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评柳鲲鹏的奇文〈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之二　　

　                     探索者　　

作者问：“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笔者答：历史不好假设，但是如果作者非要做这样一个假设，那不妨作就这样一个假设来看看。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一）很显然：没有“儒家文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没有了，这就必然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当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遇到如此强大如此疯狂的旧社会复辟势力的反扑！复辟！当然更无须人民大众现在仍然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来批判和清扫这些垃圾！这也必将大大地加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　　

“儒家文化”这种反动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儒家文化”这种反动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是非常强大的。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将是一个艰难多舛长期的历史过程。　　

“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因此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不打倒“儒家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建立发展不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被颠覆而复辟到旧社会中去！只有彻底打倒它，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才能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大众的性质才能够得到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到巨大快速的发展！　　

（二）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就不会有“克己复礼为仁”，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必将缩短，并且周奴隶制必将会被荡涤得更为彻底，代替周王朝奴隶制的将是一个更富有地主和工商富人专政的封建性质的国家。统一中国的很可能是鲁，或是楚，而不是西北边陲小邦的秦。因为周时鲁就比秦发展进步得多，也比秦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得早，只是因为“儒家”在鲁盘踞的势力太根深蒂固、太强大了，而把其窒息了的缘故！尽管如此，鲁在克服“儒家”“克己复礼”的阻力上，也曾向时人显示过它潜在的崛起力量。例如，《孟子·告子下·12·8》：“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为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当时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7·14》）、“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11·18》）的战国时代，然而，孟子却极力地反对战争而对鲁君叫嚷：“一战胜齐，遂有南阳”者，也“不可”“用之”？由“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孟子·万章上·9·3》）来看，甚至“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者，亦是要“用之”的。“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为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这也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孟子不仅要鲁君还政与周天子，“有作者王”，而且还要把自己己经扩张的土地归还回去。退回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弟周公旦于鲁时“为方百里，地非不足，而俭百里”的情况。孟子也是一个复古派。正是因为“儒家文化”长期对鲁的统治，鲁没有足够地重视发展“农战”，所以也就没有能够在群英争雄中崛起，而在公元前256年被强大的楚所灭。　　

对于楚，以后笔者会撰文，专门论述之。　　

（三）《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其中，“墨者”，指信奉墨子学说的人。战国时期的著名学派，与当时的“儒家”并称“显学”。“显学”，《韩非子》篇名。“显学”，指著名的学说、学派。篇中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司马迁《史记·史太公自序》称“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列夫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称“墨家”“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从’。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当然也就没有“儒家文化”对“墨家文化”的反对和破坏，“墨家文化”就必会大行于天下，那将对人民大众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现在的世界很可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也说不定。墨子的治国家，平天下之道，犹出自老子的“天之道”的“损有余而不不足”之辙。他认为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天”为法，以天意为归。他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墨子·法仪》）“然则奚（xī）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同上）认为“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反对儒家礼乐的烦琐糜费，“靡财而贫民”，“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而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为中心，与儒家展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学术观点的论争。孔子讲“仁”而“罕言利”，墨子则把“利”放在重要地位，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上）的原则。主张互助互利互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也即“等级”）。斥责儒家的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上》）。反对孔子的“天命”论，针对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称颂“知命”者是“仁者”，而认为“命者暴王所作”（《非命下》），“故执有命者不仁”（同上）。因此竟被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子大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6·9》）这就完全说明墨子的“仁”与孔子的“仁”，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性质不同的“仁”！墨子明确地把他自己的“仁”与孔子的“仁”划清了界限！墨子的“仁”，是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帮助抚慰提携为“道德”，而孔子的“仁”，是以“克己复礼”，“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复辟旧世的奴隶制为“道德”。墨子鼓吹“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墨子的“兼爱”是以人格的平等为前提，只有人格平等，才能有真正的相爱、相利。墨子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无差等的“仁”与孔子的以血亲宗法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仁”根本不同，它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　　

墨子批评儒家“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墨子·非儒下》）认为儒家宣扬的“天命”，导致官吏“怠于分职”，庶人“怠于从事”，使“天下贫且乱”，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同上）强调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其处境，“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墨子·非命下》），“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同上）。墨子认为贫富、饥饱、贵贱、荣辱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其力”之“强”与“不强”而改变。墨子斥责孔子及其门徒是一伙“污邪诈伪”者，周游列国是“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墨子·非儒下》）墨子反对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主张“作而且述”，即历史上任何事物必先有所“作”（创造），然后才有所“述”（继承）。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也即反对“克己复礼”！墨子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繁饰礼乐以淫人”，“君子必古服古言”等思想，认为“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说古人所讲的“言”，所穿的“服”，起初都是“新”的，如按儒家“君子必古服古言”之说，那古人都“非君子”，都不算是“仁者”了。墨子批评儒家的“礼乐”是“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漫亲，立命缓贫而高自洁，倍本弃事而安怠傲”（同上），认为儒家“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同上）。在认识论上，墨子反对孔子的“生而知之”和“不行而知”的观点，主张“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兼爱中》），提出“取实予名”，“言”以“迁行”的的观点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三表”法。　　

墨子主张“兼爱”，并从“兼爱”出发提出“尚贤”，进而在“尚贤”基础上，提出“尚同”的设想。在《墨子》中，专有《尚同》三章。他说，就一家而论，“家君”为一家之长，家中的各个成员都要相互“爱利”。其能相互“爱利”的，便告知“家君”受赏；倘若发现其中有相互“恶贼”者，而又不告知“家君”的，便要处罚。国与天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中的各家和天下的各国，都要像“爱利”的各家和“爱利”的各国一样，相互“爱利”，倘若发现其中有相互“恶贼”者，而又不告知“国君”或“天子”的，同样也要对其处罚。为了保证“天子”、“国君”和“家君”，一定能以“爱利”为怀，即能“兼相爱，交相利”，他进而提出其具体措施：（1）不论“天子”、“国君”、“正长”，乃至“家君”，都须经过全体成员的选择，的确是天下或一国、一家的“贤可者”，方可被选立。从而保证所确立的“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等，一般说来都是以“爱利”为怀的。（2）万一其中真有不以“爱利”为怀的，不能给民众办事的，那么民众便会群起逃亡，“而莫肯尚同其上”；即使民众不逃亡，他的赏罚也会无所施。因为“上下不同义”，则“上之所赏”，即“众之所非”；反过来，“上之所罚”，即“众之所誉”。在上的不能为在下的所拥护、信任，这样在上的自然而然就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如果他不自行引退的话，便因他的“不肖”，大家也会联合起来，把他抑而废之。“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3）假使“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只是小有过失，也用不着把他“抑而废之”，还可以对他进行种种“规谏”，使之改善。“上有过则规谏之，……”（《墨子·尚同上》）（4）“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是否真以“爱利”为怀，则要看他的实际行为，全视其行为如何而定。“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一样，才可以说他真是“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大家才可以效法他。否则他“法不仁”，也就“不可以为法”。至于被选为“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的人，一方面要极力爱民，“爱民必疾”；另一方面对民众又要能“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墨子·尚同下》）墨子的“尚同”，并非是强迫民众尚同于上，使之盲目服从，而是出乎于民众的自然。这种自然尚同的获得，全看当政者是否真正爱民，真正乐于给民办事，使穷的富起来，贱的贵起来，使之从经济上的独立进而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发展。由此看来，与儒家强调“忠君”相反，墨子更强调”的是“君”要“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君”要“爱民谨忠”，“君”要“利民谨厚”。“君”要“忠于民众的利益”， 一方面要极力爱民，“爱民必疾”；另一方面对民众又要能“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否则，民众就教育他警告他，最后抛弃他！　　

虽然墨子也讲“天命”、“鬼神”，但是墨子的“天命”、“鬼神”与孔子“天命”、“鬼神”不同，有本质上的差别。孔子的“鬼神”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墨子的“鬼神”却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这是由孔子和墨子阶级本质不同所决定的。孔子宣扬“天命”、“鬼神”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做稳奴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不要反抗。把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奉为上天的命令。墨子则与其相对立，讲“天志”，把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尊为上天的志向（《墨子·天志》）。孔子讲“天命”，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神权”，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加在奴隶等被统治者身上的一种桎梏。孔子强调：“天子受命于天”，下者要绝对同于上者，下者要“克己复礼”，服从上者。墨子对其批判，强调：“天子”、“国君”、“正长”、“家君”，都是要经过全体成员的选择，的确是天下或一国、一地、一家的“贤可者”（《墨子·尚同上》），上者要同于下者，上者要“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否则便“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墨子主张尊道利民。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尊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尊道”，即立天为仪，顺天之志，兼爱、尚同、非命，勤勉从事，使“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足用，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再三称“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是谓天德。”（《墨子·天志中》）墨子“人”指“民”，强调“利乎民”。要以民为政，“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墨子·尚同中》）。墨子“天志”、“明鬼”的目的，主要是想借助超人间的权威以限制当时统治阶级的暴政。《墨子·天志上》：“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幸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墨子·明鬼上》：“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　　

关于“义”？何谓“义”？“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国语·周语》：“义，所以制断事宜也。”故常以“礼义”并举。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其具体内容是“仁”。故称“仁义道德”，——即以“仁义”为“道德”！而“仁”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义”就是完全遵循周礼，越遵循周礼就越好，也即越“义”！而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贵义》）墨子以“予天下而杀之身”，“必不为”为“万事莫贵于义也”，就是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为“贵”！　　

墨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仁义”为社会的“劳苦大众”！把社会推向前进！孔子“克己复礼”、“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复辟旧世的“仁义”为社会的“破落贵族”！把社会拉向后转！　　　

庄子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而借老子之口直称孔子犹把“迹”（脚印）当“履”（鞋子）者，“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幸亏没遇上个治世之君）（《庄子·天运》）！称孔子犹那个“效颦”的丑八怪（同上）！　　　　

（四）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就不会有宦官赵高伙同丞相李斯的阴谋政变，当然也不会有秦王朝的早亡，也没有其后的楚汉战乱，更就没有其后的“礼乐所由起”。秦王朝将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来完善其新体制、新制度、新政权的建设。而使中国以后的历史更得益于此。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历代的孔孟之徒（笔者：儒家），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笔者：复辟势力就是儒家势力，儒家势力就是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拚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笔者：历史有着难以言说的相似），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 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史记·李斯列传》）。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 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史记·李斯列传》），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 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 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列传》）。（此段引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1974，09，08，《人民日报》《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因此，可见没有“儒家”，也就没有赵高策动的秦政变。　　

（五）《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戎卒攻蕲（qí）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烁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còu），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牙齿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　孙通为　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其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儒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以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zuì）野外。习有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yì）。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lú）（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zhé）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huān）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当然“没有儒家文化”，没有赵高的政变，也就没有“山东陈胜的起事”，也不会有叔孙通对秦二世者的谀及骗，倘若能“急发兵击之”，就可能及时扑灭山东陈胜的起事，从而使秦得以稳固免于灭亡。没有“儒家”，也就没有叔孙通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让汉高祖刘邦“知为皇帝之贵也”，而产生某种形式的官僚民主政体也未必不可能。　　

（六）“没有儒家文化”，当然也就更不会有汉武帝刘彻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唯心主义、神学在中国的泛滥，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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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必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　　

如果中国没有“儒家”，那么在墨、道、法等三家联合下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道家的“大制不割”、“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墨家的“兼爱”、“尚同”、“选贤任能”、“强本节用”，“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其“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又会受到“道”、“墨”两家“玄同”、“尊卑无别”的有力制约。那真可能是除社会主义制度外，现存最好的一种社会制度了。如再加上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那么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必定要比现在情况好得多！当然更无须人民大众现在仍然要深受其毒害和尽巨大的力量来清扫这个祸害！　　

所以，“没有儒家文化”，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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