，卢德铭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了会，计划以一、二营反击邱国轩，后因情报弄不准，未能实现。后直接去了文家市。
　　 秋收起义第二团9月10日从安源出发。萍乡没有攻下，改打醴陵，旗开得胜。9月15日，二团乘虚攻占浏阳县城，解放了许多被捕同志，其中包括和毛泽东一同去铜鼓被捕的潘心源。接连攻下两个县城后，王新亚骄傲轻敌，对敌人的再次反扑毫无准备。第二天被敌人增援部队包围，全部打散在浏县城，队伍差不多都打光了。团长王新亚也不知踪影。文家市会合时二团只剩下安源工人爆破队的一些人。
　　 秋收起义第三团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他和潘心源9月6日从安源出发，在浏阳和铜鼓交界遇见张家坊挨户团，潘心源一见敌人盘查，有意将敌人引了过去，他赶快往前走，估计敌人一定会追上来，丢了一些钱在路上，躲在长了树木杂草的水沟里，团丁看到钱，以为是他跑时掉的，就说：“还在前面，快追！快追！”毛泽东摆脱了敌军的追赶，安全脱险。
　　 第二天赶到铜鼓。中秋节（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召集排以上干部，在团部肖家祠堂开了会。肖家祠对面有个湖，也叫“西湖”。决定第二天举行暴动。
9月11日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铜鼓老街商铺门前的洋油灯闪着黯淡的微光。三团从铜鼓大沙洲出发。那时，毛泽东的脚磨烂了，不能行走，三团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三团旗开得胜顺利占领了浏阳白沙镇。
　　 白沙是江西铜鼓县和湖南浏阳县交界的一个重镇，也是当年边界茶油、竹木交易的一个集散中心。白沙镇依傍着浏阳河，商铺林立，白沙桥下一座百年麻衣老庙香火缭绕。
　　 攻克白沙镇是毛泽东第一次率兵打下的第一个胜仗，当晚三团住在白沙镇刘家祠。刘家祠大门旁一副长联古老而朴实：
　　 白沙踞浏东上游 数百年籍占于斯聚族至令为著姓
　　 大围当祠南一面 两三峰秀翘特出钟灵有自借名山
　　 毛泽东在白沙镇填了一首词：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第二天，毛泽东移军攻克了浏阳县东门镇，率团驻扎在东门镇浏阳河两岸涂家祠堂和何家祠堂。东门镇老人涂忠勇的母亲曾亲眼看见来东门巡视的毛泽东，74岁的涂忠勇说：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我母亲肚子里怀有我哥哥，她亲眼看见毛主席带着两个勤务兵来到东门老街，察看地形。母亲说，毛主席好高好高，下巴上有一颗美人痣很特别。解放后一挂毛主席的像，她就高兴地说起来。她说她一辈子只看见一个有美人痣的男人，古代传说这种人了不得，原来是毛主席。现在东门镇比白沙镇大，解放前是白沙镇比东门大，但东门交通比白沙方便一些，敌人也容易来得快。那天东门镇上到处都是讲平江话的农民起义军，脖子上系着红带子，好热闹。当时他们住在浏阳河两岸的涂家祠堂和何家祠堂、当晚，敌人包抄过来，起义军就退了。
　　　　　　　　 （2005年7月 13日东门老人涂忠勇口述）
　　 9月14日，敌人围上来了，为了保存实力，三团只好从浏阳东门镇退到白沙乡上坪宿营。那是毛泽东湖南一师同学陈锡虞的老家，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至今未通汽车。在陈锡虞家毛泽东召开了第三团干部会议。
　　 陈锡虞1930年牺牲，儿、孙都已故去，孙媳何秋香在老屋门前激动地说：
　　 上坪会议就在我家老屋开的，听婆婆（陈锡虞的妻子，1980年去世）说，毛主席在我们家住的那个晚上，开完会和陈锡虞两人一起睡在一张床上。谈了很长时间。陈锡虞参加了秋收起义，留在地方工作，不久担任湘赣省委常委。1930年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在浏阳河白沙岸边，被敌人剁了八块牺牲了。白沙镇的老人都知道，鲜血流了一地。陈锡虞是毛主席一师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他还和蔡畅一起到巴黎勤工俭学。在法国公园里一起照过相，相片浏阳县党史办借去了，有些书上还用过。
　　　　　　　　 （2005年7月 12日陈锡虞的孙媳何秋香口述）
　　 上坪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写信呈报湖南省委。同时传信第一团、第二团余部向三团靠拢。9月15日毛泽东率领三团从上坪出发，经浏阳界岭回师铜鼓，在排埠乡永庆村万寿宫驻扎下来，等待第一团。
　　 铜鼓县排埠乡永庆村万寿宫比较大，依山傍水，坐南朝北，分前后两栋，前栋有个戏台。前后栋有个吊楼连接，毛泽东就住在万寿宫后栋左侧第一间房里。白天，秋收起义部队在前栋戏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没有等到一团和二团。17日，毛泽东率领三团重新回浏阳，中午在张坊附近赶上一团，前委委员初次碰面，决定19日三个团在文家市会合。
　　 文家市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镇，当时只有稀稀落落几十户人家，各路起义部队一下子聚集到这里，小镇异常热闹起来。9月19日晚上，前委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决定起义军命运的会议。会上，以师长余洒度等人为一方，坚决要打长沙；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等人为一方，主张放弃打长沙，迂回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卢德铭的支持，赢得多数成为决定。
　　 9月20日清晨，艰苦转战来到文家市的工农革命军一千多人，聚集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师长余洒度先讲话，他情绪低落地告诉大家，他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操场气氛更加低迷。这时，毛泽东从里仁学校侧门走了出来，他目光坚定，满脸挂着笑，大手一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秋收起义受了点儿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就这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告别了文家市。
　　 三十八年过去了。1965年5月21日，在去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深切地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1965年的文家市，据文家市从事史志工作50多年的蔺万寿回忆：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烧杀，文家市大伤元气。解放十几年恢复有限，1965年镇上只有百十户人家，清贫安详，可以说，没有富贵人家，也没有特困户。只有一条老街通向里仁学校，里仁学校当时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内的操场重新修建，毛泽东等师团级干部住房和展览厅占用了一些面积。展览厅中挂着杨勇上将和胡耀邦年轻时的巨幅照片。
　　 1927年镇上有十几个青年人第二天跟着队伍走了，1930年又走了一批。扬勇上将就是其中的一个。文家市活着归来的也就杨勇上将一个，还有一个离文家市十多里远的中和乡的胡耀邦。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文家市时，胡耀邦12岁，正在里仁学校读高小，他亲耳听到毛主席在操场上讲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个大水缸，我们队伍人虽少，就像一个能打破大水缸的小石子，只要齐心协力，就能在不久的将来打破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给少年胡耀邦很大的触动。1929年冬，他14岁在家乡秘密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就投身于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去了。当年跟着秋收起义军走的壮士，他们的直系亲属解放前都被国民党清乡，一户户“斩草除根”了，非常悲惨壮烈。
　　　　　　　　 （2004年4月 8日蔺万寿口述）
　　 蔺万寿说，自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至今，又一个三十八年过去了。新世纪的文家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纪念地和烟花大镇。当年毛泽东讲话的里仁学校已装修一新。秋收起义纪念馆通栏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烁着异彩。纪念馆旁，修建起舒适的招待所，住宿价格不菲。镇上移动、联通电信局、邮局一应俱全，两家中型自选医药店面临闹市。三四条街道长短不一，全镇最富丽堂皇的一栋大楼文家市镇四大家办公楼，绿色玻璃幕墙，豪华壮观。不过，建大楼负了债，还须收税还贷若干年。镇上80%的居民在做花炮，有几家做老板，大多数人在花炮坊打工，月工资几百元不等，比大集体时的收入高许多。当年亲眼看见起义军的老百姓都不在了，现在的年轻人从父辈那里知道不少当年情景，谈起来无限神往。
　　 现在文家市镇上，杨勇上将的亲侄儿和外甥还健在，他们和杨勇的孩子有密切来往，在镇上过着中等生活，他们盼望有关部门将杨勇的老屋重新盖一盖，能办一个故居纪念馆则更好。
　　　　　　 汽渡载车过洣水
　　 1965年5月21日，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沿着当年秋收起义行进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小车上继续着秋收起义的话题，他告诉吴旭君：
　　 1927年9月20日从文家市出发，22日晚走到萍乡芦溪，师长余洒度要部队在一个山口树林里露营。总指挥卢德铭提出不安全，余洒度不听，三团团长苏先俊附和余洒度。9月23日拂晓，担任后卫的三团突然遭到朱培德部下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卢德铭带参谋胡景玉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卢德铭当时骑着一匹大白马指挥，突然被敌人打了一个冷枪，鲜血直流，胡景玉同时阵亡。陈士榘就在卢德铭身旁，亲眼看见卢德铭血流了一地。他立即赶了过去，难过得流下眼泪卢德铭牺牲时只有22岁啊！
　　 卢德铭是四川省宜宾县人。1924年19岁时由孙中山特批读黄埔军校二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留校。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历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北伐著有战功。汪精卫“分共” 时，任武汉警卫团团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未果，转赴修水参加秋收起义，任总指挥。
　　 卢德铭的牺牲和芦溪之败，给秋收起义队伍很大打击。秋收起义半个月，一团、二团两个团长下落不明，总指挥阵亡，三团团长苏先俊和师长余洒度垂头丧气。秋雨茫茫，人心惶惶，开小差的天天都有。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纷纷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
　　 有一天，毛泽东走到一个连队，有个战士不认识他，要他挑担子，他和蔼地说：“我给你们挑担子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认识毛泽东的同志说：“这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战士们都感到惊奇。毫不拘束地围在他身边，毛泽东天天和战士们走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思想，寻找凝聚这支队伍的办法。秋收起义的队伍艰难地向罗霄山脉中部前进。
　　 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话题说到这儿，司机赵毅雍禀告前面是攸县县境。醴陵距攸县60公里，1965年5月21日下午3点多钟，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进入了攸县。
　　 攸县是个古城，有条古老的洣水河，小车队要向井冈山进发，必须在攸县过洣水河，1965年洣水河上还没有建桥，攸县过河都用汽渡。毛泽东和他乘坐的小车也是用汽渡运载过洣水河的，当年这可是颇费周折的一级警卫大事。
　　 时任攸县公安局副局长徐利生今已77岁，强健如昔，他激情地讲述：
　　 1965年5月初，高文礼副厅长带了几个人到攸县来，当时县公安局局长调到浏阳，由他负责局里工作。高文礼作为省公安厅副厅长和警卫专家，越过地区公安部门，直接到攸县，这是第一次。高文礼告诉徐利生，过个时期可能要搞一次军事演习，希望县里事先组织力量，把沿线洣水河工作搞好。要事先把从醴陵边界到茶陵边界沿路的“五类分子”和公路捣乱分子控制起来。时间未定。你们务必提前把工作做好。
　　 第二天上午，他立即在公安局把股长、所长召集起来，传达了高厅长的意见。抽了二十几人分四个小组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组专门负责洣水河渡口，两只船对开，一只船两个人；一个组负责船老板、县情；一个组负责新市到县城沿途；一个组负责皇图岭到县城沿途的安全。这样醴陵到茶陵攸县路段全部做了准备。又布置基层沿线治安员召开会议，摸一摸“五类分子”表现，对亡命分子提前控制，沿线小学生放学路过的地方要与老师联系好，沿线的牛要圈养在山上，不要滞留在公路上影响“军事演习”。
　　 过了几天，高文礼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汇报了这些情况。高文礼说：你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好。一个礼拜全部落实。当时一点儿都不知道是毛主席要路过攸县。5月20日晚上，高文礼又打来电话，说明天家里同志都不要动，要服从命令。
　　 5月21日，全体人员在公安局严阵待命。11点钟，高厅长派来了几个科长，沿路从皇图岭起，找治安员了解情况。高文礼的车子直接开到局里和他讲了真话，说：“告诉你，我们很幸福，毛主席要路过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把洣水河搞好，千万不能阻车。”
　　 吃过午饭后，28个干警全部上岗，重点放在渡口．攸县渡口又叫谭家码头，当时去了十几人，每个船上也派了几个人。
　　 下午4点钟的样子，十几辆车子过来了。看不出来毛主席在哪一辆车上。车子外表没有什么区别。我坐在渡船的前头，渡船每次运送两辆小车。前导车和一辆小车先过去了，我看见省里张平化书记从过去的一辆小车里走了出来，往这边岸上望。第三辆、第四辆小车上了渡船，船行到一半，突然第三辆小车的窗帘被一只大手掀开了，一张人民熟悉和向往的脸出现了，“毛主席！” 毛主席眼睛看着河水，嘴巴动了动，不知在说什么。
　　　　　　　　 （2005年7月19日徐利生口述）
　　 洣水河由井冈山山泉汇集，上游经炎陵、茶陵，穿过攸县，流向株洲进入湘江。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多次经过这条洣水河。1927年12月毛泽东在茶陵听说陈浩率领第一团大队人马沿洣水往湖口方向去了，那不是要离开井冈山逃跑吗？毛泽东当即找船利用洣水河在湖口追上大队人马。洣水河，流载着井冈山根据地太多记忆，今天，毛泽东又来到了洣水河边！
　　 毛主席痴痴地望着河水，我忘记了一切，痴痴地望着主席，直至船老板激动地喊了出来“毛主席”，我才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赶紧到船老板跟前，要他保密。当天这支船上有四个人看见了毛主席。
　　　　　　　　 （2005年7月19日徐利生口述）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老人家路过攸县的消息传开了，攸县县委领导有点儿责怪徐利生，怎么不给他们派点儿任务，一个个都懊悔不已。徐利生说，毛主席路过这里，他也是当天才知道的。必须保密。
　　 1965年5月21日下午四时零五分，毛泽东从攸县谭家码头渡过洣水河。
　　 两年后，在毛泽东乘坐汽渡的地方，中央拨款修建了攸县洣水大桥。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洣水河汽渡上掀开窗帘，想看什么呢？真的在汽渡上说了话吗？
　　 司机赵毅雍曾向人说过此事。毛主席当时在汽渡上告诉车上护士长，谭震林就是攸县人，谭震林的老家就在洣水河边。毛泽东是想看一眼战友的老家吗？
　　 谭震林的侄儿（四弟幼子）谭建仁说：三伯谭震林就是在洣水河边长大的。我家祖籍是茶陵，明朝时候迁到攸县泽田，今天叫皇图岭乡。清朝时迁到攸县珍珠巷。我的爷爷（谭震林父亲）谭肇乾有8个儿子，谭震林行三，派名衍远，我父亲谭乐春行四，派名衍泰，同父同母兄弟中两人最要好。珍珠巷解放后又叫谭家码头，我们家离毛主席1965年过汽渡的地方不到50米。5月21日那天，我们都不知道毛主席来这里过洣水河，三伯谭震林也不知道。解放后，三伯八次回攸县视察。1965年5月，他就在攸县蹲点搞“四清”，5月21日那天，三伯还在攸县乡下和公社大队干部讲话，县志里写了这个事。要是三伯知道毛主席从谭家码头过洣水河就好了，他一定会回老家在河边等候毛主席，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跟着见见老人家。
　　　　　　　　 （2005年7月19日谭震林的侄儿谭建仁口述）
　　 巧中有不巧，不巧中有巧，历史上的事，万事都蕴涵着辩证法。
　　　　　　 夜宿茶陵县委办公室
　　 攸县离茶陵很近，只有38公里。1965年5月21日下午5点钟左右，重上井冈山小车队进入茶陵。当年茶陵县城不大，两条主要街道南北交错，路面不宽、洁净，汽车较少。小车队悄无声息地开进茶陵县委大院。
　　 那天，县委各单位大多数干部都在下面，有的搞调查，有的搞“四清”。1965年县委县政府都在一座楼里办公。当天只有县委副书记李颖在家主持工作。毛泽东来茶陵休息的房子，汪东兴、华国锋走后不久就腾了出来，对同志们解释是准备办什么展览。房间早早地按照汪东兴交代做了简单布置，将一楼中部两间房打通了一个门，外间房放了一个方木桌，四把凳子，里面房放有一张桌子，一张木床架子，严格按吩咐没有准备床板，但准备了一床新被套。县里焦急地等了好多天，一直没有见具体通知。那时候一个干部当几个人用，办公不是光坐在办公室里，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汪东兴等人也没有说谁来，具体什么时候来。县里领导不少人都下基层去了。
　　 据当时负责接待的县委副书记李颖回忆，5月21上午9时，湖南省委办公厅给他打电话，说：“平化同志今天到你们那里去，前边来了两位同志，他们到了，提出什么要求，请你按他们的要求办。当时，李颖心里纳闷儿，平化同志往常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他也不便多问，放下电话，交代厨房准备一桌饭菜等待客人。过了12点不见平化同志来，只好先吃饭，但不敢离开。直到下午一时许，来了两辆嘎斯六九车，是湖南省委办公厅和湖南省公安厅两位处长。他们告诉李颖，今晚有位中央首长要来这里住下，要做几件准备工作：一是将汪东兴副部长原来选择的房间打扫干净；二是安排20多人的食宿；三是住房中的机关工作人员暂时离开，并做好院内安全保卫工作。由于汪部长等人前来察看过，两位处长可能是按汪部长的意见，检查了常委办公楼一楼右边中间做中央首长的住房，他们把窗帘取下，换上他们白带的黑色窗帘。准备就绪之后，两位处长把我拉到值班室轻声地说：“今晚是毛主席来住，只你一个人知道，要绝对保密。主席的床铺、伙食都不要你们管，只安排好随同来的其他首长和工作人员的伙食就行。”同时，还交代除李颖和几个负责茶水的干部外，其他人不得进入办公楼。然后两位处长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办公楼里。
　　 下午5点过后，来了两部中巴车，按预先安排，停在左边过道上，一部装有床铺、炊具与蔬菜，一部是记者、摄影师与通信器材。李颖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帮助他们卸下行装。没多久，有人告诉李颖，快去门口，首长来了。这时李颖虽知道是毛主席来，他也在 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上远距离见过毛主席，心情仍然非常激动紧张。刚走到门口，只见毛主席在一位女服务员（医护人员吴旭君）照护下，从银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中走出来。高大魁伟的身材，亲切的面容，顿时使李颖眼睛模糊，一下惊呆了，近在咫尺，李颖不知所措，心里在喊：啊！毛主席！这时平化同志从紧随在后的轿车里走出来，快步超过到主席跟前，把李颖介绍给毛主席，李颖身高一米七三，他感到主席个子真高，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主动伸出手。李颖一时激动得连话都不会讲了，立即趋前两步，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当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别的话就忘记说了。
　　 主席已是72岁高龄，从长沙到茶陵，在汽车里颠簸了一天，走路仍是昂首阔步，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一点儿疲劳的样子，老人家在张平化的陪同下，走进县常委要办公楼的走廊，有人说，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毛泽东正准备坐下，另外一位同志说，到里面屋里休息吧！主席便跟着进了为他准备的房间，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看看四周说，天色还早呀，走吧！张平化立即接话：“天色不早了，今天不走了，就歇在这里。”主席没有作声。张平化和陪同进屋的几位同志站了一会儿后说：“主席，您休息吧。”大家退出了房间。
　　 为了准备毛泽东住宿，遵照先遣人员的安排，在房间里特地安排了一张方桌，毛泽东睡的床是随车带来的一个木板床，可以折叠，床铺比较宽，很朴素。床的一边放铺盖，一边可以放书。
　　 这栋楼就住了主席和他的保健医生、护士及贴身警卫人员。这些警卫人员都是便衣，张平化、公安厅长李强及主席秘书等工作人员住在另一栋平房里。县委院内负责保卫的是省公安厅的武装保卫人员，院子外是县公安局和武装部的武装警卫人员。
　　 主席的伙食是跟他一起来的厨师在小厨房做的，主席吃得很简朴，没有要茶陵为他准备什么菜，只要了两条一斤多重的活鱼。随行人员的伙食则在县委机关食堂，也是 一般的菜。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有位同志没有吃饭就找县里要两根又长又直的楠竹，林业局同志很快送到。后来才知道这楠竹用作架设电台的天线。他们下午六时开晚餐，接着就开始紧张的工作。
　　　　　　　　 （2003年7月6日原茶陵县宣传部长尹施瑛口述）
　　 吃完饭后，毛泽东和张平化等人在县委大院走了走。茶陵县委大院比较大，寂静无哗。
　　 那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麦香轻扬，星光灿烂。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轻吟“秋风淅沥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说这是明初名士解缙夜泊茶陵的名句。解缙是江西吉水人，朱元璋对他的才识很尊重。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讲：我们也是夜宿茶陵，不过不思故乡思井冈。
　　 茶陵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茶陵、炎陵、莲花、永新、宁冈、遂川）之一，毛泽东自然浮想联翩。
　　 在茶陵县委大院，毛主席对张平化说：“想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那晚散步回来，毛主席笑着对张平化说：《茶陵方志》，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这使张平化想到1959年在庐山上听说毛泽东一到180别墅（美庐别墅），就向当地要《庐山志》看的事情，“下车伊始问志书”，感到自己的失职。当即找到李颖。李颖火速通知县档案馆副馆长谭金姑，取来了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版、民国22年重印的《茶陵州志》。1927年时，吸陵州志》尚未重印，明清版本少，自然很难找到。
　　 据茶陵县党史办李回苟说，毛主席在茶陵这个晚上．看《茶陵州志》的时间就长了。老人家孜孜不倦一直读到凌晨以后。有的说凌晨三点，有的说凌晨五点。
　　 5月21日同一天，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陪同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第一次到大寨视察。参观狼窝掌时候，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介绍大寨发扬集体经济优势，治理狼窝掌的经验。周总理紧紧地握住陈永贵的手说：“毛主席要我代表他问候你，问候大寨人！要我们的干部向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
　　 5月21日同一天，刘少奇在北京市一O一中学，一所重点学校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的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可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刘少奇正在全力推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宣传和试点，将它作为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巨头在1965年5月21日同一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风采，似乎也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
　　 （《环球视野》摘自《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