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

1968年，我的父亲率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胸配大红花身背行李手拎脸盆，在一片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欢庆气氛中乘坐解放牌汽车，光荣的从城市来到农村，半个月后，我的母亲也来到这里，她是反革命身份，在青年点里也要继续接受同学们的批判监督，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再教育，从灵魂深处进行深刻改造。她不畏艰难来到这里诚然有追逐爱情的因素，但是更多的还是不甘落后。她的同学都响应号召来到农村，她无论如何也要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她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摘掉帽子。现在想来她的反革命头衔确实有点冤枉，主要原因就是九大召开后，她信口胡说：“林彪发言吐字不清，没有领袖气派。”第二年，本可以留城的小姨也欣然来到广阔天地，只不过与她的姐姐不在一个公社。

　　青年点里有17名男生12名女生，在公社里算是大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有政策要求的，这些知青并没有右派们污蔑的所谓“吃大苦”、“遭大罪”、“生不如死”、“下地狱”般的遭遇。他们居住的是旧社会地主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木质构架的青砖黑瓦房，一明两暗，中间的做厨房，西房是男生宿舍，南北大通铺，睡觉时挤得满满的。东房是女生宿舍，女生来到之后，房子里弥漫大象香皂和雪花膏的芳香。

　　青年点在农户的帮助下，大家凑钱抓了两头猪仔，在女青年们的抗议声中，残忍的把楚楚可怜的小猪阉了。再后来他们还养了几头山羊，山羊极好养活，把铁签子往后山坡地上一扎，拴上足够长的绳子，山羊就老老实实的以签子为圆心，以绳子为半径，啃食周围的青草，几天都不用管，等周围的草吃光了，再把签子拔出来，换个地方插进去，春天放养的还是小羊羔，到秋天牵下山已经是大山羊了，女生们纷纷质疑，这是我们的羊吗?年底了，知青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降服暴躁的天蓬元帅，最后请来村里的屠户刘结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把猪大肠都收拾的干干净净，刘结巴说：“杀、杀、杀一次生，折一次啊、啊、啊、啊寿，得给5--斤肉。”青年点里热闹起来，满院子的香气扑鼻，一屋子的欢声笑语。屋里南北大炕上放了向老乡借来的四张大圆桌，知青们喜滋滋的大快朵颐，酸菜、血肠、扣肉、猪肝、猪肚、猪舌头，刘结巴吃饱喝足后拎5斤肉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里祖祖辈辈种玉米，一年到头吃窝头，1970年，政府推广播种优质水稻，小金村作为全县的试点。于是，在秋收之后，这里的田间地头开始忙碌起来，平整田地、开挖水渠、拦河筑坝、建渡槽、修水闸。知识青年和村里的知识青年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在初冬的寒流中掀起一阵战天斗地的小高潮。他们在山脚下挖防空洞，到荒山上种植果树，他们栽种的嫁接的苹果梨至今还在漫山遍野的茂盛的开花结果，只是人们的口味已经变化，这些树的功用已经转为绿化和保持水土。这些城市来的小伙子们的皮肤嗮成了古铜色，胳膊上长满了腱子肉。女知青们干活时把脸蒙得严严实实，挑起七八十斤的担子在窄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飞，他们更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和豁达开朗的性格。

　　知青还引领了时代新潮流，因为知青的到来，村里的姑娘小伙子敢于自由恋爱了，敢于穿的薄薄的确良衬衫和尼龙丝袜子了，男青年们跟知青学会了打篮球，个别勇敢的女青年羞怯的穿泳衣到河里游泳，村里的青年们开始流行的是秋衣秋裤回力鞋。村里的妇女们也开始觉悟，挨丈夫打的时候，她们再不往屋里跑了，直接讲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也要顶起半边天。这半边天是不能打那半边天的。”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山民们只好服从了。知青们开起了扫盲班，教汉语拼音，学算数乘法口诀，没名字的起了名：“贺红梅”，“金冬梅”，“张旭梅”，那时毛主席的诗词“咏梅”最火，“梅”成为流行名。老齐家的媳妇领口粮的时候再也不用别别扭扭的签齐马氏了。

　　知青安家后，写大字报的活计就落到了知青的肩上。大字报其实不都是批判，还有传达上级精神的功能，只是要用红纸写。广播也交由知青负责，父亲的任务是撰写稿件，于是山村的早晨想起了高亢嘹亮的女声：“通知，通知，今天下午有小到中雨，请下地的社员们带好雨具，请各家各户出门注意盖好酱缸。”这是小霞阿姨的甜美声音，她长得黑黪黪胖墩墩的，与甜美的声音大相径庭。

　　由于知青的到来，厕所有防苍蝇的纱窗了，粪坑盖上了木头盖子，路旁建起了垃圾站，知青还成为村里抗大小学校的老师，有一个知青甚至下河救过一个小孩子，被大队报到公社，公社报道县里，县里报到市里、最后上了报纸广播，成了英雄人物。

　　2000年母亲因公出差，特意绕道故地重游，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晃头发都斑白了，很多同龄人已经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在乡村休闲度假休闲山庄里招待这个远方来的客人，大家纷纷夸赞母亲当初就像个有出息的，今天更是大干部了。其实母亲只是个普通的检察官而已。在母亲手机里存的照片上，一个个围在鸡鸭鱼肉堆成山的桌子旁，满脸酒气，红光焕发，喜气洋洋，与母亲亲密的勾肩搭背。他们带领母亲在故地四处追寻记忆：梯田、渡槽还在，防空洞被改造成了储藏水果蔬菜的冷库，青年点的房子已经不在了，原址上建起了蓝白相间的洁净的厂房，这是一个村民开办的工厂，专门向韩国出口辣白菜。当年他们修的水坝坚固依旧，为农业生产和村民饮水默默做贡献，那是他们在河里捞石子，筛沙子，用县里调来的水泥，一锹一锹和出来的，一担一担挑上去的，母亲的手都磨出了血泡。水闸是全体知青加回乡青年蚂蚁搬家一样，用滚杠一点一点的运上山头的。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施工设备，他们用绞盘和滑轮将闸门竖起，在最关键时刻，闸门竟然被吊索卡住了。作为点长的父亲挺身而出爬上高高的斜悬着的闸门，冒着生命危险用撬棍别开绳索，使吊装继续进行。现在这里的百分之七十的耕地都改造成了水田，这里出产的由山泉水养育的稻米是名牌绿色食品，行销全国。

　　父亲在农村光荣的加入了党组织，后来成为大队党总支宣传委员和青年点点长，1974年，他被推选为工农兵大学学生，但是他放弃了，他不想把妈妈丢在农村。父亲从小爱捣鼓小玩意，曾经因为拆了家里唯一的一个闹钟被奶奶揍了一顿。在劳动中，他的天赋很快显露出来，他第一个驾驶手扶式拖拉机开进了水田，那是一个前边有两个轮，后边一个轮，转向靠脚蹬刹车用手捏的迷你机，最适合水田插秧耕种。后来有了四轮大拖拉机，再后来是二手解放牌汽车，乡亲们都放心的交由他驾驶。他用废铁焊了又焊改了又改，制造出了一台土制砖机，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1977年恢复高考后，父亲考上了东北工学院，母亲考上了吉林师范。小姨因为高一学历没有报考资格，虽然隐瞒学历报名，最终考上了长春铁路学院，最后还是被教育局给甄别出来。她的初中班主任在招生办工作，一眼就认出了她，那时的社会风气还停留在毛主席时代的铁面无私，老师也不会特殊照顾学生。小姨大哭一场，发奋努力，第二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我的父亲朴实又能干，是单位的技术骨干，是教授级高工，曾是市优秀党员，获得过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父亲具有极强的动手能力，竟然会焊工、钳工、车工、电工。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经给我做了一个电动车，有刹车，有转向有倒车还有鸣笛和灯光，我骄傲的在广场上一边鸣笛一边驾驶，周围都是羡慕的眼光，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是石市的第一台电动车吧。父亲在一块木板上钉了上千个眼，用电子零件和漆包线组装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密密麻麻的电路令人眼花缭乱，让少年时代的我彻底成为他的粉丝，那台古老的电子设备至今还在发挥余热。邻居家的冰箱空调坏了，就会敲我家的门，摩托车打不着火了，就在楼下喊：“老崔大哥，下来一下”。因为没有学会修理电视机，父亲很恼火，发誓退休后先把电视修理技术学会了。父亲在小区里是名人，我也因此被更多的邻居打招呼，很多人介绍我时都说这是老崔家的女儿。

　　单位凡是有新装备，他必然要率先学会操作和修理，车间生产的钢结构骨架变形了，他在结构上用滑石笔画了几点，让工人用火烤然后在用冷水浇，严重变形的钢结构奇迹般的变直了。单位引进国外离心浇筑新技术，父亲在最危险的工位观察，模具在高温和震动中损坏了，上千度的通红的钢水漫天飞舞，把现场其他人都吓跑了，而他头戴摩托头盔躲在薄薄的一层玻璃后面继续冷静的观察，终于找出了技术薄弱点解决了瓶颈问题。钢花把他的衣服打成了蜂窝，玻璃也被烫炸坏了，他的肚子上腿上烫起上百个水泡，惨不忍睹。最终，他们生产的离心铸造轴承畅销世界，成为各国轮船军舰上的专用部件，据说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螺旋桨轴承都是他们生产的。他们是老国企，他的工资大概不超过5000元，也没有专用车，因为他有高血压，就每天走路5公里，锻炼上班两不误。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单位来一个电话，他放下饭碗立刻直奔工厂，并乐此不彼。

　　父亲的前半生顺风顺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后半生不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势，未能成为所谓的能人企业家，在岗位上以副总工程师退休，而他的同学们大多做了企业厂长，处局机干部或是腰缠万贯的私企老板。

　　因为未来的婆家生活困难，我的母亲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到轻工业局所属的造纸厂上班，她心有不甘，就自学法律专业，考完大专学本科，靠完本科又打算念研究生，1986年检察院扩编，她以高分被入取，终于圆了穿制服的梦。母亲一直不甘落后，50多岁了还在学习业务知识，书柜里的有关法律的专业书籍比我的课本加父亲的书籍还多，我在灯下写作业时，母亲也带着花镜陪我一起看书，直到很晚很晚。母亲渐白的鬓角就在我的眼前，母亲的勤奋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刻苦学习。我曾经去过母亲的工作单位，在大厅里的光荣榜上，母亲一脸严肃的凝视着我。

　　高考总复习期间，我一个人在家学习，突然有人敲门，把一箱子东西扔下就走。母亲回来后，疯了一般对我大发雷霆。怒斥我不知好歹给她添乱、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糊涂。我气急了：“这关我什么事啊?”母亲气疯了，没吃饭就父亲连夜把东西退了回去，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一进屋就余气未消的厉声呵斥我：“大人不在家，以后不许开门!有点安全观念!”至今我也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些什么。上大学后，母亲嘱咐我：“不许说我在检察院工作，别给我找麻烦。”我不置可否，心里暗自叹息道：“哎，你就是个普通的检察官，又不是什么高级官员。”

　　母亲一生简朴，为了给我买一双运动鞋，没完没了的与售货员砍价，售货员把鞋装进包装袋说：“大姐，我不要钱了，你白拿走吧，太折磨人了，受不了了。”父母一直住在旧式的两室一厅里，屋里的水泥地上刷红色地板漆，床是铁管焊的，大衣柜是80年代的老款，电视是17吋的。因为怕影响我学习，家里从来就不看电视，待我上大学后，他们的电视已经收不到节目了，因为都改成了闭路电缆传输信号了。我参加工作后，给他们买了空调机，像打架似的更换了已经用了20几年的容声冰箱。母亲直到现在还时常的嘟囔：“老冰箱结实耐用，200元就给卖了，可惜了。”无论如何炎热，母亲总是舍不得开空调机，我一再的催促，母亲终于把空调机打开了，抬头定睛一看，温度调到28度，母亲讪讪的向我解释“我们老了，太冷了是要感冒的。”

　　母亲在检察院虽然不是什么官员，但是我相信以她的资历和人脉，给我在银行或是税务安排一个名额应该不费劲，但是大学毕业后，她只是不停的在口头上对我的职业安排做指导，每天给我喝心灵鸡汤。最终，我自谋职业到了一个私营外贸公司打工，外祖母打来电话嘱咐我不许骗人，母亲也对我非常警惕。当我张罗买房子时，母亲瞪大了眼睛：“你年纪轻轻的哪里来的钱?可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啊!诈骗贪污我见得太多了。”不久，母亲出现在公司里，与我的老板谈了好一会儿，气得我抓耳挠腮、又羞又恼，好丢脸啊。吃晚饭的时候，她悠悠的说：“现在这社会分配真不合理啊，你能干些什么?就挣这么多?”别人退休大多喜气洋洋甚至于请客请酒，而母亲退休时却因着急上火起了满嘴的溃疡，有一段时间她想当律师，后来父亲查出了高血压，母亲才恍然清醒，心甘情愿的做起了家庭主妇，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服侍丈夫的生活起居。

　　小姨毕业后被市公安局录取，成为公安系统的精英。小姨家里有本索尼录像带，里面记了录市公检法系统体育运动大会，那时的公安制服还是绿色的，年轻的小姨英姿飒爽走在队列之中，后来还有一段武术表演，先是直挺挺的摔在地上，然后是鲤鱼打挺再加鹞子翻身，还用木方击打后背，那时的小姨真漂亮啊，所以摄影师给了小姨很多特写镜头。小姨一直没有结婚，大概能配上她的人太少了而她也是过于挑剔。

　　有一个流氓在公共汽车上骚扰妇女，被群众扭送到派出所，那个泼皮借酒劲不但嘴硬死不承认，还上蹿下跳的骂警察非法拘禁，乱哄哄的折腾好一阵仍不罢休。小姨在楼上听得不耐烦，走进询问室拿起抹布往监控镜头上一挂，招手把正在给派出所维修电脑的师傅喊进来，问道：“我没打他吧?”那个电工师傅有点蒙头蒙脑，不解的说：“没打呀。”小姨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小流氓一阵乱拳猛打，那个小流氓顿时倒在地上不吭声了。小姨拍了拍手上的灰，又扭头问电工师傅：“没看见我打他吧?”电工师傅如梦初醒，连声说道：“没看见，没看见。”有警察想扶那个小流氓。小姨高声说：“让他自己起来，我保证打不残你，信吗?”那个小流氓赶紧自动跑进了禁闭室的铁笼子里，不敢再有丁点儿造次。

　　上大三放暑假期间，我和小姨到海参崴旅游，已经五十多岁的小姨竟然在商场里抓到一个小偷，那个俄罗斯大汉人高马大，我怕小姨吃亏，也加入了撕扯乱战当中，我的胳膊被小姨的胳膊肘撞得青肿了一大块，最后终于制服了那个小偷并扭送到了当地公安机关，小姨用英语跟他们自我介绍说她是中国警察，俄罗斯警察非常感谢小姨，并用警车送我们追上了旅游团。事后，小姨拒不承认是她把我撞了，对青肿的胳膊毫无悯意，还漫不经心地说“哎呦，这弱不禁风的，你妈妈怎么把你养的?”

　　大概是受外祖母的遗传，母亲和小姨都是那种干练的性格，走路都带着风。与她们逛商场，总是她们在前边等我。在家里，除了睡觉时间外，母亲是不允许我在床上躺着的。我自己买了房子入住后，欢呼着把自己扔在席梦思上，在柔软的包围中享受慵懒的幸福。我把新家用微信向外祖母和小姨炫耀，不一会儿，先后收到：“别在床上窝罗锅!”“懒猫，起来把家里收拾干净!”

　　我们家堪称知青之家，几位姑姑也都有下乡经历，因此对上山下乡运动更有亲身体会、更有发言权。事实上知青的生活条件要高于农村青年的，知青不用上缴公粮任务，每年打下的粮食和种的蔬菜够自己吃就行。而农村青年除了在生产队里劳动生产，要侍弄自留地，要赡养年迈的父母，而且很多知青的家里反而为儿女补贴。那些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描绘成如地狱般的艰难困苦，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别有用心。当时的政府有重点保护知青的政策，哪个敢强奸女知青?若真有此类罪犯一定重刑直至枪毙。诚然，有少数知青留在了农村，但是他们嫁娶的都是农村的高富帅白富美，是爱情力量使然。城市里的青年为什么不能到农村锻炼成长?那农村长大的青年难不成别活了?我把右派公知们的污蔑上山下乡运动的言论给他们看：父亲说他们是一群神经病患者，母亲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小姨的回复剪短干脆：“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