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根据毛主席的有关讲话、指示选编）

【编者感言】·····················2

一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10

二  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

行人民民主专政··········································11

三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4

四  在人民内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16

五  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39

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50

七  备战、备荒、为人民  培养革命接班人···················60

八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8

九  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127

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30

十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46

十二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61

十三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      

的领导作用·········································170

十四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

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82

十五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84

十六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191

十七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205

十八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206

十九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10

【编者感言】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到现在已经四十五年了。这四十五年来，经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方面的实验和历练，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由感性认识到了理性认识的飞跃。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的时候，我们的体验比起当年的时候是丰富的多，充实得多，深刻得多了。当初的演习，到现在用于实战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这样的幼稚和无奈。我们在文革的演习中得到的锻炼是太浮浅了！距阶级斗争的实际要求是太远太远了。但，革命哪有预先学会了再干的呢？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拿了从文革的演习中体会到的革命道理，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而不是死搬硬套的教条，我们的思想只能在改造现实社会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我们的本领只有在勇敢付出和经受挫折之后才会增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以往任何时代都不相同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这个时代与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同的特点，找到适合阶级斗争新形势的方向和道路。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反抗压迫的斗争不停止在初年级、低层次、一盘散沙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重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犯过的错误，顺应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的斜路越发不可收拾地滑下去，变成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的叛徒，甚至误入救走资派的党，保走资本主义的国的斜路是去。

……

由于资料有限，时间又紧，与原文没能够逐条校对，仅供网友学习参考。如需引用，请自行予以核实。           

稻乡老农

2011年5月12日

毛泽东：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根据毛主席的有关讲话、指示选编）

                ★

一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今年的选举》(亠九三三年九月六日)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五页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8 —1439页

二  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少奇同志:

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给刘少奇的信》(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一九四九年九月) 第177页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

……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冶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做工作，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要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 263—265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肖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八十页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

《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2页

三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9页

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以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应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27

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6页

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有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门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予，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回题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四  在人民内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方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话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的差一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的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呵些搞变得不彻底，一了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育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越。衣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万法就对头，解决问翅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青貌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吧。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迸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吴，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的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迸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对于××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足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期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人有真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人走。

                       《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办法了领导工业。

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

要作系统的又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国和古巴是两个友好的国家，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在一些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中，都有一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

                     拄在接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

如果还是如同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方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赶走。

《 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的批示》，《调查成灾一例》（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北京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4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能写成。在第二稿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

十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己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把真正的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一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向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怎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就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打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议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郡食其夺取陈留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些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封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大家去纷纷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己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利害了，比如说，己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迸攻的时候那末利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己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工人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人士，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淮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觉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八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

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们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弧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匡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要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结团是不同范畴的两同事。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犯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在党内、党外，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帽子最好让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已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别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搞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查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的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

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领导公社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千”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争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筐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掌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查。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

日) 转引自《中央关于印发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五  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是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六

日)

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是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六

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己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 但又保护地主)……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儿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历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 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五三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卷。他们的购物卷并不比我们少。

……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年再说，他们早回宋，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之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

二年八月九日)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过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

年八冈九日)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管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

年八月九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己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育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业工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尘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们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己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 “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

《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

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取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说话，原政府的声音人们就听不到了。我们的电台怎么样？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去。

《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对周恩来同志的一段讲话》（一九六

二年十月一日）见《关于电台的指示》

《内部参考》登那么多包产到户的材料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登。办内部参考要有方向。

《批评新华社》(一九六二年)

（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主席，主席称不适。因再三要求，主席着睡衣接见。）

契：听说你们要发表文章，不必要的，感到很沉重。

主席：不必要，你们为什么发表那么多文章？没有什么沉重的，不过互相论战，不过是唇枪舌箭而已。

契：请你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可以吗？

主席：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老而不死，破套鞋去不成了。

《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

日）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是挂了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外宾笑了)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

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三年

五月四日)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

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

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的性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期分批，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迸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就会更大了。

对《折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一九

六三年五月九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外国有一说法：他们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以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于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议不足的，甚至熟观无睹的。

从上这些看法对不对？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份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份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为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育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迸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迸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

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 ，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干部洗手洗澡，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样一套。凡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般化，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的地方，就不能抓住主要问题。

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于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错误的人，只要彻底坦白悔改，就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手脚不干净，要批评，要洗手洗澡，还要继续做工作。伤人不要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要奖励一些好人，处理少数坏人，组织处理一定要经过批准手续。有的地方采取将社史

村史、家史的办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这个办法很值得推行。贫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可以讲，贫农富裕起来的家史也可以讲。地主、富农的家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讲给贫、下中农听，讲他们是怎样剥削压迫人的。

……

有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伤人”不能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要有点“紧张” ，精神轻松愉快，这是就其结果说的。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没有一点紧张。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 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才能做到心情舒畅。贫、下中农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手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

总之，这次运动是一次大考验，干部好不好，行不行，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考验。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在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其中又主要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两项。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1962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都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

这是一项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城市中正在迸行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依靠贫农、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在农村的优势，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在农村都要依靠贫、下中农。

要依靠贫、下中农，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中农。有些地方，贫农一经组织起来，中农就打听消息，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大家都组织起来了。

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去建立，不要形式主义地建立。搞形式有什么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南斯拉夫还不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开始组织，不一定数量很多。比如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户，先组织两三户，以后四、五户，有十一、二户组织起来了，就很起作用。;像滚雪球一样逐步搞起来，不要一哄而起，一步一步搞，扎扎实实搞。    

有些地方提出贫、下中农委负会的主任，由支部副书记兼任，这不好，要由群众选，可以选支部书记兼任，也可以不选支部书记兼任，不能硬性规定，保谁当选。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晌。但是，对这个阶层，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要看生活上升，还要看政治表现，只要不是剥削者，思想上又赞成社会主义，积极劳功，还是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迸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就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底。”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字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凋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 ，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请”。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哪有马克思主义？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比如走路，像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的蚂蚁很多，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都看不见。

……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尖锐武器。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五月)

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头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功，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五月)

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琐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个迷信，要开大会斗争。

不能纠缠在文件上，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也打了胜仗，也打些败仗。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们是靠着“三国演义”打仗的。谁能照着书本打仗？林彪也好，贺龙也好，罗╳╳也好，开始就是内行，还是打仗中学会的？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专在那里学，怎么学得会？总要打才能学会，不打不会。

(在谈到有同志学了两个月文件才进村时)，毛王席说：越学越蠢！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正式军官训练，学四大教程。我不相信这些行。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出来还是不会打仗。林彪告诉过我，他出来当连长，就不会打仗。班长要他怎样他就怎洋，因为班长有经验，只好听班长的话。打了几次就会打了。

……书太厚就没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没有人看，不要搞繁琐哲学。

《在小型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

    向来讲话不要鼓掌，要允许人们打瞌睡，养神。我过去读书就看小说，老师一查，就把课本放在小说上。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先生不对，不如看小说。后来就发明可以打瞌睡。你不要讲我这个人没有创造，还是有一些。这样样一来，就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有了讲义就不要再讲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六四年)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 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见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七  备战、备荒、为人民  培养革命接班人

讲二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委，多少年不履行职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不帮忙，就会手忙脚乱。不敢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大的战线，光靠中央的几百万解放军怎么行呢？不靠，你们就得自己打注意了，守土有责…….要打原子弹没话讲，他要打吗？他丢原子弹我门走。他们迸城我们也进城，敌人就不敢打原子弹了，我们搞巷战，总而言之和他斗。

……军事上也要准备，和平时期要搞上枪，打起仗来再搞就晚了……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总而言之，我们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看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准备，不怕，就有劲。

……

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我们怎样培养操权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1.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最好稍多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2.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不为少数人，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要为世界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少数人，找们是为多数人。

3.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以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高、饶、张、周、谭、贾等十多人出在中央，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就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如吴白立、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讲的小站。各部门、、各地方都有搞阴谋的人，朝中有官，下有群众，没有这种人不称其为社会。我上一次就说过，不是我喜欢有这种人，而是客观存在，不然就没有对立面，就是形而上学。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指向一边，这才捏得拢，如果都向一边就没有用了。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没有真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还有零点零一，这个道理多数人没有想通。完全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为社会、物质、自然界。纯就不合乎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是对立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灰有尘土。你们看，我们那一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仲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帝国主义也好，我们自己冒出来的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又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七年也未把解放军搞垮。几品官一出来就没有希望了。要别人讲，不要一言堂。要团结多数人。形式有民主，作了决议，还有说他那时未通过，×××说:中国要保持讲道理，人民解放军要保持讲道理，有了这一条，彭德怀就搞不成。

4.要有民主作风，遇事要与同志商量，要充分酝酿，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派意见要讲出来，人是可以变的，×老不是变了吗？牛可以训来耕田，人为什么不可以变？有少数人是不能改变的，如于学忠，章伯钧，刘明立，党内有××，×××，他们是变不了的，吃了饭就骂人。还有郑位三，也是不变的，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团结大多数人，我对吴自立不要开除党籍，要劝他们改好，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讲民主，不要光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开了会赞成了又翻案。形式的民主，开会自己讲几个钟头，好像真理都在我手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潭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5.自已有了错误，要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自己对，要比较少出错主意。讲错话，出坏主意，少一点好，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一个打败，二个打胜，就比较好，就可以当下去。……不搞过火斗争，要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只要他认真改正了错误，就不要总是批评没个完。

接班人就要马列主义的，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要团结大多数，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我想的不完全，你们目自己再研究研究，部署一下。都要搞几个接班人，不要总是认为自已行，别人什么都不好，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是很大的损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死了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没有那回事。人总是要死的，死有各种死法，被敌人打死，自己坐飞机摔死，游泳淹死，细菌病死，无病老死，包括被原子弹炸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淮备接班人。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有一、二、三把手，不要怕大风大浪。

《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一九六四

年六月十六日于十三陵)

（王海蓉是毛泽民的女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王海蓉对主席说：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诬耶育旧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主席：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李为岁。

主席：英语怎么讲？

王： long live蒋。

主席：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告诉我的。

主席：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下杀人?

王：不知道杀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主席：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主席：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主席：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它就是干部子弟，烈属子弟等。

主席：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主席：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主席：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主席：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主席：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已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主席：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可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

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

(有一次主席让海蓉读文天祥的诗)主席:假如敌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主席：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主席: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譬如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龙)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已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觉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对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六月

二十七日)

毛主席问大家:“在七级大风里，你们游过吗？”

“一人高的浪，你们游过吗？”

“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这很好，部队要学会游泳。”

“会休息，才会持久。”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两条腿。”

“有许多地方通不过去，看起来只有两只脚有用。”

《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会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儿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淮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迸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笔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菊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现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迸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诣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迸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地、激烈地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事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收 人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的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弟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我看修正主义没什么出路。修正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而不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这里有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朋友，你们国家的共产党就是修正主义领导的党，我们跟他们谈不来，我们反而跟本贝拉谈得来。（鼓掌)反而跟戴高乐总统谈得来，我们跟戴高乐不是一切都谈得来，是在反美这一点点谈得来。I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主席：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直呜?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谁导的？电影、戏剧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迸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厂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 (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 )有希望就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涯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在团结问题上，我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错误就否定他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要有绿叶扶持。你╳ ╳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注合乎我们╳ ╳同志的口号——集体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逐步的学了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就是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他们小可救药。正像希特勒，沙皇，蒋介石也都是不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他们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他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说来也是如此，他们最后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要用辩证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来说的。在策略阶段上来说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妥协了吗？

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建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认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入共产党，就要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式各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思主义者，与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房间里头与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愿望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跟帝国主义谈判(对帝国主义也是要同他们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四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头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接受大家一致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们斗争，一只手跟他们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人一条出路，跟他们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同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关于团结方法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

   

八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这个人老早就讲了，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讲了二十几年。可是以后没有去抓。只要你不去抓，他就照例不动。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创。

《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纪录》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也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迸。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夫于总结经验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叫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农民不容易懂，还是叫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农民懂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

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白银有色公司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只要阶级斗争搞的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己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主席：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 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一个圈，与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总理：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 。里头。

三席：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

××讲：农村已经形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

×××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吗?:( ××: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这是头一同。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这一部分就不同了。

主席：如×××讲的涅中县，是马步芳的参谋长。

……

××：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主席：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陶×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场、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摘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主席:后两种哪种多？

××：还是漏划的多。

主席: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主席：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 搞出味道来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总理：机关也是这样，你建工部刘秀峰，你统战部李维汉，你政协张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们在民主人士中宣布了，他们很震动。

主席：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人就太多了，吓到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的是少数，特别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间派油水多，要争耿，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说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们多年没有讲过这一套了。

××：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主席：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都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

××：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讲。

主席：还有少数烂掉了的，省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有人说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咸一体也可以叫集团。

主席：不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全了。你们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

××：他们跟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利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

主席：被剥削、被压迫、不满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有几利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头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内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争，彻底退赔。 

主席：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

××: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

××：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份，富农劳动三年改成分，有些摘了帽子有坏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

××：那好办，再戴上。

××：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主席：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搞掉他们的封建剥削的那一部分，这次没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没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晋西北就搞中农嘛！

××：晋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没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主席:以至中农)多数可以争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不要把他们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满意。退赔要搞。

主席：你讲第三部分

××：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干部不能当了，多数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政策要定下来。

主席：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总而言之，搞得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8%，人数不能超过10%。雪峰：你、是包括现在的在内？

主席:你们看？否则，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不当权。我现在在这个问题是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

雪峰：能争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争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减少很多。

主席：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主席:他们先富裕，用扣工分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

××：现在还是×××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主席：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账，是河北的发明权？ （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经×××的报告，河北省委从反面也提出过。）

××：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雪峰:我们先讲经济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同志报告，连思想四个四不清。

主席:我没有这个印象。你们把×××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是×××的。

康生：××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个报告我很欣偿。

××:你账挂到河北账下，×××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坏当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

主席:只要把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来。

××: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几千元、一千斤粮食的也相当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来，退赔还要退赔。

主席：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净？宽大处理嘛！

××：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还是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恶劣的，一直抵抗到底，没收。

上席：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

××：打击面究竟多大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实的也可以摘帽子，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坏的。

××：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不能戴了。贫下中农和中农中及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如有的给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党员。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现在还到这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分子多吃多占。

主席：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请秘书……。

××：要退赔多少?

××：退赔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主席：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户，没有一个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好办了，戴帽，以后可以摘。

主席： 叫分子，留点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还可以摘嘛！其他劳动好的，不戴贪污分子。

××：搞得好的，主动的，不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主席：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 ，特别是曹操。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怕泼冷水呀！

××：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主席：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我当时就怀疑。

主席：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喔，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雪峰：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前者)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冷子。

××：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没有搞清楚……

主席：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

主席: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

……

×××：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主席：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调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了干部。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主席：冶金部根子是谁？

××：我没听说冶金部根子是谁。(××：王鹤寿嘛)

××：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提四不清……以四不清的干部、当权派为主。

××：“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贱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马下来，然后改造。

××：重点是党。

主席：重点在党。冶金部包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了吗?

……

主席：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給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

××：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主席：人家贪污盗窃，还社会主义？

××：有的没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有个策略问题，坏干部布置了。

主席：你整他，他不布置？

××：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谣，说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应明白地讲是干部。

主席：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员的不退。不只是贫下中不要搞，这样，群众的顾虑消除了，其次再解放多占些的干部，干部同社员一起分了的 ，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主席：一分为二嘛!一个群众，一个干部。

……

主席：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迫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

××：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问题要有强的领导核心，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贡献。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设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鲁晓夫又这么一搞……

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不放手发动群众搞革命斗争的经验。冰岛共产党记者问我，如何资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主席: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我答复他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搞四清、五反，工资不要太高，半工半读，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讲三项伟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去参加劳动，形成这么一种作风。现在开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主席：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们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一不付出劳动不行，没有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认议论不行。

主席：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有了可以造成……

主席:不是一切人心情舒畅，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畅，地富反坏不舒畅，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畅，不然他们为什么封锁？

《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

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贝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

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发言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刮得可凶啦!“单千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米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 ，后来认为那句舌不那么文明，搞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好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也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转引自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工作报告》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他就相信他们的，不相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万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的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希望你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兰当然，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你们看，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接受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好东西，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好东西，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批评了古典哲学，接受了古典哲学的好东西，创造了唯物辩证法。我们也应当这样做，接受古典遗产的时候，就要接受好的，批判坏的。

人一脱离群众，就没有好结果了。人民群众总是占大多数，剥削者、压迫者总是极少数。还有一条：人是会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这个人，从前是唯心主义者，后来起了变化，起初是形而上学的，后来学了辩证法，学的也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是变过来的。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有这个变化，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没有受到大学教育，我原来当小学教员的，不知什么原因把我抛到革命中来了，大概是帝因主义教会了我们，教的纷纷是用杀人、压迫、剥削。你们是讲文的，我是讲武的，因为打了几十年仗，先生就是蒋介石，还有日本法西斯，还有美国， (当初)我们什么也不懂。现在修正主义又来整我们。赫鲁晓夫很快下台了，留下做反面教员多好！

……美国说他是福利国家，究竟谁得到福利？还不是垄断资本！他收买一些工贼，组织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右派。一些共产党也不像话，他们听社会党的话，说我们不好。他们亲帝国主义，亲反动派，他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叛徒。我国就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这事不足奇，我们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变就成托匪。共产党历来是招收一批，跑出一批。贺志义雄不就跑出去了吗？不足为奇。……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是可以打倒的，这一条也是破除迷信。他们心是虚的，是脱离群众的。我们有亲身经验，你们也有经验，他们是可以打倒的，我们还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倒得这么块。

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划阶级有必要。坏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占居了要害部门，当了权，这不得了。……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于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迫，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马克思也要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马克思主义。黒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查出来，像白银厂一样，把那些坏人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一些人主要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信任，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有的只是剥削阶级出身，那就要看表现好坏。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为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价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么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争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读孔夫予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

《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时间不详)引于《毛泽东思想万

岁》（1961—1968卷）68年汉版第267—268页）

   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们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边。剥削者不过一、二、三、四、五，按七亿人口计算，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五百万人，剥削六亿六千五百万人口，要算这个基本账，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不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是修正主义，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一边。

我赞成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共产党又不代表它。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省应该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

我们这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有的地委书记也忘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作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有权，能管中农，也能管地主、富农。

修正王义跟我们不同，我们依靠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就算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到十五的坏人，坏人还是少数，而且要加以分析。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可以带动中农，改造地富中的好的，再加上地富子女，使少数人孤立起来，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

《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引于《毛泽东思想

万岁》（1961—1968卷）68年汉版第268—269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转引自周恩来《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门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一、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宜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二、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没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内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么！你讲出来没有事，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大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迅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这样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不浓厚了。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苦，我就不相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那里是这样的扎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

为什么过去上军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书，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军官学生。学生训练，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说：出来当连长根本不会打仗。班长有经验，听班长的话。他说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们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贫下中农的主意多，我们也出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们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贫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工。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不了解情况。或者没有知识，有的做了官，阻碍运动。工作队本身有的人就不能依靠。现在已摆成这么个阵线，一个通县，一个新城县。谁叫人少，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县二万人砍一半分到别处去。一个县有五千人还不行吗? (康生插话:扎根串连是邓老发明......)啊，是邓老发明的!神秘化么！不宣布来意。要宣布我们做的事，生产、分配、工分，搞这几件事。四清讲一点，清不清，群众讨论。有就清，没有就算了。群众的不清，开个会要有几百人，小队十几户人少，以大队为单位开。说县里开了会了，讲出去可灵哩。县委书记问题严重的，当工作队到别的县去。照现在搞法，我汰看太烦琐了。……一九二七年搞农民协会，一个县一个人，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没有好几个于部。……开始都是些勇敬分子，包围县城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过分彻底，实际上不能那么彻底，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我们想开一点，“可能快，不能那么太彻底。……工厂中要可靠工人占优势。

工作队不一定太干净，一定要把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去吗？不一定。工作队中可以有贪污投机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们这些人对贪污投机倒把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他们有经验，没有他们还不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向问题没有解决，如何打法？这样多的人反而搞不开。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而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听取××同志汇报会上的指示》(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

日上午)摘自《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的出版说明)

日本投降了，我们又被迫打仗。打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的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 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书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不要看书啰，谁打仗还拿本书去看。我打仗从来不看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

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一读两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

《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三月)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他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 ╳╳╳  ╳╳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 ××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f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对医务人员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旦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议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九月

十四日)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权？哪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迸。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生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十月)

（在汇报中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受过锻炼的时候）主席说：

就是这批人出现修正主义。

现在的教育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六、七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

……要办抗大式的学校，……

……社教就是大学，……

现在学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

初中学生一学期劳动一周太少，小学也可以搞点轻微劳动，看起采还是搞半耕半读好，

 课程负担重，为什么上那么多东西？我看要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

《在听取×××问志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五年十月)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 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 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中主义用二元论t、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个方面并列起米，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小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混淆了事物的本质，使人们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议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率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中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 “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争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中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于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于，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犬耍验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址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了去，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从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在第一位。

《反对折衷主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耿“轻傜薄赋”的政策。“轻傜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来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 ╳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草(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的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 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 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大部分补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 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医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将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七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 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关于<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种，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丶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那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再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这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至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引以为戒吧。现在虽只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给刘╳

╳的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曰)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固。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

会纪要>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六年三月)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

……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 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斗学问题。……（林彪林彪: 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的批判罗尔纲，×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白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 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和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搞主义不能合作。) (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讲得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 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天折了。就是不能要这些人接班。), 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小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已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 （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更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小钢铁厂有××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不少。)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放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 也无权呀! )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发给学生读了儿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的创造。

《在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华东)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以分子头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览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丶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地万对于这个问题认议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邦要注意芍[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迸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或。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

十七日至二十日)

 主席两次找康生同志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批判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指彭真背着康生同志，以五人小组的名义，与许立群、姚臻等泡制而成的“二月提纲”即《关于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主席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主席又批评彭真：“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主席最后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

十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及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王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一九

六六年四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34- 35页

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一是出，一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好了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张主义是困难的。

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罗等都当过书记处书记，是不断分化，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各省也会有。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

至二十五日)

九  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要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

二十二日)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宋。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批判彭真(对康生同志讲话)》(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至二十九日)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那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与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的谈话》(一九六六年) 。中央文

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卷),第1410页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已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儿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 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给林彪同志的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

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五人——编者注）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由周恩来人组长，康生、江青任副组长——编者注），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淮。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一九六六年

五月十六日)

此文可由新华社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对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速办！

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须立刻广播，立即见报。

《于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转摘自康生同志九月八日的讲话

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练，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仑:《用毛泽东思想哺育革命后代一—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同越南胡志明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 1976下卷) 1418页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已跳出来。他们为自已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与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才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加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 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1975年3月1日)

“人民万岁。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游泳吗? (答有)这很好!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主席畅游长江》（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1966年7月25日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人民日报》1966年7月29日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大学革命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阶级的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出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搞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叮=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涉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

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北京大学三次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都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工作组保护自已。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会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会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半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指李雪峰)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都要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谁)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无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要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上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子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嘛！他还拥护党中央嘛!不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斗争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儿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重要井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批、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像剪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搞成为联络员？搞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已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感性知识，那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上中央来。(康生同志插话:南京搞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锌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倒，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的话。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议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习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有写，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向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负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行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些部门改成科，没有办。)是呀，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局长、处长，不管事的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辨论，争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有的说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一九六六                                   

年七月二十二日)

……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育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广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与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的谈话》(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89-1390页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道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

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

在冶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中央;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资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反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转引自《人民日报》(1066年8月5日)》

十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

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已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单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辟众。他们是“敬”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此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目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表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打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夸，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育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于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军委和总政洽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洽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犬革命的决

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人民日报》(1967年8

月9日)

 

八

 至于这次全会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100 - 101页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2日

要热情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

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勇敢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人民日报》1966年8月17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九六六年八月) 《人民日报》(1066年9月5日)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人民日报》1966年9月11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城就不进城就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问题——引者）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三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比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清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的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丁，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中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汪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 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砌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143 -148页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2日

十二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按：指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夺权) 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人民日报》1967年1月19日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元严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修改(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红旗》(1967年第3期)

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引自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解放军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戚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好。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论革命的“三结合”》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转引自江青：《要为人民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这篇文章(按：指触讋说赵太后》一文)，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引自江青：《为入民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发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修改。见《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解放军报》: 《济南十万军民举行拥军爱民盛大集会，人民子弟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心连心》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人民日报》1967年6月25日

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正确对待群众》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解放军报》社论:《坚守生产岗位，严防敌人破坏》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杜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下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绪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觉，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一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

—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385——387页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9日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农民、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改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一九六七年

一月五日) 《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入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十三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已的政治觉悟。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 《人民日报》1968年8月15日)

毛主席说：都知道，都认识。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被围)出不来了？还是不来？

(韩爱晶插话：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接见不会不来的。他要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红卫兵”。“黑手”是什么？“黑手”就是我么。他又不来抓。你们来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向军代表说：大学武斗如何解决？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派去3万人……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搬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大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另一个是帮助解决一下，这看来还是对的。这个问题深得工人赞成，深得农民赞成，深得多数学生赞成。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也就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怎么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

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去搞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是要办，讲了理工科，但并没有讲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呢？还是要办的。至于怎么办？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旧的制度、旧的方法是不行的，是培养出修正主义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学文学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

(谭厚兰插话：师大要不要办？)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走。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

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中南海、大会堂那么大，都可以住嘛！办个学校还不行？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都要住在北京。可以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个叫新北大(公社)，一个叫新北大(井冈山)，就像苏联共产党(布)一样。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的问题。(三)斗批走囤。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这个问题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难道你认为新北大公社、校文革就没有人反对你？我不信。当面不说，背后还是有人说你坏话的。人家说你哥哥不好，说你姐姐不好。哥哥不是好哥哥，姐姐不是好姐姐，妹妹也可能好嘛！为什么要牵连妹妹呢？你聂元梓是哲学家吗？ (聂答：我不是。)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作过工人、农民就学哲学，那么哲学叫作“窄学”。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社会就是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大楼里，怎么能行？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过很多东西，以后就没见过什么了。（周总理插话：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学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我们比高尔基高明得多。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入，不是大学老师。(叶群插话: 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你不要吹她。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小学6年太长，中学6年太长，荒废虚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我? ……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守规矩的，我只是以不被开除为准则。考试吗？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左右。好几门功课我是不考的，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画了个鸡蛋，因为“O”就是几何么！因为一笔，交卷就快。现在办军事院校，真是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少天？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上学一些军事训练。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战争与战略问题》时，才把《孙子兵法》马马虎虎看了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 是兵法。“阿特米尔孙”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以前没学外语就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应从小学学起。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世界上的人没有人反对还成？反对就让他反对才好。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人很少。

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周总理插话：他们学校好。)

你们把韩爱晶的缺点讲的太多了，他才22岁嘛!

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这次没有找你们的对立面来，你们回去讲一讲，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和清华414就会对我有意见。

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延长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同意总理这样做。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插话：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小孩子揭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插话：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我才不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部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90%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这时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样子狼狈，号啕大哭地告状。江青也哭了，毛主席也流泪。)

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答：江西人。)老表嘛，久闻大名。

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教育革命搞不上去，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实在比上学好，一个烧饼就行，图书馆的老头儿跟我都熟了。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书。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仗有经验;第二是战争暴露敌人。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采，再斗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闹浮肿病。现在正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青年人听不得批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听不得批评的。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只能批评人。

(韩爱晶插话: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一百年之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说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毛泽东思想，出现割据混战的问题怎么办？)

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里，中国清朝后出了段棋瑞，军阀搞了十几年、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共产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了？党内出了李立三、王明路线，那么长，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己要前进的，照样有军队、有政权。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机会主义路线，多了。我们不照样办军队、办政权？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你们年纪轻轻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不在天就掉下来了。这也是一种迷信。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一点。只要有人民就成。就是把我、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灭不掉。总不能不能把人民都消灭。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不够，不修也得修。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想得远好。我们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点儿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无非还是细菌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1927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利后又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现在走资派。……

《毛泽东同志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一九

六八年七月) 摘自咏慷《红色季风》(江匹西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2000年4月版) 158-163页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亠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腔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趴进人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里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已”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己。凡是知识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人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犬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伏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子一切>一文的修改》(一九六

八年八月)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二期

……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动，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給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斗争的阶级、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

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红

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四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人民日报)(l968年11月25日)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617 - 618页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绩的观点出友，继续给以帮助。

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十五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涛、刘静仁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分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翟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洽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

年四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23—24页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个这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是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捡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建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听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科。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拔，你请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了呢，我就要对付了。看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钓，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好好谈一谈嘛，好不好？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上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 “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到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已，自己又反攻了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本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儿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格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台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洋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p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成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35—41页

   

十六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丶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送审稿的修改》(一九七○年四月三日) 《人民目报)(1970

年4月22日)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斯：两年前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一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主席: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 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Commander, GreatHeImsman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e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

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翟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 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来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弟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八日) 《毛泽东文集》(8卷)396 - 413页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线路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 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翟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高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谎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已。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竞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于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有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外地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七一年八月-

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242 -250页

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主席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是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七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毛译东外交文集》

十七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成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

的批语》(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197年

11月19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扛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关于<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人民日

报》(1975牛9月4日)

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谈话》（1975年10月1日）冯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780页

十八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予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汲，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已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问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要批扎。有些人不知孔子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毛王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5日)

十九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人生七七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于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待一下。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召见华国锋时的谈话》(一九七六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1949- 1976下卷),1781 - 17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