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篇在《人民网》上被退了六回的博客

           介绍一篇在《人民网》上被退了六回的博客

    老汉我自以为是“人民”一份子，觉得在《人民网》上开博乃是最佳的选择。一年多来，幸获《人民网》版主尝识，所有博文，顺利放行。偶有退稿，“棱角”稍加磨削，仍获准放行。虽然常常苦思、苦熬，义务“添砖加瓦”，倒亦喜不自胜。不料，开博致五十九：《探科学发展观——问“共产是否共懒”》，发出后立即遭退，捉摸后磨了些棱角再发，又退，又磨，又发，又退......足足六个回合，始获放行。近几年，某些网站的论坛都集中以“反贪官”作亮点，以贪官们层出不穷的八卦新闻吸引读者；但绝对不能坏了“不争论”的规矩，不能允许对“姓社姓资”随便地说三道四。我的“共产是否共懒”的设问，也许正是坏了以上的规矩，才使版主左右为难，一次次地退稿。  

    只反贪官，不讲“姓社姓资”，不禁让人想起文革前的只反官员的“四不清”，而不提“二条路线的斗争”，也许这正是后来文革的导火索。有趣的是，追溯致九百多年前的宋史，梁山头领宋江奉行的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热衷招安的路线。忆往昔，看如今，我们是否都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承认姓“私”的已成为我们当今的“皇上”，“斗私”的均为叛逆，姓“社”的都成了“算个屁”的“屁民 ”？！ 

    只要公民权还在，良智还在，老汉我依然想问个明白：“共产是否共懒”？现将“磨削”前的博文发给其它网站，以便讨个公道。（乌有网发过，改动较多，再发原文）

           五十九                 探科学发展观—— 问“共产是否共懒”？

    科学发展观，是当前国内各界公认的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之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本人点开百度，查看了有关资料，深感科学发展观的确为中国的未来指出了一条阳关大道，相信只要不偏离既定的方针，中国百姓的未来就有希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纲领，经十七大会议的讨论，被写进了党章。但愿以后，凡是写进党章的条文，就别再像以往那样，不经任何必要的法定程序，仅凭少数人的需要，随心所欲地篡改、掏空其要义，使党章（还有宪法）变成面目全非的一纸空文。相信7000多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关注党章、宪法的纯洁、神圣，对一切的倒行逆驶坐视不管。老汉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希望看到神圣的党章被随意地践踏、篡改，因此一年多来，不断地写着我的《探“共”请共探》，发给网站，与网民“共探”，尽一份普通公民的微薄义务。党章的一切条文，关系着全民的利益，党的历来宗旨，以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为重，所以，有的百姓虽未曾在党旗下宣过誓，但对于党章的爱心、关注、较真劲，甚至超过了那些挂着党员照牌的庸官、昏官、贪官。在学习了党的科学发展观之后，赞叹之余，内心也浮起了不少的疑团，本人孤陋寡闻，难解心结，借用网络，求教各位。这第一个疑团便是：“共产是否共懒”？老汉我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百姓，我的疑团，想必也是绝大多数百姓内心的“疙瘩”。网民讨教问题，需要版主相助；滥用“朱笔”，不利“疙瘩的解除。只有搞清各种疑问，党的科学发展观才能成为大家的“指路明灯”。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基本的纲领如下：
      （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
　　（四）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五）科学发展观的终极指向是：促进生产力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增进社会和谐，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所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提纲挈领的理论。

     首先，纲领说得很明白：科学发展观应归入社会科学之范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全人类欢迎，乐意利用；社会科学却难免要去约束某些人的失控行为（就像我以前博文说的“社会细胞之恶性增生”），所以不可能受全人类欢迎，不同利益集团甚至为观点各异的社会科学而争吵不休、剑拔弩张；社会科学毕竟不像自然科学，1+1=2那样地清晰、唯一，无可争议。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如果真要去奉行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就必然会招来华尔街“老伙计”们不愉快的、甚至带着威胁的白眼；不过，要是按以往的一些做法，将其搞成“假冒伪劣产品”，变成空壳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西方的“老伙计”们也就可以放下心来，收起白眼，点头允许。看来，不是凡写进党章、宪法的东西，都可以不看他人脸色，无所顾忌、一帆风顺地实施。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随历史车轮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既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当然也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说的是具体的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新的矛盾在不断地产生，执政党需要“与时俱进”地面对各种新的矛盾。眼下，特别是需要面对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争论”就像“纸包火”，只会使矛盾不断激化。轻则让社会动荡不安，重则像上世纪的“老大哥”那样亡党、亡国。既然主要矛盾存在于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要解决矛盾，就得允许不同阶层的人发表不同的观点，看一看，究竟那一方说得更在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任何一方，都要以理服人，切忌压服，压而不服。此时极待话语环境的宽松，允许各方在透明的环境中透彻议论，让真理露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急于“做大蛋糕”，而不那么理直气壮地下令“不争论”，时至今日，围绕着“蛋糕”的切割问题，社会各派已闹得不可开交，充斥着“狗入的房价”等等一类骂爹骂娘的叫喊，假如再去硬性地规定“不争论”，什么事只让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表说了算，而对下层百姓之呼声充耳不闻，玩弄“忽悠”，这就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掩盖矛盾，回避矛盾，不是辩证的态度。令人寒心的是，眼下的某些传媒，非“毛”的可以畅行无阻，挺“毛”的却常招封杀；既然一再地强调正义、公平，又何必如此地害怕阳光，害怕人们去稍稍重温一下毛泽东的一些言论？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尤其是文革中的一些观点，在敲锣打鼓地公布之初，的确曾让无数的人摸不着头脑，很像是无的放矢，难以理解，空穴来风，难以接受。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正是在好些年之后，人们有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才愈来愈认识到毛泽东当初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正如王震说的“毛主席比别人早看了五十年”。他老人家的许多观点，包括那些曾被怀疑是否是“真理”的未经“检验”的一些“凡是”，居然非常出乎意料地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检验”了，让人们见识了什么是“唯一标准”的答案。

     这里，有必要对那些一谈文革就色变的朋友声明一下：赞同文革的一些观点，不等于赞同文革的作法。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看来都只能作为稀里糊涂地闹革命、鱼龙混杂的冒失鬼形象，留在历史的画卷上了。毛主席把文革中千千万万追随他的学生，带成了一群群别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以到处揪斗“牛鬼蛇神”为乐事的“毛孩子”，革命成了无序的闹剧。指望以此培养接班人，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实事求是地说，伟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不能认为伟人办事样样出色，说起话来句句“一句顶一万句”。文革如一场十年闹剧，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渐行渐远。历史贵真实，不能刷白，也不能抹黑，文革中的一些策略欠妥，但毛伟人一言一行的追求，无不显示着对劳动人民的深情热爱、对社会主义的坚定捍卫、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战士有缺陷，但不是“苍蝇”可污毁的。伟人的业绩，苍天可鉴，史册永留！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的一条主线。我们要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首先也应该抓住唯物史观这条主线。自由派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并以此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他们不承认唯物史观，否定或篡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嘲笑共产主义是遥遥无期的“乌托邦”。他们崇拜的是“崇高自由主义”幻影下的“西方神话”，力图在中国复制这样的“神话”。其实，按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西方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殖民化的中国，而决不是什么自由派们梦呓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过去已留下无数的教训，如“一买就贵、一卖就贱、自主权缺失、各色制裁、汇率风险、金融风险、泡沫风险、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劳力贱卖、内需不足、失业”等等。目前，党中央已看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紧迫性，因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大通过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发展主线，按这条主线的“路标”，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也需要发展私营经济，只能作为宪法上说的“补充”，只能作为发展的方式之一，而绝对不应该是资改们企图搞的唯一方式（网民称某些政治、经济权威为“资改”，失敬得很，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出其它更贴切的名称了。本文也是无奈地借用，仅希有关方面谅解），如果让资改们搞成了唯一的方式，让私有制压倒一切，也就是把国家绝大部分的资源配制，统统托付给市场、私营去支配，这样的局面，与1949年前的情形还有什么不同？如果所有的土地、工厂等等的生产资料全部私有了，再也没有劳动人民一星一点的份了，劳动人民只能像解放前那样，无产、无权，任人宰割，让翻了身的百姓重回黑暗的年代，受二茬罪，面对这种局面，共产党人还能告慰天安门前烈士塔下无数的英魂吗？资改们的全盘西化，是明火执仗的复辟、倒退，使劳动人民无可奈何地接受当牛作马的命运，任人役使。私有化主宰了一切，那里还会有什么“共富”的神话？资改们一心向往的神话中的美国，什么时候“共富”过了？驾机撞楼者斯泰克的遗言不是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了吗？

     解放前的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贫穷、落后，任人宰割。少得可怜的一些民族工业分布狭窄，力量薄弱，连小小的火柴、铁钉都是“洋火”、“洋钉”。1949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人民共和国从此走上了不断发展、壮大的道路。要是问现代中国发展的起点究竟在那里？当然应从1949年算起。同样，十七大通过的科学发展观，也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断割1949年的起点，也不能割断1921年的起点，只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通观发展的全局。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国家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围绕着这个问题，执政党内部历来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时甚至争得非常激烈。按毛泽东的发展观，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首先在农村推广合作化，接着在城镇推进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众所周知，共产党接管的中国极度贫困、落后，蒋介石卷走了几乎所有的黄金，美国佬在周边地区虎视眈眈，耀武扬威，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要搞出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斩新的发展模式来，遭遇种种的压力、重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天公不作美，1958年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立足未稳的农村合作化经济遭受了沉重、巨大的打击。此时，刘少奇抛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顿时给火热的合作化经济泼上了一大盆冷水，也给合作化之路能否再走下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饿死人的一些传言，让毛泽东以外的一些中央领导得出了合作化只有死路一条的判断，其逻辑推理是：农民习惯在自家地里干活，集体所有制压制了干活的积极性，为集体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提不起精神，吃大锅饭，导致混日子，出工不出力，只会“磨洋工”，集体经济只会养“懒汉”，总而言之，与“共产共妻”只差一字：“共产共懒”！这些逻辑，都成了“七分人祸”的主要论据（日后也成了资改们手上用以否定公有制而不断挥舞的“杀手锏”）。在“七分人祸”加“三分天灾”的夹击下，立足未隐的合作化经济，立马被搞得声名狼藉，难以为继。

      “人祸”论者首先把人性完全框定在自私自利的动物圈内，广大农民及农村干部都成了自私自利的动物，天生的懒虫，不可教化的“榆木疙瘩”，不可理喻的“天生白痴”，鼠目寸光，搞不清个人、集体的关系，一下地，需要出力时，就会无师自通地遵循“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教教义，偷懒，成了必然的“潜规则”。接着，还可衍生出类似于“共产共妻”的“共产共懒”，如果再衍生下去，就可以断定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共产党搞乱了人性......所以，共产党的统治长久不了，因为谁也接受不了“共产共妻”，还要加上“共产共懒”......此时，毛泽东也许意识到了合作化争论中所涉及问题的尖锐性，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把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提升到了“姓社姓资”的路线高度，之后，又常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一类的语句挂在嘴上：“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首先面对的一个大难题，也正是这“共产共懒”了？这可不像“共产共妻”那样地不值一驳。似是而非的“共产共懒”，后来成了“砸三铁”中让人无法招架的“杀手锏”，到处乱砍、乱杀。如果说，饿死人一定是愉懒成风的合作化之罪，那么，私有制制度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怎么回事？又如马克思说的在“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制度下，在不劳而获的“有闲阶级”那里聚居的“懒人”还少吗吗？其实，不存在饿死人与合作化之间的绝对因果，“共产共懒”的论调与“共产共妻”一样地荒唐。正是资改，让无数的小姐成了“共妻”。资改们对公有制的乱砍、乱杀，不是愚昧无知，便是“潜规则”驱使下的别有所图。对此，网上揭露无数，声讨不断。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当然，谁也不希望看到毛主席后来说的“血雨腥风”。人类只会变得愈来愈理智，如果有谁能令人信服地论证“共产共懒”的必然性，而不是别有所图的污蔑、抹黑，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去齐声高呼“资本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共产党么，不改名，就解散吧，总比徒有虚名地存在下去为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是否共懒”？当然也需要实践的不断检验。过去，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会是那里许许多多“共产共懒”的事迹吧？很可惜，也很让人纳闷，为了资改们不受干扰地挥舞他们的“杀手锏”，现在已不允许提起那二个地方了。

    本人也有过那么一点点关于“共产是否共懒”的切身感受。我的工作很普通，因此也很有代表性。七、八十年代前后，我是上海郊区的菜农，那里一直保持着合作化经济，直至1995年，土地全部被房地产征用。我与老乡们肩并肩地工作了近三十年，干的都是农村中最脏、最累的体力活，记得那时，一个小组的人一同干活，谁也不甘落后，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面子，大家都把面子看得比钱重要。什么“共产共懒”，简直是一派胡言，无端污蔑！在我看来，农民怎么也不像是鼠目寸光的“榆木疙瘩”、“天生懒虫”，虽然挣的钱都很少，字也识得不多，然而都很知足、乐观、友好、勤俭、单纯，没有把“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教义用到挣工分上去，挣工分上使用这样的教义，会立即让人厌恶，遭人蔑视。不知至今一直坚守着集体经济的的华西村、南街村的村民们。是否也有我以上的同样感受？如果有，能否可以作为一种被实践检验了的观点，供研究室里的资改们研究？并能否作为提案，斗胆交国务院的“国资委”们，以后能否不再帮国资的倒忙，处心积虑，卖光国资，而切切实实地为国资的不断发展壮大，增资、增效、增工人的收入而干点实事？！

    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的暂时困难而找出各种理由否定合作化，贬低群众中的最起码的人格、理智、道德、尊严，进而否定集体经济，否定公有制，其实，这是一种最可笑、最愚蠢的“因噎废食”。看看最近的西南大旱，倒很像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出来的苦果，抛弃合作化，造成了干旱的“七分人祸”，荒废了三十年的水利，吃完了毛泽东时代的老本，就只能让当地的百姓去吃“三分天灾”的苦头。什么公有制养懒汉，“共产共懒”，言下之意，经济要发展，公有制再也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那么，私有制能调动的积极性又究竟在那里？无非是资本家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积极性”，而劳动力的出卖者只能去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等地，在工头们虎视眈眈下的监视下发挥“积极性”。三十年的摸来摸去，摸出了现在的二极分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金钱至上，黄、赌、毒、黑、贪等等层出不穷的沉渣泛起，看来已远远不止是一个“懒”的问题了吧？！为了劳动者头上一个莫须有的“懒”字，而使那么多的沉渣泛起，社会风气的败坏，是难以用一个GDP的指标来掩饰的。

    既是“摸石头”，谁也无法确保“一摸一个准”，如果摸错了，可以摸回来，只有摸回来，才能摸出“丛林”的迷途，摸离西方乌烟瘴气的旁门邪道，什么虚拟呀、泡沫呀、投机呀、抄作呀、赌博呀、金融游戏呀等等，都是靠不住的，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让社会上不劳而获的“懒”风狂吹，使诚实的劳动者，越来越窝囊地生活在劳而不获的阴影中。科学发展观的物质基础就是老老实实地发展经济，按社会的实际需要去计划生产财富；我们需要市场的刺激、调节，但不能因此而让计划全废，搞新的“N座大山”；一提计划，就说是走回头路。其实，只有全盘地自由化，那才是最最可怕的回到国民党时代那样的的回头路！对于自由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没有公开地认同过。

    刘少奇虽然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说了合作化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还对剥削搞过一些惊人的“幽默”，说什么“剥削救人，剥削有功”等等，不过，马克思也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不能以以上的言论为由，上升至敌我矛盾，将他永远开除出党，还给他加上“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的弥天罪名，太让人感到吹毛求疵了。而“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派”之类的名声，更让现在的人觉得他实在太冤枉了，他那个时候，只是唱了些反调，至于行动，除了派过“四清工作组”，别的真地没有干什么，说他是“走资派”，倒很像是在为后人背黑锅，当替罪羊；他在文革中，就像阿Q那样，被稀里糊涂地“大团圆”了。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4月26日   
         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85840