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的本意为房屋中堂的倒边,即不居堂屋的正中。古有廉隅一词,廉为边;隅为角。意为有棱有角。人们把有棱有角引申为行为端正,有节志,有气节。《周礼》载曰:“以听官府之六计。”这儿的“六计”指的是“六廉”:廉善——善于行事,得到群众的好评;廉能——较好地贯彻国家的法规法令;廉敬——尽职守责,敬业,忠于职守,绝不偷闲;廉正——品德行为端正,不偷鸡摸狗,不搞阴谋诡计;廉法——守法不失,权法不特,不以法为已谋私;廉辨——临事分明,头脑清醒,是非面前不糊塗。
        从中不难看出此“六廉”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是那个时代以及封建社会的“干部标准”。我们今天任用干部,提拔干部,考察干部,概括地说多用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即品德,能力,勤免,绩效。不能说这四个方面不对。它把廉放在品德里了。尽管这样,其实这四个方面只是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德。而品德重点要求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勤绩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要害是“绩”。这和“六廉”相比就逊色多了。把“和党中央高度保持一致”放在德之首欠妥,毛泽东就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能勤绩不好操作。中国偌大,人才济济,干部多多,你说谁能“能”多少“?谁能“勤”多少?所以机遇和领导的偿识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样以来向领导那儿跑的勤的,善于恭维的,察言观色的,投其所好的往往能得到提抜和重用。要不领导秘书几乎都被重用了,就是这个道理,中央一再下派干部,准备去接班还是这个道理。尤其以“绩”任用干部带来的负面效用更多。虚报战果,数字升官,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迫命令,与民争利,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乐为“边”,官腔官调,唯书唯上,唯几底辟论等,不能说不与“绩效”考核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又强调了干部的知识化,进而走样为唯文凭论,甚至把“留洋”当成了实际标准。结果相当一些留美学生进入国家经济命脉,比如金融、证券部门,拿着高薪为美国办事,其中少数人成了买办资产阶级。
        假定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把“六廉”作为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任用和考核标准(因为现在还不实行也不敢实行民主直选),也许执政党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官,也许贪官不敢贪污那么多,也许腐败不会如此普遍,也许一些干部不会生活糜烂陏落,也许人们对执政党还抱有希望------因为“民不怕吏严,而怕吏廉”,因为“公生明,廉生威”,因为“倡廉兴国,腐败国亡”。当然,近几年来也把“廉政”作为考核干部的内容之一,但往往又出现官官相护,大贪考小贪的问题,而且在腐败普遍化的今天,亡羊补牢,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