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自己的草毛之谈去“套用”毛泽东

有人以自己的草毛之谈去“套用”毛泽东

不是清高，——也没本钱清高。我是怕被一些胡搅蛮缠的人扯离自己的工作中心，故，一般不对一些草毛之谈写、发批评文章。　　

所以说，本篇，又是一个偶尔为之！　　

强坛上有个叫[草桥关民]的。草桥的意图，让人猜不透。他一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取批评、批判态度，而今突然用毛泽东的改革教育的观点，为周森锋的“抄文”、猎名渔利辩护。这真是南辕北辙。　　

至于周森锋，我有文在先：是希望网民们高抬贵笔，做点“治病救人”式的批评，促其认识改正即可。我之有此态度，是一贯的（可追溯到文革），况且，周年轻，在如今的较为普遍的浮躁、急功、逐利、作假、为伪的大势中，犯有这样那样的作假错失，是难免的。一般地说，每个时代，年轻人犯错，社会层面的责任，是很大的。所以，年轻人，社会钟爱庇护的摇篮，始终当为他们摆设。当然，我的这一观点，不一定对。一家之言嘛！——有知情者，甚会认为我这里也“包藏‘私’心”。　　

那个时代的人大都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地对旧教育不满。毛泽东对当年教育的不满，有三大方面，一是认为寻“金屋”、觅“颜玉”、登仕途式的旧教育，很难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二是从纯知识获得方面说，那种教者“填鸭”般地灌，学者死记硬背，钻偏、怪题，拚着考试，得不到真正的创新性知识；三是负担太重，学得太累，有损学生健康。　　

所以，毛泽东亲自为教育制定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请注意，在毛泽东的改革、改造创意下，教育不但不再是旧式科举（现在，有地方规定，重点、名校的硕士，直接享受副处级，这分明又回到科举时代），只能成为普通劳动者。　　

后来，我党的提拔干部的政策，一度曾大幅偏向工农，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党政干部倒成了十分困难的事。在我当时的左（不带引号，即不是假左，也不是左倾）的认识里，是承认这一“矫枉过正”政策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有效地遏制了一些人读书寻“金屋”、觅“颜玉”、登仕途的思想，再者，大量起用优秀工农兵，既能上又能下，拉近官民距离，也降低了行政“成本”，——工农干部，工资很低，甚至象吴桂贤、陈永贵这类工农中的高干，也只拿基层干部的工资；有以工代干的，是保持原工人待遇的。哈哈！这种工农干部，没有多少象张维迎等人欣赏的——可供润滑的——润滑剂啊！　　

在毛泽东的改革里，他是认为，一旦，读书——为寻“金屋”、觅“颜玉”、登仕途的——旧套路被堵死，那么，读书的真确目的只能是“学知识、有力量，为人民服务”了。这时，为了获取知识，一切都会实事求是，不会“钻偏研怪”，不再有以学生为敌的“没完没了的考试”，也没多大必要作弊造假了。如是，获取知识的道路变得直接、明白且十分的畅通。　　

——有基本的识字、理解力后，读书求新知，就让老师发讲义，适当地讲，再让学生讨论；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不能舍本逐末，不能让学生负担太重（毛泽东曾建议从学生总课程中砍掉三分之一），要启发学生自觉能动性，自己去学习、钻研，当然，要学得真知，刻苦是少不了的，但因从头学得自觉、主动，不会有碍于健康。　　

——这时的考试，写文章，毛泽东的意思：不过是知识进一步的巩固、拓展和深化。因为不以个人名利为目的，不是为了文章后的签名（那时，文章很少签有真名，集体名义的多），不是为了硕、博，更不是为一下子定副处级、拿高出打工仔数倍的工资，尤其不是为了多一点张维迎的“润滑剂”！所以，毛泽东主张——　　

“……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 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张：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后，就一边读书，一边在实践中学，文科以社会为大学，农学办到农村、农埸去，理工科，要厂所挂钩……此外，为了培养接班人，学生要兼学别样，要军、学工、学农……　　

无疑，毛泽东所说，也就是一种改革性试验，即令被试验证明正确可行，全面实行这一改革也还得有一个长过程。　　

这里写的，也就是让[草桥]知道，他说的事，同毛泽东的观点，没有一点联系！[草桥]不该以自己的草毛之谈去“套用”毛泽东的改革、创新。再者，我是想让一些资英去思考，他们中的个别人，对教育实行长期改革，而今有的地方（不是全部）又回到“类科举”的老路上去！还造成了一系列社会性问题！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