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麦卡锡主义”的发令枪

“新麦卡锡主义”的发令枪
——旅德华人控告周刊辱华报道纪实

2009年06月23日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明镜》“黄色间谍”报道正式发表前，德国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所谓中国对德国实施黑客攻击的新闻，引起了周坚的关注。生来做事细心的周坚从德国国有第一电视台的相关新闻中获悉，该消息来源于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媒体——《明镜》周刊。这促使他在第35期《明镜》正式出售的第一时间，就买了一本，仔细阅读起来。结果他发现，《沙粒原理》不是一篇简单的媒体报道，而是精心构思了的，从军事、安全、经济、法律、人文等多方面攻击中国，煽动德国民众反华的一篇辱华宣传文章。他知道，这篇文章篇幅长，使读者容易忽略文章中前后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不少地方的德语用词复杂，牵涉到德国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这会使很多华人由于德语能力的限制，而无法完全了解这篇文章的恶毒与危害。因此，他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翻译了《明镜》周刊这一长篇报道，并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持了原文的造句结构、措辞口吻等，让不懂德文的华人以及国内的读者也能了解到《明镜》如何歪曲中伤华人。

    首先，《明镜》的封面标题“黄色间谍”，不仅耸人听闻，而且隐含有强烈的种族歧视暗示，具有特别的反华煽动性。周坚在其《对“沙粒原理”一文之分析》中写道：

    “‘黄祸’（die gelbe Gefahr）一词出自于德意志军国主义者、派遣德国军队参与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和火烧圆明园的德意志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威廉二世，与这一概念相关联的正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和种族歧视。在纳粹德国时期，‘黄祸’意识也曾成为对中国以及华侨华裔实施种族歧视和迫害的标志性概念。尽管今天离威廉皇帝时代已有一个世纪之遥，纳粹第三帝国已经被战胜62年，但部分德国民众中仍然存在着危险的种族歧视倾向，新纳粹势力在德国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在经济低迷的时期更有抬头的趋势。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明镜》周刊此期的相关编辑和封面设计者们，固然不敢直接使用‘黄祸’这样的言辞，但是，他们作为媒体专业工作者显然知道，‘黄色间谍’（die gelben Spione）中的‘间谍’（Spione）一词，自然而然会使读者们联想到‘危险’（Gefahr）——即德语‘黄祸’中的‘祸’（Gefahr）这个词汇，从而就能使‘黄色间谍’在德国读者的意识中与‘黄祸’联系起来。因为，如果《明镜》周刊的有关编辑和封面设计者没有利用或煽动反华种族歧视的意图，只是就《沙粒原理》一文中的所谓‘中国经济间谍’问题设计封面标题的话，那么他们就完全可以使用例如‘中国间谍’（die chinesischen Spione）这样的标题。如果真的采用了‘中国间谍’这样的标题，不仅切题，而且可以避免对所有东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倾向。

    然而，《明镜》周刊却使用了这一带有严重的对中国和华人种族歧视色彩的‘黄色’一词来取代切题的‘中国’或‘中国人’。 由于《沙粒原理》一文中仅涉及中国与华人，因此，警惕的人们有理由认为，使用‘黄色’一词的背后存在利用德国社会意识中残存的针对中国与华人的‘黄祸’观念的企图，旨在巧妙地为中国和华人威胁论制造紧张和恐怖气氛，诱导读者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寻求平等、和平、进步的21世纪，在中德两国民众友好交流与相互了解、互利互惠日益深入的今天，重拾过去对中国与华人族群的恐惧心态与歧视观念。”

    《沙粒原理》以报道所谓中国军队对德国政府部门进行网络攻击开头，渲染一种令人紧张悚然的“战争”气氛，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个敌视和威胁着德国的中国形象。特别是，报道中虽然既无站得住脚的证据，又无严密合理的推理论证，但字里行间频频搬出德国政府机构、特别是德国安全情报部门高官的观点，断言黑客“敌人”来自中国军队，这样许多读者就很容易被误导到“先入为主”的文字陷阱中，因为一般人都会倾向于信赖带有权威性的情报机构的结论。这种手段在西方政治宣传中是屡见不鲜的，家喻户晓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政府以中央情报局的编造的“确切”情报为借口，断言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外长鲍威尔还煞有介事地在联合国大会上展示了几幅“伊拉克移动化武实验室”的幻灯片，然后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侵略战争，而正是依靠着所谓“权威”的情报机构，这场战争开始时获得了大多数美国民意的支持。

    周坚在其《对“沙粒原理”一文之分析》中进一步写道：《沙粒原理》一文的作者混淆了“推断线索”（Indiz）与“证据”（Beweis）这两个概念。在德国，任何人不能仅仅凭所谓“推断线索”及其主观臆断的某种可能性来给他人定罪的。《明镜》此文的作者们居然能够拿到德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宪法保卫局的“秘密报告”，并藉此发挥，以“被黑客攻击的政府电脑中的信息‘根本只有国家机构才会感兴趣’”这样的推断，认定这一事件“正如宪法保卫局在其秘密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出于这个理由那就必须假定，中国国家参与了这些电子攻击’”。要知道，对于因为受到了情绪诱导而不能冷静、细心、严密地进行逻辑分析的读者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到“推断线索”与“证据”这两个概念在此已然混淆，那么，他也就会深深地相信德国宪法保卫局的这一推论无懈可击。

    周坚直击《明镜》炒作“中国军队黑客”的动机要害：“这样的开头也就能使很多读者容易被作者们诱导性的写作手段牵着鼻子读下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不实报道和推论的支持者，甚至在读完此文之后成为这些危险的无稽之谈的传播者。这种渲染着敌人已经攻入德国首都政府区的战争危机气氛，伴随德国情报机关所展开的所谓‘共和国最大的一次数字保卫战’，实际上也是在为《明镜》周刊这一场反华辱华宣传制造某种合法性，以解除一部份可能会持有批评态度的读者们的警觉。”

    周坚告诉记者，他是先从德国新闻官员与媒体报道之间的自相矛盾中产生了疑惑，所以才在阅读时注意到文章中比比皆是的自相矛盾的地方的，否则，没有高度的警惕，即使以中立态度去读这篇文章，也容易被诱入作者精心安排好的“先入为主”的文字陷阱。他说，德国在二战以后被分割为东、西两个国家，两边的民众都曾直接处于20世纪下半叶美苏两个阵营的冷战前线，所以德国民众、特别是占据了三分之二人口的西德民众很容易相信来自“共产主义”威胁的言论，加上《明镜》是以所谓新闻“客观”报道的形式巧妙地进行宣传，就使德国读者更难以做到中立冷静地对真相进行辨析了。

    其实，《明镜》周刊这种渲染中国威胁、宣扬反华主张的趋势，早在2006年9月11日出版的那期《明镜》中就已经昭然若揭。2007年《明镜》“黄色间谍”这一期的出版日与默克尔访华日期相巧合，而2006年那一期的出版日恰为“9?11”周年纪念日，《明镜》以中国兵马俑为图作封面，以“来自远东的入侵——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为封面标题，向读者宣扬与副标题同名的一本书中的内容。

    该书作者叫加保·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是时任《明镜》柏林分部的主任，多年来一直被德国媒体认为是当时《明镜》总编奥斯特今后的继任人。此人在其所著《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权力和财富将如何重新分配》一书中，极力宣扬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威胁，将一直在不断增长中的全球财富渲染成是固定不变的蛋糕，声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对富裕的抢夺，正在面对着一场“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 

    施泰因加特在书中主张工业发达国家应借鉴在冷战中建立起来的军事北约，通过北大西洋经济合作共同构建一个“经济北约”来对付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

    周坚说，在《明镜》的自拉自唱、努力推销之下，该书出版面世之后，立即成为德国的畅销书。他当时也买了一本，细细阅读了一遍，发现书中弥漫着种族主义的邪恶理念。施泰因加特在其书中明确地以人种为划分，将黄种人的亚洲描写成对人口正在萎缩的西方白种人世界的威胁。而根据德国好几个专门的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德国民众中有四分之一明确敌视外国人。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施泰因加特《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一书以及《明镜》“黄色间谍”等报道，都是极具煽动性的。记者注意到，该书的封底最上方一行红字赫然写着“亚洲的崛起是我们的衰落”。

    周坚在《对“沙粒原理”一文之分析》中指出：“学习过国际法和爱好和平的人都应知道，煽动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都属于国际刑事法院所应追究的战争罪。尽管加保·施泰因加特没有直接提到以武力对付中国，但其煽动对中国的敌意是极其危险的、有害于中德两国政府与民众友谊互信的，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在《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一书出版以后，上任不久的默克尔总理将加保?施泰因加特请到了总理府，就对华政策问题与其进行了交谈。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这种危险的反华敌对意识的宣传能够、甚至已对德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不良影响，危害到了中德两国政府间的政治互信。如今，这种反华言论已经将其矛头扩散到针对海外华人少数民族群体以及中华传统文化领域，其已经造成的和今后还会引发或蔓延的对中国以及华人族群的危害不能被低估和轻视。”他认为，如果动态地观察《明镜》周刊反华报道的发展趋势，以及德国社会精英中部分人士的“冷战”思维和种族主义倾向，就不难看出，《明镜》“黄色间谍”这一辱华反华报道，其实是德国反华媒体打向全体海外华人的“新麦卡锡主义”的发令枪，是为德国对华战略的政治转向作舆论准备的。

    事实上，《为富裕进行的世界大战》一书出版后，默克尔政府于2007年初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建立“北大西洋经济合作”的构想，并将此作为2007年6月6日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的八国集团（G8）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初显德国默克尔政府联美遏华的端倪。而《明镜》“黄色间谍”这一报道出台后不久，刚访华完毕回到德国不久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突然宣布将接见达赖喇嘛，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和德国历史上历届政府总理不接见达赖的政治传统，于2007年9月23日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公然挑衅中国的主权，造成了中德两国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外交关系倒退。接着，当年10月下旬，德国最大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又通过了敌视中国的亚洲安全政策文件。德国政府联美遏华、联印遏华的政策开始从台下走到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